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4-笔底波澜-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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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申报·自由谈》主编张梓生备受亲国民党小报围攻，继黎烈文之后被迫辞职。
11月8日，上海《新闻夜报》、《小晨报》因未遵禁令、大量报道汪精卫被刺事件，受到停止邮递和停刊多日处分。
《笔底波澜》 第三部分1936年：《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1）
笔底波澜
1936年：《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发表
新年伊始，从北到南，都涌动着新闻界争取言论自由的呼声。1月1日，平津新闻学会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向政府请愿取消新闻检查制度的决议。1月26日，纽约《太阳报》、伦敦《每日先锋报》驻北平记者斯诺致函祝贺平津新闻学会成立，赞成他们提出的开放“言禁”、废止现行新闻检查制度等主张，认为争取新闻业的自由与独立，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普遍意义。2月9日、10日《世界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
1月11日，顾执中、萨空了、谢六逸、恽逸群、郭步陶、陆诒、包天笑、卜少夫等71名职业记者联名在《大众生活》第9期发表《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他们抗议剥夺言论出版自由的新闻检查制度，郑重提出两点主张：“一、反对新闻检查制度的继续存在。二、检查制度虽不立刻撤销，一个自己认为还算是舆论机关的报纸，绝对不受检查！”
国难当头，争取言论自由成为这一年主旋律之一。
3月，马叙伦等148人在《生活教育》、《大众生活》发表《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与上海文化界南北呼应。
4月1日，张季鸾、胡政之主持的《大公报》上海版正式问世。张季鸾在《今后之大公报》社评中重申了“四不”方针，以“不隶籍政党”、“经济独立”、“不接受政府官厅或任何私人之津贴补助”等作为“自立之本”，耿耿以“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为念。第二天，又发表《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社评，对新闻检查制度深表不满。6月9日，再次发表《论统制新闻》社评，批评当局“蒙头盖面”的“统制新闻政策”。9月1日，当复刊10周年时，总计天津、上海两地的日发行量已超过10万份，《大公报》作为举国舆论重镇的地位进一步凸显。
张季鸾、胡政之主持的《大公报》上海版
6月底，因为夏衍写的独幕剧《都会的一角》有“东北是我们的领土”一句台词而遭禁演，上海戏剧界张庚、于伶、唐纳、欧阳山、柯灵等20多人联名发表“反对工部局禁止演剧的通启”，提出：“为了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尊严，我们一方面应当督促政府向工部局严重交涉，一方面要求我国文化工作者一致起来，向工部局提出抗议，争取一切爱国运动、文化及艺术活动的自由！”
与此同时，日本拍了一部电影《新土》，主题即东北是他们的“新土”，影片在上海上映后，文化界发表两次抗议宣言，一次由欧阳予倩、应云卫等电影、戏剧界300多人联名，一次由矛盾领衔，巴金、许广平、郑振铎、任白戈等都签了名。
7、8月间，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联名在《生活日报》（香港）、《生活教育》发表著名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公开信，言论出版自由即是其中之一。
10月1日，巴金、鲁迅、冰心、林语堂、周瘦鹃、包天笑、茅盾等21位作家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要求国民党当局“即刻开放人民言论自由，凡足以阻碍人民言论自由之法规，如报纸检查、刊物禁扣等，应立即慨予废止”。同时呼吁全国学者、记者、作者、读者，“一致起而力争言论自由，促其早日实现”。《新认识》、《文学》和《申报·每周增刊》等报刊都相继刊载了这一宣言。这是鲁迅生前最后一次在争言论自由的宣言上签名。
11月23日凌晨，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史良等“七君子”因奔走抗日而被捕，当天，《立报》在头版发表《今晨七人被捕》的短讯，率先披露这一震惊全国的消息。26日，宋庆龄发出《为“七君子”被捕向报界发表声明》，呼吁舆论界主持正义。之后，《立报》和全国各地报纸，连续追踪报道“七君子”案，对国民党当局构成了压力。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图为救国会主要领导人（前排左起）沈钧儒、史良、王造时、沙千里等参加上海各界群众的示威游行
