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性-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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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永恒回归”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尼采非常喜欢讨论这一点）且挥之不去的念头：要重新找回那个久已不存在的身体，因为这个身体的缺席是所有无力的源泉。而事实上，如果说日常生活中的动作可以反复做而不让人心感厌倦，强迫性行为的重复则是会使人厌烦的，使欲望消失的。强迫症患者害怕死于“敢于有欲望”，而在所有的强迫症态度的背后都存在着一种恐惧，即害怕自己处于险境。为了自我保护，个体会冒出许多挥之不去的奇怪念头。他们会反复地做同样的动作，以这些来掩饰正在堕落的身体，掩饰感觉上的真正冲突。他们以回到古代社会为借口，让自己的身体处于原始的最初状态。这是一种倒退。要知道，认为洞穴人、森林里的人、住在草房里的人，比现代人更真实，是一种把问题过分简单化的做法。
想让自己与或近或远的历史融为一体的狂热还有另一层含义，即表达了让自己的身体属于一种传统及其仪式和习惯的需要。“工业社会人”用了50年时间斩断他们与人种、文化、教育和宗教遗产的联系，而且还蔑视代代相传的不可或缺的生活经验。“工业社会人”想一切从零开始，想成为突然出现的、没有祖先的、没有历史的一代。这种奇怪的做法使他们成了孤独的一代。现实让现代人产生了“无所不能”的幻觉，他们是自恋的。但是，认为意识形态和科学是万能的则可能会伤害人本身。以它的名义，多少生命被浪费，又有多少生命堕落了！承认自己的根好像变成了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情，但是，人没有根是很难发展的。每一代人，即使自己没意识到，也会以自己的方式运用文化遗产。有人喜欢编造家谱，他们没有了传统，没有了习俗，没有了信仰，甚至“没有了”父母。但是，矛盾的是，现在，一部电影、一首歌，或是一本书，只要它提到一点点那些消失的传统，它就必然会取得成功。
为了给自己一个将来，与过去相连对于人来说是必要的。我们有几个世纪的文化传统在身后，我们却否认了它，并且试图从别的人种那里借一个。从长期来看，这会使我们不属于“任何地方”，成为失去根的人。与自恋的现代人只顾眼前不同，我们的每一代先人在处理好眼前的事时，都考虑着后代。盖房子，种树，这些行为的着眼点都不是短期的，作为一种集体行为，它们反映了要拥有后代的意愿。“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在当时绝非流行的语言。是什么让我们感受到了威胁？是“生命太短暂了”，人们常这样说。在一个人的寿命不断增长的时代里，这是多么大的悖论啊！现在人们总是害怕失去，于是都抓紧时间活着。
事实上，除了已经失去的，没有什么还会再失去。如今身体映像和身体本身不再能共存，它们之间的断裂就是失败，日常生活中的流行时尚和各种思想都反映了这种失败。追寻一个并非自己所拥有的身体，力图控制自己的生殖，这些最终只能让人产生“让身体达标”的欲望——并且常常会导致激素的使用。
第1章 被消灭的身体被消灭的身体（10）
身体与性的分离是“进攻性”的根源，而认为能把“享乐的性”和“生殖的性”分离是又一次性解放，这种看法既不公正也不健康。弗洛伊德曾指出，在两个人有性关系时，他们在内心深处是亲密地合在一起的。在性研究中，分开来研究其各自的过程是有必要的，但绝不应忘记，他们是一个整体，这“整体”是爱的核心。
归根结底，难道这种无知的、无欲望的身体全裸不是有罪心理的一种反映吗？有看的欲望和被看的欲望，意味着希望被承认和被接受。“工业社会人”否认了他人和历史，很难建立一种使自己的身体属于他人和过去的联系，其身体失去了参照。吸毒者和厌食症正是表现出了他们身体感觉上的这种不适。
未能升华的性会具有其原始的进击性。文明曾系统地建立了一些禁区（禁止乱伦、禁止对儿童的性侵犯、禁止强暴），这些禁区对使生活更美好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现在，这些暴力的举动又增加了。从所有这些禁区“解脱”中出来的身体映像带来了人已获得解放的幻觉，这种“解放”其实是原始人性的解放。由于现在的社会环境没能给个体提供正确的价值和象征，个体未能将内心整合，于是把冲动本身合理化的做法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潜意识既不能整合性化了的身体，也不能接受完整的性。人们不再追求建立一种关系，而是追求自我承认，与人竞争和保护自己免受他人伤害。这种氛围是不利于异性恋关系发展的，更糟的是，它有利于同性恋关系的发展。
以“解放身体”为口号要求全裸，这表达了要重新找回身体舒适的愿望，而且全裸还参与了使人类的所有活动大规模色情化的进程。但是，悖论是，当色情开始进入夫妻关系的时候，它却又促进了身体的非色情化。因为全裸意味着：“我是全裸的，我不是引起欲望的，我也没有欲望，我只要想引人注目而已。”
