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杂谈-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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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眼前，使我们明白马拉在法国大革命中担任过什么样的角色。
哥代刺杀马拉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她实现了王党和吉隆特党的愿
望。老实说她只是一个入了迷途的狂热者，上了别人的当，做了一件傻
事（不，坏事！）。虽然她自己在法庭上说：“我杀一个人以救十万人；
杀一个匪徒以救无辜的人；杀一头野兽以谋祖国的安宁。”其实她想保
护的不过是她的本阶级（贵族阶级）的利益而已。
对于马拉的死，我很觉遗憾。而且这个“热烈的、悲歌慷慨的、充
满着爱护人民和正义的心的人”，常常被人误解、被人诬蔑、被人侮辱
的事使我非常愤怒。
有一天我在巴黎蜡像陈列馆看了马拉被刺的悲剧回来，一百数十年
前的景象激起了我脑海中的波涛。我悲痛地想到当时的巨大损失，我觉
得和那些在赛纳河畔啼饥号寒的人民起了同感。这时候我翻开了拉马丁
的书，马德楞的书，和道布生的论哥代等的书（《四个法国妇人》），
我的愤怒又从心底升上来。我无法自遣，曾经想过用我这管无力的笔来
描写这个历史上的大悲剧，马拉的死。但是我并没有写成这样的一篇文
章。
今年2 月《文学》月刊准备出版“创作专号”，向我征稿。为了避
免留难①，我写了一篇关于罗伯斯庇尔的文章寄去。那时我正在读拉马丁
的书消遣，读到书中丹东派上断头台时，罗伯斯庇尔躲在房里悲叹的一
段。罗伯斯庇尔说：“可怜的加米，我竟然不能够救他！。。至于丹东，
我知道他不过给我带路；然而不管是有罪或者无辜，我们都必须把头颅
献给共和国。。”我想抓住这个心理来描写，又想另写一篇来说明丹东
的为人和他的灭亡。
罗伯斯庇尔并不像某一些右倾历史家所描写的那样。他的确是一个
不腐败的重视道德的人。他热爱革命。但是他过于相信自己。他在人民
啼饥号寒之际，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却讲道德杀敌人，使得人民在下
面怨愤地说：“我们饿得要死，你们却以杀戮来养我们！”他没有能消
除人民的不满，却叫国民大会议决最高主宰的存在和灵魂不死，“想用
这个来弥补革命的裂缝”。结果他自己被反动派联合起来送上了断头台。
我当时并非在写历史，我只想说明一件事情：单靠恐怖政策不能解
决问题。①
我把这篇失败的文章寄给《文学》，用“王文慧”的笔名在“创作
专号”上发表了。文章在杂志上面印出来以后，朋友们来信鼓励我，要
我多写几篇这一类的东西。因此我又写了《马拉的死》。后来再写了一
篇《丹东的悲哀》。这样我便把山岳党三大领袖的故事完成了。
写完重读，我自己并不满意，而且想到像我这样的人竟然大胆写出
了历史小说一类的东西，自己也不免要红脸。但是既然写了出来，我也
就顾不得许多了。不过有几句话是应该由我来声明的：
《马拉的死》里面的描写除最末一段外全有根据。材料取自米席勒
诸人的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拉的真面目来。末一段自然与历史事
实不合，哥代始终不知道她的错误，她至死还把马拉当作一个嗜血的疯
子。但是我的描写和历史记载也不会有多大的冲突，哥代刺杀马拉时的
心理没有人能够知道。我把结尾写成这样，因为我相信倘使哥代事后多
思索一下，她一定会后悔。哥代死得勇敢，另一个狂热者亚当·鲁克斯
认为“和她同死在断头台上是最美丽的事”，他在她死后写文章颂扬她，
拥护她，他果然为她的缘故上了断头台。鲁克斯到巴黎来为了参加革命，
他并不认识哥代，甚至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但是他却为她舍弃了革命。
鲁克斯说：“我为自由而死，”实际上鲁克斯并不了解哥代，不了解自
① 留难：指当时图书杂志的审查官员的留难。
① 恐怖政策：影射当时的白色恐怖，所以小说里有“打倒暴君！”的呼声。
由，也不了解革命。
写三篇小说，将百数十年前的旧事重提，既非“替古人担忧”，亦
非“借酒浇愁”。一言以蔽之，不敢忘历史的教训而已。
1934 年9 月
雄壮的景象
关于《日出》我有许多话好说，但前面已经有了不少的“内行”表
示了他们的可贵的意见，我也不想在这里饶舌了。
我喜欢《雷雨》，《雷雨》使我流过四次眼泪，从没有一本戏会这
样地把我感动过。我是第一个喜欢《雷雨》的人，固然现在已经有许多
许多的人在喜欢《雷雨》了。《雷雨》在《文学季刊》发表后的一年间，
似乎没有一个批评家注意过它或为它说过几句话。《雷雨》是靠着它本
身的力量把读者和观众征服了的。
不过《雷雨》却也有它的一些缺点，譬如作者所强调的“命运的残
酷”，我觉得就表现得不够。在我看来，造成那悲剧的并不是“命运”，
只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已。
这缺陷却由《日出》来弥补了。《日出》就不是命运的悲剧。这只
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反映。的确，这是生活，这是我们大家所身经所目击
