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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李敖杂文集-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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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叶子戏”。《咸定录》上说,当时“咸通以来,天下尚之”。可见它迷人的

  程度。骰子后来的一项流变是“升官图”,这种道具,更由单纯的赌,进而露出官

  迷的心理。

  传说中,唐明皇有一次跟杨贵妃玩骰子,明皇先掷,已占大优势,杨贵妃除非

  掷出“四”点,否则将输。只见她娇啼一声,玉手张处,四颗小点,应声而出。贵

  妃大喜,明皇亦大喜,随即传令天下,所有骰子上的“四”点,都要染成红色,以

  示庆祝。这也就是今天骰子上红四点的来源。至于骰子的“一”点也是红的,其来

  源就不可考了。

  另有一个关于骰子的有名故事,是写明朝太祖朱元璋的。明太祖跟沈万三比赛。

  用三颗骰子,沈万三一下掷出个十八点,这是最高点,明太祖还不认输,他说他还

  要掷,并且掷出个十九点,给老沈看。于是明太祖口中念念有词,一掷而下,果然

  出了个十九点。原来其中一颗骰子一点裂成了两半!

  这个故事的另一荒谬加工是: 当明太祖掷下骰子并坚持要十九点的时候, 可

  急坏了当地的土地爷。土地爷不敢开罪明朝大皇帝。 只好帮他作弊,奉命不准输。

  于是土地爷赶去找财神爷,请他无论如何要帮忙。财神爷因为太胖,赶到赌场颇费

  了一阵工夫,于是那颗作弊的骰子,为了等财神爷驾到,就一直转个不停,害得沈 

  万三抓耳挠腮, 一直弄不清到底怎么回事,更弄不清为什么输得这么窝囊。

  唐朝以后,宋朝人也好赌,并且还有一个最好玩的故事。宋朝真宗在位第七年

  (一00四),辽圣宗南侵,直打到河北省的濮阳(当时上澶州的澶郡)。宋真宗

  吓坏了,想迁都逃跑,主逃的一派是王钦若。不料逃的计划遭到寇准反对,寇准主

  张“御驾亲征” 。真宗无法,只好冒着满头大汗,直奔前线。结果军心大振, 辽

  国也愿休兵议和。事后真宗非常感谢寇准,很重用他。于是主逃派想了一条妙计,

  来破坏寇准。 一天王钦若向真宗说:“陛下闻博乎? 博者输钱尽,乃罄所有出之,

  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 斯亦危矣!”傻不鸡鸡的真宗皇帝想了一想,

  果然认定当时寇准不无拿他“孤注一掷” 的可能,于是就不再信任寇准了。

  这是以赌博运用到政争的有趣的故事。

  宋朝又有一种叫“宣和牌” 的赌具,是宋徽宗宣和二年(一一二0)的产品,

  据《诸事音考》上说,这种牌还是官方制定的,“宋高宗时始诏如式颁行天下” 。

  当时是牙牌,到了明朝,演变为骨牌,就是今天的所谓“牌九”。据我研究官方所

  以不禁止的原因,可能由于《牧猪闲话》这段答案:

  “凡戏具皆须纠率同志,惟骨牌可以独坐自怡,故功令不禁以为非赌具也。 或

  旅馆萧寥,或蓬窗寂静,未携书籍,更鲜朋欢,时一拈弄,足以消暇。”这类情形, 

  似乎我们也可以找到旁证。 据五十三年八月十九号《中央日报》有这样的报导:

  “ 台湾省政府昨天指示警务处:扑克牌为现代社会家庭高尚玩具之一, 欧美

  国家早经普遍提倡,并有国际性的比赛,本省年来亦渐风行,应视为正当娱乐工具,

  准予公开买卖, 以供需求,但不得为赌博或类似赌博的行为。”

  按台湾省政府原为“维护社会善良风俗”,曾于民国四十三年下令禁止扑克等

  的制造、贩卖及陈列。十年后改变态度,如此,似与宋朝的“功令不禁”不谋而合。 

  这也可说是一种对娱乐的新观念。

  三、麻哥儿请了

  上面几种赌具,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的已经失传,有地民被淘汰, 有的

  民降到第二流的角色。唯有一种赌具,自明朝以来,推陈出新,自“马吊”而“默

  和”,自“默和”而“花将”,自“花将” 而“马将”,自“马将”而“麻雀”,

  自“麻雀”,而“麻将”,一路青云直上,最后赶过了所有赌具,而成为赌国仇城

  国的魁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麻将军”!

