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全书·挺经-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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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清军江南大营猖狂反扑，天京危急，西征军受命东援，武昌形势缓解。其后，太平军踞有安庆，分兵陷桐城、舒城，逼近庐州，皖北将再次成为太平军的重要根据地。新受安徽巡抚江忠源，行至六安，病倒了。工部侍郎吕贤基在籍办理团练，被太平军打死于舒城。清军在皖北甚为空虚。咸丰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宋晋奏称：“曾国藩乡望素孚，人皆乐为效用。请饬挑选练勇，雇觅船只，顺流东下，与江忠源水陆夹击。”这正中咸丰帝的下怀，当天就下令曾国藩统带楚勇六千，“自洞庭驶入大江，顺流东下，直赴安徽、江西与江忠源会合，水陆夹击，以期收复安庆及桐、舒等城，并可牵制贼匪北窜之路。”咸丰帝在手谕末尾加了几句，以表示自己的厚望：“该侍郎忠诚素著，兼有胆识，朕所素知，谅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按理，曾国藩受命于危难之秋，正是沙场效忠之时。岂料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复奏中说了一通“重以新命委任，天语褒嘉，尤臣子竭忠效命之秋，敢不捐糜顶踵，急图报称于万一”的陈词以后，又数了许多困难，“统计船、炮、水勇三者，皆非一月所能办就”，必须待广东的炮解到湖南，“明春乃可成行”。他并在奏折中大谈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合防之道，及以堵为剿之策。咸丰帝看了这份奏章，火了，严厉地斥责道：“现在安徽待援甚急，若必偏持己见，则太觉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以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这段长长的批语，既有褒奖，也有谴责，既有期望，也有怀疑。曾国藩之所以如此迟迟不出省援皖，固有兵力方面的实际困难，也与他的座师被崇伦参劾，不得不出守黄州时给他的信有关。信中说：“吾意坚守，待君东下，自是正办。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陆各军，必俟稍有把握，而后可以出而应敌，不可以吾故，率尔东下。东南大局，恃君一人，务以持重为意，恐此后无有继者。吾与君相处，固不同也。”曾国藩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复信说：“吾两次谕言，不可草率一出。皆极确当。”他不率尔东下，显然是遵循了座师的教诲。此时，曾国藩虽已上干天怒，但他仍“以持重为意”。对“赶紧赴援”的谕旨置之不顾，只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再次陈述各种各样的困难，开脱自己迟缓不援的过失。咸丰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江忠源庐州兵败自尽，曾国藩的亲家、侯补知府陈源兖及知县邹汉勋等同时死事。虽然曾国藩出兵不一定可以挽救与太平军为敌的这些人的命运，但是，于鄂皖危急之时，曾国藩不派出一兵一卒，在道义上实在难辞其咎。
第三部分：坚忍将在勇在 将死勇死
羽毛不丰满者不足以高飞。曾国藩确“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相比”；他羽毛不丰，也确难远援鄂皖。所以他宁担抗旨之罪，宁负见危不救之名，竭力积蓄力量，以求一逞。他在衡阳扯起了招军旗，又广徕所谓“智浑沉勇之士，文经武纬之才”，加意训练。同时，兴造战船，筹集炮位，截留饷银，提用槽米，行动果敢迅速。但他几乎是白手起家，楚勇固已赴鄂赴皖，即使罗、王的湘勇也不听他的节制，使得他不得不另起炉灶，艰苦经营。
从曾国藩的经历中，我们发现，在同一件事情上，有这么两种忍：一种是忍受别的压力，努力让事情成功；一种则是宁可贬屈自抑，激流勇退，让别人去成功。这两种忍孰高孰下呢？从曾国藩晚年剿捻军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后一种忍往往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或者说，除非万不得已，后一种是不可取的。
