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4-笔底波澜-第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笔底波澜　　　　
　　　　1944年：国人争阅《延安一月》　　　　
　　　　从2月到年底，黄炎培、张志让等主办的《宪政》月刊坚持每月举办一次座谈会，邀请各界名流、专家学者讨论民主宪政问题，并发表发言记录。　　　　
　　　　3月，桂林文化界提出改善图书审查办法。同月27日，针对出版业的困境，重庆《大公报》发表《物价与文化》的社评，引起出版界的强烈共鸣。4月5日，张静庐、黄洛峰、姚蓬子等6位出版人联名致函《大公报》记者，提出要求国民党当局“广开言路，提倡自由研究自由读书之风气”等许多对症下药的意见。5月2日《大公报》以《出版业的呼吁》为题发表了这封公开信。重庆知识界纷起响应，4月29日，左舜生、张君劢、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等在和文化界聚会，章伯钧提出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问题，最后推出茅盾等8人起草关于书报审查问题的意见书。当天《新民报》晚刊报道了这一消息。5月3日，张申府、孙伏园、曹禺、张静庐等50多人举行茶会，发出《重庆文化界对言论出版自由意见书》，以及78人联署的《重庆文化界为言论出版自由呈中国国民党十二中全会请愿书》，提出取消新闻、图书杂志及戏剧演出的审查制度等意见，喊出了“拒绝检查、拒绝审查”的口号。可以看作是一年后“拒检运动”的先声。　　　　
　　　　4月22日，孙科在向保险界发表演讲时指出，宪法的功用在于保障人民自由，“目下对言论自由，与经济管制实反其道而行，前者管制见效，而后者不堪闻问”，“经济管制不能端赖官吏，必须人民自行监督。言论自由，则贪污之风亦必自杀。”袁冬林、袁士杰编：《浦熙修记者生涯寻踪》，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页374—375。第二天，重庆《新民报》发表了浦熙修采写的新闻《孙院长昨讲演中国必须民主》，虽然其中至少了开了三处“天窗”。　　　　
　　　　6月13日，郭沫若发表文章呼吁思想言论的自由、学术研究的自由和文艺创作的自由。　　　　
　　　　《新民报》著名的“三张一赵”之“三张”，左起张慧剑、张恨水、张友鸾　　　　
　　　　从7月30日起，访问延安归来不久的《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就在《新民报》重庆版、成都版开始连载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当年11月就出版了单行本。赵超构以一个新闻记者的眼光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延安，客观地报道了延安的方方面面，包括提出了一些不无尖锐的质疑和批评。国人争相传阅《延安一月》，《新民报》洛阳纸贵。夏衍回忆，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地赞赏过《延安一月》，把它比作斯诺的《西行漫记》，“要党的新闻工作者向他学习”。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也对夏衍、章汉夫、潘梓年说：“我看过《延安一月》，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张林岚：《赵超构传》，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页75。毛泽东当面说赵超构“是个自由主义者”，他当时还颇为自豪，感到“受之有愧”，后来才得知这是对他含蓄的批评。但毛肯定了他“在重庆这样的地方写这样的文章”也不容易。无论如何，赵超构这个名字将因为《延安一月》而永留在这一年的编年史当中。　　　　
　　　　《新民报》主笔、“三张一赵”之“一赵”赵超构　　　　
