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书话-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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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初看到这个剧本，是曹靖华先生的翻译原稿，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出色的剧本，但在重庆的物质条件之下，作为一个外国戏来上演，和我们排演了而终于不能公演的《俄罗斯人》一样，不论在装置、服装的演出上都有很大的困难。有一天，忽然宋之的兄很兴奋地跑来，好像透露了一个独得的秘密一般地告诉我说：“我已经想出上演这个剧本的办法了。”
他想出的办法是“改编”，就是将这个剧本改写成中国的事情。他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好剧本，而且这剧本的情节、气氛、人情习俗，也太和中国的相像了。”这想法是对的，李昂诺夫在苏联是一个老作家，他在旧俄时代已经成名，他深刻地懂得新旧两个时代的人物性格，他一面衷心地憎恨那些旧社会的残滓，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坚决地相信在革命初期成长起来的一辈青年。虽则由于旧社会残留下来的环境影响而容易走入歧途，但是这一辈人在反侵略的爱国战争的锻炼中，也还有“重新燃烧起生命的火焰”，而再替人民效力的机会。在《侵略》中，李昂诺夫所写的都是新旧交替时代的人物，俄奸法尤宁是旧俄地主，革命后流亡在外而一直梦想着死灰复燃的“白俄”，这是命运注定了要消灭的。费多尔是出生在旧俄时代的上层知识分子家庭，宠纵过甚，思想生活未能彻底改造而带着虚无倾向和自弃性质的中年人。他自己不能适应新社会而感觉到“世情的冷酷”，他心身俱病，很难有改造成为一个新时代人的可能了，但他只是走错了路而还不愿意彻底堕落下去。所以当他一方面看见了民族敌人的残暴，而另一方面又发觉了抗战中的人民还可以“相信”他“是一个好人”的时候，他还可以重新振作起来，用他“快要熄灭的生命之火”，来代替一个革命者的生命。他的父亲，是李昂诺夫笔下的英雄，也就是在抗战中作者竭力要求表扬的代表了俄罗斯知识分子最优秀传统的典型人物。至于党部书记游击战士安特烈。费多尔的妹妹奥丽，那就完全是新时代的新人物，李昂诺夫将这些人物的典型个性刻画得十分清楚，故事曲折而又入情入理地配合着这几个人物的个性发展，而在此特别使我们感到兴趣的，就是这个新旧过渡期的悲剧，不论从人物性格和故事构成来说，都和我们抗战中的中国现实有着许多酷似的地方。
我同意了宋之的兄这个提议，并且竭力怂恿他赶快完成这一个改编的工作。可是国民党的反动远出于我们的想象之外，当中国艺术剧社准备改编上 演一个苏联剧本的消息传出之后，剧本审查会方面很快地就派出一个特种人物来警告，要我们不要作此种“无谓的精力浪费”了，“只要和苏联有关，是决不可能通过的”。这是我们一再试探之后所得到的结果，一个穷剧团不能作绝望的冒险，这个得过斯大林文艺奖金的名作就这样地失去了和中国观众见面的机会了。
因此，当我能够在银幕上看到这部杰作的演出，我个人的喜悦是双重的。作为一个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人，我可以以极大的信心，把这部雅俗共赏、老幼咸宜的影片推荐给任何一位过去对苏联电影有偏见而不愿意接受的观众；而同时，作为一个戏剧电影的工作者，我们更可以细心地向这部完整的艺术品学习，而获得我们创作实践中所该遵循的教训。假如说一种艺术品对危难中的国家和人民所应有的任务是使“顽者廉，懦者立，伤病者皆起”，那么像李昂诺夫的这部《侵略》，才应该是十足地符合了这要求的标本。
一九四五年（原载香港《正报》一九四八年五月总九十期。）
《三毛流浪记》代序
三毛是上海市民最熟悉的一个人物，不仅孩子们熟悉他，欢喜他，同情他，连孩子们的家长、教师，提起三毛也似乎已经不是一个艺术家笔下创造出来的假想人物，而真像一个实际存在的惹人同情和欢喜的孩子了。一个艺术家创造出来的人物而能够得到这样广大人民的欢迎、同情、喜爱，和将他当作真有其事的实在人物一般的关心、传说，甚至有人写信给刊载三毛的报纸，表示愿意出钱出力来帮助解决他的困难，这毫无疑问的是艺术家的成功和荣誉。三毛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所以在解放前的那一段最黑暗的时期之内，作家笔下的三毛的一言一行，也渐渐的从单纯的对弱小者的怜悯和同情，一变而成了对不合理的、人吃人的社会的抗议和控诉了。这是作家从残酷的生活中进一步的接触到了这个不合理的社会的本质，而开始对这野蛮的制度发生了反感和敌视的缘故；而同时我们相信，假如三毛的作者不这样做，不去和残酷的现实生活作斗争，而架空地给他布置一个神话一般的可以搭救他的幻想的境遇，那么即使是天真的孩子们，也就不会这样的清早起来就要抢着报纸看三毛了。
值得庆幸的是三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旧社会使人变成鬼，新社会就要使鬼变成人。三毛是善良的，勇敢的，经得起磨炼的，那么让我们拭目以待新社会中的三毛的发展和进步吧。
一九五○年一月二十日（原载张乐平作《三毛流浪记》，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关于《女儿经》的作者
季华同志：
四月二十九日新华社报道，中国电影资料馆整理出了一批“五四”以来的旧影片，其中所记《女儿经》一段，须作必要的补正。
