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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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别出心裁，这一次主席团的名单，采用了不同于任何一次全国党代会的主席团名单的排列方式：
毛泽东
周恩来 王洪文 康生 叶剑英 李德生
张春桥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江青（女） 朱德 许世友 陈锡联 李先念 姚文元 董必武 纪登奎 华国锋 吴德
马天水 马宁 马金花（女） 于会泳 邓小平 邓颖超（女） 王体 王六生 王必成
王永祯 王秀珍（女）……
在这张名单上，王洪文已成为中共第三号人物！
在这张名单上，张春桥单列一行，因为他担任了大会秘书长！须知，中共“七大”的大会秘书长是任弼时，中共“八大”的大会秘书长是邓小平，这表明张春桥已在党内掌握重要实权。
年届八十的毛泽东是中共众望所归的最高领袖。与四年前“九大”时相比，他已明显地苍老，尽管当他登上主席台时耳边不绝地响着“万岁，万万岁”的热烈呼声。
七十五岁的周恩来显得瘦削，脸上浅褐色的老年斑明显增多。他已查出身患癌症，他的步伐依然是那么坚定，目光还是那样敏锐。
与年迈的毛泽东、重疴缠身的周恩来相比，三十八岁的王洪文步履轻捷，充满着活力。他依然穿着一身军装，但比出席“九大”时多了领章、帽徽。
在毛泽东用一口湖南话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始”之后，周恩来拿起政治报告排印稿，念了起来。
“十大”的政治报告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共分三个部分；关于“九大”路线；关于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胜利；关于形势和任务。虽然报告的基调仍是肯定“文化大革命”，但在批判林彪集团时用了一句颇为形象的话；“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在周恩来念完政治报告之后，王洪文成为一千二百多位代表目光聚集的焦点。
他开始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王洪文在报告中，完全肯定了中共“九大”，只是说“九大”党章中那段关于林彪作为“接班人”的话必须删去：
“四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坚持了我们党一贯的根本原则，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经验，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修改草案的总纲部分，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我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结构和内容作了一些调整。条文部分改的不多，总的字数略有减少。九大党章总纲中有关林彪的一段话，这次全部删去了，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林彪叛党叛国，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必然结果。……”
王洪文在报告中，强调了“反潮流”，为那班“造反英雄”们助了威：
“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
许多同志在讨论修改党章时，联系党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认为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前期，曾经几次出现过错误路线的统治，在民主革命后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要地位的情况下，也有过某种错误路线、某种错误观点一度被许多人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拥护这样的教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那些错误的东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正，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在一片掌声中，王洪文兴冲冲地结束了讲话。
中共“十大”与前几次代表大会比较，是节奏最快的一次：“七大”开了四十九天，“八大”开了十二天，“九大”开了二十四天，而“十大”按预定的议程，只开五天。这因为“十大”肯定了“九大”路线，不用在制定政治路线上多花功夫，着重于补上因林彪集团下台而造成的空缺。
八月二十四日举行开幕式之后，花四天时间分组讨论。王洪文突然成为接班人，成为小组讨论的热点。
党内毕竟有许多正直的同志，即使在那样的政治高压之下，还是有人对王洪文提出了异议：安亭拦车卧轨，能算是“革命行动”？二十多万人用暴力踏平“联司”，能算是“革命行动”？让这样的“造反司令”充当接班人，合适吗？妥当吗？
在这个节骨眼上，上海组有人作了长篇发言，盛赞王洪文，给了王洪文有力的支持。此人不是张春桥，不是姚文元，却是那个“老干部”马天水！
马天水的发言，令人作呕。
“我觉得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以后，进步很大，看问题、讲话，都很深刻，很全面，对我教育很深。……”
马天水历数“造反司令”王洪文在上海的“造反”功绩，然后，竭尽吹捧之能事：
“我和洪文同志相处工作多年，我觉得他看问题、想问题很全面，有组织工作、领导工作的能力，不是一个只会冲冲杀杀的人，这一点我可起誓！”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长期在中央，上海是洪文同志主持工作。我觉得；洪文同志至少比我强得多！……”
这一席又“起誓”又拍着胸脯说的话，倘若出于张春桥、姚文元或者王秀珍、徐景贤、陈阿大之口，也许“感染力”就差了许多。由久经沙场的“识途老马”说出，便产生很大影响。
就连江青，虽然没有直接听到马天水的发言，但很快有人向她汇报，她跑来紧握马天水的手：“马老，你讲得好，讲得真好！”
八月二十八日，王洪文的名字，再度出现在中共中央委员名单里。
耐人寻味的是，“王”与“邓”都是四划。在公布主席团名单时，“邓”在“王”前；公布中共中央委员名单时，“王”在“邓”前。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毛泽东对邓小平多次采取了保护性措施：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江青要求开除邓小平党籍时，毛泽东未予同意。当戚本禹编了一本《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内中亦收入邓小平言论，毛泽东亲笔圈掉了邓小平的名字……
曾被作为“中国第二号大走资派”打倒的邓小平，被选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使他也成为大会的一个热点人物。
在中共十届中央委员的名单中，还有马天水。他因为对张、姚、王曲意逢迎，从候补中央委员成为中央委员。
八月三十一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在京举行，王洪文擢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第三；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 王洪文 康生 叶剑英李德生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 王洪文 叶剑英 朱 德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康 生 董必武
中共政治局委员：毛泽东 王洪文 韦国清 叶剑英 刘伯承 江 青（女）
朱德 许世友 华国锋 纪登奎 吴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张春桥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董必武
至此，王洪文作为中共第三号人物、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在全党内完全确立。
一九六六年的“造反英雄”，成了一九七三年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取林彪而代之，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张春桥在“十大”期间，见到上海国棉十七厂代表杨小妹，说了一句“名言”：
“十七厂贡献了一个王洪文！”
第十二章 四人结“帮”
