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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激活-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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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三角拉动中国经济前行,这不仅仅是一个梦想,而是正在进行中的现实。    
    苏浙沪以民营经济为引擎,外资力量为加速器,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在经济全球化的产业转移和生产资本流动中抓住了机遇,奠定了“世界加工厂”的基础。长三角的迅速崛起,让中国可以用疾走的速度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和融合。可以说,有关“中国竞争力”的概念,大部分由长三角所创。    
    如何善用彼此的市场,通过区域生长整合来提高效率,是亚洲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将会进一步整合长三角的优势力量,而在其不断调整内部利益的过程中,差异与竞争以及融合将给长三角带来巨大的动力和竞争力,最终会使其成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最具活力的一环。    
    以下是对该区域的多角度观察与分析。    
    长三角:从“加工车间”到“世界工厂”    
    得尽天时地利人和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极其适合农耕的一块沃土,自宋代以来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经济重心,也是东亚农业文明时期最发达的地区。尽管在日本明治维新后,远东地区最发达的桂冠不再为长三角所据,但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不经意间则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金融贸易中心。直至如今,为乡镇企业和民营资本的汹涌之势推动的长三角,仍然是中国最有活力的地区。    
    长三角历史沉厚,交通便捷、人才集聚的现状,加上差不多是远东和北太平洋地区近乎几何中心的地利,使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息壤”,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格局中占得了优势。2003年,地处长江三角洲的江浙沪三省市的生产总值已经占了全国GDP的20%以上。    
    1.中心城市与腹地    
    长江三角洲是个整体,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长江三角洲能否从世界重要的加工车间成长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长三角三省市的区域协调。在跨行政区经济、文化、交通等方方面面统筹协调上,三地从政府到民间,都有明显的力量推动。比如,继早已贯通的沪宁、沪杭高速公路之后,苏嘉杭(乍嘉苏)、宁杭(杭宁)已经或即将通车,苏沪、沿江、沪苏浙等高等级公路也正在或即将动工。在沪的江浙企业已经超过6万家;江浙的杉杉、春兰、森达、爱特福等纷纷把总部或营销管理中心迁往上海,既加深了上海的中心地位,也为自己和自己所在的省份带来了新的视野和更广阔的前景。同样,没有了江浙,上海的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将无从谈起。长三角加速一体化的趋向,不仅仅是因为地缘的亲近和历史的暧昧,更重要的是经济形态和产业结构在整体上的互补。    
    与东亚其他大都市相比,上海的地理位置不是唯一的和最好的,但上海的优势却在于拥有手工业基础最雄厚、兴办实业和经商务工传统最浓郁的江浙拱卫。按照中心城市与腹地相互依存、互为照应的共生原则,上海借助江浙迅速发展为当年远东地区的最大金融、贸易中心,而江浙则在上海的辐射圈内,出现苏锡常、杭嘉湖、甬绍舟这样实力雄厚的城市。要分析江浙沪三地的发展,无法绕开对“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考察。从发展轨迹上看,二者殊途而同归。江苏早年以“政府推动+市场取向+集体产权”为特征的苏南模式发展到外向型经济;浙江以保护、推广及反思温州模式,发展民营经济,依靠丰厚民间资本的实力支撑,呈现了后来居上的潜质。究其主因,上海这个庞大的工业城市和中心城市使它们有了核心和向心力。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上海与江浙的亲密度不断变换。从产业结构上看,偏向提供生产资料的苏南乡镇企业与当时还更多地停留在工业城市层面上的上海关联更紧;从资本亲密度上看,90年代末以来,浙江依靠在本地或外地不断增值壮大的民营资本蜂拥入沪,赢得了与上海更为亲密的关系。当年,沪宁杭高速公路先开通里程更长的沪宁段;如今,比苏通大桥耗资更多的杭州湾大桥抢先立项动工,两者都不是孤立的事件,这在另一个层次上提供了一个清晰解读江浙两省与上海经济关联度的注脚。    
