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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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吉鸿昌只身来到第30军军部驻地宋埠时，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即刻引起不少故旧袍泽的惊恐不安。时任第30军军长兼31师师长的张印相听说吉鸿昌到了宋埠，假装不知此事，慌忙跑到汉口办事处避嫌去了。第30师师长彭振山，只是匆匆见了一面，也转身躲到汉口去了。
吉鸿昌看出势头不对，便给89旅旅长彭国桢去了个电话。彭国桢急忙由尹家河赶到宋埠，一见面就说：“总指挥，时机不成熟，你来有危险。你还是速离宋埠！”吉鸿昌进退两难，无奈地说：“我来作几天客，本想看望一下部队的伤病人员，谁知一个个都不肯和我见面！”彭国桢说：“你这位客人来得不是时候，谁敢接待你呀？事不宜迟，你赶快跟我走！”
于是，吉鸿昌便与彭国桢一起离开宋埠，到达了四十里以外的尹家河，暂且栖身于89旅旅部。第三天，吉鸿昌叫彭国桢连夜去汉口，找张印相、彭振山解释，并请他们回宋埠见上一面。谁知张、彭两人仍不肯回宋埠，并说他们都不打算再干了，干也干不下去了。
10月24日晚12点，宋埠军部忽然给彭振山发来了电报，说吉总指挥将30师90旅由尹家河拉走了。彭振山这才慌了，急了，要彭国桢旅长和他一起往回赶，去追赶被拉走的部队。
原来，尹家河驻有89旅旅部，该旅部队并不在此驻扎。这里的驻防部队是90旅。因此，吉鸿昌就将90旅拉走了。当部队抵达羊角山时，吉鸿昌又派联络副官燕鸿甲前去联络88旅、89旅，途中却被彭振山带领的手枪营拦路截住，后将燕鸿甲大卸八块，残酷杀害。与此同时，担任黄安（今红安）城防任务的万耀煌部第13师38旅77团，也在10月25日开至桃花、尹家河，“协助彭师部队前往招抚”。彭振山率手枪营紧急追赶，遂将吉鸿昌所住山村团团包围起来，被仓皇拉走的部队又纷纷“倒戈”归队。激战中，吉鸿昌见大势已去，仅带随从数人突出包围，向鄂东北苏区境内奔去……
有关这次兵变的日期和结局，国民党陆军第13师万耀煌部的《鄂东剿匪战斗详报》中有这样的记载：“10月25日，接彭师长电告：90旅业经招抚归队，吉鸿昌仅带少数人逃去。”
吉鸿昌所策动的宋埠兵变，就天时、地利、人和而言，的确是很不适宜之举。兵变之事，由于他事先没有与苏区党和红军取得必要的联系，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成员均不了解此事，当时也没有组织红军配合策应。
作品相关 “南天王”陈济棠与老广州的黄金时代
陈济棠（1890—1954），广东防城人，粤系军阀代表，曾任广东省主席，控制广东军政大权，时称“南天王”。在其主粤期间（1929—1936），政治上与南京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经济上进行有计划的建设，兴办现代实业，大搞市政建设，这一时期的广州工商业和市政建设成绩卓著，为广州的现代化进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主粤期间，广州物价相对稳定，市场繁荣，市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被称为老广州的“黄金时代”。因发动“两广事变”反蒋失败，1936年被逼下野，1954年在台湾去世。
陈济棠：在火药桶上编织“神话”
1936年7月18日黄昏，天色灰沉，因发动“两广事变”而失败下野的陈济棠，身携2600万元巨款，满怀郁闷，从黄埔鱼珠炮台登上“海虎”号军舰，黯然离开广州，踏上逃亡香港的路程。
仅仅还在昨天，即这个“黑色星期五”降临之前，他还是这座繁华都市，不，整个广东的主人。而7年前（1929年春），也是乘坐“海虎”号军舰，属虎还未满39岁的他就像一只出山猛虎，雄心勃勃地扑向这座战乱频仍、前途未卜的城市，开始了其统治广东、并直至成为“南天王”的“威水”史。可如今时移世易，弹指之间，这一切已成“南柯旧梦”。与此同时，一个由他命名的“广东黄金时代”，就这样人去灯熄，骤然落幕。
对这个所谓的“陈济棠时代”，不仅许多老广们怀念不已，而且连他一生的“政敌”，也曾予以相当的肯定。（1980年陈济棠之子陈树柏从美国回国参观，邓小平在接见他时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在怀念他。”）这大概是陈济棠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因为他给自己的评价是：“半生无过亦无功”；“半世救人难自救”。
事实上，陈的前半生可谓功过分明：功在建设，过在反共。而这都是“时运”使然。
清朝覆亡后，战争与建设，便一直是中国20世纪交叉上演的两部“大戏”；其中，更不断加插一幕幕革命和改良的活报剧，场景、剧情、节目单、演员阵容愈发显得令人眼花缭乱。显然，陈济棠充当了其中一出地方戏——“粤剧”的一位主角。而与他的那些前辈，如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陈炯明等“老生”、“小生”、“武生”相比，其作为一名后起之秀的演出，不论是“服饰”、“动作”（实践层面），还是“曲目”、“唱腔”（理论层面），都颇有继往开来的发挥。
