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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古典今看:从诸葛亮到潘金莲 -王溢嘉著-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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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猥亵笑话有等级之分,有的极为粗鄙,有的尚称典雅,但不管粗鄙或典稚,笔者觉得它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对性器及性行为的暗喻,这类笑话因暗喻的对象是我们平日最难以启齿的,要说得“信、达、雅”兼顾颇不简单。《整嫂裙》一则说:“一嫂前行而裙夹于臀缝内者,叔从后拽整之。嫂顾见,疑其调戏也,遂大怒。叔躬身曰:‘嫂嫂请息怒,待愚叔依旧与你塞进去,你再夹紧如何?’”这个笑话因“臀”与“性”太接近了,缺乏距离的美感,只能算达而不雅。

  另一则《闹一闹》稍好一点:“一杭人妇雇轿往西湖游玩,贪恋湖上风景,不觉迟归。时已将暮,怕关城门,心中着急,乃对轿夫言曰:‘轿夫阿哥,天色晚了,我多把钱银打发你与我闹一闹,早行进到里头去不但我好,连你们也落得自在快活些。’”这个笑话比前一个典雅,因为“进城”和“性”的关系较远。

  第二类猥亵笑话以暴露女性对性的兴趣,甚至饥渴为主。兹举三例如下:《后园种韭》一则说:“有客方饭,偶谈丝瓜萎阳,不如韭菜兴阳,已而主人呼酒不至,以问儿,曰:‘娘往园里去了。’问何为,答曰:‘拔去丝瓜种韭菜。’”《底下硬》一则说:“一人夜膳后先在板凳上睡,翻身说底下硬得紧,妻在灶前听见,言曰:‘不要忙,收拾过碗盏就来了。’”《房事》一则说:“一丈母命婿以房典银,既成交而房价未足,因作书促之曰:‘家岳母房事悬望至紧,刻不容缓,早晚望公,切想一处以济其急,至感至感!’”

  我们可以看出,这三个笑话一个比一个好笑,也一个比一个典雅,关键在于置换的技巧,能把越正经的事跟“性”扯上关系,就越具爆笑性。

  但最让人兴奋的可能是第三类“无辜的”猥亵笑话,这里所谓的“无辜”是指明明和性有关的事,却被“善意”地解释成和性无关。《丈母不该》一则说:“女婿见丈人拜揖,遂将屁股一捏,丈人大怒,婿云:‘我只道是丈母罢。’隔了一夜丈人将婿责曰:‘畜生,我昨晚整整思量了一夜,就是丈母你也不该。’”《戏嫂臂》一则说:“兄患病献神,嫂收祭物,叔将嫂臂暗捏一把,嫂怒云:‘看你肥肉吃得几块。’兄在床上听了,叫声:‘兄弟没正经,你嫂嫂要留来结识人头的,大家省得口出客罢。’”这类笑话之所以让人兴奋不已,主要是因为在无辜的曲解中,默许了性的侵犯。

  猥亵笑话与心灵的暴露

  《笑林广记》中的猥亵笑话中多半粗鄙不堪,难登大雅之堂的我们就不加以讨论。猥亵笑话的“流通”牵涉到两个因素,一是说者能说得出口,一是听者能听得进耳,因此,猥亵笑话有相当的阶级性。《笑林广记》里的猥亵笑话采撷自市井民间,它的粗鄙本在所难免,但不管是粗鄙或者典雅,它们的意涵和目的都是一样的,其差别只在于想像力,当听者用他的想像力将猥亵笑话加以填补,而成为一个完整的景象或概念时,它们就万流归宗了。上流社会的猥亵笑话之所以典雅,有一个原因是上流社会人士的想像力较丰富。

  说者说得出口,代表解除自己的内在障碍,而要让听者听得进去,则代表克服外在障碍。而在所有的外在障碍中,又以女性的“不能忍受露骨的性”为最。在这里,我们就面对了一个相当有趣的社会现象,当有女士在场时,男人一方面会自我节制,不至于明目张胆地说出太过粗鄙的猥亵笑话;但另一方面,却又忍不住想说出一些比较典雅的猥亵笑话,结果往往因为分寸拿捏得不准,而被女士斥责为性骚扰,灰头土脸,自讨没趣。

