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9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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肪苫竦娜站�3个师团装备，基本上只能一次性消耗，因缴获日军武器弹药甚难；打起来德国武器和美国装甲车辆的弹药消耗惊人，而从外国购买弹药耗时费日，很难确保按时到达前线。而自制武器方面，轻兵器还可以，火炮就不行了。所以，此次作战，开始我军会占上风，甚至会取得比淞沪更大的大捷，但后劲不足，交战时间越长越落下风，只有苦撑。而日军全部武器国产化，东北巨大的兵工厂生产已经走上正轨，与本土的海路畅通，武器弹药补充源源不断，战争潜力远胜我方。有鉴于此，此次热河抗战，我们在收复部分国土的情况下，见好就收，争取在有利条件下争取停战，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我说此战我方有七分胜算。”
众人惊叹曰：“希夷神算，世所不及！只是这最后一点，假如日军在热河遭到重创，会不会恼羞成怒，趁机全面侵华，吞并我国？”
叶挺道：“不会。热河抗战哪怕双方投入兵力100万，仍然会局部化。这主要是日本内部三大矛盾决定的：第一个矛盾，是日本内阁与军部的矛盾。日本内阁方面顾虑影响国际关系，特别是对国联“李顿报告书”中所提议的：‘在中国政府的宗主权下组成有广泛自治权的东北自治政府，作为日本、苏联和中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对于日本对热河的权利要求毋庸再议，而且这个缓冲地带不包括万里长城和内蒙古。’因此，日本内阁认为，‘李顿报告书’刚刚发表，对此无视而实施越过长城的作战，对日本的外交政策有损，所以希望控制关东军进至长城线以南地区作战。他们认为，热河是‘满洲国’的‘领土’，而长城线以南则是中华民国的境内；关东军占领热河省，是为‘满洲国’收复‘国土’，理所应当，而打到长城以南就是与中华民国正式开战了。按照这套逻辑，日本内阁多数成员主张战事不宜扩大，将战事限于热河境内。与以往不同，斋藤实内阁有军方背景，对军部有一定影响；第二个矛盾，是日本军部内部的矛盾。日本军部中陆军居于主导地位，但陆军的中高级军官中，又存在‘皇道派’与‘统制派’之争。两派纲领和纠缠十分复杂，就对华策略而言，‘皇道派’主张仿效九一八模式，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而‘统制派’则视苏联为最大对手，认为以日本本土的贫乏资源，国力无法与苏联抗衡，所以主张充分利用‘满洲’丰富的煤铁资源和丰富物产，将‘满洲’建设为强大的反苏战争基地，以及解决日本人多地少问题的‘皇道乐土’，因此在侵占热河后，不赞成继续对中国关内用兵。日本陆军上层首脑中，权位最重的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只是挂名，实权在‘三巨头’手里，即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教育总监林铣十郎。其中，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属于‘皇道派’，林铣十郎和参谋本部第二部的部长永田铁山等属于‘统制派’。具体到关东军，大致是‘统制派’当权，如司令官武藤信义元帅、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等。参谋次长冈村宁次原属‘皇道派’，但因离开国内多年，与荒木、真崎的来往不那幺密切了，加之他对谁也不愿得罪，所以在军部的一般将佐看来他是个‘超然派’。这些人都倾向于占领热河后，即专心致志经营‘满洲’。不过当今日本军部中，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的‘皇道派’掌握了大权，与关东军矛盾很深，对关东军经常独行其事非常不满。去年8月，日本军部改组关东军高层，将傲慢抗上、作战不力的司令官本庄繁免职，原参谋长桥本虎之助调任关东军宪兵司令，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也均被调出，至此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上层几乎全被撤换，但并未解决关东军内部存在已久‘下克上’问题。这次热河抗战，我们就可充分利用日本军部的内部矛盾，痛打关东军一顿，只怕日本军部中的一些人不但不恼怒，反而会幸灾乐祸呢！第三个矛盾，就是日本的侵略野心与国力不足的矛盾，现在日本国力因为经济大危机已跌至谷底，必须将主要财力用于摆脱危机，能够用于军费特别是战费的有限，发动热河作战勉强够用，但支持不起对中国的全面战争。有这三大矛盾，表面上看日军占领山海关、觊觎热河来势汹汹，不可一世，实际上外强中干，矛盾重重，只要我们予以迎头痛击，就可使其原形毕露。所以，此次热河看似我国危机，但利用得当，未尝不可使之变成日本的危机！”
在座众人见叶挺分析丝丝入扣，鞭辟入里，尽皆信服，赞曰：“希夷谋定而后动，兵动若神，谋不再计，真乃旷代名将也！”
叶挺自然谦虚一番。
正文 第二十八章：只欠东风
1月15日，邓演达、叶挺、梁华盛与张学良的秘使解方乘坐广东空军的法国大型运输机前往北平。
不出叶挺所料，一系列大事接连发生。