这是我们在1936年的言论编年史上所看到的亮色，然而更多的是铁屋中的呐喊，是黑暗中的挣扎、沉埋，是默无声息的消亡。据当时印发的《查禁刊物一览表》及《反动刊物调查表》，仅仅从1936年1月到3月，国民党当局就查禁了24种刊物。这年12月国民党中宣部秘密印发的《中央取缔反动书籍杂志一览》表明，从1929年3月到1936年6月，以宣传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及“讥评政府”、“诋毁本党”、“妖言惑众”、“言论反动”等罪名秘密查禁的社会科学书刊就有676种、文艺书籍有309种。
［记事］
1月19日，国民党CC系背景的上海《晨报》发表王新命（署名“林总”）执笔的“星期评论”《树立政府信用——严禁官吏之投机》，公开批评孔祥熙公债投机和他的财政经济政策。蒋介石震怒，亲自下达了“晨报永远不准出版”的手令。
《笔底波澜》 第三部分1936年：《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2）
1月，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艾思奇的《哲学讲话》，不久被禁。
2月20日，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通令全国公私营广播电台，自即日起，每日下午8时至9时05分，必须一律转播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齐一宣传步骤”。
2月，国民党中宣部查禁了《海燕》、《大众生活》、《读书生活》、《漫画和生活》等23种杂志。2月19日，国民党当局先是下令对《大众生活》禁邮。2月26日，《大众生活》在出了第16期后终于被查禁。
3月7日，继《大众生活》之后，金仲华等又创办了《永生》周刊。6月27日遭查禁，共出17期。
3月18日，刘尊棋等16名北平《晨报》编辑人员为抗议北平市政府的武装接管，全体提出辞职。
4月在上海创刊的《知识》半月刊先后换用过《时代论坛》、《大时代》等刊名，一再遭到查禁，每出一期，几乎全部被邮局检扣，出至第17期后被迫停刊。
6月15日，南京中国日日新闻社、《大华晚报》社以“泄露机密”罪遭查封，《大华晚报》社长殷再为遭秘密逮捕下狱，另有两名职员遭囚禁。
《大公报》上海版以整版报道鲁迅去世
7月15日，被迫离开广东的新闻记者黄士强等17人通电全国，声讨陈济棠压迫记者、摧残舆论的罪恶，呼吁广州新闻界同行重天职以存人格，不要为其利用。
8月23日，邹韬奋再次在上海创办《生活星期刊》。11月23日，邹韬奋被捕。12月4日，国民党下令查禁了《生活星期刊》等13种刊物。《生活星期刊》一共出了28期。
10月5日，沙千里等编辑的《生活知识》半月刊出了一年后被禁。
10月17日，《厦门大报》因语涉日方，受日本领事的压力，被当局勒令停刊一个月。
10月19日凌晨，鲁迅在上海租界病逝，长星陨落。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他著译的作品被查禁的至少有28种。凡是研究和纪念他的作品几乎也都被查禁（至少有11种）。1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出“训令”，肯定鲁迅在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创作小说的文化贡献，对他转变为左翼作家表示惋惜，同时“绝对禁止刊载”“盲从左翼分子”的“无谓捧场文章，利用死者大肆煽惑”。
10月，福建仙游县《商报》因刊出国民大会选举舞弊的消息，编辑蔡名良被捕并遭刑讯。仙游各报为此停刊抗议。
11月25日，李公朴主编的上海《读书生活》半月刊遭查禁，共出了50期。
11月29日，素来温和的《独立评论》也因第229期发表反对日本策划“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评论，被国民党北平当局责令停刊。
11月，柳是主编的《大家看》半月刊在上海创刊，只出了3期即遭查禁。
11月，巴金等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文季月刊》也在出了7期后遭禁。
从11月14日起，美国记者斯诺采访陕北归来，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和国内外多家报刊上发表《毛泽东采访记》等大量报道和新闻照片，突破了国民党长达9年来的新闻封锁，让国际社会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主张，成为轰动世界的重大新闻。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之后，新闻界忧心如焚，157家报馆联合发出《全国报界对时局宣言》。
12月18日，《大公报》发表张季鸾执笔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不管后世的人们如何评价，不可否认的是，其言论对西安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
《笔底波澜》 第三部分1937年：“一不投降，二不受辱”（1）
笔底波澜
