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八一五-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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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对胜利的渴望，却对高压的统治深深不满，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外交，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比如取消了不平等条约，但新的强权势力却依旧在向中国渗透……总之，国民政府面临的几乎是一个千疮百孔的中国。作为陪都的重庆，浸润在夕阳的垂照下，毫无生气。
1945年5月中国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几乎变成日积月累的怨恨发泄的讲台。“党内有广泛基础的成员，痛斥无所不在的贪污腐化、机会主义、无效能、不顾公众福利，以及党、政府和军队内的道德沉沦”。借此机会，地方军阀们也联合起来向中央政府发难。云南的龙云，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潘文化和刘文辉，普遍地认为蒋正利用战争来削弱他们的势力。国民政府同地方军阀之间“怨恨和对抗在表层下沸腾”。
到1945年8月的时候，国民政府异常虚弱，让人看不到任何希望。成都有一家报纸，本有一篇社论要发表，却被新闻检查官撤下来了。因为它犀利地表达了战争后期民众对国民政府的不满：“政府官员腐败，法律任其滥用，人民生活日益悲惨绝望。尽管国困民贫，一小撮贪污腐化分子却愈益富有，生活愈益奢华。这种腐败现象，加上其他许多反动的政治因素，已使民气士气低落，几至于殆尽。”国民政府极力维护它的高压、独裁统治，不敢面对自己的疮疤，一旦暴露，它就立即亮出镇压的武器。国民政府大量豢养特务，成立军统和中统，同美国合作在重庆建立了中美技术合作所，大量逮捕爱国人士。据李宗仁将军回忆：“知识分子偶有批评蒋先生的，辄遭迫害。其属下文武官员也每因私怨而被借端枪毙，或因受疑忌而惨遭毒手。其他暴政，罄竹难书。例如暗杀学者杨杏佛，《申报》主笔史量才，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前直鲁督办张宗昌，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前抗日救国军军长吉鸿昌，外交界元老唐绍仪，‘七君子’之一的李公仆、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及前陆军大学副校长杨杰。捕杀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第十三军军长赖世璜，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又如用绑匪手段劫持民社党领袖张君劢，拘禁立法院长胡汉民及广东省主席李济深。逮捕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爱国‘七君子’，及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等。至于被屠杀的农工群众与青年学生尤不知凡几。”国民政府的统治可谓是暴戾恣睢到了极点。
至于知识分子，尤其是民盟和青年党，他们确信国民政府是“毫无希望的，并且……注定要灭亡”。他们哀叹政府不断增长的专制和镇压的倾向。连曾经强烈支持过蒋介石的美国人克伦拉斯·高思也说“看不出在蒋的领导下中国还有什么希望”。开始的战略失误，导致东南沿海的菁华地区损失殆尽，国民政府的税收来源大量丧失。灾难性的通货膨胀摧毁了国民政府的经济，但却有人大发“国难财”。“一小撮囤积居奇者、投机商和贪官污吏获得了大量财富”。整个社会成了权力拥有者和与权力有密切关系的私人的乐园，尽管同时是大多数人悲惨境遇的地狱。
经历最初的几次会战，国民政府的军事实力出现前所未有的下降。战争期间，以蒋为首的中央政府不是努力通过矫正，创建一支真正的国防军，而是通过在各省部队中安插中央政府的国民党干部，把地方军队送去与日军进行毁灭性战斗，这造成了普遍的疑忌。蒋介石通过租借法从美国得到的装备，大部分分配给自己的中央军，而不给大量的地方部队，这进一步造成了中央军与杂牌军的隔阂。国民政府军队还有一个严重弊病，就是军官素质非常差。这个弊病在1945年更加加重了。美国魏德迈将军描述国民党军官“无能、愚蠢，缺乏训练，褊狭……全然不称职”。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长于在派系斗争中机敏行事和及时倒戈转输忠诚，而非军事技能娴熟。大部分军官只经过几个月的军事训练，缺少实际的临战经验。少数高级指挥官、将军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如白崇禧、陈诚、孙立人，智慧、廉洁，具有高超的军事才能，却都不是中央政府的核心集团成员。惟一的一个陈诚是蒋的亲信，却因为在政治风波中失败于自负而平庸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抗战中几乎都在政治风云中度过。
还在1944年的时候，国民政府的残暴统治就几乎在各个阶层引起了巨大的不满。农村地区开始骚乱，当国民党军队在日本“一号作战”面前撤退的时候，农民们开始凶猛地反对。据《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愤懑变得表面化了。……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器，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连美国的驻华官员都报告说“民心鼎沸”。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国民政府军队的战斗力急剧下降。当日军发动“一号作战”的时候，往往10个国民党士兵都抵抗不了日军一个士兵，士气降到了最低程度。悲观、恐惧和不满，几乎笼罩了国民党军队的每一个营队中。