    江苏,因为上海的存在引来了外资,但因为江苏本省的民营经济相对不强,即便有与上海加强密切程度的主观愿望也难以有实际进入上海的行动,最终导致了江苏与上海的关联度弱于浙江。如今,在上海兴办的浙江企业有5万家,而江苏仅有1万家左右。


第一部分 激活之长三角趋势第2节 世界工厂(2)

    2.协调三段式    
    要协调好江浙沪,不能把江浙沪孤立地看成三个僵死的板块。而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长三角的协调,必然会有不同层次的划分。从地理距离上,或许可以为认识和统筹长三角的协调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这里有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上海与江苏的苏锡常、浙江的杭嘉湖的关系。在这个层次里,必须承认上海无可厚非的中心地位,而其中,当年苏州确定大树底下种好碧螺春的指导思想无疑是妥当的,而依靠这个成功的典型便是昆山。想当年,在无锡、常熟、江阴、武进等地社队工业或乡镇企业已经获得长足发展的背景下,昆山没有被焦急冲昏头脑,而是有板有眼地根据自己的内生力相对不足的实际,稳健地寻找到了突破,即一开始就瞄准了招商引资,而其中,无论是自费建设的昆山开发区还是将眼睛盯牢“三线”支边的企业,都有着创新的智慧和勇气。虽然开发区并不一定不能由地方自费,引资的“资”也不一定是境外的才是“外”资,但这两点在当时却是极为难得的突破,尽管在今天很多地区对此可能已经习以为常。    
    第二层次,上述的三地与江苏的宁镇扬通泰及浙江的宁波、绍兴、舟山的关系。在这一层里,宁波最为成功,而南京稍次。宁波的成功之处,不仅幸运于它的周边乡村有发达的民营经济,更在于其有跟上海公开叫板的勇气。在上一个层面中,叫板上海的中心地位只会吃力不讨好,而在这里,只要恰当地与上海竞争而且不事张扬,必会得到事半功倍的回报。宁波与上海东方航运中心的争夺,与杭州浙江经济中心的竞争,对于当事者上海、杭州可能有暂时的不利和委屈,但长远来说,双方都会得益。可见,条件相仿的竞争,只要目标市场没有被死死限定边界,就只会越做越强,最终爆发出当时没有被清晰预见的张力。结果亦是如此,这使关注长三角可持续发展的人面对杭甬、沪甬竞争最终没有坐立不安,因为让他们感到惊奇的是,有“预见性”的重复建设并没有出现恶劣的后果,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内生型要素反而加速向杭甬、沪甬沿线聚集,动态而意想不到的得远大于静态的就事论事的失。    
    在这个方面,南京的表现相对就显得乏善可陈了。不论从地缘、腹地、历史这些不可更改的前提,还是科教实力、产业基础、人口素质这些可以改变的条件,南京都拥有宁波无法比拟的优势,但南京及周边地区在民营经济上的不足却足以致命,不仅让郊县经济成为短腿,而且还窒息了城市居民的创优意识和创业能力。尽管改变南京民营经济的短腿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最大限度地以实际行动在南京周围尽快形成民营经济高地则不仅是南京保持和提升城市竞争力的要求,也是长江三角洲协调发展的需要。    
    第三个层次,是上述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苏浙两省其他地区的关系。在这个层次中,徐州和温州可为范例,衢州和宿迁则为反例。    
    徐州与温州不同,温州的成功在于农民的泛老板化,而徐州的成就更多地依赖于其城市的中心地位。江浙沪协调的发展,需要徐州和温州这些外围城市的繁荣和广大腹地的富庶。上海需要周边地区有发达的(次)中心城市,既是因为上海及长三角中心地区资源发散向其他地区需要中转站和加压泵,也是因为在一个普遍优秀的团体中进步远比一个人孤军奋战要容易。只有周边地区充分发展起来,上海及长三角中心地区的各项资源甚至安全才有可令人信服的保障。目前不足的是,温州的企业虽然众多,资本虽然雄厚,但却相对还不甚规范;徐州的类似徐工、维维等企业虽然规模较大,但在当地却过于形影茕立。更要命的是,苏北的疲软,不仅连累到江苏整体竞争力的提高,也会拖累江浙沪整体的发展。这是协调长三角发展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    
    3.多个中心    
    协调长三角的发展,在保证上海这个中心的绝对实力不下滑的同时,默认培育出多个中心没有坏处;而且离上海越远的城市的综合实力越强,对于长三角核心区域的长远竞争力的提高来说也只有益处。    
    上海能否真正名列世界最强中心城市之林,不仅取决于其自身地区生产总值质量的提高和数量的增长,更取决于江浙能否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在这个意义上,跨国公司投资苏南和浙北的分支企业越多,江浙两省的制造业越发展,特别是转移到苏南的海外制造业越多,上海对宁波竞争远东航运物流中心的忧虑也将被淡化,而上海得益也会更多。因为距离和已有的综合实力基础及声名惯性,上海大可放心,即:苏州变不了上海,无锡更不能;宁波取代不了上海,杭州更不会愿意。同样,江浙两省对双方间此起彼伏的优势对比也无需疑虑。江苏,特别是苏南过分地依赖外资,难免会有人走茶凉的担忧,但如果外资产业链上的诸多环节被本地化,危机就会被渐而化解。浙江发达的民营经济和丰厚的民间资本使苏南安心,因为,它一方面是苏南加快发展本地民营经济的榜样和动力,促生和激励着苏南本地产生民营资本;另一方面在进军苏南的过程中,与苏南遍地外资不可能不形成协作互动关系,加速外资企业产业链条的本土化。这或许不利于苏南地产民营资本的发展和富民进程,却是维持苏南长期繁荣的关键。    