从20岁厕身行伍，到取代李济深主宰广东，陈济棠对战争和建设这两部“大戏”的内涵及其相互间的关系，逐渐有了较深的领悟。经验使他确信，在中国，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政党，一个地方，甚至一个民族，都必须靠战争“起家”，靠建设“坐大”。它们是“发展”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这其实是典型的“民国思路”，并非陈济棠的什么发明。国民党首席理论家胡汉民对此早有一针见血的批判——“以军统党，以党治国”。虽然胡的矛头指向是蒋介石的南京中央，但陈济棠为称雄割据而致力于广东“自治”所进行的种种战争和建设，又何尝不是如此。只不过他善于把握时机，并利用广东的地缘优势取得一定成功罢了（其他地方实力派如山西阎锡山、四川刘湘等也是这样做的，只是“业绩”不及陈突出）。
当然，陈济棠“治粤八年，确有建树”。在他主持下，广东，尤其是广州，经济、文化和市政建设都有很大发展，广州更一跃而成为南中国的“首善之区”和繁华大都市（人口达112万）。那时，市郊农民常将农产品“拿到香港市场去卖，卖了钱，一头洋面粉，一头洋饼干，挑回家吃”；“茶楼二分之一以下的厅堂生意最热闹，可见平民和劳动界的享受普遍”；而“外人初到广州游览，常叹广州近年物质之进步。盖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颇足眩人耳目。”而陈本人，也理所当然地成了“神话”的始创者和受益者。
有几件事，既是这个“神话”的部分内容，又颇能说明它的某些性质特点，不能不提。1934年，陈济棠要求各地恢复祭孔，并祀关岳，高喊“非恢复固有道德无以救中国”；与此同时，在全省中小学推行读经教育，并亲编《新公民课本》，第一课就是“陈总司令爱我，我爱陈总司令”12个大字。事后，人们才明白，陈这样做，是为了编织一个更大的“神话”——从一方诸侯变成“真龙天子”。
但陈济棠忘记了，他的那些“神话”，是坐在中国这个大火药桶上偷空撰写出来的，根本就经不起一点“火星”。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猝死广州，使得南京中央和以广东为首的西南联盟之间的固有矛盾顿时激化。6月1日，陈济棠联台桂系李宗仁，发动了借抗日以反蒋的“两广事变”。陈很自信，此次的“先发制人”，必可毕全功于一役，实现问鼎中原的夙愿。在此之前，其精通风水术数的五哥陈维周，网罗一批江湖术士，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可笑的是，乩语“机不可失”和“草头倒，无人无人”，被陈理解为时运已到，倒蒋必成。而事实却恰成讽刺：由于陈的空军被蒋收买而率先叛逃，使陈痛失“良机”（飞机数十架），以至局势急转直下，很快便不可收拾。
神话破灭了。紧接着，是“火药桶”的连续爆炸——西安事变，八年抗战，三年国共内争……“南天王”陈济棠，再也没有回到万人瞩目的“舞台”。
东山梅花村：陈公馆
位于东山梅花村的陈公馆，陈济棠许多关于广东建设的“大计”都是在这里制定的。陈氏下野之后，于40年代将其让给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居住，当时的梅花村被称为“广东政治权力的后院”。
广州作家、文史研究者叶曙明在其《广州旧事》一书中说：“30年代初，把东山称为广州政治权力的后院，可谓恰如其分。那时陈济棠住在梅花村，经常在家开会，听取大小官员们的汇报，因此大家便走马灯似地往梅花村跑。许多关于广州建设的方针大计，最后都是在梅花村一锤定音的。”
海珠桥
广州第一座钢铁大桥——海珠桥，记录了陈济棠主粤时广州曾有过的一个时代。海珠桥建成于1933年2月，从此一桥贯通南北市区，促进了广州市的经济发展。国民党撤离大陆前将海球桥炸毁，后被修复。
中山纪念堂•；爱群大厦•；市府大楼
陈氏给广州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建筑代表作，是中山纪念堂、爱群大厦与市府大楼。
代表作1937年建成的广州第一高楼爱群大厦，陈氏市政建设的压轴之作。
中西合璧的中山纪念堂为陈济棠主粤初期建成，1931年10月竣工。爱群大厦建于1934年初，1937年落成，是当时广州最高的建筑物。现在的市府大楼也是陈济棠主粤时建造的，原称市府合署，当时工程分为三期，第一期工程只完成了大楼的南半部分，1936年陈济棠下野，二、三期工程终未能实施。解放后一直为市政府办公大楼。
中山大学•；中山图书馆
陈济棠在文化建设上也颇有“大手笔”。传说当年孙中山逝世后，陈济棠为了纪念他，特地要规划一块地方建立中山大学，于是在市政府摆了一门大炮，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发一炮，其中一枚炮弹落在五山。当时陈济棠看着广州的地图，用拐杖在五山那一块画了一个圈，说是“要给孙先生留大一点的地方”，这一圈，面积便超过万亩。后来中山大学搬迁之后，旧中大的原址便留给了华农和华工。
省立中山图书馆始建于1912年，位于文明路的新馆（现为孙中山文献馆）则是陈济棠下令重建的。
