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八一五-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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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先生的话，如果再加上两条，即国民党在抗战期间，既要抽出相当力量去对付共产党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又始终抱着等待国际局势发生大转变这样一种依赖心理，那就更加全面了。
因为是熬出来的胜利，所以8月15日蒋介石在对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发表的广播演说中就有这类动听之语：“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们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我请全世界盟邦人士，以及我全国的同胞们相信：我们武装之下所获得的和平，并不一定是永久和平的完全实现。真要到我们的敌人在理性的战场上为我们所征服，使他们能彻底忏悔，都成为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分子像我们一样之后，才算达到了我们全体人类企求和平及此次世界大战最后的目的。”
这话虽也不错，但出自蒋介石之口，恐怕是另有文章。只要想一想他对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是怎样的“不念旧恶”、怎样的“与人为善”、从不顾及什么和平，就可知老蒋并非什么仁慈大度之士。他对日本侵略者的甜言蜜语，无非是想让日本侵略者把放下的武器和其他财物顺顺当当地交给他这些远离战场的“胜利者”，而不能交给那些在侵略者周围日夜打击侵略者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第一部分：追问迟到的投降追问迟到的投降（3）
请看8月15日蒋介石给冈村宁次的急电：“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17日，冈村回电：今派今井参谋副长、桥岛参谋二人，率同随员三人，准于本月18日乘飞机至杭州等候遵命再起飞玉山。
8月18日，蒋介石再电冈村：一、代表人数不得超过五员，于8月21日晨坐日本飞机一架，自汉口附近起飞，径飞湖南常德上空，此时高度须五千英尺，时间为重庆夏季时间上午10时，届时在六千英尺上空当有盟军战斗机三架迎接之。二、日机标志在机翼上下各添带有光芒之日本国旗一面，并于两翼末端各系以四公尺长之红色布条，以资识别。三、盟军战斗机三架将护送该日本飞机至芷江机场着陆，着陆顺序第一架为盟机，第二架为日机，第三架笫四架为盟机。四、今井参谋副长须随带驻中国台湾及北纬十六度以北安南地区内所有日军之战斗序列，兵力位置，及指挥区分系统等表册。五、如因气候恶劣不能完成上述之飞行时，须于次日依照上项规定之时间与方式实施。
你看，蒋介石身为委员长，为投降者安排考虑是何等周密细致！
8月21日，芷江受降。家家户户挂起国旗，在公路进入街道的地方搭起了彩楼，上面四个大字“胜利之门”。沅江大桥桥头又是两处彩楼，一边是“正义大道”，一边是“和平桥梁”。上午9点，成百部吉普车和其他军车排列路旁。美国人尤其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他们急于要看见骄妄残恶的敌人怎样吞下这一颗自作自受的苦果。中国方面愿意把典礼弄得简单，严肃，甚至冷淡的程度，握手、军乐、欢呼，都是不允许的。10时刚过，四架飞机在东方出现，油绿色的日机，带着白点，漆有六个日徽，机翼挂着红绸。当日机停稳在指定的位置后，几十架摄影机抢着挤向前去。八个日本人走下飞机。四辆吉普车列成一行，日本人被引导坐进中间那辆有白旗的降车。车队驶向空军总站。
今井武夫回忆他们当时住地的情形是：“警卫和哨兵对我们的态度很宽容，给人的印象是，与其说他们是包围着我们加以监视，不如说他们是在外围护卫我们。”更有意思的是，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专设一题，名为《胜败双方的友情》，其中说他们一行在芷江停留期间，始终由接待的两名将校陪同，“大家围一圆桌而坐，虽然是农村饭菜，每餐都准备了丰富伙食，尽量饱餐。”这两名将校，一名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一名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都是何应钦的心腹。今井说：“我亲自体验到中国军人对待我们败军使节那种令人怀念的态度。”“派此两人同行的措施，并不是何应钦独断独行，因为任务特殊，是暗地里遵照蒋介石授意而行的。”所谓任务特殊，今井一语道破：就是为了建立今后中国军与日本军的“新关系”。
主持会议的是中国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将军和美军代表波特勒将军。会议开始前，萧将军声明三点：记者不得发问；日本代表进来时大家应安坐不动；所有中国方面的发言先翻成日文再翻成英文，所有日本方面的发言先翻成中文再翻成英文。
