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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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晚，我和胡底在蔡申熙陪同下，来到了红四方面军黄安战役指挥部所在地——黄安与峰山之间的郭受九。
张国焘再也避不过了，只好硬着头皮相见。
我只见这个“历史名人”身材中等，四方脸，颧骨略突，戴一副眼镜，穿着笔挺的中山装，显得十分精神。
“张主席，多年不见了。”
张国焘一阵尴尬：“先云同志，以前我是错了，我服从中央的一切决定。”
所谓张国焘认错，就是他“逼死”蒋先云一事。
张国焘本来与蒋先云有很深的友谊。他曾说“蒋介石与中共的联系，往往都是经由蒋先云办理的”，又说：“他那时曾多次奔走南昌与武汉之间，企图挽救双方的破裂，”“成为国共两党之间，一道直接协商的桥梁。”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以血腥手段彻底反共，二蒋彻底恩断义绝。4月17日，蒋先云在武汉发起黄埔学生讨蒋介石大会，任大会主席，在30万人的大会上小蒋慷慨激昂地声讨大蒋的叛变革命。蒋介石爱敬小蒋之才，仍数次派人力邀小蒋，许以第1师师长之职，然小蒋不为所动。有所不甘的大蒋遂在报纸上刊载与小蒋的合影。由于这张照片，引起张国焘猜忌，居然放言说“蒋先云不是反革命，我就不信张”。这令蒋先云深受打击，所以才有在临颍前线求死之举（在我的时空中牺牲了，在现在的时空则成为植物人，思维被我这个冒牌货代替）。
我则假惺惺地说：“张主席，说哪话，我们以前还是有愉快相处的时候的。中央派我来，只是查清楚一些事实而已。现在战事要紧。”
我与胡底商量过，既然张国焘来到前线，就用另一种方法解决他。
徐向前走上来诙谐地说：“会长，现在我又受你领导了。”
我只见徐向前高瘦单薄，生着一张长形脸，两只眼睛不大，目光沉静有力。
徐向前也是黄埔一期的，对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常务委员（简称会长）蒋先云非常敬佩。他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对蒋先云有一段记述：“我们经常看见他晚上还在灯下读书、看小册子。他斗争坚决，作战勇敢，头脑敏捷，堪称青年军人的榜样；连蒋介石也很赏识他的才干，曾要他当过秘书、警卫营长。他和我经常交谈，是我的良师益友。他在一篇东征归来的文章中，写下这样的话：‘革命军自有革命军的本色’‘革命军人的头衔不是赠品’，‘我们希望革命政府旗帜下的军人不要作假革命军’。”“在黄埔军校，我们紧紧团结在以蒋先云为首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旗帜下，不断地与国民党的右派和‘孙文主义学会’中的反共分子作斗争。”
徐向前，未来的共和国元帅、军事家、国防部长，1901年出生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的一个农民家里。幼时读过私塾，后因家贫辍学，去书店做学徒。18岁时靠哥哥接济3块大洋，考入阎锡山的山西国民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做过一年教员，旋被无端解聘。1924年，23岁的他与十几个寻找生活之路的山西青年来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成为该校第一期生。人学不久，这个勤勉却不善言谈的学生像所有新生一样，就受到了校长蒋介石的单独接见。1924年，蒋介石还处在罗网人才积累实力待机而动的阶段。这种与新生的单独会见，正是他为了考察与网罗亲信而刻意安排的。
徐向前被传到了校长室。走进去时他有点紧张，站在那里，被蒋介石相面一样打量一番，他就更紧张了。
蒋先生觉得他相貌平平，神情张惶，先就有了三分不快。
