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46-美国与伊朗:曾经的亲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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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闹飨摺湔剑衙酪凉叵到裘艿厥吭诿浪绽湔降娜虮尘跋拢普庖恢魈舛粤焦叵到辛讼晗阜治觥⒙壑ぁ？怂啡衔淙幻拦砣胍晾适挛窠鲇腥嗄辏谑奔渖显对陡喜簧嫌ⅰ⒍恚ㄋ眨┝焦撬砸晾实挠跋烊词巧鲜隽礁龉椅薹ū饶獾摹Ｕ庵饕且蛭胶竺拦砣胍晾适挛袷逼谇∏∈且晾世贩⑸薇涞氖笨蹋拦亩砸琳咴谝欢ǔ潭壬细谋淞艘晾实睦方蹋钔怀龅睦つ诿拦鲇谧约旱睦湔叫枰�1953年策划推翻了伊朗摩萨台民族主义政府。这在伊朗当代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它使得正处于蓬勃发展的伊朗民族主义力量挨了当头一棒，伊朗民众对美国的憎恨也由此而生。《伊朗和美国：冷战案例研究》还认为，二战后美国在伊朗的存在是伊朗历史上西方统治、压迫的延续，美国在1978～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期间所受到的伊朗民众的憎恶实际上也是在为其他曾经侵略、剥削过伊朗的国家还债。Richard WCottam，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A Cold War Case Study，Introduction，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88克塔姆的这一观点虽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更像是在为美国开脱责任。事实上，单单美国对巴列维政权的强力支持这一点就足以引发伊朗革命民众强烈的反美情绪。《伊朗和美国：冷战案例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作者使用了大量的美国外交档案材料，主要是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还有就是他利用自己在美国外交界的联系，对涉及美伊关系发展的一些亲历者进行了采访，并把这些成果融入到论著中，这对一般的著者来讲是相当难以做到的。
在巴列维国王时期，美国向伊朗提供了大量的军事、经济、安全等多方面的援助，这在一些美国人看来是美国对伊朗的“友好”之举。但是“好心”未必有好的结果，巴里·拉宾的《出自好意：美国经历和伊朗》就详细说明了这一问题。为了完成这一著作，巴里·拉宾采访了100多位相关人士，广泛运用富兰克林·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约翰逊、肯尼迪等美国历届总统的图书馆原始材料和来自英国公共档案局、美国国家档案馆等处的档案和美国政府文件，还有一些美伊关系发展的参与者的日记等材料，并参考了多达近200种相关的著作和论文。该书的特色之一是论述非常详细，对两国在二战时期的接近、1953年伊朗政变后特殊关系的建立及之后美国对巴列维政权全方位的尤其是武器方面的支持和美国在伊朗伊斯兰革命期间政策的混乱等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论述。此外该书的主题十分集中，就是着重于美伊两国的交往，而对伊朗内部问题关注不多，这与《美国外交政策和国王：在伊朗建立一个附庸国》、《伊朗和美国：冷战案例研究》有所不同，后两本书都对伊朗的内政给予了相当多的论述。《出自好意：美国经历和伊朗》的另一特色是对美伊关系中的军事层面特别是美国对伊朗的武装出售给予了特别关注，这在同类著作中是比较突出的。该书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有两个很有价值的附录，一个是媒体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Media），针对美国媒体在报道伊朗时的一边倒现象巴里·拉宾提出了批评，在他看来，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长期以来美国新闻界没有看清伊朗内部的实质问题，而只注意了巴列维国王统治下的伊朗的虚假繁荣。拉宾认为美国媒体对伊朗的不实报道误导了美国民众，使得他们在面对本可以轻易理解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洪流时显得迷惘无知。Barry Rubin，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Ira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p337～364该书的另一个附录是1978~1980年美伊关系的事件表，列举得非常详细。Barry Rubin，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Iran前引书；pp365～380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该书虽然对了解美伊关系的脉络帮助较大，但是作为一本学术著作，其深度稍有欠缺，论证的力度显得较为单薄。
1953年美国策划的伊朗政变是当代美伊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直到今天，它的影响仍然存在。詹姆斯·古德的《美国和伊朗：在摩萨台的阴影下》就论述了美伊关系中的这一重要事件以及它对此后两国关系的影响。该书阐述了二战后美国对伊朗外交政策的转变以及美英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深入剖析了美国和伊朗1953年政变的关系，着重探讨了1953年政变对美伊长远关系的不利影响，而且还论述了政变后巴列维获得美国大额援助的具体过程。古德最后意味深长地感叹道：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的情报部门联手策划的伊朗1953年政变，才给了霍梅尼在伊朗显山露水的机会和空间。古德曾在伊朗工作多年，对伊朗的情况有些亲身的体会，因此在他的书中不仅仅反映了美国方面的观点，对伊朗方面的观点也有所提及。该书的不足之处是他有时把个人的经历和性格对政策的影响力看得太重，例如在对艾森豪威尔的伊朗政策分析上就有这样的显现。《美国和伊朗：在摩萨台的阴影下》的价值主要在于它专门论述了伊朗1953年政变对美伊关系发展的不利影响，它的这一特点在同类著作中比较突出。
题记导言（6）
（2）个案类。关于巴列维国王时期的美伊关系研究，也有一些个案需要学者们的探讨，比如说美伊亲密关系的建立、美国与伊朗的1953年政变、美国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等等。可喜的是，对于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目前已经出现了一批相当有价值的成果。