    无论是外资还是民资,都有着立足眼前利益最大化却会带来长远的固步自封倾向。民营资本的原罪还不可能在理论上和现实中完全被扬弃,浙江的民间资本与境外进入中国的资本存在的差异显而易见。浙江的资本还稚气未脱,急需在发展中壮大、修正。跨国资本蜂拥来到江浙特别是苏南、浙北,使江浙民间资本特别是浙江民营资本在与狼共舞中得到成长的机会。加速民营资本的规范化、正规化经营,不仅是民营资本自身健康发展的要求,也是浙江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证,而苏南吸引外资高地的形成,客观上给浙江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照系。    
    值得一提的是,评价和预见经济的发展不能忽视行政力量的干预和介入。江浙沪不同发展路径和特征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不同的行政方式。社会进步不仅仅只用经济发展来衡量,经济发展也不能只用生产总值来评价。作为占中国GDP1/5以上的长三角地区,未来将会面对竞争融合发展的重重矛盾与机遇,但这是大势所趋,长三角理应成为中国协调发展的首选地区。


第一部分 激活之长三角趋势第3节 竞争与融合

    沪浙苏的竞争与融合    
    2004年2月25日,从上海和南京传来的消息是,英国石油公司(BP)在上海化学工业园区投资高达25亿美元建造的90万吨乙烯项目、南京扬子石化公司烯烃厂与德国巴斯夫合资的60万吨乙烯项目,都将陆续投入生产。    
    BP上海化工区乙烯项目和扬巴乙烯项目的规模,一直受到社会和媒体的广泛关注。由于南京与上海“近在咫尺”,且BP项目落户上海的时间晚于巴斯夫落户南京,因此上海与南京这两年经常遭受“产业同构、重复建设”的批评。但双方都有自己的理由,一方认为:“即使加上壳牌在惠州的项目,上海和南京的乙烯项目工程全部建成后,也只能满足中国市场一半的需求。”另一方面则表示:“乙烯是石油化工产品最基础的原料,中国缺口很大。况且南京和上海的乙烯项目,下游产品还有差别。”    
    事实果真如此吗?    
    1.    
    上海的“苦衷”    
    其实,批评上海与南京在石化产品领域重复建设,只是近年上海的临近省份,尤其是江浙两省埋怨上海与他们在港口和制造业等领域“抢饭碗”的一个典型案例。    
    2003年年中,上海市市长曾明确表示,上海要避免走其他国际大都市“产业空心化”的老路,努力成为国际大都市中制造业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但此前出台的“173计划”则引起了周边城市的强烈关注和担忧。有人撰文指出,上海新建的嘉、青、松3个工业园区,面积相当于一个苏州工业园区、两个苏州高新区的总和,根本目的是为了招商引资。可见,苏州对上海“173计划”的担忧跃然纸上。但上海此举绝非“一时冲动”。近几年,商务成本增长过快,已成为影响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许多跨国公司将“大脑”安置在上海,而将生产基地选址苏州、嘉兴等周边地区,就是为了避开上海高企的商务成本。2003年,台湾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台积电(TSMC)落户上海,“173计划”功不可没。    
    此外,上海也有大批劳动力需要安置。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建文算了一笔账:上海市总面积6430平方公里,相当于6个香港;上海中心城区面积670平方公里。虽然上海正大力发展金融业和现代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但6430平方公里土地上全部发展第三产业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在这块土地上发展工业制造业,是上海“无奈的选择”。对此,杨建文认为:“周边省区对上海发展制造业有意见和想法,但上海也有难念的经。”而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任华民则从另一角度表达了一些无奈:“上海的制造业不能少,但是不是一定要成为制造业中心,关键要看江浙是不是愿意把服务业让给上海做,上海搞第三产业服务整个长三角,但眼下浙江和江苏都把服务留在省内,上海拿不到这个市场。”    
    显然,在都有自己理由的情况下,关键还是协调统一,这是一个反复博弈的过程。    
    2.    
    互相靠拢    
    有专家指出,由于上海的商务成本居高不下,上海现在要想恢复传统意义上的制造业已不可能。不过,上海需要时间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传统产业的转移,而江苏和上海近几年在产业结构上的某种重复,只是一种“历史的延伸”。不过有迹象表明,近年来,上海与周边省市尤其是江浙两省也在“互相靠拢”,以避免在即将到来的下一轮大发展中,再走产业趋同的老路。    
    上海的传统产业转移,其实早在10年前就已经开始。比如棉纺织业,现在上海已难觅踪迹。如今,全力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货运中心已成为上海下一步发展的重头戏:比如制造业领域的造船、地铁列车等特种车辆,再比如国务院正在论证的干线飞机项目。“总之一句话,上海尽量避免与周边城市在同一产业层次上竞争。”杨建文表示。    
    江苏对上海的善意作出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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