“叫什么名字呀？”他用他那不大好懂的浙江官话问道。
“徐向前。”学生回答。他说的是山西五台官话，也不大好懂。蒋介石皱了皱眉头。出乎侍卫官们的意外，他竟听懂了徐向前的话。蒋介石听懂徐向前的话是因为他与阎锡山打过交道，阎锡山就是山西五台人。
蒋校长头疼起来。山西出了个阎锡山，割据一方，他听见山西话就头疼。这个学生居然也说山西话。
“嗯，……你是山西人了？”
“报告校长，学生是山西五台人。”
原来还是阎锡山的乡亲。蒋介石一向对浙江人感兴趣，对这场谈话完全失去了兴头。“好啦，你回去吧！要认真读书，不可荒废学业。”
“是！”徐向前敬了一个礼，听到大赦令一般脚跟一碰，退了出去。“校长，此人如何？”侍卫官问。“资质平平，不会有出息。”蒋介石说。
历史给了蒋介石一个机会，而他却与这位将来会成为自己最可怕对手之一的学生失之交臂。
1925年初，徐向前在黄埔军校毕业，留任学员队排长，参与黄埔学生军对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东征结束后因得不到蒋介石信任，他回到北方，进入岳维峻国民第2军第6混成旅任参谋、团副。次年夏，冯玉祥在与奉直两系军阀的战争中败北，岳维峻部被打散，他回到家中，第二次去武汉投奔革命，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少校队长。1927年3月，徐向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自己的一生与工农解放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汪精卫“七_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他只身前往上海，寻找党中央，旋即被派去参加广州起义。12月，广州起义爆发，三天后失败，起义军残部退人彭湃创建的海陆丰根据地，开展东江游击战，徐向前任红4师10团党代表、师参谋长、师长，一直坚持到次年12月。东江游击战时间虽短，对于军事家和游击战争专家的他来说，却是一次重要的必不可少的训练。1929年1月，中央决定结束东江游击战争，调徐向前经香港到上海，重新分配工作。4月，徐向前到达上海，两个月后便与黄埔一期同学桂步蟾（旋即牺牲）一起，被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紧急派往鄂东北特区，从此开始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军事生涯。张国焘来到鄂豫皖后，虽然任命徐向前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但徐向前不是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更不是常委，实权在政委陈昌浩手里。毛泽东同志曾准确指出，张国焘对徐向前是“用而不信”，不是张国焘一伙的，这是徐向前能以野战军副职而成为元帅（唯一的一个）的重要原因。
这时一员红军将领冲上来打了我一拳：“巫山兄，想死我了。”
我严肃道：“我和你都是叛徒。”见他一脸愕然，我不禁笑道：“我们都救过蒋介石的命。”
陈赓，未来的共和国大将、哈军工校长，1903年生于湖南湘乡，19岁入党，21岁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陈赓的第一次校长接见却与徐向前不同。他的睿智机敏和旺盛的革命热情，就给蒋介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25年10月，东征攻打惠州，陈赓在负伤的情况下仍拼死冲杀，最后攻进了叛军杨坤的司令部。不久，蒋介石又召见了他。陈赓虽左脚缠着纱布，仍英气勃勃。“陈赓，你很勇敢，是校长的好学生，回去带你的连队到我这里来报到吧！”他和所属连队担任了东征军总指挥部的警卫任务。攻克惠州后，东征军分三路继续东进。