  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猥亵笑话和“暴露症”(exhibitionism)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当我们无法“做”一件事时,“看”成了一种替代性的满足,这是“窥伺症”与“暴露症”的心理动因,“窥伺”与“暴露”实是一体的两面。猥亵笑话和真正“窥伺症”与“暴露症”的差别,就好像脱口秀和脱衣秀之异,脱衣秀涉及的是肉体的“暴露”与“窥伺”,而猥亵笑话的脱口秀涉及的则是心灵的“暴露”与“窥伺”。一个男人讲猥亵笑话,自我“暴露”是小事,也不是快感的主要来源,他最大的快乐是“窥伺”女性听了这个笑话后,因理解而害羞脸红或者笑得花枝乱颤时的“心灵暴露”。

  我们在前节里提到,第二类的猥亵笑话以暴露女性对性的兴趣乃至饥渴为主,这是“死”的心灵暴露,目睹女性因听这种笑话而掩口轻笑或放浪大笑,看到的则是“活”的心灵暴露。有了这个认识后,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男人听了一个好听的猥亵笑话后,都渴望将这个笑话讲给他的女同事听,但却不见得会讲给自己老婆听。在一个和自己相熟但又无肌肤之亲的女性面前暴露自己“跳脱的灵魂”,并窥伺她“受到激荡的灵魂”,是猥亵笑话最大的魅力所在。

  虚幻的方式,替代的满足

  总而言之,一个笑话之所以好笑,牵涉到很多因素,笑话的技巧所带来的愉悦以知性的为多,而笑话的目的所带来的快感则主要是感性的。最好笑的笑话一定是技巧和目的都臻于上乘之境者,但笑话和梦一样,都是一种替代性的满足,都是以虚幻的方式获得满足的途径。

  当然,就笑话的多样性而言,《笑林广记》明显地缺乏嘲笑体制的政治笑话,但也没有嘲笑异民族的种族笑话,这也许是原书编者取样的问题,也许是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所使然,笔者对此不拟深论。除了这两者外,笔者发现,无论就笑话的技巧或目的而言,中国的笑话与西方的笑话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就像中国人的梦和西方人的梦具有同样的运作法则般,这大概是所谓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吧!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谋杀笑话的赘文,笑话绝不会因我的谋杀而死。最后忍不住想说一个笑话:有一个老翁七十又得一子,贺客盈门,曰:“老当益壮,不简单”,老翁赧然曰:“不敢当,实在是‘多此一举’!”

  我这篇文章,该不会是“多此一举”吧!

从薛仁贵父子传奇看伊底帕斯

  情结在中国

  作家、精神分析学家与哲学家

  在梁实秋先生所译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一剧的序文里,末尾有这样一句话:“心理分析学派且以哈姆雷特为‘儿的婆斯错综’之一例,益为荒谬!”所谓“儿的婆斯错综”一语,即今通用之“伊底帕斯情结”(Oedipus 
plex)一词。

  精神分析学派的鼻祖弗洛伊德曾说:“很巧的,文学界的三大杰作,索孚克里斯的《伊底帕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助夫兄弟们》,都涉及同一问题——弑父。而且,三者的行为动机显然地都是起源于对一个女人的竞争。”弗氏认为,哈姆雷特之所以延报仇,对惩罚杀死他父亲并娶他母亲为妻的克劳底阿斯显得迟疑不决,乃是因为克劳底阿斯的所作所为,正是哈姆雷特小时候想做,而现在在潜意识(unconsciousness)里仍然想做的;也就是说哈姆雷特有意欲弑父娶母的“伊底帕斯情结”。

  也许这种观念让作家文人们甚觉荒谬。弗洛伊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一文里,同样以“伊底帕斯情结”来解释《卡拉马助夫兄弟们》,但他附加了一句:“对不熟悉精神分析的读者而言,这也许是可厌而令人难以接受的,我觉得很抱歉,但我不能改变这些事实。”虽然有不少文人作家觉得“伊底帕斯情结”荒谬、可厌,但还是有不少人在提到文学及电影等作品时,总忘不了又会提它一两句(或者贬损它一两句),它似乎具有魔术般的魅力。

