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确定的世界-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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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稳定、避免这场危机危险地恶化具有重要意义，这一重要性压倒了上述那种关切。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泰国之间的谈判进入严重关头，问题不在于是否帮助泰国，而在于如何最好地提供帮助。答案就是把官方资源与某种极有胆识的改革计划结合起来，以恢复经济和投资者信心。与其他所谓的“亚洲虎”一样，泰国具有伟大的文化和经济力量，包括某种强烈的职业道德和高储蓄率。但要恢复国内公民和外国放款人的信心，（泰国）政府需要着手处理宏观经济问题以及本国经济中的结构缺陷——不仅仅是其定价过高的货币，还包括其薄弱的金融部门，后者促成了某种以外币为资金的地产和投资繁荣。投资者和放款人现在只单纯考虑泰国经济的缺陷，正如他们过去只考虑其优势一样。只有当合理政策被执行以后，信心——以及投资资本——才会恢复，经济才会复苏。
当财政部集中关注一项大型的、与强有力的改革措施结合在一起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揽子援助计划时，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认为，我们还应该捐赠额外的美国资源，动用汇率稳定基金——如同我们在墨西哥所做的那样。他们提出，自越战以来，泰国一直是美国的重要军事盟国，如果美国不为一揽子支持计划提供自己特殊的份额——正如许多国家正在做的那样，这就发出了关键时刻抛弃泰国的信号。该地区有某种这样的感觉。他们还指出，纵然汇率稳定基金在经济上起不到什么作用，但不主动提供直接的双边支持可能会在政治和战略上产生不利后果。
我认为，总体上看，投入美国资金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似乎超过积极影响。我们——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在没有某种美国捐赠的情况下而筹集到的资金足以着手处理泰国的问题。另一点则是，由于所谓的达马托限制条款，我们并未充分使用汇率稳定基金。这些条款是国会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后施加的，旨在就今后向经济上遭遇麻烦的国家提供利率稳定基金进行控制，他们的有效期将在秋季结束。试图动用利率稳定基金的举动会轻易导致某种新的——也许是更严厉的——限制条款。我极力强调一直保留利率稳定基金这一选择，这既是因为可能会产生一些没有预见到的问题，也是因为，失去获得这些资金的途径，这本身就可能对信心造成破坏性影响。回过头来看，我认为，保留那种选择总体上是一个较好的决定，但我可能对此举——为泰国一揽子救助计划提供某种双边捐赠——在经济及地缘政治方面所产生的象征性收益关注得太少了。
与总统的军事及外交政策顾问们产生的这一分歧还提出了一个复杂的问题——角色分工。泰国以及遭遇危机的其余亚洲国家使我们面对外交政策及军事方面的问题——国务院和国防部最有资格处理以及国际经济问题——财政部最适合处理。我们财政干预的两个主要杠杆——对利率稳定基金的控制以及美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关系——都在财政部。我强烈认为不应试图动用汇率稳定基金，并在白宫情况汇报室的一次会议上显得有点不入流。在我就该问题发表了一通讲话后，桑迪·伯杰问我是否准备让总统对该决定施加点影响。
桑迪的见解是正确的。事实上，泰国问题的处理属于这类情况：某一机构——在这个事例中是财政部——有必要明确成为主角，但（应该）是在某种机构间协调程序之内。对一场外国金融危机的处理涉及复杂的技术及经济问题，包括对市场和信心的影响。此外，如果泰国在经济上得以复苏，这只会有利于我们的外交及军事政策目标。出于这个原因，总统往往指望财政部在整个亚洲危机期间担当主角，与此同时，吉内·斯泼林领导下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和桑迪·伯杰领导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设法确保，在没有经过某种机构间协调程序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我们不采取行动。我们财政部这些人对这场危机的关注越来越密切——各种讨论持续到晚上，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其他部门的人员也被更深地吸引到对这场危机的关注中。后来，在危机到达高潮时，机构间协调程序包括每天在财政部、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其他机构之间召开一次电话会议。我们还与其他国家财政部的官员密切合作，并大量依靠本届政府的外交政策班子——尤其是白宫的丹·塔鲁洛以及国务院的斯图·埃森斯塔德和艾尔·拉尔森——来领导向世界各地领导人和政府提出倡议的努力。
最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支持泰国的一揽子援助计划筹集了170亿美元——4亿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以及一些双边捐赠，相对于泰国的经济规模以及墨西哥危机前的那些救助，这个数额是巨大的。1997年8月的那个计划规定了经济改革，包括：实质性地重构金融部门、建立某种更具可信度的货币政策制度——旨在为仍在下降的利率提供某种稳定因素以及公开基本金融数据。泰国的这个计划刚开始实施时，财政部不得不处理一个有争议的技术问题：是否公开泰国政府真实的、极其糟糕的金融状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谈判期间得知，泰国政府一直在隐瞒自己进行货币干预——通过在期货市场上出售美元——的程度。这意味着，尽管泰国中央银行在其账面上显示有储备，但几乎所有这些储备都是不可使用的：该中央银行早已承诺在未来将他们拨付给别人，付出的价格现在已极其不利于泰国。当该计划宣布时，我们坚持完全公布泰国央行储备的不可使用性。我们认为，该信息最终必定会被泄露出去，由于将此保密，泰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誉将会受到损害。此外，如果没有真正的透明度，无人会相信泰国金融界的廉正。但这一揭示使紧张的市场更惊恐了。