外交方面或许是惟一能够值得欣慰的。作为同盟国重要的一员，国民政府获得了世界两大强国美国和苏联的承认。他们纷纷表态，国民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的中央政府，这使得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国成为当时的“世界四强”之一。
作为世界四强之一，国民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成功地废除了前清时期外国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几乎完全的主权。并且作为中国战区的领导者，获得美国租借法案20多亿美元的贷款，获得了美国人对中央军的武装，成功地度过了战争难关。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频频参加同盟国的最高层会议，1942年，蒋介石及夫人宋美龄出现在美国、苏联、英国三巨头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聚会的会席上。在世界舆论和形象方面，国民政府是一个强大的政府。
第三部分：夕照下的陪都夕照下的陪都（2）…（图）
日向苏投降 但是，整个战争期间，中国仍始终只是苏联和美国以及英国考虑问题时的一个筹码。虽然蒋介石本人是盟军中国战区最高司令长官，但他得到这一位置却是出于美国人、苏联人以及英国人的诸般考虑。在雅尔塔会议中，美苏英三国以出卖中国利益为条件换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攻击关东军。而作为空有其名并无实质的国民政府，则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说。
而苏联在1945年8月份的出兵中国东北，苏联出于其自身的利益， 一方面阻止国民政府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刁难中共军队。这使得中国东北成为国共双方的白刃剑。双方力量在这里达成了一种均衡，再经过两三年的此消彼长，到1948年初的时候，东北局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于是国共双方的大决战就此拉开了帏幕。
总之，虽然八一五期间，蒋介石国民政府获得了表面辉煌的胜利，接收了大量武器装备，成为“世界四强”之一的最高领袖，但此时的国民政府政治虚弱、经济崩溃、军事恶化、外交丧权、人民不满，都使得陪都在重庆夕照下形影相吊。所以当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仅仅三年半后，国民政府就倒台，自然也不稀奇了。
焦点人物 八一五前后的蒋介石
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字介石，学名志清。1887年10月31日生于浙江奉化。中国国民党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军事“围剿”，逼迫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经中共代表团参加谈判，蒋被迫接受联共抗日条件。
1937年到1939年间，在蒋统率下，中国军队先后在淞沪、忻口、南京、徐州、武汉、长沙、南昌等地作战，阻滞了日军的疯狂进攻。但由于蒋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致使中国大片国土相继沦陷。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次年1月蒋被同盟国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随即应驻缅英军请求，派远征军入缅甸支持英美盟军对日作战。
1945年8月10日，日本乞降。当日，据消息称，蒋介石召见了曾经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逃离东北的几位将领秘密开会，准备把他们连同国民党官员都派到东北去，准备接收。原东北军将领纷纷要求少帅张学良复出，可蒋胸襟狭窄，丝毫不顾东北军将领的请愿，仍然记恨张学良，刚愎自用地选择了自己信任的熊式辉、陈诚、卫立煌等人。蒋介石信任这些人，仅仅是因为他们忠诚于他。
8月11日，蒋介石令共产党军队“原地驻防待命”。
8月14日，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了第一封电报，内称“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意图对共产党实行缓兵之计，拖延时间，以利于把国民党军队运到共产党的前线。
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蒋介石走到重庆的一间闷气的广播室里，向全国及世界广播，发表了《广播演说词》。他说：
我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们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侮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该特别注意的。
蒋以此定下了“要爱敌人”的说法，将日军加诸于中国军民的巨大苦难与罄竹难书的残暴、罪行一笔勾销。李敖说，因其心中别有牵挂，就其“革命使命”，反共一直重于抗日。这大概是不错的。