1937年：《大公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2月14日，以通讯《中国的西北角》而名动一时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从延安回到上海，第二天就在《大公报》发表了述评《动荡中的西北大局》。时值国民党三中全会，当天下午报纸一到南京，“与会人员对于西北大势之实况皆大为震撼”，因为和蒋介石上午讲的完全不一样。“蒋介石大怒，把当时在南京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叫去大骂一顿”。1941年，已脱离《大公报》的范长江发表回忆文章说：“此文本不为上海新闻检查所通过。……胡政之先生也认为此事非常重要，也当夜亲为我改稿，并坐等检查结果，检查所对此稿不敢放行，他乃决定‘违检’一次，发表再说。”沈谱编：《范长江新闻文集》，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页984。胡政之虽然将蒋介石发怒一事告诉了范长江，但没有批评他。国民党特务机关却从此开始检查范长江的私人信件，并严密监视他的行踪。
2月18日，《大公报》发表长篇社评《论言论自由》，然而接踵而来的是国民党政府7月8日公布的《修正出版法》、7月28日公布的《修正出版法细则》、8月12日通过的《新闻检查标准修正案》，以及秋天制定的《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标准及办法》，是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和各省市分会的相继设立。
从1927年到1937年，被国民党查禁的书刊，仅载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档案的就有2058种，其中社会科学书刊1028种、文艺书刊458种。左翼作家蒋光慈一个人被查禁的作品就有27种，郭沫若被查禁的著译有25种，钱杏邨被查禁的著译也在20种以上。甚至以写多角恋爱著称的小说家张资平的许多小说，也未能幸免同样的命运（如被黎烈文在《申报·自由谈》“腰斩”的《时代与爱的歧路》等）。从1936年11月到1937年6月“七七事变”前夕，至少就有130种书刊被查禁。
1937年，范长江（左一）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采访时与当地的郡王及其夫人合影
阴云低垂，中华民族正面临着日本侵略的严重危机。以裙带关系位居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在参加英王加冕典礼时，向英国借款300万英镑，其夫人宋霭龄不顾国难当头，竟私用公款在上海操纵纱布市场，结果引起纱布暴涨风波。内幕被京沪各报披露后，龚德柏在国民党背景的南京《救国日报》发表社论，严辞抨击孔家豪门。蒋介石勒令《救国日报》停刊三天。
许多不同背景的报纸都报道了“七君子”案的开庭情况及他们在狱中的生活。《大公报》和文摘刊物《月报》等还全文刊出了“七君子”的长篇辩护词，堂堂正正地驳斥了国民党当局罗织的种种罪名。《新闻报》记者陆诒曾到苏州狱中采访了邹韬奋，初露头角的《妇女生活》记者子冈也曾以堂妹名义到狱中采访了史良。
面对强敌压境，中国言论界的表现真更是可歌可泣，足以感动后世。8月4日，天津沦陷以后，《大公报》发表“暂行停刊”启事，宣告停刊。《益世报》继续在租界出版，坚持主张抗日，8月18日，经理生宝堂被日寇绑架，因不屈服，终遭杀害。
9月18日，上海战火正炽，张季鸾主持创办《大公报》武汉版，他不顾病弱之躯，以如椽之笔先后写下了《中国民族的严重考验》、《置之死地而后生》、《最低调的和战论》等振奋人心的社评，影响极为深远。
10月5日，上海10家以社会花边新闻著名的小报联合出版《战时日报》，令人耳目一新。12月11日接到租界工部局的禁令被迫停刊。上海沦陷后，《战时日报》主编冯梦云遭日军逮捕、枪杀，以身殉国。
1937年8月3日，救国会诸领袖出狱后和马相伯老人等合影，自左至右：杜重远、沙千里、章乃器、史良、邹韬奋、沈钧儒、马相伯、王造时、李公朴
11月28日，日军强占了国民党中宣部设在上海的新闻检查所。12月13日（也即南京陷落之日）向上海各报发出通知，迫令从14日晚上起，所有稿件小样必须送交审查，否则不准刊载。《大公报》、《申报》等拒绝送检，自动宣布停刊。12月14日，《大公报》上海版同时发表《不投降论》和《暂别上海读者》两篇掷地有声的社评：
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记事］
1月，交通部以设备简陋的借口勒令上海的华光、新声、同乐等8家电台停播，2月，上海私营广播电台同业公会发表抗议宣言，认为即使民营电台取缔规则中也无此明文规定。
2月26日，北平市报业公会致电南京政府和全国新闻界，呼吁当局增加纸张进口数量，缓解纸荒，并准许报社与国家银行保持经济往来，以获得必要贷款。
《笔底波澜》 第三部分1937年：“一不投降，二不受辱”（2）
2月，陈子展主编的《读书》半月刊在上海创刊，仅出2期即遭查禁。
3月1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令上海书业公会“对于新文字任何书刊一律停售”。11日，南京国民政府通令禁售上海出版的《新认识》、《读书生活》、《文季月刊》等13种刊物，限定2日内焚毁所有存刊。16日，钱俊瑞主编的上海《现世界》半月刊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共出15期。
3月，夏征农主编的上海《新认识》半月刊遭查禁，共出6期。
4月11日，江西《商报》和《健报》记者因在新闻中涉及教育厅长，被南昌警察局关押。南昌新闻界为此向南京当局呈诉，并呼吁全国新闻界声援。
4月25日，汉口记者协会致电江西省要求保释两报记者，以爱护新闻事业。
4月中旬，车耀先在成都创办的《大声》周刊出至13期后，被国民党当局以“消息言论多不正确”为名查封。不久，改名《大生》周刊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