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宣言，主张立即停止内战，“保障群众民主权利，保卫中国，争取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斗争，愿以停止内战、武装人民、实行抗日为条件，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历史学家认为，这个宣言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早起源）。与此同时，以极左著称的王明、康生等联名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步骤，强烈要求建立统一战线，把对象扩展到愿意抗日的除了国民党以外的所有党派团体，发出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具体纲领，建立中华民族推进反日运动和组织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这个纲领后来经过宋庆龄等1779人联合签名公开发表，对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有关王明、康生等首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学术研究，参见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军史所研究员江英、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刘晶芳等专家的研究成果）。这些宣言和信件，仍属于“反蒋抗日”的范畴，中国共产党以“抗日反蒋”之名，目的在于联结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内不满蒋介石的势力，欲藉此推翻蒋之势力或靠其它联结的势力以对抗之，但与之前共产党主张的打击国民党一切派别、特别是“中间势力是最危险敌人”的论断，是个巨大突破，毕竟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良好开端。
此时中国共产党“抗日反蒋”的立场表面上是坚定的，实则内部对此并非全盘加以肯定。刘少奇公开宣称：在抗日的前提下，共产党人将不仅停止没收土地，且将停止一切反对国民党的宣传和行动，直至“援助南京”。及后刘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亦指出：“我早就感觉到反蒋与停止内战两口号是矛盾的，我早和同志们讨论过这问题。”
1月21日，蒋介石的特使黄绍竑来到广州，传达蒋介石要两广军队开往江西“剿共”、腾出中央军北上抗日的意见，两广首脑早有准备，当即拒绝，随即发表声明，两广组成“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请南京中央准予“北上抗日，收复失地”。李济深、蔡廷锴、李宗仁等在广州对记者发表《痛论中日问题重要》谈话。指出：“目前中国所最迫切需要者，为整个民族救亡问题，为争取中华民族自由平等，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尤必须发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表现中华民族自存自立之伟大能力与精神，然后中国始有生存可能。”“中国之生死存亡，全系于中国本身之能否抗战。”“全在我国大多数军民之能否觉悟，与军政当局之能否领导，上下一致，本焦土抗战之精神，毅然决然为民族解放战争而牺牲。”提出了“不分界域党派，欢迎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及一切抗日民众力量加入抗日救国民族革命战线”的口号。
对两广的抗日宣言，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负责人毛泽东发表谈话，指出：“关于西南出兵北上抗日的行动，是直接对于日本大举进攻热河的一个回答。这一行动说明什么，说明全中国四万万同胞以及广大白军部队是不愿做亡国奴，而决然地发动抗日的民族战争了。”“苏维埃政府对于西南这次出兵抗日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苏维埃中央政府郑重声明，愿意与西南以及一切愿意抗日的武装部队立即进行紧急谈判，来共同商计抗日作战大计，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正式进行对日作战。”
黄绍竑在广州不得要领，但他处于超然地位，也无所谓。当李宗仁、白崇禧告知叶挺预言他将被蒋介石免去内政部长职务、就任华北军分会参谋长一职时，黄绍竑大笑不已，谓叶挺其它预言或许应验，但对他的预言绝对荒谬，他堂堂一个内政部长会屈居一个小参谋长？
蒋介石在两广的巨大压力下，又察觉两广与中国共产党的遥相呼应，深感惊恐。在国内一片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唯恐两广与共产党这两大对手联合，只得发表声明，承诺“以中日现状为基础，积极准备抗战，如日人再前进一步，立即实行全面抗战”。
面对日本越来越猖狂的挑衅，蒋介石认定日本大规模的侵略即将来临。还在1932年，蒋面对国联调停的失败，感觉到仅凭中国实力抗击日本侵略力不从心，决定必须从苏联方面寻求援助。3月他派时任中国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出使苏联；8月又派蒋廷黻博士作为他的私人代表访苏；随后再派随从秘书、黄埔一期生邓文仪出任驻苏武官。选择邓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因为邓还是王明的同学，可在适当时候接触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中国的分裂状况显然不利于抵抗日本侵略。为了组织力量对抗日本侵略，必须使中国统一起来。而鄂豫皖的惨败表明，武力统一是来不及的，经与陈立夫商讨后，蒋决定和平谈判统一中国一切武装力量，共同抗日。
