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流水-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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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讨论一切问题，都不应忽略这个中国语境。
2。争论：数学家与诗人
如果这是我们大家对今天现实的共识，那么，结论似乎是显然的：中国既需要更多的科学精神也需要更多的人文精神。可是，我听说坊间刚刚发生了一场关于“科学与人文”的争论，并且在一些科学家与一些哲学家文学家之间，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比如，有不少人对科学深表忧虑，在批判“科学主义”，有些哲学家在提倡科学与人文的结合，而有些科学家则坚决反对，认为科学一旦与人文结合便不再是纯粹的科学了等等。
我对这些高深的争论十分敬佩，不敢随便插嘴。但因事关本次大会宏旨，只好斗胆在此发表一点外行人加旁观者的议论。
据我所知，按照思想史家爱赛亚•；柏林的归纳，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在欧洲史上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七八世纪。由于17世纪种种重大科学突破，强调科学与理性之普世价值的人生观经由迪卡儿、培根，尤其是伏尔泰等人的精彩传播而成为启蒙思潮主流，对破除传统迷信、偏见以及种种神秘主义教旨起了拨开迷雾见青天的作用。但抵制的暗流几乎与此同时涌起。以意大利古典人文学者维柯为先驱，随后有德国“狂飙派”的哈曼、赫德以致后来的布莱克、哥德、席勒、拜伦、雨果、尼采等一大批文人哲人。他们赞美文明的复杂多样，赞美人性中直观感性乃至非理性的一面，反对将丰富生动、充满矛盾与奥秘的世界演绎为机械抽象、合乎逻辑却苍白干硬的理论。他们强调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不同，并宣称：“上帝不是数学家而是诗人。”他们当中的某些人走到了普世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反面，成为文化相对主义、浪漫主义及神秘主义的狂热信徒。不过，此后几个世纪的西方史却是现代性凯歌高奏的历史，科学与人文各有长足发展，大唱反调的文化相对主义和种种批判文学批判理论恰恰丰富补充了以普世主义的启蒙理性为主流的西方现代性，成为其中一道妍丽的风景。
晚清以降，西风东渐，赛先生与德先生一起东渡来华，“科学救国”之说兴起，大批“海归”学者积极参与教育改革，知识样式急速转化。于是，1923年中国知识界也爆发了一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或曰“科玄之争”。分歧可以从几句话看出大略：“科学派”一方有科学家丁文江倡导“科学的人生”，又有学界领衔人物胡适撰文为科学辩护；“玄学派”一方则有张君劢等人力辩“中国文明有别于西方”，以及“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但那场争论草率收场，不了了之。
待到90年代，发生了一场“人文精神是否失落”的讨论，基本上是人文学者和作家之间的争论，许多人对商业大潮冲击下人文学科边缘化感到焦虑与茫然。1998年前后，学界又有人检讨批判“科学主义”，引进了一些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观点，但仍多为人文社科学者单方面发言。
最近一次讨论，发生在政府提出“科教兴国”的背景下，规模虽不大，却有了一些科学家的声音与回应。我觉得这是好事。至少，讨论不再是一方同人自言自语，而是不同学科不同视角的对话，就像我们这次会议。
第一部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2）
3。语境二：蜘蛛侠与章鱼人？
不过，上面之所以提及西方，是因为感觉中国知识界百年以来的许多论争虽与本土现实相关，亦常有浓重的外来色彩。比如，上世纪20年代那场论战中，有感于双方学者征引的思想资源大都来自他们的西方导师，张君劢就曾说过：“今国中好为学问家者，何一人能真有所发明？大家皆抄袭外人之言耳。各人读书，各取其性之所近者，从而主张之。”“五四”时期如此，眼下这个中国人急欲重新与世界接轨、资讯高速流通的全球化时代，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回首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精英们此伏彼起的种种思潮论战，作张君劢之想者恐怕不止一人。
问题是真实的，但由于许多问题内外互动犬牙交错，我们的问题意识以及对问题的读解判断也往往真伪难辨鱼龙混杂。忙乱之中，误读误解在所难免，甚至有时忘记了“这丫头不是那丫头，头上没有桂花油”，错将别人的问题横移过来、预期焦虑，美其名曰“未雨绸缪”、“理论超前”。其实轻则给观者以对空乱发高射炮之荒谬感，重则“瞄星星打月亮”“歪打正着”——炮弹落地恰恰砸死了急需生长的幼苗。
科学的确是把双刃剑；不顾语境的“反科学主义”也可以变成一把双刃剑。科学之傲慢的确可怕；人文之傲慢同样可怕。借鉴西方很有益处，因为他们在现代性方面走在我们的前头。所以，我同意作家阿城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去西方多走走多看看，知道别人已经做过了些什么，这样就不会再费尽心机发明自行车了。”所以，我也同意作家史铁生对我说过的一句话：“美国的问题是人类的问题。”
