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回忆录 作者:李敖_2-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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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于2月底截止，结果如下：蒋武雄、林慈淑、何宛倩。黄兆强、关玲玲、刘静贞、李念营、王芝芝、廖伯源、周健、张炎宪、詹素娟、张中训十三位皆勇于签名表示“并未介入”或“反对删除”，而蔡学海、俞雨梯、甘怀真、胡菱兰、何永成、刘家驹、蔡玫芬、翁同文、陈清香九位直到截止后二日犹未回件。回件中只王庆琳一人赞成删除。是谁目无“宪法”第十一条言论、讲学、著作、出版之自由，自毁立场，甘心护航秦孝仪，自此呼之欲出。
这一事件加上章孝慈之死等原因，使我对执教东吴有意兴阑珊之感。我决定任教满三年后，就告一段落。1996年3月21日，我阴历生日前两天：新任系主任黄兆强以卡片前来，向我祝寿：
李敖教授吾兄：
感谢您历年来对东吴的厚爱，更感谢您不辞辛劳，教育历史系的学子。
兹趁吾兄生辰之际，敬献上薄片，聊表祝贺，并致感谢之意。
晚 黄兆强 1996年3月21日
我在向他道谢之时，就顺便告诉他我在学期终了后不再教书了。1996年5月21日，我在东吴上完最后一课。东吴三年，发现其他方面优异的有之，但有治学潜力的学生不多，陈正凡（陈复）、陈敬介较出色。倒是旁听的学生好学有成：王裕民、陈境圳都有很好的治学潜力。其他张琳、郑国洋。林祥福、陈奎翰、黄玉娟、庄惠雯等也都使我印象深刻。
章孝慈请我去东吴时，海内外新闻媒体颇多报道，1993年10月回日，《联合晚报》有记者黄靖雅的《孤独的狼重新啸傲江湖？》一篇，文题最令人侧目。同月21日，吉隆坡《南洋商报》改题《李敖重新啸傲江湖？》刊出。大体说来，我到东吴后，文字之业减少了，声音之业增多了，也就是从幕后的笔伐时期进入前台的口诛时期了，在口诛时期啸傲江湖，已经变成我一生的主调。口诛要讲台，东吴的讲台是闭路的，若论开放的讲台，则非电视莫属。而台湾电视最初掌握在国民党台视、中视、华视三台手中，偶有邀请，所谈局限饮食男女，无从一抒怀抱，直到解严后，媒体稍加开放，三台以外的有线业者才有一点生存空间，在群雄并起，形成“五胡十六国”局面里，才有一点李敖的笑傲空间。电视界老手杨楚光首先判定：“李敖个人秀”绝对有它的可能性。后来TVBS邱复生约我试录，试录以后，他大概吃不消我对国民党当道的批评，而这种当道，正是他刻意交好的对象，所以计划就吹了。台大老同学陈安澜约我做了一阵批蒋介石的录像带，但传播方式限于“跑带子”结果有疾而终。1995年春天，真相新闻网的周荃约我吃饭，谈“李敖个人秀”的可能性；到了夏天，周荃又约来她的老师张煦华同我谈，张煦华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博士、淡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和大众传播系主任的专家身分，也看好我这节目；到了冬天，经崔家瑞和董兹中（介强）同我商谈细节，做最后敲定，10月20日，由真相新闻网代表人即执行副总李吴曈与我签约，当天约来记者们共餐观礼。但李吴曈该打，签约后只给我一张支票。第二天一早，他就收到这样一封信：
吴曈执座：
昨午承赏饭，快慰平生。依贵我双方合约第五条第二款，明订“其余
费用”由“甲方开具”“期票”，既云“期票”，自系未到期之支票先行
“开具”交付乙方之意，且据草约原议，亦属如此，此由崔姊、小董二位
可证。昨天饭后，承蒙下周一开具交付，至感德便，幸勿遗忘。如有遗忘，
乙方届时必然在进棚后忘尽所有台词，口中但喃喃以“还我支票”为念，
或许举牌抗议、或许坐地撒赖、或许高呼“TVBS万岁”虽不按第八条第九
款告你们，但其恐怖有甚于告者。合作伊始，伏望贵我双方均守约定，则
双方幸甚。昨午我即席说：“今晚TVBS请我上‘台北夜未眠’现场节目，
我一定插播我给真相新闻网‘李敖笑傲江湖’广告。”果然我说话算话，
昨晚播出，TVBS方面大吃一惊，向我抗议，我奚落他们小气八拉，他们始
哑口无言。匆匆奉闻，即请
大安
李敖 1995年10月21日
照双方约定的重点是：
一、节目名称：《李敖笑傲江湖》。
二、播出时间：自1995年10月30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每日播出三十分钟，共二百六十集。
三、播出时段：每日二十二时至二十二时三十分。
四、甲方（真相新闻网）如不得乙方（李敖）同意片面删改节目，乙方得要求甲方每集赔偿新台币叁拾万元。
五、乙方于合约期间非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在其他电子媒体任何频道任何节目担任主持人。
六、唯乙方同意，除非甲方未履行支付乙方主持费用或删改乙方节目，乙方自不能以任何理由或任何原因向甲方提出告诉。