色情侵犯了夫妻关系在1750年以前，夫妻关系的作用主要在于繁衍后代，组织共同的经济生活，性心理并不在夫妻关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1750年左右，
E。绍特（E。Shorter），《现代家庭的产生》，Seuil出版社，巴黎，1977。
在夫妇之间，爱情逐渐开始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享乐的性，或者称为“消遣的性”开始成为夫妻爱情生活的一部分，而夫妻外的性关系也开始被视为一种伤害对方的行为，是不忠。性心理开始逐渐变化，而且根据爱情的要求，享乐的性和生殖的性开始合二为一，因为人们开始了解，不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悲剧。当时社会的发展和心理的发展都力图让爱情成为有益于夫妻关系的部分。在这种背景下，在18世纪，结婚已不再是基于经济、社会或法律的需要，而首先是两情相悦的行为。以后的每个世纪里，以追寻感情幸福的名义，这一趋势继续发展，而纯洁的爱情也被定义为“让灵魂的激越和身体的颤动同在”
樊尚，《激情的生理学》，OdileJacob出版社，巴黎，1986。
于是，留给每个人的任务就是找到他（她）欲望的客体，即最有可能值得他（她）爱的人。个体不再幻想一个“理想化”的伙伴，而是学习着与他人相遇，并开始一段永不枯竭的关系。这个任务是艰巨的，要求人必须具有整合内心的动力，需要协调欲望和丰富的情感，以在时光的流逝中使爱情不断新生。
性和享乐不是爱情。但是，爱情、性和享乐的结合，既赋予了“做爱”一词含义，又满足了看到情欲和交流统一的欲望，而这两点正是“自我”在个人感情生活中努力要实现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的社会意识里，人们虽然也在寻找爱情，同时却把性分为不同功能的并且“拒绝”身体。社会上显然存在着“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风气，它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个体的行为。这种被“解理”的心理使从功能分裂的性关系出发的行为合理化了——而“统一”才是被追求的。基督教之爱在很大程度上是爱情的基础。因相爱而结婚是《圣经》的愿望。20世纪以来，爱情文化和夫妻都在教会的影响之下，而教会使得结婚首先是出于两个人自由的爱情意愿，而不是由两个家庭来决定。
最近，人们对性生理和性心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之后，情况出现了变化（尽管这一变化从表面上看并不明显）：人们开始试图把爱和生殖融入性生活。但遗憾的是，性关系的社会意义可能还是被忽略了，尤其在一个主流思想认为性问题是私人问题的时代更是如此。人们把性关系的主观方面（爱情和个人选择）和公共自由（属于公共权力）对立起来。但是事实上从两个人在一起的那一刻开始——尽管他们个人由于太专注于自己的情感而丝毫未察觉——他们的关系就已经把社会牵涉在内。任何社会、任何文化都不会否认社会在性关系中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但是由于今天性关系被非社会化，现代人接受“社会在性关系中是占有一席之地的”这一观点比前人困难。从1960年代起，夫妻间的性关系开始“色情化”。想研究夫妻间的私生活是困难的，为了了解过去夫妻间是怎样过性生活的，我们手头的资料非常不足。但是，有许多著作指出，过去的夫妻也是懂得生活的，即使繁衍后代是他们性关系最主要的意义所在，他们也是懂得在性关系中获得乐趣的。直至16世纪以前的所有医学著作（根据绍特所言），都认为妇女只有达到性欲高潮才有可能怀孕。绍特还进一步强调指出，大多数夫妻“当他们不再想要孩子时就停止了做爱”。社会生活观察家认为，以今天的标准，不忠的情况是很少出现的——尽管有些丈夫为了控制子女数目和某一个女仆一起“放松”。今天的不忠有另一层含义，即已婚男女寻找一个“灵魂的姐妹（兄弟）”，而不仅仅指反映生理上的“放松”。绍特指出，在1850年至1941年间，大多数夫妻关系“色情化”了。同时人们开始承认妇女有享受的权力。于是出现了一个现象（正如我们已指出的它并非完全是新现象，但它很值得一提）：夫妻间的性行为越来越成为享乐的“地方”。这一状况直至1960年都未有大的改变。接着，在60年代至70年代间，性行为开始“加速”了，从1965年至1970年，夫妻间的性关系频率增加了21％，在这一时期性交前的准备时间也增长了。爱抚、口交成为性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根据西蒙1970年的调查报告，法国人与美国人不同，前者显然不是鸡奸的信徒。