但是，毕竟美国不是中国，中国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永远不会是美国——我希望。所以，我愿在此再次强调语境之别。
让我再举一个例子。今年夏天；我在纽约带8岁的女儿去看新上映的《蜘蛛侠2》。这个片子影评票房俱佳，该算是那种老少咸宜的美国大片。坐在黑洞洞的影院里看着看着，我忽然想起了秋天要在青岛举行的这个会议。为什么呢？原来《蜘蛛侠2》的剧情和主题，正是关于“以人为本与科学的发展”，关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不信，就请大家听听开演不久出现的一段对话。这场戏描写的是科学家把蜘蛛侠请到家里作客，然后主人夫妇讲起了他们当年恋爱的情景。下面是那段对话的大意：
科学家妻子：我们在大学校园的台阶上结识，当时我就知道这个关系不会容易。
科学家：我那时在读科学，她在读英国文学。我试图向她解释相对论，她试图向我解释T。S。艾略特。
蜘蛛侠：T。S。艾略特？
科学家：是呵！相信我，T。S。艾略特比高级科学更复杂，直到今天我也还是没有弄懂。不过，如果你要一个女人爱上你，那就给她写诗吧！
这不正是科学与文学在调情、数学家（物理学家）与诗人在对话吗？那么，这场“科玄之恋”是如何结束的呢？影片接下去，科学家的尖端实验出了问题，文学家妻子在爆炸中身亡，科学家的身体被他一手研制成的魔鬼控制，变成了“章鱼人”，给城市带来无穷灾难。当然故事远未结束，影片接下去就是铺陈蜘蛛侠如何与章鱼人搏斗，最终解救了城市和他心爱的姑娘。观众得到了一个好莱坞式的乐观结局。
这部片子表现了美国电影中常见的一个主题，即人类对高科技忧喜参半的心情。当然，电影剧本一般是文学家创作的，科幻片实际上是一种“小说家看科学”，而文学家对科学技术的破坏性往往极其敏感恐惧，对高科技给社会和人可能带来的异化与灾难特别忧虑。所以，“章鱼人”这类形象其实是文学家为科学这把双刃剑的邪恶一面打造的夸张化身。蜘蛛侠呢，则是正义的人文精神的化身。
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中美语境之别。首先，科幻片之所以是好莱坞历久不衰的一大品种，其中既有“Bladerunner”、“Matrix”（“黑客帝国”？）这类哲理型的成人片，又有“蜘蛛侠”这类的青少年娱乐片，是因为高科技对经济和社会的渗透早已成为美国日常生活现实。就连代表人文精神的蜘蛛侠也是古代侠客与现代科技的结合，所有那些城市特技场景都不可能离开电脑制作和种种高精密度的影像操纵。在这种现实下，对高科技以致“科学主义”的怀疑批判便不仅是学院里的阳春白雪，而是以普通人为对象的大众文化的有机部分。除了影视业，种种具有批判色彩的科幻小说、科幻漫画在美国遍地皆是。
再看中国，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绩举世瞩目，但我们的经济仍然基本属于劳动密集型，科学技术的研究创新远未成为经济的火车头，文化复苏与复兴也仍旧任重道远。所以，“皇帝片”和“功夫片”占据着影视屏幕的半壁江山，本土原创的科幻片至今鲜有，优秀的科普读物长期供不应求，“科学主义”仅仅是学院里少数人的热点甚至“学术科幻”。不信，就看看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里边的特技场景应可代表国产大片的最高水平了，但科学的影子在哪里呢？遑论科学主义。
当然，我绝不认为学者作家只能步大众文化之后尘，也并不认为科学的进步必定带来人类的幸福。我衷心盼望中华文明对世界现代文化的创造性贡献早日从有识之士的凌云壮志变为现实。但我想说，有些历史大限是无法超越的，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在目前的中国语境里，也许胡适之那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仍然是一句至理名言。当年那场“科玄之战”中最早提出休战建议的张东逊先生曾说：“争论下去必定强学哲学的人来临时抱佛脚谈科学，同时强学科学的人临时抱佛脚谈哲学，这当中便难免不有疏忽。这事太不经济，还是其次，而给社会以恶影响则为害却大。”过多过早争论大问题之弊端，前辈人早已看得很清楚了。
当然，在一个健康开放的社会里，必需品与奢侈品，务实与谈玄，通俗与高雅，科学与人文，完全应该也可以并存、互补。天道幽微，人生大于任何一门学科。只要我们明白个体的局限与渺小，只要我们抱着好奇心和“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耐心和胸怀，避免对我们尚未了解透彻的复杂现象和历史过程轻易下结论，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超越简单的愤世嫉俗、杞人忧天的焦虑、似是而非的诠释、武断偏执的裁判，使我们的所思所为保持一份谦卑，一种冷静。这样的态度，我觉得既符合真正的科学精神，也符合真正的人文精神。
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先后在纽约、芝加哥、休斯敦、香港、北京居住工作，并发表小说、专栏文章、随笔。中文著作有小说集《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丛林下的冰河》；杂文集《说东道西》。英文著作《ChinaPop》（《波普中国》），被美国《VillageVoice》（《村声》）杂志评选为“1995年度25本最佳书籍之一”。2003年获美国Guggenheim（古根汉姆）NonFiction（非小说）创作奖。为纽约NewSchoolUniversity中国—印度研究中心研究员。