　　　　在9月13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参政员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极多，而且极严厉，对失职的各部长官乃至军事将领无不公开指责，毫无顾忌。更难得的是，包括《新民报》、《大公报》在内的许多报纸都登载了这类言论。所以有人说，国民党执政以来“政治公开以此次会议为始点。”国外舆论反响更是强烈，误以为中国走上了“政治公开之路”，《纽约时报》称之为“沉闷的中国之新鲜空气”。实际上这样的景象是不可靠的。仅9月25日一天，就有贵阳的《黔灵晚报》、《天下报》、《诚报》、《商情报》、《立言报》等五家民营报纸被勒令停刊。　　　　
　　　　9月，桂林沦陷前夕，桂林《大公报》被迫停刊，全体人员徒步南行，参加了湘桂大撤退的民族苦难。在桂林的岁月，徐铸成执笔的社论“真是赛过几师雄兵”，就连它的副刊也“成为真正人民的园地”。　　　　
　　　　12月4日即日寇占领独山前一天，王芸生在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强烈批评国民党政府，反对“以空间换时间”，主张彻底革新政治，一、“凡国人皆曰可去的人尽量去之……容纳党外人参加国务及政策……”；二、“在民主统一团结抗战的大原则上宣布党派问题解决了”；三、“宣布与热诚助我的盟邦更进一步合作”。同时呼吁蒋介石亲自到贵阳督战。12月22日的社评《晁错与马谡》，王芸生直接提出了“除权相”、“戮败将”的主张，矛头直指孔祥熙、何应钦。　　　　
　　　　这一年，浙江大学教授费巩在《大公报》、《民宪》、《宪政》、《东方杂志》等报刊发表一系列闪耀着政治智慧的政论，如《民主政治与我国固有政制》、《实施宪政应有之政治准备》、《王之反对党（论英国之政党政治）》、《英国议会政治》、《论政治风气之转移》等，充分发挥了他作为一个宪政学者的专业知识，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


《笔底波澜》　第三部分1944年：国人争阅《延安一月》（2）

　　　　［记事］　　　　
　　　　1月3日重庆《新华日报》报道，昆明《朝报晚刊》创办才几天即“奉令停刊”。　　　　
　　　　1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桂林《野草》、《戏剧生活》等杂志遭查封。　　　　
　　　　2月，汪伪政府以外国人不能在中国出版本国文字以外的报刊为借口，迫使中共以苏商时代出版社名义在上海“孤岛”出版的《时代》周刊停刊。　　　　
　　　　3月11日，衡阳《大刚报》因发表《贪污及其》一文，自这一天起被停刊3天。　　　　
　　　　3月，长沙、衡阳两地的报纸因为揭露湖南的暴政而遭查禁，“手令”绝妙：　　　　
　　　　战时报纸油墨应积极节约，以供军需民用，近有不肖之徒，未奉政府批准，擅以宣传为名，在长、衡各地乱办书报，乱办杂志，胡说八道，颓风败俗，其浪费物力，扰乱社会之罪，实无法恕。特令饬所属严予查禁，以挽颓风。如有上项犯法书报杂志，应随时勒令停刊，并按情节轻重，究办其主办人。　　　　
　　　　4月，成都《新民报》一则“一胎三女”的社会新闻得罪当地政府，因为拒绝“更正”，张友鸾被迫离开成都。　　　　
　　　　5月4日，闻一多、李公朴在昆明创办《自由论坛》。　　　　
　　　　5月16日，杨西孟、戴世光、李树青、鲍觉民、伍启元等在《大公报》联署发表《我们对于物价问题的再度呼吁》。　　　　
　　　　6月20日，国民党政府颁布《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战时书刊审查规则》，尽管将图书和不涉及军事、政治、外交的杂志由原稿审查改为著作人或发行人自行审查，禁载的事项也比以往略有减少，但仍坚持对报纸和其他杂志的事前检查。　　　　
　　　　6月，上海《万象》杂志主编柯灵在被日本宪兵第一次拘捕，幸未受刑。　　　　
　　　　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社会部命令公布《新闻记者法施行细则》。　　　　
　　　　9月5日，国民党政府修正公布《著作权法施行细则》。　　　　
　　　　9月21日，在孙科、王世杰主持的宪政实施协进会上通过了改善书报检查办法。　　　　
　　　　10月，海燕书店创办人的俞鸿模在上海被捕，关押了一个月。　　　　
　　　　12月6日，王世杰在出席外国记者新闻会议时表示，“检查制度将使之合理化，减少留难。”　　　　
　　　　12月9日，民盟云南支部在昆明创办《民主周刊》。　　　　
　　　　