8月22日上午又进行会谈，今井武夫说：这次会谈中特别使他感到奇怪的是冷欣副参谋长发言的内容。冷欣为亲自进驻南京，而要求日本军用书面保证安全。他觉得一位战胜国的高级将领向战败国使节要求保证安全，未免有些滑稽之感。他认为：“中国军对于迄当时为止号称不败的日本军，感到不是凭自己的力量获胜，而是依靠盟军在其他战场上取胜，才名列战胜国之一，因而并没有战胜的实感，还不能消除对日本军的畏惧心理。”今井还说：“中国方面向日本军提出的要求，对有关军械军需品、设备及财产的接收问题显得特别关心，再三强调要妥善接收，坚决要求对于命令系统以外的干扰要严加拒绝。特别是与冷欣中将的协议，几乎完全集中在这一点上。事实上，在中国军进驻以后的实际情况中，也可以看到一些这方面的证明。大小纠纷多半都是围绕着接收武器和金银财宝而产生的。也就是：对没有接收权限的部队向日军强迫接收，如加以拒绝，就会受到打击报复；正式办理接收的人，在公开接收之外，又要求表册以外可作黑市买卖的物品；或者为了看中拥有财宝的人，即使毫无关系，也当作战犯加以逮捕；而确实获得不法财宝的人却能免除汉奸罪不予逮捕。因此，国民政府军队的威信一落千丈，国民政府的前途也就垂危了。”
这话出自一名战犯之口，一方面流露出他们不承认战败的心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不争的事实，国民党对投降者的“友善”，是与他们贪敛的欲望相一致的。今井武夫称何应钦到芷江，是对日本投降代表“不辞辛苦远道来到芷江加以慰问”。后来，冈村宁次在回忆9月9日正式签署投降书的心态时，有一句令人惊讶的话：“在会场上我不时凝视着何应钦的举动。由于是向我最亲密的中国友人何应钦投降，心中也有安然之感。”
第一部分：追问迟到的投降积之厚发之猛
中国的抗日战争，打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战场：国民党领导的战场是脱离或损害群众利益的战场，是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战场，是越来越消极抗日的战场；共产党领导的战场是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战场，是经济、政治、文化与军事斗争相统一的战场，是始终坚持积极抗日的战场。到1945年3月，经过八年的苦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回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近一亿的人民，组织了近100万的正规部队和220多万的民兵，在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区内建立了19个大块的解放区。此外还在中国沦陷区（在这里有1600万人口）中组织了广大的地下军，打击敌伪。在作战中，抗击和包围着侵华（东北地区未计在内）日军的69％和伪军的95％。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日伪军作战达115；000余次，消灭伪军136万余名，攻克碉堡34；000余座，攻克据点11；000余处。日伪军占领的大多数城市和交通线都置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包围和控制之中，基本形成了对日战略反攻的局面。
由于两个战场的差异，导致了摘取抗日胜利果实的两种极不相同的姿态。国民党要靠向投降者伸出橄榄枝。共产党则抓住时机，迅速反攻。当受到不公正对待之后则更是理直气壮地抵制蒋介石的错误命令，毫不犹豫地去夺取自己应得的胜利果实。苏联一宣布对日作战，毛泽东立即发出《对日军的最后一战》的反攻号令，他指出：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己经到来了。延安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空前的繁忙起来。共产党许多高级将领急忙搭乘美军飞机奔赴前线。
8月10日深夜，毛泽东一连起草了七道命令，24时，以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出第一号命令；11日8时，发出第二号命令；11日9时，发出第三号命令；11日10时半，发出第四号命令；11日11时，发出第五号命令；11日12时，发出第六号命令；11日18时，发出第七号命令。由此七道命令掀起了解放区的军队向日伪军大反攻的序幕。
8月13日，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只许中共军队“驻防待命”而令他自己的嫡系军队“积极推进”的错误命令。
8月15日15时，朱总司令命令冈村宁次投降，要他下令他所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8月15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朱德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说帖。声明：中国国民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广大人民及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