27日，师长谭曙卿率领第3师不明敌情，贸然深入，被林虎部主力打得溃不成军。蒋介石先命陈赓督任，后又任陈赓为3师代理师长，但官兵四散溃逃，任陈赓鸣枪、喊叫、均无济于事。“校长，你都看见了，他们不听我指挥，先随指挥部撤退吧！”“不撤！我不撤！”蒋介石摇着头，十分伤感地说：“我唯有杀身以成仁，否则无颜见江东父老。”眼看林虎追兵越来越近，陈赓心急如焚，他一躬身，背起蒋介石，带着一些卫兵，爬泥坡，穿草丛，又找着一只小船亲自划向对岸才脱离险境。第二天中午，陈赓单独往返160公里，从东征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党代表的第1师搬来救兵，终于接回蒋介石。“陈赓是个人才，救过我的命，我非常器重他，可他政治上糊涂，跟着共产党跑了。”后来，蒋介石不止一次地对人这样说，言语间不胜唏嘘。蒋介石背叛革命后，陈赓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受周恩来直接领导，曾机智勇敢地处理了原中共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叛变事件。1931年10月，身为中央军委委员的他刚刚奉命来到鄂豫皖苏区，便率红12师参加了黄安之战。
这一年，陈赓28岁。
接着，我与红四方面军其余将领一一见面。
红四方面军于1931年11月7日由红4军和1931年10月在皖西麻埠编成的红25军以及彭扬军政干校组成，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4军无军部，为方面军总部直接指挥，下辖红10、11、12共3个师9个团。10师师长倪志亮，政委甘元景；11师师长王树声，政委甘济时；12师师长陈赓，政委刘杞；红25军军长旷继勋，政委王平章。辖红73师，师长刘英，政委吴焕先，现有红217、218、219团。红74、75师尚待组建中。红25军远在皖西，山隔一方，没有赶上今天的盛会。经过鄂豫皖中央分局和苏区“猛烈发展红军”，新成立的红四方面军已有兵员3万余人。
我说：“既然是战争时期，我们还是以职务相称吧。徐总指挥，请你介绍一下当面敌情。”
徐向前摊开地图：“10天前，黄安守敌集中全部兵力突围，被陈赓打了回去。敌师长赵冠英只好派人偷偷出城，向离黄安最近的宋埠敌第30师求援。12月7日，就是昨天，宋埠敌30师的师长彭振山在上司多次催促下，派出2个旅终于离开驻地，进至我红11师33团守卫的大小峰山一线。33的团长吴云山、政委李先念率部抵挡了一阵，放弃了阵地和阵地后面的桃花镇，全团后撤至五云山、周家坳二线阵地。敌占桃花镇，今天继续北进，向我军阵地攻击。红33团顽强坚守了一天，给敌以重大杀伤，刚刚趁夜暗再次后撤至嶂山第三道阵地。这里是我军的最后一道阻击阵地了。”
我说：“徐总指挥，你这是诱敌深入，然后伏兵从两翼包抄歼灭敌人援兵吧。”
徐向前笑着说：“果然不愧黄埔三杰之首，丢荒了几年目光还是这样敏锐。我这个围点打援的部署瞒不过特派员你，对付敌人还是有把握的。”
我再仔细看了地图：“徐总指挥，明天你以红11师全部对付敌人2个旅，只怕兵力不足啊。我的意见，将总预备队红10师30团加上去，战果会更大些，起码克吃掉敌人1个旅。”
按照历史，明天一战，由于兵力不足，红11师仅歼灭敌1个团大部，让敌主力逃了回去。不过作为指挥员，不到关键时候不应使用预备队，徐向前保留一支预备队应付突发情况和黄安守敌突围，是非常正确的。只是我这个历史的“后知后觉”者现在成了“先知先觉”，知道敌黄安守军不会突围，就可放心使用总预备队了。
“好的，特派员，我坚决执行。”
我心中叹了口气。由于张国焘、陈昌浩一伙整肃曾中生，又搞白雀园大肃反，使得人心惶惶，在这种大气候下，徐向前对上级的命令只能坚决执行，而不能提出相关建议。等我处理完张国焘后，再改变这种状况吧。
9日上午，敌30师见红军“节节败退”，于是集中力量向我阵地发动猛攻，一直进至嶂山脚下的十里铺。红11师红32团进行正面阻击。