  事实上,很多谈“伊底帕斯情结”的文人可能都误解了它的意义,心中有的也许只是“弑父娶母”这个模糊的概念;但何以一个模糊的概念会具有如此大的魔力,让人谈论不休呢?专精语言分析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说得一针见血:“弗洛伊德强调人们不喜于(dis…inclined)接受他的解释,但如果一种解释是人们不喜于接受的,那么它也很可能是人们喜于(inclined)接受的,这就是弗洛伊德所实际显示的……这些观念有显著的吸引力。”

  维特根斯坦用两句话就对精神分析作了一次漂亮的语言分析,“伊底帕斯情结”的“显著吸引力”也许就在于它的“荒谬”“可厌”。不过在下“荒谬”“可厌”的断语之前,我们最好先了解“伊底帕斯情结”到底是什么以及它援用于文学批评上的意义。

  本文尝试以中国通俗文学中的《薛仁贵征东》与《薛丁山征西》为材料(大中国图书公司出版),来讨论“伊底帕斯情结”在文学批评中的适用性问题,兼及它在特殊文化与家庭结构的适用性问题,抛砖引玉,期使国人对“伊底帕斯情结”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薛氏父子故事传统架构的拆解

  《薛仁贵征东》与《薛丁山征西》像多数中国传统的民间故事,充满了天人两界的宿命色彩。薛仁贵是白虎星下凡,十五岁才开口说话,“白虎一开口”就克死父母。他散尽家财,成了落难的英雄,后来得千金小姐柳金花慧眼青睐,在破窑成亲。时值地穴金龙投胎的盖苏文在高丽作乱,紫微星君唐太宗寻访征辽的“应梦贤臣”,也就是薛仁贵。但因张士贵从中作梗,薛仁贵只能以火头军的身份屡立战功,最后白虎斗金龙,薛仁贵杀死盖苏文,而张士贵亦因欺君之罪伏诛。平辽王薛仁贵衣锦还乡,但阴魂不散的盖苏文化做独角怪物,使薛仁贵误杀了自己素未谋面的儿子薛丁山。

  薛丁山则是天上金童下凡,他在被父射死后,为王敖老祖所救,在山中学艺七年,救援被困在锁阳城的紫微星君和白虎星。番女樊梨花是天上玉女下凡,其未婚夫杨藩则是披头五鬼星转世,因昔日在天庭有金童玉女动了凡心,玉女对披头五鬼星嫣然一笑,令金童不满的前尘往事,因此到了人间,樊梨花三擒三放薛丁山,而薛丁山则三娶三弃樊梨花。杨藩在白虎关逼围薛仁贵,前往救援的薛丁山不幸射死化为白虎的父亲。

  金童玉女几经折磨,终于奉旨完婚,樊梨花大破白虎关,义子薛应龙斩杀杨藩,杨藩阴魂则投胎于樊梨花腹中,生下薛刚闯祸,害得薛氏满门三百余口被抄斩。

  在天人两界的宿命架构里,我们也许只能说这是一个“因果循环,冤冤相报”的故事,但如果我们能调节一下焦距,淡化故事中的宿命色彩与战争情节,而只凸显其人际关系,则可看出另外两个主题:“父子关系”与“男女关系”。这两种关系,正是精神分析在分析文学作品时,最着重的两个主题。

  经过拆解后的《薛仁贵征东》与《薛丁山征西》有两条主线:一是薛英(仁贵之父)——薛仁贵——薛丁山——薛刚,此一纵线的“父子关系”,这三层父子关系有一共通的特点,就是“冲突与死亡”。一是薛丁山和他的三位妻子窦仙童、陈金定、樊梨花此一横线的“男女关系”,这三面的男女关系也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女强男弱”。