陪同毛泽东十六次会晤外国首脑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林彪自我爆炸整整两周年的日子，王洪文与毛泽东的合影，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地位，刊登了新华社九月十二日所发出的电讯《毛泽东主席会见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电讯提到了当选才十几天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这是王洪文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重大的外交活动。
电讯全文如下：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二日讯）
毛泽东主席九月十二日下午五时会见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双方在无拘束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法国外交国务秘书让·德利普科夫斯基参加了这次会见。
贵宾们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来到毛主席住处，首先在门口受到王洪文副主席的接待。
毛主席、蓬皮杜总统见面时，双方长时间地握手。毛主席对蓬皮杜总统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蓬皮杜总统说：我为有机会同你见面，感到非常荣幸，因为你使世界改变了面貌。他还转达了戴高乐将军生前怀有的同毛主席会见的愿望。
毛主席在随后的谈话中回顾说，十年前在戴高乐将军的推动下，法国在西欧国家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他请蓬皮杜总统回国以后向所有他见过的法国朋友问候。
会见时在座的有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
《人民日报》刊登了中法首脑会晤时的照片。在中南海，毛泽东那间堆满古书的书房里，毛泽东、蓬皮杜居中，两侧为周恩来、王洪文。这样的外事安排，最清楚不过地向全世界表明了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
这一时期，毛泽东总是在中南海他的书房里会见外宾。美国作家斯诺与毛泽东的长谈，也是在这间书房里进行。斯诺一九七一年第四期美国《生活》杂志上曾这样描述过：
“毛宽敞的书房里四面都是书架，书架上摆满了数以百计的中文书籍，其中也有少量的外文书籍。许多书中插着注有解释的、作书签用的纸条。大写字桌上高高地堆着报刊和手稿。这是正在从事写作的作家的工作室。通过宽敞的窗户，可以瞥见园景，据说主席亲自在园子里种植蔬菜和试种庄稼。……”
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初，王洪文进进出出于毛泽东的书房，一次又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毛泽东确实把这个年轻人当作助手培养，寄予了厚望。毛泽东让王洪文与外国首脑见面，让他出现在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电视摄象机镜头前，树立他的威信，便于他接班，每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都是对王洪文的一次大宣传；他的名字出现在众多的电讯上，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外国首脑的合影，印在中国的大报小报上，印在世界各国的报刊上。
“Wang Hong—wen”，随着新闻媒介的传播，原本不名一文，如今在全世界享有颇高知名度：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下午，毛泽东会见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副总统侯赛因·沙菲，进行两小时的交谈。在座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会见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总理。参加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在中南海的书房里，特鲁多总理坐在毛泽东的和王洪文之间，周恩来反而被安排在一个角落里，他和毛泽东之间坐着外交部部长助理、毛泽东的侄孙女王海容。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陪同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五天之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七日，毛泽东会见塞拉勒窝内共和国总统史蒂文斯。坐在毛泽东两旁的还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当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陛下和皇后时，王洪文和周恩来在座。这时的王洪文，坐在那格子布沙发上，已不象最初几次那般拘谨，正襟危坐，毕恭毕敬，而是翘着二郎腿，斜倚在那里。
在一九七三年，王洪文参加了这样六次高级首脑会见。在外国记者的眼里，王洪文也就成了中国的首脑人物。一位英国记者写道：“三十八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的两侧总是周和王。周已七十五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
这位英国记者是有眼力的，说出了毛泽东没有说出的潜台词。
一九七四年上半年，毛泽东依然采用“毛、周、王”的阵营，十次会见外国首脑：
一月五日上午，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博士；二月二十五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
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四月二日，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乔森潘；
五月七日上午，会见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五月十一日晚，会见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布托；五月十八日，会见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五月二十五日，会见英国首相希思；
五月二十九日下午，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
这样的“毛、周、王”模式，在会见外国首脑人物时，总共进行了十六次。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就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之后，周恩来病重，不得不住入北京医院。他在五月十九日、二十三日、二十五日曾三次发生缺氧病状，大夫劝他必须入院动手术。从此，周恩来总是在北京医院会见外宾。
一九七四年七月五日，报上刊登周恩来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夫人时，首次披露了会见地点是北京医院。周恩来病重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
毛泽东也许久没有露面。一九七四年九月四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时，坐在毛泽东之侧的，不再是王洪文，而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从此之后，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再也没有要“王副主席”参加！
是王洪文外出了吗？不，王洪文在北京。
毛泽东有意疏远了王洪文，使王洪文的接班人的形象逐渐变得模糊起来。用外国记者的话来说，“王洪文失宠了”：
九月十日，毛泽东会见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首脑戈翁将军，在座的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
九月十九日上午，毛泽东会见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陪同会见的是邓小平。
十月五日，毛泽东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在座的还是邓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