西村工业区
广东省营第一工业区，陈济棠为广东经济设计的火车头。
30年代初，陈济棠为了振兴民族工商业，将西村规划为省营第一工业区，集中了不少留洋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大力发展化学工业，先后建起大型的士敏土厂，化学工业厂硫酸分厂和广东饮料厂、西村发电厂等，使西村成为广州的重要工业开发区。如今的西村工业区遗迹遗址，已经成为旅游景点，不复有当年的机器轰鸣声矣。本报记者张御临
评说陈济棠
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在怀念他。
——邓小平接见陈济棠之子陈树柏时说
民国十六七年，兄弟曾到广州，现已隔七八年。现在之广州，与以前之广州又不同，码头增多，市面扩大，建筑物、汽车都日有增加。
——梁漱溟评价陈济棠建设成就
陈济棠的上台，结束了长期以来广东被外来军阀或政客霸占或统治的历史，开始了“粤人治粤”的新局面，因而易于获得广东人民的认同。
——（岭南文库．陈济棠）作者肖自力
自从清末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先后举办了一些具有近代色彩的工商企业，但是很遗憾，本来就得风气之先的广东，恰好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落伍者。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由陈济棠在这方面为广东做了一些补救工作，使广东倏然间成为中国潜心于工农商林文教等各业建设的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
——《陈济棠》作者钟卓安
福将•；儒将•；虎将
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22岁的陈济棠由机枪连排长干起，一路顺风顺水，直到45岁“荣升”一级陆军上将，成为主宰南天的一代枭雄。
“在广东人的心目中，陈济棠有‘福将’之称。所谓‘福将’，其特征第一是逢凶化吉，第二是坐享其成，第三是无端发达。”（程思远语）纵观陈的一生，此言诚非虚语。陈济棠一生至少有五次遭遇“奇祸”，但每次都大难不死，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他每次升迁，几乎都是“不劳而获”，靠别人的倒霉或走运坐享其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29年取代李济深主掌广东，当时。他才是个师长。
在陈济棠发迹以前，中国曾有过所谓的两大“儒将”，即南方的陈炯明和北方的吴佩孚。但相比他们，陈显然更具“儒将”资格——不仅长得更“斯文”、“有型”，而且更有学问和修养。最能说明陈的“儒将”风度与作为的，莫过这么几点：一是热衷和注重教育；二是善待知识分子；三是尊孔崇礼。
陈济棠先后创办了勷勤大学、中山图书馆、广州音乐学院、广州国医学院及数十所省立、县立师范学校，并使全省的中小学数量分别上升了20和46个百分点。陈一直认为，教育“是立国张本，是永久的事业”。为推进他在广东的建设大业，陈对各种专业人士，尤其是留学归来的科技人员，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待遇优厚。这些人也对他“知恩图报”，干得很出色。在他们眼里，“陈先生是一位恂恂儒者，丝毫没有武人的习气”，“是一位懂得学术的军人”。
此外，陈还是一员“虎将”。但其“虎威”和将才，多数表现在“剿匪”方面。不论是剿土匪，还是剿“叛匪”（其他地方军阀，如桂系），陈都很有一套，且屡屡奏捷。唯有剿“共匪”，虽终生不遗余力，却“乏善可陈”。而从其“反蒋”的“虎头蛇尾”并一败涂地来看，陈的军事才能，充其量也只配当一个少将军长。尽管那时的粤军，已被他用世界一流装备武装成中国最“先进”的军队。
无烟糖•；士敏土•；海珠桥
陈济棠平生最为人称道的，大概应是他“治粤八年”的种种业绩；而他生平最得意的“作品”，却当属《广东三年施政计划》。
该计划洋洋洒洒40万字，描绘了广东1932～1935年的美好蓝图，可看作“陈济棠神话”的一个提纲。据说陈写完后，竟“大病一场”。根据这个计划，广东将建立规模庞大的省营工业体系，并推进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全面发展。而随着该计划的实施，制糖业便成了带动整个广东经济起飞的“龙头”。
搞笑的是，此前，各大糖厂的烟囱尚未竖立起来，市面上已有其产品大量出售。原来，陈济棠动用缉私舰艇从香港运回洋糖，换上“五羊牌广东糖厂出品”的包装，抛入市场牟利。仅1934年下半年，陈就走私白糖净赚400万元。而这些走私糖，便被广州人谑称为“无烟糖”。
除白糖以外，“士敏土”（水泥）也是陈济棠积累建设资金的“摇钱树”之一。位于西村工业区内的士敏土厂于1931年6月正式投产，很快就供不应求，获利不菲。对此，像另一盈利产业钨砂专卖一样，陈主要都是将其收入用于“以厂养厂”，补贴其他大部分亏损的省营企业。
1933年2月15日，横跨珠江两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