而最关键的莫过于与中共领导的红军实现和平统一。在应付热河事件的同时，蒋做出决定：寻找中共谈判和平统一共同抗日，此事委派陈立夫负责，秘密开展工作。陈立夫本名祖燕，是蒋介石拜把兄弟陈其美的侄儿，从小便称蒋为“三叔”。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回国后，从1926年初就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起，一直是蒋介石的心腹。此时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
陈立夫首先接触刚到任的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诺夫，鲍请示莫斯科以后建议陈秘密前往欧洲，等待斯大林选择合适的时候再进入苏联直接与斯大林面谈。12月下旬，陈和助手张冲均化名与驻德国大使程天放同船前往德国，等候进入苏联的时机。
陈立夫走后，蒋又布置宋子文并经他找宋庆龄帮忙寻找与中共和谈的途径。宋子文早有此意，经与宋庆龄商议后于1933年1月由宋庆龄秘密约见原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董健吾。董为宋子文在圣约翰大学的同窗学友，于1928年在河南开封秘密加入共产党，以传教为掩护在冯玉祥部工作，后来冯部“清党”，董潜返上海，在圣彼得教堂以牧师身份潜伏作党的地下联络工作。他在宋庆龄的资助下，开办了“大同幼稚园”，秘密收养了失散流落在江、浙、沪等地革命家的子女，其中有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以及彭湃、恽代英、李立三的子女等。获得董首肯后，由宋家出资，宋子文并经孔祥熙亲笔签名，授予董“财政部调查员”身份，化名周继吾。宋子文还交付董电台密码一份，以交江西中共当局，为日后和谈时联络所使用。
除宋子文经二姐寻得董健吾之外，陈立夫另安排CC系心腹、铁道部次长曾养甫秘密寻找与中共联络渠道。曾养甫想起了他的下属、铁道部劳工科的科长谌小岑在“五四”运动时参加过觉悟社，同周恩来、邓颖超熟悉，便要他与共产党联系。谌小岑通过覃振熟悉的进步学生翦伯赞的介绍，约北平的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来南京同曾养甫见面。吕当时还不是中共党员，但同北平地下党有联系，中共北方局王世英便批准吕振羽去南京商谈。谌小岑又通过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左恭同上海地下党接上关系。上海地下党派中共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张子华以长江局代表的身份到南京同曾养甫会晤。曾养甫布置下属谌小岑、谌又经过翦伯赞介绍致函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表示了国共合谈、共同抗日的意图。吕教授把这个信息报告了中共北平市委委员、宣传部长周小舟。经各种检验与接触，周小舟于1933年1月到达南京会见了谌小岑。
中国共产党这边，形势也发生巨大变化。
历史上，毛泽东掌握红军的领导权是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掌握党的领导权则是长征到延安后）。现在，一切有蒋先云暗中操作，将这一日期提前到1932年底，提前整整2年。
1932年8月10日中午，上海吴淞口。
从大连驶来的英国邮轮“白星”号停靠在码头上，一名瘦高的欧洲白人遭到海关人员的盘问。
“姓名？”
“奥托。布劳恩。”
“国籍？”
“奥地利。”
“来中国干什么？”
“考古。”
“对不起，你的旅游护照有问题，请跟我来。”
这个奥地利人一下紧张起来，但被迫进入旁边一个小房间。
里面有数名看上去颇为精干的青年人。其中为首一人道：“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袁殊。奥托。布劳恩先生，你是以个人名义前来中国考古呢，还是代表某机构？”
“我受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考古系委托，前来考察中国的瓷器文化，准备去江西的景德镇一行。我的旅游护照是维也纳领事馆签发的，绝对没有问题。”
对方笑道：“护照是没有问题，只怕委托你的不是什么大学，而是莫斯科高尔基大街的某机构吧（莫斯科高尔基大街是共产国际总部所在地）。你去江西不假，但不是去景德镇，而是赣州吧！”
奥托。布劳恩一下脸色苍白：“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你还不清楚吗，华夫先生？”
奥托。布劳恩瘫坐在地上，作声不得。
这个奥托。布劳恩，就是著名的李德。
他是中国共产党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博古狐假虎威弄出来的莫须有“共产国际派来的红军军事总顾问”。
“九一八事变”后，奥托。布劳恩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东北当军事观察员，他写的报告引起共产国际的重视，于是指派他到上海和江西的中央苏区继续担任军事观察员，化名华夫（李德这个名字是到江西后取的），报告中国革命的军事情况。由于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中的崇高威望，博古必欲夺之兵权而后快，于是谎称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总顾问”（实际上共产国际驻华军事总顾问当时是弗雷德。施特恩，以后在西班牙内战中以“克勒贝尔将军”之名而著称），狐假虎威轻易篡夺了红军的领导权。正是李德的到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进入了充满磨难的岁月：红军损失了90％以上的兵力（从1933年冬的30万人减少到长征后的不足3万人），中国南方的红色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各个根据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