  为了对“麻将军” 致敬,这一节让我们专谈“麻将军”的身世。 又因为“麻

  将军”是我们的“国赌”,让我们先从“国赌”谈起。

  中华民族是一个喜欢“国”字当头的伟大民族,别人有内外神经,我们有“国

  医”;别人有拳击角力,我们有“国术”;别人有声光化电,我们有“国学”;别

  人有交响重奏,我们有“国乐”。总之,凡是别人有两下子过来的,我们都有两下

  子回敬。但回敬尽管回敬,有时候,我们未免觉得实在不如人。例如我们的“国医”

  还在寸关尺阶段,我们的国术还在打花拳阶段,我们的国学还在理气一元阶段,我

  们的国乐还在丝竹入耳阶段。……这些国粹,在世界性的标准面前,我们都称不上

  唯我独尊,想来想去,有一件真正可称得上舍我其谁的“国宝”,那就是“麻将”。

  在一册日本人和美国人合著的《麻将入门》 (Mah Jong ForBeginners) 里,

  第一句话,就称麻将是 “中国的国戏”(The Na…tional Game of China),岂但

  是“国戏”,麻将同时敢是中国的“国赌”,关于这种国戏和国赌,吾友居浩然先

  生的一段奇文,道尽了它的伟大:

  “牌而能摸,又能自摸,除了绝顶聪明的黄帝子孙外,谁也不能发明。洋人赌

  扑克,简直是自找气受。蒙特卡罗的轮盘,操纵在人,更无享受可言。惟有十三张

  筒子,这听一筒,这时候自摸一筒,中指的指纹与一筒的圈圈慢慢擦过,真比服下 

  仙丹还要快乐。牌虽未看见,心里有数;然后翻开,验明正身,确是一筒,大叫一

  声‘自摸’!做皇帝也不过如此。”

  也许正因为中国人不能人人做皇帝,所以麻将才那么盛行;又因为中国人不能

  人人讲求卫生, 所以才流行了“卫生麻将”,麻将有那么多好处似犹未足, 还

  要把它跟卫生批在一起,真亏黄帝子孙想得出来!

  黄帝子孙之好打麻将,至少已有四个世纪的历史。麻将的前身是“马吊”,当

  时还是四十张纸牌阶段。故杜亚泉在《博史》里怀疑:“西洋纸牌(扑克)与吾国

  古代之马吊牌,有相当之关系,因其类似之处甚多。”可是在这方面,这回轮到洋 

  鬼子不进步,而是我们进步了。我们的马吊牌,已随着时间的演变,立体起来,四

  百年精益求精的“摸索”,终于演变出一百三十六张堂堂之阵的麻将军!

  麻将军征服了中国还不过瘾,在光绪三十三年(一九0七),又继薛平贵之后,

  开始东征。不料日本这个民族,却与咱们迥异:第一、日本人勤劳,没有这么多闲

  工夫来浪费,所以麻将流行不起来;第二、日本人入“道”之风太浓,本来赏花、

  钓鱼、喝茶、下棋等等清爽之事, 都被日本人“花道”“钓道”“茶道”“书道”

  “棋道”等等认真起来,麻将一门,也不例外。日本有“麻将联盟”,有最高手川

  崎备宽,高居“麻将八段”,在马虎成性的中国人看来,麻将被这样送入“魔道”,

  有何趣味?至于佐藤弘人写什么“麻将哲学”,在中国人看来,更属自找麻烦。大

  概日本人的认真,使人倒掉了胃口,麻将之不能取代“角抵”而成为日本国戏,理

  当在此。

  至于麻将军西征的情形, 比东征更糟。洋鬼子们更没有这么多闲工夫来“吃

  碰和” ,来“海底捞月”,来“杠上开花”,所以“麻疯”无法广被。麻将军

  只会害我们,却害不了人家!

  晚明诗人吴梅村写《绥寇纪略》,说明朝亡国,乃亡于马吊。四百年来,马吊

  的后身,却攀着明朝的子孙,从子夜直到“明朝”!

  吾友胡适之先生在三下年前,就写文章谈到麻将,据他估计:

  “麻将平均每四圈费时约两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一百万桌麻将, 每

  桌只打八圈,就得费四百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

  力的消磨,都还在外。

  “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那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

  吗?一个留学日本朋友对我说:‘日本人的勤苦真不可及!到了晚上,登高一望,

  家家板屋里都是灯光;灯光之下,不是少年人蹲着读书,便是老年人跪着翻书,或

  是老妇人跪着做活计。到了天明,满街上,满电车上都是上学去的儿童。单只这一

  点勤苦就可以征服我们了。’

  “其实何止日本?凡是长进的民族都是这样的。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

  ‘闲’ 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 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

  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现在,三十九个年头过去了,我们的国赌还

  照样是我们的国赌, 可是黄帝子孙已失掉了二十三亿一千六百二十九万天的光阴。

  后悔、懊丧又有什么用?真正的问题,还是目前如何应付这位麻将哥儿。硬禁当然

  不是办法,因为真正的关键,不在打麻将,而是不打麻将大家干什么?这个问题解 

  决了,麻哥儿才能解决。否则的话,“禁赌”“禁赌”,只是一句口号罢了!

  四、赌能禁得成么?