曾国藩是在僧格林沁剿捻身死后，接替剿捻大任的。但当时曾国藩为避嫌疑，已大大削减了他的湘军，因此，剿捻只好用李鸿章的淮军，这就造成指挥不灵。在剿捻过程中，他步步为营的策略本是行之有效的，却又因为受到小小的挫折而心灰意冷，把剿捻的胜利果实拱手让给了李鸿章，成为终生遗憾。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结果，除了个人的品性，年龄因素似也不可忽视，因为与曾国藩相反，李鸿章当时还是个四十岁刚出头的人，年壮气盛。何况他本是个不甘寂寞，拼命做官的瘾君子，早有“壮志不消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的抱负。他对在江苏战场一显身手，获得个一等伯爵、江苏巡抚远不满足，还待更展“鸿图”；他这时官不高，位不显，还不存在像清廷与曾国藩之间那样的隐蔽而又尖锐的矛盾，不需要“避权势，保令名”；加上，满清朝廷还有意抬举他，以压制曾国藩。所以，他可以“拼命做官”而无多顾虑，以致朝廷命他署两江总督时，他竟不顾“沾谦抑之虚名，拘辞让之末节”，迫不及待地向曾国藩索取印绶。这个时候，他虽然还未走上攻捻战场，将淮军派到了曾国藩麾下，却常常在具体调度上，与老师为难，事事干涉，越俎代疱。正如后人评论的，“朝廷虽未有北征之命”，而他的“平捻之态，已预及之矣”。他代替曾国藩的主帅地位的企图，已呼之欲出了。
淮军与湘军一样，勇为将有，将在勇在，将死勇死。故在攻捻战场上的淮军将领，名义上隶曾国藩指挥，眼睛却盯着自己的主帅李鸿章，按李鸿章的旨意办事，对于官高爵大的曾国藩，“遇有调度，阳奉阴违者颇多”。这也是曾国藩办事棘手、李鸿章能趁机攫取帅位的客观因素之一。曾国藩因此感慨系之，对李鸿章说：“淮军非君家不能督率。”推之曾国藩当时的处境，有这种情绪也是有可能的。
李鸿章替代曾国藩，还有一个因素，是曾国藩在攻捻战场上屡次挫败，在朝廷呵斥、御史弹劾的情况下，不能再“打掉牙齿和血吞”、坚持到底了，而是神情抑郁，急求退出战场，以致前功尽弃。同治五年三月，他出师才一年，就写信给李鸿章说：“若六七个月毫无起色，国藩当奏请阁下北征剿捻。”以实现他“恃淮勇以平捻匪而定中原”的初衷。而这正是李鸿章求之不得的。所以他在攻捻战场上勉强支撑了一年半之后，便把帅权拱手交给了李鸿章。李鸿章走上攻捻战场以后，除了对淮军指挥得心应手之外，并无多少新招数，依然是采用曾国藩的以静制动、设防长围的策略，然而最后却得到了成功，其重要原因就是他能暂时不顾朝廷上下的种种责难与非议，坚韧不拔。
第三部分：坚忍戒惧惕厉 以挽回时事（1）
◆原文
至于刚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刚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齐；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腹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至于刚毅之气，绝对不能没有。然而刚毅与刚愎不同。古语说：“自己战胜自己称为强。”强制、强恕、强为善，这都是自己战胜自己的意思。如果你不习惯于早起，就强迫自己天未亮就起来；如果你不习惯于端坐，就强迫自己端庄；如果你不习惯劳苦，就强迫自己与士卒同甘共苦，强迫自己辛苦劳作，这就是强。自己不习惯有恒心而强迫自己有恒心，这就是毅。如果不按上述去做，却想去战胜别人，这就是刚愎。这两者看起来很相似，但事实上相差很远。不能不小心留意。
◆原文
事会相簿，变化乘除，吾当举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运气一囊之中，久而弥自信其说不可易也。然吾辈自信之道，则当与彼赌乾坤于俄顷，较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彼独胜而吾独败。国藩昔在江西、湖南，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惟以造端过大，本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
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各种事情和变化交迫，我应当把功业的成败、名誉的优劣、文章的好坏，全都投于运气之中，时间久了，就更加相信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然而，凭借我们的自信，则应当与运气赌这世界于顷刻，比高下于锱铢，最终不能总让运气取胜，而我们却总是失败。当年我在江西、湖南，几乎到了全国都不能相容的地步。六七年间，我根本不想再过问世事。只是因为最初的影响太大。我本来就自称不顾生死，又怎么能再去计较别人对我的毁誉呢？
每当遇到棘手的事情，必须在耐烦二字上痛下工夫。
◆原文
我辈办事，成败听之天命，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已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耳。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们这些人办事，成败只好听天由命，毁誉也随别人的便，只有自己处事的方法，靠自己来决定，也就是说，不随众人的喜惧而变化。
◆原文
时事愈艰，则挽回之道，自须先之以戒惧惕厉，傲兀郁积之气，足以肩任艰巨，然视事太易，亦是一弊。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时事越是艰难，那么挽回时局的方法，就必须首先注意小心谨慎，那种傲然沉郁的精神，足以担当艰巨的任务，但是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也是一个缺陷。