对此，美国人白修德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和记载：
1945年8月，蒋安静地坐在重庆一间闷气的广播室里准备告诉中国人民战事业已终结。他和平日一样凝固而沉着。他的头顶剃得净光，不着丝毫白发的痕迹。他的咔叽军装上衣毫无疵瑕，不挂勋章，衣领紧扣在喉头，上有斜皮带钩扣着，一管自来水笔挂在口袋上。广播室烫热，内中的二十个人汗流浃背，只有委员长看来凉快。他调整着角质框的眼镜，看着面前桌上紫红色的花一眼，慢慢地对着扩音器用高调而清爽的声音告诉人民仗已打胜。他说着的时候，室外的喇叭传播着这消息。街上人众认识了他明显的汽车，麇集在石砌的建筑之门外，他可以听到轻微的欢呼之声。
第三部分：夕照下的陪都夕照下的陪都（3）…（图）
升太极旗 8月18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冈村宁次，为日军21日到湖南芷江投降安排了详细的路线图、代表人数、联络信号、飞机标志以及其他一切注意事项，对其关心可谓备至。
8月19日，蒋介石旨意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北渡黄河，向太岳地区的八路军发起进攻，占领了平陆县城。
8月20日，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第二封电报，把“驻防待命”推说是盟军总部的规定，说是“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然后极力促请，说“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又说“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他进一步地向毛泽东施加压力：如果毛泽东不来，就是不体念国家之艰危，不悯怀人民的疾苦，这样他反共并对共产党进行进攻就有了“合法”的借口。
8月22日，毛泽东复电，说“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往进谒”。蒋对此并不满意，怕毛泽东推托。8月23日，又一次致电毛泽东，说周恩来来渝固然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惠然偕临”。蒋为做进一步敦请，将电文公布于报端，众目睽睽，有毛不来誓不罢休之势。毛泽东于8月24日急电重庆，表示“极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
8月30日，国共已经开始重庆谈判，蒋介石却授意国民党军事机关印发在江西时制定的原《剿匪手册》，对军队中进行“赤匪不灭，军人之羞”的法西斯主义教育，进行反共和发动内战总动员。同时，他授意张治中密电胡宗南，说：“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做具体谈判，如彼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深度阅读书目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李敖、汪荣祖著：《蒋介石评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
李伯雍、廖开顺编著：《从宛平卢沟桥到芷江七里桥》，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
王德贵等主编：《八·一五前后的中国政局》，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
费正清、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天亮前的敌占区天亮前的敌占区
1945年8月10日，重庆中央电台播送出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沦陷区内有无线电收音机的人家偷偷收听到了。这消息迅速传遍了大中小城市，人们都低声通告，没有人敢大声高呼，也没有人敢有所表示。因为日伪军还在巡逻，在重要交通要道还架设着机枪，还设立着荷枪实弹的岗哨、日伪电台和报纸还播送和登载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所谓“捷报”。人们一时仍忘不了日本宪兵队的残忍与强暴，只能把喜悦埋在心底，耐心地等待着胜利消息的正式公布。
沦陷区：黎明前的欢乐上海市外国侨民多，消息也比别的城市来得快、来得多。10日晚，苏联侨民首先传出“苏联对日宣战”、“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11日晨，上海全市停业，爆竹声整天不绝于耳。一些热闹市区出现了数千人的游行队伍，狂呼着口号：“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在狂喜中市民看见敌军，就拥上去摘掉他们的帽子，以泄多年来含辱忍垢的积愤，因而引发小规模的冲突，游行的群众更加愤怒了。
几个小时以后，敌伪连忙在上海各主要街区贴出布告，要市民“严守秩序”，并派出岗哨监视。到12日，敌伪不许市民悬挂国旗，同时伪上海市长周佛海等人还发表了“告民众书”，要市民镇静，并声言敌伪军警将采取武装弹压，以维持治安。这更使上海人民愤怒不已。但是，国民党上海地下特别党部和三青团上海支部都在重庆指示下，同时发出“告上海同胞”的传单，和敌伪异口同声，叫市民“镇静”、“等待”，对伪军伪组织人员，则叫他们“继续执行原有任务”。“原有任务”是什么？不就是镇压人民吗？人民无限痛愤，又急切地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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