很明显的，我剥夺了他们的删改权，取得了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除非他们不怕罚钱；相对的，他们剥夺了我的好讼权，取得了百分之百的“免于恐惧的自由”。结局可谓皆不满意但均可接受。
《李敖笑傲江湖》自开播后，立刻震惊岛内和海外，自人类发明电视以来，从没领教过节目是这样干法的：——一世之雄，一手包办，一袭红衣，一成不变，一言九鼎，一座称善，一针见血，一厢情愿，一板三眼，一唱三叹。……总之，任何认为一个人做不了的节目，都被我一个人做到了。这节目打破了并违反了电视制作原理，撇开一切动态与精致，单刀直入，以证据入眼、以口舌开心，开电视得未曾有之奇，说它乃千古一绝，也不为过。玩电视的专家邓育昆以六页长信给“敖哥”指摘这节目制作方面的失败，但却掩不住对内容方面成功的欣喜。总之，这是电视开天辟地以来又一次的开天辟地，以博学、勇气、口才三结合，闯出了一片新天地。今年旧历除夕，陈文酋打电话来聊天，说邱复生告诉她：“如李敖年轻一点、言论缓和一点，李敖将通吃所有谈话性节目，没人是对手。”我告诉陈文茜：“邱复生错了，我就这么老、就这么激烈，就足以通吃了，这位李登辉的朋友，站在商业观点，他一定后悔对我不守信了。”
《李敖笑傲江湖》播出一年后，又由周基妹妹周菲出面，双方再续约一年。至今已播出近四百集，目前仍在继续中，被盗录的已远及美国等地，一般咸认这是唯一说真话揭真相的保悍节目，天下只有李敖方能为之。这个节目的成功，使我的口诛时期进入新境界。我最感谢周荃的眼光与度量，她在那么艰苦的处境中，对外为我撑住自李登辉以下的各种压力、对内任我“客大欺行”、由她苦撑待变，她真了不起。传说真相新闻网是新党的电视台，完全不确。周氏姊妹以宽容的心胸维系真相与自由，与新党毫不相干。有观众写信说新党花大钱收买了我，这种观众既不了解新党，也不了解李敖，混蛋极了。
《李敖笑傲江湖》的最大特色是：它不以空口骂人，而是以证据骂人。骂人威风所至，最后演变成不被李敖骂，就对李敖感激了；若被李敖捧一下，那就感激涕零了。陈文茜向我开玩笑说：“我们民进党不怕你骂而怕你得了老年痴呆症，你骂人凭证据，我们如该骂，被你凭证据骂了也就算了，不过你已建立起骂人的信用，一旦你老年痴呆了，不凭证据骂我们，甚至造我们谣，别人听了信以为真，我们就惨了。”——古话说“人无远见，必有近忧”，陈文酋有近见远忧如此，“惨”乎哉？不“惨”也！
李敖回忆录18 前程（1997— 六十二岁以后）
18 前程（1997— 六十二岁以后）
以我在中国台湾岛上的特立独行，我早就知道我是“前途有限，后患无穷”的，在这种先见之明下，我如何自谋，如何自处，如何在小岛上生根、发叶、开花、结果，如何建立我的人生观、宇宙观、宗教观、国家观、爱情观、敌友观、金钱观、诉讼观、旅行观等等，也就别出心裁。
自来志士仁人，他们的苦恼都在面临一项选择。屈原见太仆郑詹尹，说：“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他把“疑”说了一大段，重点只是两句：
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
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
这就是一个选择的当口。最后，屈原做了选择，他不肯“从俗富贵，不肯“偷生”，走了与世俗相反的路线。三国的祢衡，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也做了选择。他的选择是“宁正言不讳，以危身”的路线。他的路线是对的，至少在曹操、在刘表面前，你不能说他有什么不对。问题是他最后碰到了黄祖，黄祖是没有起码水准的老粗，结果把祢衡杀了。我不太觉得祢衡是有意找死，或是“寿星老吃砒霜——活得不耐烦了”。他只是“宁正言不讳”而已。至于“正言不讳”以后别人杀不杀他，他无所谓。他没有兴趣去教育敌人，或揣摩敌人的水准。当然，这种作风，“上得山多终遇虎”，最后碰到了黄祖型的敌人，他也一死了之，——正是孟子所谓的“患有所不辟也”！“患有所不辟”不是一定要死，而是有牺牲的危险也不躲避，并不因为有牺牲、有危险，就不干了。我在台湾的处境，就是如此，我认为人生最大的目标是找出真理并勇于维护它，在维护过程中，并不因为有牺牲、有危险，就不干了。
这就是我非常有勇气的一个原因，也是我不怕孤立的一个原因。
我虽然为了真理，勇往直前，但也绝非暴虎冯河式的血气之勇，而是谋而后动的、先立于不败之地的。有勇气、不怕孤立，都得有它的支撑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基础。在这方面，我是精明的“个体户”、“单干户”，我讨厌穷酸潦倒，绝不使自己陷入穷酸潦倒。富兰克林说口袋空的人腰挺不直，我能挺直腰杆，跟我薄有财富，可以不求人、不看老板脸色、不怕被封锁有绝对关系。像伏尔泰一样，我是有钱支撑的伟大文人，我早就脱离了“一钱难倒英雄汉”的穷困。每见有些穷光蛋侈谈抱负，我就鄙视他们。这种人，连一己生计都弄不好，又何能独来独往做独立的人？一个人行有余力，才有资格做志士仁人，否则只是满身烟味、满口酒气的吹牛屄家伙而已。