报道说，这部影片是我的作品，而其实，这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的集体创作。经过情况，简述如下：一九三三年底，艺华影片公司被国民党特务捣毁后，白色恐怖更形严重，明星公司也遭受到了反动派更进一步的迫害。形势已经很险恶了，受“左翼”文艺工作者支持的明星公司的编剧委员会还在苦撑，在一次编剧会议上，郑正秋先生建议拍摄一部集锦片，来一个“明星”大会串，让明星公司所有的著名演员都在一部影片里出现，也可以让每个导演负责导演一段。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因为当时明星公司已经和“左翼”合作，除出原来的编、导、演之外，各方面都吸收了一批新人，所以在一部影片中把所有导演、演员展览一番，不仅可以缓冲一下当时紧张的形势，在影片的营业上有把握，就是在公司的宣传效果上，也会有很大的好处的。
由于那个时期明星公司的女演员阵容很强，除出了当时最卖座的“女明星”胡蝶、徐来、宣景琳、夏佩珍、高倩苹、严月娴、朱秋痕之外，新人艾霞、胡萍也加入了明星，所以很自然地想到了每一段都由一个著名的女演员来担任主角的办法。接着，既然由女演员为主，洪深同志就拟定了《女儿经》这个剧名。
设想定了之后，公司就决定要我写剧本，我建议为了在一部片子中显示各种题材、风格，所以整部影片可以由明星公司所有的编导来分工合作，——即每一个编剧写一个短故事，然后由我汇总，把它们连接起来，加头加尾，结构成为一个贯穿一气的剧本。这个建议被接受了，写剧本片段的有郑正秋、钱杏邨（阿英）、洪深、郑伯奇、沈西苓，我只不过是做了一些编辑工作，把各个短故事串联起来而已。
故事开头是某一个女子中学举行毕业典礼，这班同窗数载的姑娘们就要分离了，于是有一些平时要好的小姐妹在分手的时候约定，若干年后，再聚会一次。影片用倒叙的形式开始，每一个人讲一段自己毕业后的经历，……我们就利用这种方式，描写了社会百态，写出了当时女青年们的苦闷。摄制完成的影片，——特别是结尾的那一段，由于国民党电影审查机关的压迫，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和剧作的原来意图是有些出入的。
这部影片的导演有郑正秋、程步高、李萍倩、沈西苓、陈铿然、吴村、姚苏凤等，一头一尾则由老板张石川自己动手，好像赵丹同志也在一个片段里担任了一个角色。
往事如烟，忽忽已经三十年了，洪深、西苓……都已经去世了，要是洪深同志还在，他一定可以回忆得更清楚一些的。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四日（原载《羊城晚报》，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六日。）
文艺与体育的因缘
——《礼物》代序四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文艺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联欢晚会，民族文化宫的大厅里挤满了人，音乐和笑语声融成了一片。他们是从全国各地到北京来参加文联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的作家、画家、演员、舞蹈家、电影工作者，……他们是首都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其中也还有不少正在北京演出的戏曲、曲艺界的演员。大家议论得很热烈、很兴奋，最初我以为大家还在谈文艺创作中的思想问题，还在交流创作和表演上的经验，可是当我在会场里走了一圈之后，才知道大家谈得最多、议论得最热烈的却是不久之前才在布拉格举行的二十七届世界乒乓球比赛。他们在谈中国一个冠军和欧洲冠军阿尔塞之战，在谈王志良的“过五关、斩六将”，一位电影演员谈得起劲，站起来做了一个张燮林“海底捞月”的姿势……
按照“隔行如隔山”的说法，文艺和体育应该是隔着一座山的完全不相干的“行当”。可是在今天的新社会，这种旧观念、旧思想完全被否定了。文艺和体育结下了因缘，艺术家和运动员交上了朋友。杨洁、丘钟惠都是“戏迷”；崔嵬、谢添、刘琼的篮球都打得不错，裘盛戎还是京剧界的足球“选手”，至于作家里面，体育爱好者就更多了，玛拉沁夫、康濯……我看已经不是一般的爱好者，而已经是入了门的“行家”了。要不，他们是不会写出《女篮五号》、《关键的时刻》这一些作品的。
通过锻炼身体来增强人民体质，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新的体育活动——体操、田径、球类运动等等，传到中国来也已经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了，可是在旧时代，国际体育比赛的优胜者名单中，竟找不出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中华民族真的是“东亚病夫”么？中国人的智力、体力、毅力都不如他人么？任何一个有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的人，是会用坚决的否定来回答这些帝国主义者的诬蔑的。体育运动和运动员们在旧社会经历过来的是怎样一种惨痛的际遇，体育界前辈马约翰老先生前几年曾写过一篇很动人的文章，我们的电影导演谢晋、谢添，也曾通过《女篮五号》、《水上春秋》这两部影片，用艺术形象来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旧社会，体育和劳动人民是无缘的，体育和竞技成了有钱有闲阶级的禁脔，而运动员的社会地位，却和当时被叫作“戏子”的艺人很相似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喜欢他们，一方面又歧视他们。上了年纪的人也许还能记起杨秀琼这个女游泳选手的名字吧，在一个时期，报刊上登过她的大幅照片，她曾被官僚买办们捧为“美人鱼”、“体育皇后”，可是曾几何时，像一颗发出闪光的陨星一样，很快地在黑暗中消灭了。