  既然谈到禁赌,顺便也不妨多谈一下。

  首先我要指出,如果“圣之时者”的孔老夫子生于今日,他是不赞成硬性禁赌

  的。证据是孔老夫子曾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

  犹乎已。”这是明明指出:与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倒不如打打小牌,下下

  小棋。

  可是,尽管孔夫子早已有言在先,但他的信徒们,总还觉得,博弈之事还是要

  不得,还是禁掉的好。从陶侃把博弈戏具投江,到唐律的“各杖一百”,到元刑法 

  志的“杖七十七”“加徒一年”,到明律清律的“杖八十”。到民国暂行刑律、旧

  刑法,乃至刑法中的“赌博罪”。……我们都不难看到一串串禁赌的规定。可是事

  实显示给我们的是:自古以来,赌风之盛,却“何代无之”!铁的事实总超过纸的

  法律,历史的事相,经验的教训,都该使我们承认禁绝赌博,不是一个严刑峻法的

  问题,也不该用严刑峻法的手段。用严刑峻法,有它的限度和对象,不该用的地方

  用,结果必然产生阳奉阴违的结果,除了制裁到几名倒霉鬼或替罪羊,绝难收到实

  效。即以台湾目前禁赌情形而论,连“公布赌徒姓名”这一点,从五十四年吵到现 

  在,都无法雷厉风行,单此一点,就不难看出硬性禁赌只是一句口号,既无贯彻的

  可能,也无贯彻的必要。

  一九五一年,英国皇家委员会,公布了一份六万五千字的十七次会议结论,正

  式提出“赌博并非罪恶”的新观念,同时不承认赌博是罪恶之源,因为罪恶的来源,

  并不如此简单。

  我也听说过一些警察先生的看法,如:“在这里打麻将的是好公民!不打麻将,

  在外面乱跑,惹事生非,岂不更坏?”说这话的人,我认为他已可写出英国皇家委

  员会的结论了。

  以“玩物适情”为观念的人,可从赌博上面适其情;以“玩物丧志”为观念的 

  人,可从赌博上面丧其志,可是,这两种人都不会去做恶,认为“赌博是罪恶”的

  人,显然已把它看得太笼统了些。

  笼统的看法甚至可以得到谑像的认定。例如发行奖券一事,在法理上,并非不

  构成赌博行为,因为同是以不确定的方法,以偶然机会定其胜负。且从公平角度来

  看,奖券甚至比赌博更过份(赌博时双方都负担风险,可是奖券的发行者“政府”

  却稳收余利,一点风险都不负担)!这种现象,试问认为“赌博是罪恶”的人士将

  作何想?雷厉风行去查禁“卫生麻将”的人,是不是也该斜风细雨去查禁“爱国奖

  券”? 

  写这篇文字的人,是个早就“戒赌”的人,“戒赌”的理由并非有畏于管区警

  察,而是觉得赌得赌太浪费时间,这是个最大的理由,终于使我连个小牌也不打了。

  我如今已是个成功的不参加任何有赌的行为的人(当然包括买奖券)。但这一成功,

  我始终认为压根儿与“道德”无关,也与“法律”无关,所以我也难赞成用“道德”

  或“法律”的尺度,劝人或罚人。真正的关键还是前面说过的老话:不赌大家干什

  么?如果一群群的“赌君子”,从牌桌上硬被赶下来,到外面去做“不赌的小人”,

  那岂不跟我一样了?到那时候,警务处长的头,恐怕更要疼了也! 〖后记〗

  这篇文章原登一九六六年“人人娱乐”杂志第五期;一九七九年,用“国赌史

  记”题目,重刊在“时报周刊”第七十九期,都用顾乐的笔名发表。“时报周刊”

  第八十期里有夏元瑜的“马后炮赌博奇文”有一段说

  “我看了上一期顾乐先生写的‘国赌史记’,衷心的佩服。顾先生阅读得既多,

  记性又好。他写这篇文章绝对不会像我临时抱佛脚东翻西查的穷折腾。看他的语

  气是一泻而下,毫无停顿之处。再看他的行文轻松活泼,我猜顾先生大概不是一位

  板着面孔的职业历史家。真猜不透他是何方神圣,反正我对他钦佩无已。”

  这证明了,好文章就是好文章,藏也藏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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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拾零

  (摘自李敖著《笑傲五十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ISBN 7505715364 凡是超过五十岁的外省人,谁不在台湾五十年?而李敖在台湾“连续”五十年一天也没离开过。他不但“连续”,还一路反国民党,一路骂不入流的愚人,一路讽妄图“台独”的浑蛋,一路神气活现的笑傲五十年。这本杂文集是李敖庆祝“祸台”五十年而编的,包括《笑傲五十年》和《第一流人的境界》两书。

  人生可被玄化成一大堆哲学体系,我无意于此,我所了解的人生,多从零星而来,来自实例者多,来自玄虚者少,多多少少,也累积了一些心得,我也把它们信笔写下,并不介意遗漏什么;相反的,这些东西可能全是捡拾被遗漏了的,这才正是名副其实的“拾零”。(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九日) 

  书呆子跟呆子 

  书呆子不如呆子,呆子至少没有理论自欺欺人或讨人厌。知识如果使人变成了没有实效的空架子,那就好像纸上学开车,一临到实际,用处很小。书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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