的生活。《日出》，不像《雷雨》，它触到了我们这社会的各方面。它
所表现的是我们的整个社会。单单暴露这社会的黑暗面是不够的，它还
隐约地指示了一个光明的希望。一方面固然是荒淫与无耻，但另一面还
有严肃的工作。
有几个女孩子写信给我说她们爱读《日出》，不过觉得作者的见解
太悲观了。不曾给人指了一条出路。这看法不对。我觉得《日出》的结
局太不悲观，而且在那末尾明明有一条伸向光明去的路。我也读过一些
剧本，我却不曾见过像它这样“雄壮”，这样“乐观”的收场。
夜渐渐地消去了，方达生把窗帘拉开让阳光射进房里，照亮了满屋
子。他迎着阳光昂着头从中门走出去。窗外日光耀眼。打夯的工人们高
亢而雄壮地合唱着“日出东方”的歌，“沉重的石硪一下一下落在土里，
那声音落到观众的耳里是一个大生命浩浩荡荡地向前推、向前进，洋洋
溢溢充塞了宇宙！”
看！这是一个多么雄壮的景象！这是一个多么乐观的结局。
作者在书前引用了《道德经》和《圣经》里的话，一共八段，这是
很有意义的。这就是作者指给我们的路，要我们一步一步地走，最后便
会到一个新的境界，所以作者借用《启示录》中的话对我们说：“我又
看见一片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日出》自然也有一些小缺点，但它仍然是一本杰作，而且我想，
它和《阿Q 正传》、《子夜》一样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最好的收获。
这些话也许会被人看作朋友的捧场，但我觉得能够在这里给曹禺的《日
出》捧场，也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
《蜕变》①后记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7 年1 月1 日《大公报·文艺》。
① 《蜕变》，曹禺著，1941 年1 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曹禺戏剧集》是我替作者编辑的。我喜欢曹禺的作品，我也多少
了解他的为人、他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我相信我来做这工作，还不
会糟蹋作者的心血，歪曲作者的本意。从《雷雨》起我就是他的作品的
最初的读者，他的每一本戏都是经过我和另一个朋友的手送到读者面前
的（他相信我们，如人相信他的真实的朋友）。但这本《蜕变》却是例
外。它到我的眼前时，剧中人物和故事已经成为各处知识分子谈话的资
料了。我摊开油印稿本，在昆明西城角寄寓的电灯下一口气读完了《蜕
变》，我忘记夜深，忘记眼痛，忘记疲倦，我心里充满了快乐，我眼前
闪烁着亮光。作者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以上的话是应该在昆明写的，但是我离开昆明快两个月了。
我最近在作者家里过了六天安静的日子。每夜在一间楼房里我们隔
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望着一盏清油灯的摇晃的微光，谈到九、十点钟。
我们谈了许多事情，我们也从《雷雨》谈到《蜕变》，我想起了六年前
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中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翻读《雷
雨》原稿的情形。我感动地一口气读完它，而且为它掉了泪。不错，我
落了泪，但是流泪以后我却感到一阵舒畅，同时我还觉得一种渴望、一
种力量在我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
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微小的精力。《雷雨》这样地感动过我，《日
出》和《原野》也是。现在读《蜕变》我也禁不住泪水浮出眼眶。但我
可以说这泪水里已没有悲哀的成分了。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是被感
动，我惭愧，我感激，我看到大的希望，我得着大的勇气。
六年来作者的确走了不少的路程。这四个剧本就是四块纪程碑。
现在我很高兴地把《蜕变》介绍给读者，让希望亮在每个人的面前。
1940 年12 月16 日在重庆
《还乡杂记》①后记
这是《还乡日记》（上海初版本）和《还乡记》（桂林再版本）的
改订补充本。原稿还是两年前作者由重庆寄来的。以后我就没有再得着
他的片纸只字。我不知道他今天在什么地方。
原稿的卷末附有一篇作者两年前新写的《附记三》。现在因了某种
关系被我删去了。希望作者能原谅我。
又这本小书原名《还乡杂记》。初版本由上海良友公司印行时
（1939），出版者在战乱中失去了一部分原稿，并且将书名误印作《还
乡日记》。后来在桂林工作社印行的再版改订本是由作者的友人远兹兄
改编的，书名也由编者改正为《还乡记》。远兹还写了篇很好的《附记》。
这次我没有得到作者的同意把书名改回来，仍作《还乡杂记》，我只有
一个理由：沙汀兄有一本题作《还乡记》的长篇小说，已经由文化生活
出版社印出来了。一个书店里出版两种同名的书，对读者应当是不方便
的。为了避免混同起见，我添上那个取消了的“杂”字。好在沙汀也是