终于，解放的炮声一响，悲惨的时代过去了，短短的十三年，中国体育界也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解放后的十三年，赶上了过去半世纪的落后。新中国的男女运动员全部刷新了田径赛的全国纪录；英雄的登山队员登上了世界最高峰；一九五九年，容国团首先在圣。勃莱德杯上刻上了中国人的名字，接着，二十六、二十七两届的世界乒乓球赛，中国队都夺取了三项锦标；年轻的中国运动员在举重、游泳、跳伞、射击、射箭等各项比赛中，不止一次打破了和保持着世界的最高纪录。当然，这还只不过是新的进军的开始。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怀对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途。体育已成了亿万人参加的群众活动，我 们的后备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在布拉格挫败欧洲名将高基安的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女青年李赫男，前几天在北京举行的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中，同样年轻的吴浮山在女子跳高中跳过了一。七五米的高度。
时代变了，社会变了，我们体育事业也正在以前人不能梦想的速度飞跃前进。更值得我们高兴的是我们运动员的精神面貌已经起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在旧社会，运动员只能靠个人奋斗，刺激他们的只不过是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资产阶级的所谓“费厄泼莱”和“竞技精神”（sportsmanship），只不过是骗人的谎话，在资本主义社会，运动场上的选手甚至于成了阔人们的赌注和筹码。而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年轻的运动员却都在严格地要求自己，要成为一个具有高度集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品质的、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荣的体育战线上的战士。没有这种高尚的理想、品质和风格，新中国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是不能想象的。新中国体育运动的目标是锻炼身体、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事业，他们不是“为运动而运动”，不是为锦标而比赛。他们胜不骄、败不馁，他们勇敢、机智、顽强、谦逊，他们在强敌面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但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们把友谊和学习放在比胜负更重要的地位。正是这种新的精神，这种新的风格，保证着我国运动员竞技水平的不断提高，鼓舞着我国体育事业的飞跃前进，——应该说，也正是由于从我国运动员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和风格强烈地感染了我国文艺工作者的感情，这才使他们情不自禁地用他们满腔热情写出了真实动人的、以体育运动为题材的作品。我没有调查过“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中有没有过以体育为题材的小说，但是我可以肯定，在解放前，我们作家不曾、也不可能塑造出像杨巧莲、吕家荣、章国栋、刘志男这样的人物性格。新人新事，新的社会，新的风尚，这就必然的会在文艺领域里产生出新题材、新体裁的作品。
我是一个体育运动爱好者，因此我就特别高兴能看到《女篮五号》这样的电影、《礼物》这样的小说。我希望我国的体育事业百尺竿头，日新月异，我推荐这本小说，是为了希望文艺工作者写出更多更好的以体育为题材的作品。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原载一九六三年六月廿七日《体育报》）
《南方来信》读后
薄薄的一本书，也许你可以很快地读完它，可是它会以一种强大的力量占领你的心，使你久久不能平静，永远不能忘记。
写这些信的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没有作家、诗人，这些信里没有曲折的故事，没有美丽的词藻，也不曾引经据典，可是像一幅色彩强烈、人物鲜明的画卷，它会吸引你，感动你，使你愤怒，使你振奋，使你清楚地认识人民的力量永远不可战胜这一真理。
这二十二封信都是写给亲人和朋友的，可是，这些信里所说的并不尽是私情。这二十二封信共同塑造了一个崇高、巨大的形象，这就是宁死不屈，敢于和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斗争到最后的越南民族、越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