尽管金融一揽子援助规模巨大，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个计划没能在9月和10月产生效果，这不仅反映了新近公布的有关储备的坏消息（所造成的影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反映了人们对泰国政府改革承诺的担忧。泰国总理关闭了那些破产的金融公司——他们正对该国金融体系的健全造成破坏，但从未完全遵从该计划的（改革规定）。随着执政联盟的瓦解，相关政策也告吹了。总理在几个月后辞职，只是在此时，泰国新政府才开始真正拥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中所规定的改革条件。也只是在那个时候，投资者的信心才慢慢开始恢复。
1997年7月，在泰国将其货币铢与美元脱钩后，金融危机蔓延到整个东南亚。在随后的几天和几周之内，一个接一个国家先后受到影响，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原来被普遍认为稳定良好。在几周之内，投资者惊慌失措地撤走资金，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香港的货币先后受到攻击。当危机开始波及到印度尼西亚时，人们感到非常忧虑，印度尼西亚大约有2．25亿人口，在东南亚是一个坚定地亲西方的大国。
到10月初，市场还基本平静，但很快重新出现动荡。投资者的惊慌在香港反映出来，恒生指数作为这一地区实力最重要的股市晴雨表，在从10月20日开始的4天时间内下跌23％。这一地区实力仅次于日本和中国的第三大国韩国也开始承受压力。情况很明显，这一地区出现了严重问题，并可能进一步向外扩散。10月23日，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的股票市场与亚洲各国股市出现同步下跌。然后，我们的注意力被迫转回美国国内。10月27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在闭市前中止交易时，道琼斯指数下跌554点，跌至7161点。我们本来召集了一个会议讨论印度尼西亚危机问题，但转而起草了关于美国股票市场公开声明，由我在财政部大楼前宣读。
虽然我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市场层次本身，但我对市场出现的动荡、对亚洲危机会怎样在金融蔓延和损害出口方面影响美国等问题非常关注。亚洲国家是美国最大的贸易市场，当时美国对亚洲的出口占总出口的30％，所占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华盛顿州的出口额超过50％。如果亚洲国家经济受到严重削弱，美国经济的一些关键行业将会因为亚洲市场萎缩、购买美国商品的能力下降而受到严重冲击。
第二部 第28节
在几天之内，10月31日，美国与其他国家一道——一个接一个的国家直接提供的贷款——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援印度尼西亚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增加了我们的的双边援助资金。这一次我们与外交政策班子的争论较小。达马托法的限制条款已经过期，我们正在与我们的西方七国集团和其他伙伴一起制订一种框架，通过该框架，各国保证用双边资金作为“第二道防线”；但只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已经动用、只有在国际货币基金计划获得成功的情况下这些双边资金才能动用。这两种情况都使国会攻击我们使用“汇率干预基金”的风险得以减少。而在危机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人们的态度转向使用“汇率干预基金”以恢复信心，显示我们对美国重要的盟友的支持。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仍然陷于混乱之中，而且更大范围的危机也没有显示出消退的迹象。到现在这个时候，世界各地都在紧张地关注着金融市场上所发生的事情，就如何应对都在激烈地辩论。随着这一地区另外一些国家陷入麻烦，人们越来越关注该地区实力最大的两个国家日本和中国的立场。50年来，日本一直是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友，并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中国过去一直是共产主义世界的一部分，而且常常是美国战略上的敌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没有扭转其经济困境，日本的政策和作为对危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中国的政策却在很重要的一些方面促进了局势的稳定。