第三部分：坚忍戒惧惕厉 以挽回时事（2）
◆原文
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练英雄，使予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颓然自馁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袁了凡所谓的从前种种譬如昨天已经死，以后种种譬如今天才生，新起炉灶，另行开张。谁知道这两次大败，不是上天磨炼英雄，使我大有长进呢？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我平生的进步，都是在受挫折、遭受屈辱的时候，要咬紧牙关，鼓舞自己的斗志，积蓄勇气，增长智慧，而决不能灰心气馁。
◆原文
予当此百端拂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
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则弛缓，弛缓则治人不严，而趣功不敏，一处迟则百处懈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在这种诸事不顺的时候，也只有采取逆来顺受的办法，仍然坚持一个“悔”字和一个“硬”字。
各种弊病，都是因为懒惰而产生的。懒惰则什么事都放松了，一放松就对人的要求也不严格了。因而办事就不迅速。只要一处迟缓，其余的地方就处处懈怠了。
※详解
最能体现曾国藩勇毅之气的，是他在江西时孤军对付太平军，而分兵让罗泽南进攻武昌。当时罗泽南率领的湘勇是湘军在江西的另外一支劲旅，共约三千多人，本来也与塔齐布一起驻在九江城外。咸丰五年三月，曾国藩命他率部由南昌绕过鄱阳湖，出征赣东，在贵溪、弋阳、广信（府治在今上饶）、饶州（今波阳）、景德镇一带抵御太平军。六月初，太平军在湖北的战事告一段落后，从鄂东南回师江西，占领义宁（府治在今修水），南昌戒严，罗泽南遂移师向西，在义宁府与太平军周旋。八月，他写信给曾国藩，又单骑至南康，在船上与曾国藩会见。他慷慨陈词，纵谈利弊，规划进止，谓欲夺取安徽、江苏，必先得武汉，得武汉，控上游之势，则江西亦得屏障；若依然株守江西，如坐瓮中，长期转战，终无益于大局。因此，他请求允许自己率所部从义宁出发，进攻崇田、通山，增援武昌；如若得手，即引军东下，以高屋建瓴之势，夺取九江，使内湖的水师与外江声息相通，东南大局庶可立有转机。罗泽南的这一战略，与曾国藩多年所谋，大体一致，但罗泽南部一去，湘军在江西便更加势孤立单了。当时，刘蓉在座，插言说：“公所赖以转战者，塔、罗两君。今塔公亡，诸将可恃独罗公，又资之远行，若有缓急，谁堪使者？”曾国藩回答说：“吾固知其然，然计东南大局宜如此。今俱困江西无益，此军幸克武昌，天下大势犹可为，吾虽困尤荣也。”于是从塔齐布旧部中拨普承尧、彭三元率领的兵勇一千五百人交罗泽南，使罗部增至四千五百人。罗泽南起程的那天，刘蓉、郭嵩焘送至柴桑村，刘蓉说：“江西三面距贼，此军去，必不能支，计将安出？”罗泽南说：“曾公所治水师，幸能自立，但留曾公一人在，均无足计。”郭嵩焘感叹地说：“曾公意求有益于天下大局，其视此身如鸿毛，不自今日始也。”罗泽南说：“天苟未忘本朝，此老必不死！”
曾国藩提倡刚毅之气，这是因为这种气概是当时之人最缺乏的，尤其是在战场上。如果战士缺乏这种气质，必然一触即溃。同时他又强调要刚毅不要刚愎，这是要求人们在有勇毅之气的同时，不是出于一时糊涂或鲁莽，而是出于一定的理想或德行。而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可谓少之又少。
司马迁认为，具有这种勇毅之气的人常常可以在游侠中找到，因此，他在《史记》中专辟《游侠列传》章，为聂政、曹沫、专诸等游侠做传。
聂政，轵邑深井里人。杀人后为躲避仇家，与母亲、姐姐到了齐国，以屠宰为业。
过了很久，濮阳严仲子为韩哀侯做事，与韩国宰相侠累产生矛盾。严仲子怕被杀，逃离韩国，四处周游寻找能够报复侠累的人。到齐国后，齐国有人说聂政是个勇士，因避仇隐迹在屠夫之中。严仲子至聂家谒见，往返多次，然后备好酒食自己畅饮于聂母面前。酒酣之时，严仲子捧出黄金百镒，上前为聂母祝寿。聂政对这份厚礼感到吃惊和奇怪，向严仲子坚决推辞。严仲子坚持要进献，聂政推辞说：“我庆幸尚有老母，家虽穷，但客居他乡做了一名杀狗的屠夫，能凭此早晚得些美食来奉养亲人。亲人可以供奉，衣食也不缺，我不能接受你的赐予。”严仲子令人回避，然后对聂政说：“我有仇人，而且到过的诸侯国很多了。但到齐国后，听说足下您义气甚高，所以进献百金，是要用它做令母的饮食之费，能够得到您的欢心，怎敢有其它奢求呢！”聂政说：“我所以降低志向屈辱自己做市井屠夫，只因为要奉养老母。老母在，我的生命不能轻许他人。”严仲子再三谦让，聂政终究不肯收下。严仲子最后尽了宾主之礼才离去。
第三部分：坚忍戒惧惕厉 以挽回时事（3）
过了很久，聂政的母亲死了。安葬完毕，除掉孝服，聂政说：“唉！我只是市井之人，操刀屠宰，而严仲子是诸侯的卿相，却不远千里，屈尊乘车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