当然，不自谋生计而有好友代劳，亦一佳事。当年马克思能够安心写作，乃得力于资本家恩格斯的资助。现在时代变了，马克思得自兼恩格斯才成，所以忙上加忙，自在意中。这种身兼马恩的生涯，可说是我的不幸和特色，可惜我没有这样身怀巨资又深明大义的朋友。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关系密切，但是后二十多年，却很少见面，反倒经常通信。马克思死后，恩格斯且为他编全集，我如今自编《李敖大全集》，也是自兼恩格斯的一例。恩格斯对马克思，真做到了养生送死，真能从大义上支持朋友。清朝学者崔述在五十三岁时候，收了一位三十二岁的徒弟陈履和，两人一生只相聚过两个月，但陈履和却一直为崔述传布著作，在崔述死后九年，陈履和以六十五岁之年也死了，死前为老师刻书，穷得“宦囊萧然，且有负累”。自己五岁的儿子，连家乡都穷得回不去。全世界的学生，没有比他再伟大的了。我想恩格斯生在中国，也会如此。我李敖如果是恩格斯，也会对马克思如此。可惜眼前无人是马克思，我要找马克思，只能照镜子。
正因为我这马克思可以挺直腰杆，所以我“敢以率直表天真”，敢于痛斥伪善。1979年我复出后，皇冠的平鑫涛请我吃饭，由皇冠的几位同仁作陪，我到了以后，平鑫涛说：“有一位作家很仰慕李先生，我也请她来了，就是三毛。”于是他把三毛介绍给我。三毛跟我说：她去非洲沙漠，是要帮助那些黄沙中的黑人，他们需要她的帮助，她是基督徒，她佩服去非洲的史怀哲，所以，她也去非洲了。我说：“你说你帮助黄沙中的黑人，你为什么不帮助黑暗中的黄人？你自己的同胞更需要你的帮助啊！舍近而求远、去亲而就疏，这可有点不对劲吧？并且，史怀哲不会又帮助黑人，又在加那利群岛留下别墅和‘外汇存底’吧？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三毛听了我的话，有点窘，她答复不出来。她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三毛所谓帮助黄沙中的黑人，其实是一种“秀”，其性质与影歌星等慈善演唱并无不同，他们做“秀”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比如说，你真的信三毛是基督徒吗？她在关庙下跪求签，这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呢？她迷信星相命运之学，这又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呢？……所以，三毛的言行，无非白虎星式的克夫、白云乡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国际路线和白开水式的泛滥感情而已，她是伪善的。三毛以外，还有金庸。金庸为国民党捧场，跑到台湾来。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谈八小时。他特别提到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他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我说：“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报恩经’、‘未曾有因缘经’、‘宝积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等所说的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我的话，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他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三毛和金庸在生计上都没问题，但他们有钱也不敢痛斥伪善，可见对伪君子说来，有钱和敢于痛斥伪善并无等号关系，而李敖能从挺直腰杆进入痛斥伪善层次，也是不容易的。
有的伪善的人，并非不可救药，如果碰巧“来电”，也可以偶成正果。以我跟我的台大历史系老师方豪教授为例。方豪是天主教的神父，虽是神父，但却是“政治和尚”，他为国民党办《中央日报》，不小心马屁拍在马脚上，以涉嫌“中央日报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被拉下马：到台湾后，马屁依旧，最后当上政治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我这里说马屁，并没有独责方豪的意思，到台湾来的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不肯拍国民党马屁的，其实只有李敖等几个人而已，其他人都是两眼势利一身媚骨。这岛上知识分子已马屁成风，在这一点上，不是方豪独有的毛病）。至于他当上“中央研究院”院士，固然有学术基础，但也不乏马屁之功。他显然是在“中央研究院”有意减少北大势力的政风下当选的，至于投票前他奔走于学阀李济、沈刚伯之门，自然也就不足论了。据说方豪从小家里穷，他父亲在教堂打杂，就把他给许愿许进了教堂准备做神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