《笔底波澜》　第三部分1945年：“拒检运动”全国响应（1）

　　　　笔底波澜　　　　
　　　　1945年：“拒检运动”全国响应　　　　
　　　　早在2月22日，《新华日报》发表312名知识分子签名、郭沫若起草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提出了包括废止审查制度，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在内的六点建议。签名者中既有左翼知识分子，也有许多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如费巩等。国民党当局惶惶不可终日，强迫华林、汤灏等签名者公开登报声明“并未参加”，拒绝更正的费巩因此“失踪”，惨遭杀戮，死不见尸。　　　　
　　　　4月1日是愚人节，有民盟背景、也有中共地下党渗透的成都《华西晚报》就曾发表一条新闻，说抗战即将胜利，重庆国民政府于当天宣布废除新闻检查。这是《华西晚报》借愚人节开玩笑为名，向新闻检查制度发起挑战。　　　　
　　　　浙江大学教授费巩遭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后遇害　　　　
　　　　从1937年到1945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档案中有案可查的，就有1311种书刊遭查禁。从1938年3月到1945年8月，国民党中宣部和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档案记载，被禁书刊达2000种以上。这些都只是不完全的统计，并不包括各地自行查禁者。　　　　
　　　　8月7日，重庆《国讯》社未经国民党当局检查、自行出版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一书。接着，继上一年曹禺、张申府、张静庐等50多人提出“拒绝检查、拒绝审查”之后，张志让、杨卫玉、傅彬然三人起草了一份重庆杂志界拒检联合声明，《宪政》月刊、《国讯》周刊、《中华论坛》（章伯钧主编）、《民主世界》（孙科等主办）、《民宪》半月刊（左舜生主编）、《民主与科学》（张西曼主编）、《中学生》（叶圣陶主编）、《中苏文化》（侯外庐主编）、《现代妇女》（曹孟君主编）、《再生》、《新中华》、《东方杂志》、《文汇周报》、《战时教育》、《国论》、《学生杂志》等16家不同背景的杂志，都在声明上签了字。8月17日，就在《延安归来》一书被当局搜禁后，拒检声明也公开发表，郑重宣布自9月1日起，所有参与签名的杂志不再送检，并将这一决定函告国民党中宣部、宪政实施协进会和国民参政会，由此揭开了“拒检运动”的序幕。　　　　
　　　　当时整个战时首都重庆的杂志也不过是三四十家而已，这么多不同政治倾向、不同专业的刊物联合拒绝恶劣的检查制度确乎是一次空前的壮举。其中《宪政》、《国讯》、《中华论坛》、《民主世界》、《民宪》、《中学生》、《再生》、《新中华》、《东方杂志》、《文汇周报》等十大杂志同时决定出版一份不向政府办理登记手续、全部稿件都不送检的《联合增刊》。由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国讯书店等19家出版社组成的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也立即宣布坚决支持这一拒检声明。8月27日，重庆杂志社联谊会集会，在拒检声明上签字的杂志增至33家。8月31日，《国讯》、《宪政》等8家杂志负责人集会一致议定第二天起不再送审。　　　　
　　　　9月1日是记者节，《新华日报》发表激情四溢的评论《为笔的解放而斗争》，抨击了国民党臭名昭著的原稿审查制度，热切地呼喊“八年来紧紧束缚着新闻记者的手，从今天开始有了自由，大家的呼吸开始可以透出一点气来了！”　　　　
　　　　《华西晚报》也在9月初发表社论《我们对于抗战结束时期新闻事业的六项建议》，提出包括立即取消党政机关出版特权、立即取消新闻检查、释放被捕的新闻记者、解除对抗战时期被封闭的报刊禁令等在内的六点建议。远在延安的《解放日报》迅速转载了这篇社论。　　　　