如果说这一时期，夫妻关系在“色情”上有了进步，有时候它却在爱的质量和强度上退步了。这好像是由于他们在性上筋疲力尽，便不再有精力聊天和一起做其他的事似的。这一时期的电影也刻画了这种夫妻生活的痛苦，如杜拉斯、勒卢施、特吕福、哥达尔等的影片，影片中的夫妻谈话最终总是陷入僵局。1970年代的年轻人不愿做这种在沙滩上、火车上、时髦的啤酒屋里相互不停地说爱、说恨，接着又说爱的夫妻，选择了变化的、田园式的爱情。70年代中期，在理想化的爱情破灭后，他们受到了伤害，于是他们选择了一夜情。人们甚至不再花时间来相互吸引，问题变得唐突而粗鲁：“你睡还是不睡？”“你要还是不要？”——就像扎尼尼唱的那样。这种令人沮丧的“爱情”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新的一代出现了，这一代人重视感情，但可能是由于他们过于看重爱情，过于想两个人一起生活，他们有时候会对自己的“色情”能力感到担忧。从1969年至1975年，嬉皮士的一代逐渐转向追求意识状态的多样性。莫里斯·克拉维尔认为造成60年代这次危机的首要原因是人的心理层面出现了问题。我们不否认这一点，但我们想研究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心理状态，即潜意识大量地突然涌现至意识这一层面的状态。这时候，人们为了自我保护，开始求助于“超脱生死”，什么也不感受，什么也不做。
东方思想，来源于佛教，力图把感觉从人体里去除以达到“大所有”的境界。这一思想与基督教思想截然相反，基督要求“体现”，并不否认人的身体。参见米歇尔（Franois_BernardMichel）博士等所著《上帝的肉身》，Flammarion出版社，该书为“存在”丛书之一种，巴黎，1990。
第1章 被消灭的身体被消灭的身体（11）
人们想在他人面前赤身裸体，正像我们指出过的，全裸并非自由的标志，而仅仅表明了欲望和引起情欲功能的消失。生理生活最原始的行为如进食、穿衣、居住乃至进一步的诸如吸食大麻的行为，都使性非色情化了。
嬉皮士式的冷漠平静地包容一切的人格使这些人可以抵抗冲动，但是并不因此就可以说他们有自我调节的能力。由于他们会随意根据心情和场合换性伙伴，性经历对他们而言并不意味着与他人的一种“联合”。事实上尽管他们不说出来，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这种生活方式是感到痛苦的，也会产生嫉妒之心，并最终在“感情上衰老了”。两人之间互相依靠依恋的感情被剔除之后，取而代之的是想过绝对的集体生活的想法。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跟所有人在一起保证自己不属于任何人。这种集体的性关系被认为是宽宏的社会行为，但它其实是掩饰了一种模糊的同性恋关系。在一个性群体中，有些人利用异性关系的机会，试图与同性关系靠近，而另一些人则干脆就是双性恋。把两种性欲高潮相比较的结果就是使性行为更为主观。人开始把性关系看成一种更好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办法，看成超越自己的界限，实现自己的幻觉的工具。性关系尤其被作为向内心世界“倒退”的体验而被珍视。
这些人除了满足现有的性欲高潮，还追求原始的感觉意识。这其中，儿童的性关系尤其多地被实践——而儿童的性关系是未得到构建的还未解放的性关系。
“做爱而不打仗”是流行的口号，它鼓励人们面对这个好像并不重视个人生活价值的社会，把性作为一种反抗的力量。这种“兄弟姐妹式的性”抹杀了性本身的功能和作用。父亲没有了，母亲也没有了，全是兄弟姐妹。在父母子女关系大范围消失后，得益的是一种对一切不加区分的关系。其实，正是对个人人格的相对分裂的忧虑带来了这些，而这种社会结构有可能导向社会欺骗、邪教和肉体享乐主义。这些感情冲动与身体分离的人，在思想、社会理论、宗教和美学领域，作了最不连贯和最胡言乱语的“开拓”。
在这种“自我色情”的氛围下，象征着父亲的角色是无法扮演的。被神秘化了的“兄弟”或是莫名其妙地被选出来的“第一人”（天知道是谁！）成为了这个群体的领导者。一般而言，他的统治方式比父亲的统治方式更专制，即使表面上决定是通过讨论作出的，那也不过是为让决定能被接受而耍的手段而已。专制的原因在于，领导者考虑问题仅从自己的意愿出发。在这种把领导偶像化的环境下，“长兄法律”绝不是民主的，更不是有伦理的，因为它最终的目的是让这个“作为群体存在的理由”的人感到高兴。这种“法律”与“父亲的法律”是对立的，“父亲的法律”并不来源于自恋，而是来源于“卓越不凡”，因此“父亲的法律”理应成为所有人的法律。
在嬉皮士运动最鼎盛的时期，音乐喜剧《头发》上演了。这一时期还公映了帕索里尼的电影《定理》。一方面，自慰、感官刺激、服用大麻都成了当时年轻人显示自己个性和表达自己拒绝进入社会的意愿的方式；另一方面，双性恋关系其实反映了每一个实践它的人的内心孤独。这两种新出现的现象是时代的标志，性行为成了主观的冒险，外部的现实和法律都不再能限制人的“内省”。零碎的潜意识简直是到了皮肤的表面，几乎是以其本来面目出现，这使得“升华”的心理工作停止了。这种内省为倒退——尤其是倒退回儿童的性关系——打开了方便之门。“模糊的爱”和“自然的身体”与典型的“恋母情结”交杂在了一起，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