第二部分圆满人生（1）
解思忠
我在研究国民素质之初，曾寄厚望于社会，后来渐渐地失望了。因为我发现，对提高国民素质来说，社会的功能实在是太微弱了，主要靠个人的自我完善。要增强自我完善的自觉性，就应该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实现人类共同的愿望——拥有一个美好人生，必须通过自我完善。而要进行自我完善，又必须先弄明白何谓“美好人生”，以正确指导自我完善，这就涉及到对人生高下优劣的正确评判。
关于评判人生的高下优劣，目前人们比较认同的理论，是美国当代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于1954年提出的“自我实现论”。这个理论把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划分为五个层次，相应地也把人生划分为五个等级：一是生理需求——饮食、睡眠、性欲等；二是安全需求——住宅、工作场地等；三是归属需求——爱情、友谊等；四是尊重需求——地位、角色等；五是自我实现需求——理想、价值等。只有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充分满足，才能依次产生出较高层次的需要，人生也相应进入较高的等级。
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论对于评判人生有其可取之处，但由于过分强调了个人意志的实现，而忽视了人生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价值，往往会误导人们推卸社会责任，不择手段地去追求一部分人生价值。一个人在需求动力支配下，由于自身素质的不同，所追求的目标和所采取的方式也就不同，所成就的人生自然也各不相同；仅从需求这个角度，难以完整、准确地评判人生。像希特勒这样的战争狂人和人类罪人，在他覆灭之前的数十年里，其人生似乎都应划入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层次。
在马斯洛提出自我实现论之后30年，美国当代学者福塞尔于1983年出版了《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一书，主张以格调品味来划分人生等级——我们不妨称之为“格调品味论”。该书作者认为，人的格调品味决定了他的社会层次，即人生等级。根据一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穿着、家庭陈设、用车、饮食习惯、休闲方式，以及看什么电视和书，怎么说话，说什么话等等，可以将人生按上、中、下细分为九个等级。
福塞尔的格调品味论从格调品味的角度评判人生的高下优劣，注重了人文素养与审美追求，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同样也存在着缺陷。人毕竟是社会动物，有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和不可抹杀的社会价值，而格调品味论则过分强调了个人的格调品味，同样也忽视了人生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价值，难以完整、准确地评判人生，会起到误导作用。我们仍以希特勒为例——这个战争狂人和人类罪人有着明显的美术、音乐天才，这方面的素养对其格调品味不能不产生影响，但绝不能据此而提升他的人生等级。
我们所拥有的人生实在是太丰富了，很难根据诸如需求、格调品味之类某一项来划分其等级。我试图从人生本来的意义出发，综合主观感受和客观存在，以及社会责任和社会价值，把人生由高到低依次划分为“圆满人生”、“缺憾人生”、“平庸人生”、“贫贱人生”和“堕落人生”五个等级。
第一等是“圆满人生”。所谓圆满人生，通俗地讲，就是方方面面都不错，没有大的缺憾，也可以理解为整体达到“小康”水平。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东西，却有圆满无憾的东西；主观感受的圆满，不等于客观存在的完美。圆满人生，可以理解为我们现在所强调的人的全面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的优胜者，并非是竞技场上的单项冠军，而是一个全能选手。有的人并没有什么可歌可泣、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生经历，甚至就是个普通百姓，但事业小有成就，与人和谐相处，感情有着落，不缺吃和喝，身体也不错，那就是圆满人生了。关于圆满人生，我想用以下五句话来具体说明：
一是“事业无须惊天动地，有成就行”——不见得非要达到什么水平，攀升到什么职位，或跻身于哪一级豪富，只要能胜任某项工作，并有所成就，也就可以了。
二是“爱情无须死去活来，温馨就行”——只要能找到一个情投意合的人，有一份好感觉，并将爱情进行到底，那也就不错了。
三是“友谊无须如胶似漆，纯洁就行”——朋友不一定非要好得分不开，只要彼此以诚相待，“君子之交淡如水”，也就行了。
四是“财富无须取之不尽，够用就行”——钱多少才是个够？不缺必需品就是够。财富多本身当然是件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