　　　　经历八年苦战之后，日本终于投降了，重庆杂志界率先发起的“拒检运动”得到全国各地的广泛回应，在百年言论史上书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9月8日，成都《新中国日报》、《华西晚报》、《成都快报》、《大学月刊》、《天风周刊》《开明少年》、《现代周刊》、《大义周刊》及川康通讯社、自强通讯社、国讯社等16家报刊、通讯社隆重集会，联名发表由叶圣陶执笔的《致重庆杂志界联谊会公开信》，声援拒检运动，指出“八年来以战时为借口的检查制度，严重践踏了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损害了中国新闻文化界的尊严和信誉。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一切钳制言论自由的战时法令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根据。政府既无意及时采取措施，我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当然有理由自动宣布检查制度的死亡，”郑重表示“共同高举起言论自由的大旗，宣告检查制度的死亡，宣告一切压迫言论自由的法令与制度的死亡！”9月10日，在这一公开信上签名的新闻出版机构增加到22家。　　　　
　　　　9月15日，重庆10家杂志的《联合增刊》第一期由国讯书店出版发行。重庆20家杂志以及响应它们的成都同行通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从即日起稿件不再送审。同一天，昆明《民主周刊》、《大路》周刊、北门出版社、进修教育出版社等11个新闻出版机构集会响应重庆、成都的“拒检运动”，成立“昆明杂志界出版界联谊会”。　　　　
　　　　9月17日，成都27家新闻文化机构举行联谊座谈会，当场成立永久性组织“成都文化新闻界联谊会”，推选叶圣陶、黎澍、沈志远等7人为执行委员，并发表争取《发表的自由》宣言，提出了取消一切出版发行的特许制度，实行备案办法，取消新闻和图书杂志的审查制度，保障文化人的人身自由等七项主张，把这场联署运动正式命名为“拒检运动”。　　　　
　　　　桂林、西安等地新闻出版界相继成立联谊会，响应“拒检运动”。四川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也响应拒检。形形色色正式和非正式的出版单位，甚至学校的黑板报和学生组织的文学团体都纷纷通知国民党中宣部，不再接受战时检查制度的束缚。在国民党政府正式废除新闻和出版检查制度之前，各种非政府报刊和出版社已纷起争取言论、出版自由。　　　　
　　　　10月4日，叶圣陶在重庆杂志联谊会《联合增刊》第二期发表《我们永不要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在论证了“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当然没有存在的理由”之后，他指出：“我们不要这个制度，并不因为我的思想言论曾经被禁被删，你的思想言论曾经被禁被删，他的思想言论曾经被禁被删。即使我的你的他的思想言论都没有被禁被删，将来也永不会被禁被删，我们还是不要这个制度。制度存在，总有我你他以外的人受着精神上的迫害，我们与他人精神上是共通的，他人受到迫害也就是我们受到迫害。”　　　　
　　　　早在这年3月29日、30日，当时的国民党中宣部长王世杰在接见、宴请“美国报纸主笔协会”代表时，就一再告诉他们：“中国新闻检查制度并非永久性，在战后大概将完全取消或在中国大部分地方取消。”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更是“希望中国成为远东言论自由的堡垒”。　　　　
　　　　直到9月22日，民间“拒检运动”已成燎原之势时，国民党中常会才通过决议，宣布自10月1日起取消对新闻和图书杂志的审查。次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消息，除收复区和戒严区，战时新闻检查制度和出版业审查制度都将于10月1日废止。　　　　
　　　　同一天，昆明《大路》周刊等11个新闻出版机构联合致函云南图书杂志审查处，宣布自即日起所有文稿不再送审，同时致函昆明市印刷业同业公会，请该公会转告各会员印刷厂，此后一切付排稿件由各单位自行负责，无须再受任何方面的限制，以免影响出版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