我和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指挥员等在郭受九通过望远镜观战。目睹这场惨烈的战斗，我才真正明白红军的装备是何等低劣，而战斗意志又是何等顽强。
敌军在迫击炮和轻重机枪火力掩护下，以整团规模开始向上冲击。敌军官兵除了枪声，便是呐喊：“冲呀！杀‘赤匪’呀！……”他们的呐喊声造成了一种声势，既是对红军的威慑，更是为自己壮胆。十里铺嶂山上红军的武器性能低劣，用了十几年的老套筒，膛线都磨平了，只能打百米甚至几十米内的目标。这就使敌军的前锋开始没有受到阻击。当敌人冲到山顶我军阵地前时，连累带吓，人人气喘吁吁。这时，红32团的团长廖荣坤一声发令，红军的火力突然猛烈射击，前排的敌人接二连三地倒下去。可是，敌30师是支西北军，战斗力很强，后面的敌人在督战队机枪和大刀的逼迫下，还是一个劲儿地向上猛冲！
打退了敌人几次冲锋后，也许红军的弹药不多了，火力明显减弱下来。这时，一大股敌人趁机扑到我军阵地前，为了节省弹药，红军把敌人放到离阵地前沿只有几米远时，团长廖荣坤、政委张广才抽出身上的大刀，带领战士从工事中飞身跃出，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大刀、刺刀在敌人身上、头上猛砍、猛刺，战士们边砍边大声喊“杀——嘿！”“杀——嘿！”一时间阵地前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敌军30师有西北军大刀队的传统，也抽出大刀猛砍。只见有的红军战士衣服被鲜血染红了，有的大刀砍钝了，有的刺刀拼弯了……在一片激烈的喊杀声中，红军越战越勇。前面的敌人退下去了，但后面的敌人又压了过来……
就这样，杀回去，压过来，又杀回去，反反复复，红军连续打退了敌人五六次进攻，一直连续战斗两个多小时，敌人也没有突破我们的阵地，看看实在冲不过来了，才停止了进攻，龟缩到了进攻前阵地。趁着战斗间隙，红军抓紧时间安置了阵亡战士的遗体，包扎了伤病员的伤口，又检查了一下枪支弹药。据报，这时红32团每个人除了还有几发子弹外，手榴弹全部打光，有的人连子弹也都打光了，只剩下手中的大刀。
约中午时分，敌人的又一轮进攻开始了。面对蜂拥而来的敌人，红军战士的子弹全部打光了。就用刺刀拼，大刀砍，用夺得敌人的武器补充自己，继续坚持战斗。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前。在阵地前和山坡上，横七竖八躺满了敌人的尸体。由于敌人的疯狂进攻下，红32团的伤亡也很大，有的连只剩下30多人。
下午时分，敌军再次蜂拥而上，边冲边声嘶力竭地喊叫着：“冲上去！捉活的……”红军战士趴在工事里一动也不动，等到敌人靠近阵地时，又猛地跃出工事，挥舞着大刀左砍右杀。经过几次肉搏，红32团上下都感到疲惫不支了。可是敌人还在蜂拥而上。红军战士从死尸堆里爬起，与敌展开最后拼杀。只见一名小战士率先跃进敌群，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攻上阵地来的敌人终于支持不住，逃下山去。
这时，徐向前对电话员说：“给我接王树声！”
送话器里传出红11师师长王树声沙哑的声音：“总指挥，敌人退却了，我想出击！”
“好！注意，要合理使用兵力，防敌炮击！”
“明白！”王树声说。
徐向前的电话转接到红10师红30团的团长王宏坤指挥所。
“王宏坤，立即出击断敌后路！准备肉搏战，要一批批把他们消灭在嶂山下！”他的声音压过战场上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传到王宏坤耳朵里。
“懂了！”王宏坤回答。
红11师长、未来的共和国大将王树声下令吹响冲锋号。赵次吾、李景文的红31团，吴云山、李先念的红33团，立即从东西两翼吼声震天地杀过来。养精蓄锐的红30团团长王宏坤则率部从后方出击，将敌30师的部队截为两段！红军战士为节约子弹，均没有开火，只是与西北军拼大刀！
在红四方面军的战斗训练中，拼大刀和拼刺刀是基本功课。西北军本来也是拼大刀的好手，但由于被截成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