  在进一步分析之前,我们必须换个话题,先弄清楚到底什么叫做“伊底帕斯情结”。

  “伊底帕斯情结”的原义

  众所皆知,伊底帕斯是希腊悲剧作家索孚克里斯(Sophocles)的《伊底帕斯王》(OedipusRex)一剧中的主角人物,他受命运的作弄,被生身父母底比斯城的王与后弃于荒野,而由邻国国王抚养长大。长大后的伊底帕斯离开养父之国,于途中因争吵而弑死素未谋面的生父莱乌士;并因解答了人面狮身像之谜,而成为底比斯王(取代父亲的地位),娶素不相识的生母约卡士达为妻,生下二男二女。后来底比斯城发生瘟疫,残酷的真相终于因神谕而揭露,弑父娶母的伊底帕斯自己弄瞎了眼睛(去势的象征),离开其家乡之国。

  弗洛伊德认为,伊底帕斯悲剧之所以令人感动,因为里面有“我们的心声”,我们就像被命运拨弄的伊底帕斯,“注定第一个性冲动的对象是自己的母亲,而第一个仇恨暴力的对象却是自己的父亲”(女性则相反,本文以下只谈男性的“伊底帕斯情结”,不再注明)。这个童年期的向往虽然早已被吾人潜抑到潜意识心灵中,但探究人性的文学家却又将它挖掘出来,无端勾起我们童年的模糊残梦,而令人唏嘘不已。

  事实上,文学作品只是“伊底帕斯情结”的注脚。弗洛伊德主要是从临床病例发展出他这套理论的,在有名的“小汉斯”(little 
Hans)病例里,五岁男童汉斯依恋他的母亲,在和母亲同床睡觉及一起洗澡时,觉得非常快乐;反之,汉斯认为父亲是他“强大的情敌”,叫他走开,希望他死掉。但另一方面,汉斯也畏惧他的父亲,深恐父亲的报复。有一天,汉斯和母亲搭乘马车出游,马车翻覆,汉斯非常惊惶,深恐那匹马会来咬他,而产生所谓的“惧马症”,“怕被马咬”即是“怕被父亲去势(阉割)”的置换。

  弗洛伊德认为,一个男孩子在心性发展过程中的性蕾性欲期(phallic 
stage),也就是约两岁半到六岁间,开始从外界寻找满足其幼稚性欲的对象,而最可能的对象就是最接近他、最关爱他、几乎有求必应的母亲。因此,这个时期的男童会极度依恋母亲,把母亲视为他的爱人。但他很快就发现,父亲也很接近母亲,是和他竞争母亲之爱的情敌,于是他讨厌父亲,童稚心灵里产生希望父亲消失的魔术想法。但慢慢抬头的现实原则使他体认到,远比他强壮的父亲会对他施以无情的处罚,而其中最可怕的是割除他的“祸根”——阳具。因为当他玩弄性器时,大人会加以制止,并恫吓:“你再这样,我就把你的鸡鸡割掉!”在去势焦虑(castration 
anxiety)下,男童逐渐放弃对母亲越份的爱与对父亲不当的恨,而转入潜伏性欲期(latent 
stage),开始认同于父亲,学习社会所认可的男性角色。那一场童稚之爱遂被潜抑到潜意识心灵中,而难以再在意识层面浮现(也就是说,成年之后经由意识之反思,无法回忆起有过这么一回事)。

  说“弑父娶母”也许是太夸张了,“恋母恨父”则是较宽容也较普遍的说法。

  “伊底帕斯情结”的变调

  弗洛伊德后来又对“伊底帕斯情结”作了若干修正与扩充,他认为“伊底帕斯情结”并不一定来自实际的家庭情境(actual family 
situation)或有意识的向往,而是儿童在他所置身的任何人际关系结构——一种类似家庭组合的结构中,所必然有的“潜抑观念”。譬如在另一个知名的“狼人”(The 
Wolf 
Man)病例中,病人是一位惧狼的年轻男士,他的父母富有而体弱多病,病人从小就由护士与女仆照顾,他依恋的是这些女人而非母亲。这些女人在目睹他玩弄性器取乐时,也都警告过他:“你再这样,我就把你的鸡鸡割掉!”不过在病人的幻想中,要来将他“去势”的并非这些女人,而是凶恶的父亲!弗洛伊德认为,当一个人的实际经验与“标准的伊底帕斯模式”(Standard 
Oedipal 
Schema)不符时,当事者在自由联想的回溯时,常会加以重塑,以符合神话的架构,譬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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