作者的友人，作者大概不会为这种“让”法责备我。
① 《还乡杂记》，何其芳著，1949 年1 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收入《文学丛刊》第八集。
巴金 1948年7月
《热情的赞歌》①序
这是靳以的最后一本集子。他在《江山万里》和《心的歌》编成后
写的文章都收在这里了。这本书的编辑工作是罗荪同志和上海文艺出版
社编辑部的同志们做的。同志们为了表示对于死者的敬爱，在这本集子
上花了不少的心血。靳以要是活着见到这本集子，他一定会感谢同志们
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
我给这本集子取一个名字：《热情的赞歌》。这五个字是读者对靳
以这些文章的最普遍也最恰当的估价。靳以离开我们已经六十天了。这
些日子里我常常接到读者和朋友的来信，说靳以的逝世是人们的一个大
损失，因为他再也不能为我们伟大的时代唱出新的“热情的赞歌”了。
的确，靳以倘使能再活几十年，他一定会写下数不尽的更激动人心的诗
篇。他的早逝使我们大家失去了一位优秀的诗人和一个热情的歌手。
但是他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美好的东西，这本集子便是其中之一。
关于这些“热情的赞歌”，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我作为读者的感受
和领会：“你用了那么热烈、那么欢乐的调子，歌颂十年来千千万万无
限美好的事物；你用了诗一样的激情的语言抒写个人深切的感受，歌唱
人民的幸福生活。。。我读你的文章，总觉得仿佛作者从纸上伸出手来，
紧紧地拉住读者向前飞奔。你把你对新社会的热爱尽量地放在文章里
面，你把读者全当作你的朋友，向他们倾吐你最深的感情。读你的文章
我接触到你那颗火热的心。在你的文章里充满的是生命。”
这样的文章是不会死的，这样的歌声是不会消失的，它们将永远鼓
舞我们前进！
1959 年12 月27 日
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
我在两个月前写的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一句：“多印几本近代、现
代的西方文学名著，又有什么不好呢？”这句话似乎问得奇怪。其实并
不稀奇，我们这里的确有人认为少印、不印比多印好，不读书比读书好。
林彪和“四人帮”掌权的时候，他们就这样说、这样办，除了他们喜欢
的和对他们有利的书以外，一切都不准印，不准看。他们还搞过焚书的
把戏，学习秦始皇，学习希特勒。他们煽动年轻学生上街大“破四旧”，
一切西方名著的译本都被认为是“封、资、修”的旧东西，都在“大破”
之列。我还记得1967 年春天，张春桥在上海发表谈话说四旧破得不够，
红卫兵还要上街等等。于是报纸发表社论，大讲“上街大破”的“革命”
道理，当天晚上就有几个中学生破门而入，把一只绘着黛玉葬花的古旧
花瓶当着我的面打碎，另一个学生把一本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新天方
夜谭》拿走，说是准备对它进行批判。我不能说一个“不”字。在那七、
八、九年中间很少有人敢挨一下西方文学名著，除了江青，她只读了少
得可怜的几本书，就大放厥词，好像整个中国只有她一个人读过西方的
① 《热情的赞歌》，靳以著，1960 年5 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品。其他的人不是书给抄走下落不明，就是因为住房缩小，无处放书，
只好秤斤卖出，还有人被迫改行，以为再也用不上这些“封、资、修”
的旧货，便拿去送人或者卖到旧书店去。西方文学名著有汉译本的本来
就不多，旧社会给我们留得太少，十七年中间出现过一些新译本，但数
量也很有限，远远不能满足读者需要。经过“四人帮”对西方文学名著
一番“清洗”之后，今天在书店里发卖的西方作品（汉译本）实在少得
可怜，因此书店门前读者常常排长队购买翻译小说。读者的要求是不是
正当的呢？有人不同意，认为中国人何必读西方的作品，何况它们大多
数都是“封、资、修”？这就是“四人帮”的看法。他们在自己的四周
画了一个圈圈，把圈圈外面的一切完全涂掉、一笔抹煞，仿佛全世界就
只有他们。“没有错，老子天下第一！”把外来的宾客都看作来朝贡的，
拿自己编造的东西当成宝贝塞给别人。他们搞愚民政策，首先就使自己
出丑。江青连《醉打山门》是谁写的都搞不清楚，还好意思向外国人吹
嘘自己对司汤达尔“颇有研究”！自己无知还以为别人也同样无知，这
的确是可悲的事情。只有在“四人帮”下台之后，我们才可以把头伸到
圈圈外面看。一看就发现我们不是天下第一，而是落后一二十年。那么
究竟是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咬紧牙关、往前赶上好呢，还是把门关紧，
闭上眼睛当“天下第一”好？这是很容易回答的。现在的问题是赶上别
人，那么先要了解别人怎么会跑到我们前面。即使我们要批判地学习外
国的东西，也得先学习，学懂了才能批判。像“四人帮”那样连原书也
没有挨过，就用“封、资、修”三顶帽子套在一切西方文学名著头上，
一棍子打死固然痛快，但是痛快之后又怎样呢？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