8月16日，朱总司令再电蒋介石，促其收回错误命令，并向国民政府提出多项正当要求。蒋介石唯恐共产党获得受降权而增强实力，对中共的诉求自然是置之不理。后来，鉴于局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2日发出指示：决定改变方针，除个别大城市仍可占领外，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训练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从8月10日至9月2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共解放县以上城市146座，切断了平汉、津浦、正太、同蒲、平绥、北宁等铁路线。自8月11日至9月22日，晋冀鲁豫解放区歼灭敌伪军5万余人，收复县城59座，据点数百处，使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根据地连成一片。至9月底止，山东解放区解放县城46座，歼灭日伪军6万余人，使济南、青岛、徐州、连云港等城市都处于包围之中。华中新四军从8月9日到9月2日，解放县城32座，重要城镇400余个，歼灭日伪军24；000余人。
历史告诉我们：胜利是从战斗中获取的，只有通过正义的战斗获取的胜利才是永远值得纪念的。红色延安的八一五红色延安的八一五
八一五胜利日对于红色延安来说，是必然要到来的，但却不是意料中的；是值得庆贺的，但却不是和平的开始；积极地、主动地打击日伪军，但在摘取抗战胜利果实的时候却非常被动。红色延安是如何适应这一迅速变化的时局，调整自己的战略部署以争取更多的主动权？红色延安以及它领导的解放区是如何欢呼这一等待了八年之久的胜利，是怎样一种“狂喜”？红色延安是如何做好它的诸种战略性准备，在与宿敌蒋介石政府的角逐中决定“沉浮”呢？
第二部分：最后一战最后一战（1）…（图）
缴获日军武器 1945年8月6日、8月9日美国先后对日本广岛、长崎实施了原子弹轰炸，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百万红军进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这时，中国战区的进程迅速为之一变。
8月9日，边区政府致电斯大林，对苏联政府的对日宣战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向盟国表示，红色延安领导下的近一亿人民的解放区，所有的抗日军队，将全力以赴地配合红军及其他盟国军队开展反攻，消灭日本侵略者。同时，中共中央对解放区发出指示，指出国民党正在企图利用盟军登陆之际，准备大规模内战。此前的胡宗南部队进攻爷台山阵地就是一个前兆。因此，闽、粤、赣边党的工作方针，应放手于发动群众，坚持与发展各地武装据点，实行人民武装自卫的斗争。闽、粤、赣边是将来内战国民党与我必争的战略据点，所以现在就必须加强一切必要的准备。这一天，华中新四军在陈毅等的领导下，从苏北、苏中、淮北、淮南、皖江、苏浙、皖南分八路大军向日伪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8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苏联对日宣战》，向人民指出，苏联对日宣战将加速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对远东战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由于苏联的参战更造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空前有利的新局面。社论号召解放区军民展开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攻，切实配合盟军作战，切断敌人的交通，攻占一切可以攻占的城市和据点，猛烈扩大解放区，壮大人民武装力量；沦陷区的同胞加速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的工作；全中国同胞要一致团结起来，在政治民主化的基础上，促进联合政府的成立，制止内战危机，动员一切力量，与苏美英盟邦并肩进军，最后击败日本法西斯。这个社论基本奠定了“最后一战”的战略思路。
8月10日，苏军解放满洲里及呼伦。蒙古政府对日宣战。日本政府向苏、中、美、英四国请降。是日24时，朱德总司令为日本投降事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第一号命令，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等所有抗战部队，向驻扎在附近城镇和交通线上的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限期缴出全部武器投降。日伪军驻扎地区应予接收，并实行军事管制。凡有反抗，均以汉奸罪论。这直接定下了“最后一战”的军事目标和军事定位。是日，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命令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各军区的八路军迅速夺取敌占城市，破坏敌人的交通线。聂荣臻司令员命令晋绥冀解放区八路军分八路向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张家口、山海关等地日伪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曾生命令华南抗日纵队分六路向日伪军发起进攻。“最后一战”正式开始。
8月11日晨8时正，朱德发布第二号命令，一开始就说“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然后命令其指挥下的东北军三支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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