亚洲危机爆发前很长时间，我们就已经开始注意日本的经济弊端。1997年秋我们越来越担心危机有在这一地区蔓延的危险，因而更担心日本对其自身的经济问题处理不力而给该地区造成不利影响。看起来日本正在经受的不仅是一次周期性的衰退，而且是陷入了长期的经济泥沼，而它又缺乏解决这一问题的政治意志。该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过于紧缩，更重要的是，它的经济有成型和不成型的僵化现象，成为其经济增长的巨大阻碍。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深深陷入麻烦的日本金融业。日本政府不采取措施关闭破产的银行或要求它们提前清算它们账面上的呆坏账。可疑的贷款通过公司和银行之间密切配合的“财阀”体制扶持破产企业。而由于银行的资产搁死在这些公司里，本来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的信贷流动受到了严重阻碍。
在我们看来，当时日本能够代表亚洲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就是整顿其本国的经济秩序。日本的经济增长已经大幅减慢。1980年代末曾高达39000 yen（日元）的日经指数，1997年11月末已下降到15000点。日本的GDP 占该地区GDP三分之二。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其经济如此的严重停滞使得亚洲其他地区的复苏更加艰难，而且使危机进一步蔓延的危险增大。日本是该地区其他国家的主要市场，日元的疲软反映出美元的坚挺，这进一步削弱了这些依赖出口的新兴市场国家。日本银行也是这些国家一个重要的资本来源，但日本银行却在从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抽走资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通过对其贷款附加事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政策施加影响，至少在这些国家需要借钱的时候可以这样。但富裕国家只有通过外交通过在各种国际机构以及诸如西方七国会议等场合进行的辩论，才能在沿着健康的经济政策方向前进方面相互影响。围绕西方七国集团有着大量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在这方面十分有用。除了人们较为熟知的七国首脑会议，七个最大的发达国家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每年都要会晤数次。这些会议——加上要在会后对新闻界统一口径——为相互提出建议和施加某种压力提供了一种媒介。但其对工业化国家政策的影响仍然是非常有限的。
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初期，日本对美国的预算赤字进行指责，乔治·布什政府中有些人感到不快。我一直认为，日本完全有理由提出这一问题，因为这些赤字影响到了全球经济状况，就像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指出日本经济问题给其他国家所造成的困难一样。在1997年至1998年，西方七国集团的其他国家常常希望自己能办法更多一些，使日本着手处理他的经济问题。这种冲突是这个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中国家主权和跨国问题之间存在着的，后果也是熟悉的。有些国家推行不健康经济政策而给别的国家造成不利影响，美国很想自己出面对其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愿意其他国家干预我们自己的决策。当然，在哪些具体的环境中选择哪一种政策最有意义，这一问题常常引起激烈辩论。
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日本的经济问题上，公开或私下里寻找能够影响日本的途径。在私下，在政府各级部门协调发出的信息，间或也有总统参与，在与日本的双边会谈中强调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在多边场合，尤其是在西方七国集团内，其他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可施加影响。我记得，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在伦敦召开的一次西方七国会议上，艾伦·格林斯潘如愿以偿让备受尊敬的德国中央银行行长汉斯·蒂特迈尔和我们一起，向日本表达了这些关注。
在公开场合，我谈论日本的这些问题时就相当直言不讳，这些评论总是引起棘手的外交问题。日本是我们的亲密盟友，而且对批评非常敏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认为通过公开评论对日本进行影响是合适的，因为日本的政治领导层似乎一直否认问题的存在，而且日本经济的复苏对全球经济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我是在高盛公司工作期间认识到他们这种毛病的。很多日本政府官员的态度看起来就像是交易商面对着自己不断贬值的头寸做祈祷，而这时他所需要做的却应当是，理性地重新评估这些头寸，做出有意义的变革。
在政府内部，在关于采取什么措施方面，我们有许多争论。和克林顿政府内的几乎所有人一样，我在对日政策上有点像是鹰派，但艾尔·戈尔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次我们在内阁会议室开会，讨论如何说服日本整顿其经济。坐在克林顿对面的副总统语气非常强硬。他对总统说：“我们得想个办法引起他们注意，向他们施加些压力。”戈尔提出了一项影响日本更多人态度的综合战略，具体办法是派美国有影响的人物到东京，公开谈论日本回到正确轨道的重要性。戈尔可能一直想提出一项更为严肃的建议，但这个建议反映出，当一个第一世界盟友糟糕的经济政策会威胁到我们所有人的时候我们所感到的失望。
我现在仍然记忆犹新的一个插曲可以追溯到1997年4月，当时桥本龙太郎访问美国，这是他作为首相首次会见克林顿总统。拉里和我在会谈前向总统做简报，提醒他说让日本面对他自己的问题是极其重要的。我认为克林顿总统并没有怎么对这种威胁日本首相的办法寄予多大希望。但他明白施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