二战后美国和伊朗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怎样逐步形成的呢？里特尔的《伊朗美国联盟的起源：1941～1953》（Mark Hamilton Lytle；The Origins of the IranianAmerican Alliance，1941～1953；New York；1987）回答了这个问题。该书详细论证了美伊关系由二战前的淡漠到1953年形成事实上联盟的复杂历程。里特尔依次从二战、石油和冷战的角度，层层推进地阐述了美国对伊朗事务涉入的不断深化。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在伊朗的利己因素也逐渐增多。该书对从二战后期就开始的英、苏、美在伊朗的冲突给予了特别关注。起初盟国在那里冲突的根源是石油，随着二战的结束，冷战遂成为大国在伊朗竞争的主要因素。在激烈的竞争中，美国先是联手英国把苏联赶出伊朗，然后又借助伊朗民族主义势力发起的石油国有化运动把英国推向了尴尬境地，虽然英国也参与了伊朗1953年政变的策划，但是政变后收获果实的外部国家却是美国，1953年政变的成功标志着美伊特殊关系的最终建立。《伊朗美国联盟的起源：1941～1953》是在各种档案材料的支持下完成的，FRUS、FO（Foreign Office）以及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档案文件和联合国文献等都被里特尔广泛采用，此外还有他对众多当事人的采访。由于有丰富的档案、文献等一手资料的支持，使得该书在论证各种问题时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它还提供了二战时及其后盟国在伊朗的错综复杂关系的较为全面的阐述，这对研究者来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不过作为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该书有一个非常值得商榷的问题，那就是个人的主观色彩在论述历史时有时显得过于浓重，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上。比如在评价从1940年12月到1943年12月担任美国驻伊公使的德莱福斯（Louis GDreyfus）时，里特尔就比较刻薄地说：“德莱福斯的外交官生涯中没有值得显耀的地方，也可以说是相当平庸的，因此他并不能被委以重任。”Mark Hamilton Lytle；The Origins of the IranianAmerican Alliance，1941～1953； New York，1987，p11再比如他对1943年以总统特使身份到伊朗的帕特里克·赫尔利（Patrick Hurley）的评价：“尽管他曾在赫尔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政府中担任过陆军部长，但是不管是作为外交官还是战略家，他都不具备条件。”Mark Hamilton Lytle，The Origins of the IranianAmerican Alliance，1941～1953，前引书；p48对于该书还须注意的一点是，或许是因为可用材料众多的缘故，有时在一堆材料之后自己的观点反而显得并不那么明确。另外，米格列塔在《1945到1992年美国在中东的联盟政策：伊朗、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一书中对于美伊联盟的建立也有一定的论述。虽然这两位学者都肯定美伊建立的是“联盟”关系，不过即使两国真的是这种关系，那它们也是在力量、义务等方面极不对称的一对盟友，所以，本书没有贸然使用“联盟”这个词汇。
对于伊朗1953年政变的专门研究，最有说服力的当然是政变的主要策划、指挥者科尔米特于1979年3月出版的《反政变：控制伊朗的斗争》（Kermit Roosevelt；Countercoup：The Struggle for the Control of IranNew York：McGrawhill；1979）。科尔米特所谓的“反政变”，是指反共产党的政变，但是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它反对的其实是损害英美自身利益的伊朗摩萨台民族主义政府。《反政变：控制伊朗的斗争》这本书详细记述了美国参与策划伊朗1953年政变的来龙去脉，言之确凿地证明了美国高层在这一事件中的积极作用。其中，它特别强调为了详细制定政变计划，美国各方于1953年6月25日在国务院召开会议，与会的包括国务卿、中央情报局局长、国防部长等11名高官。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伊朗政变计划，即“阿加克斯行动”最终获得通过。Kermit Roosevelt；Countercoup：The Struggle for the Control of Iran，McGrawhill，1979，pp2～8科尔米特是第一个将伊朗1953年政变阴谋详细公布于众的人，因为他特殊的身份，使得《反政变：控制伊朗的斗争》这本书具有非常高的可信度。也正由于这一原因，这本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世人特别是伊朗人的密切关注，它在伊朗民间广为流传，激进学生几乎人手一本，它进一步深化了伊朗人在1978～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中本就已经十分高涨的反美情绪。Mohamed Heikal，The Return of the Ayatollah：The Iranian Revolution From Mossadeq to Khomeini；London；1983；pp23；62在该书中，对于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担忧随处可见，比如“苏联的威胁千真万确，它是现实和危险的”，“摩萨台和人民党（Tudeh）伊朗左翼政党，成立于1941年10月，在其成立后的近10年中，是伊朗组织最为严密、群众面最广的政党。该党因为被控和1949年暗杀巴列维国王有染而被取缔，后在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中重新崛起，不过随着1953年巴列维国王的重新掌权，人民党也日渐衰落，自此再也没有恢复元气。结合”，“摩萨台不断依赖苏联”，“苏联支持人民党，人民党支持摩萨台”，“苏联在伊朗越来越活跃，他们控制人民党的领导也越来越强烈”等等举不胜举。Kermit Roosevelt；Countercoup：The Struggle for the Control of Iran前引书；pp2；3；11其实，在这方面科尔米特显然是夸大其词了，因为1949年人民党曾被摩萨台宣布为非法政党。1951年7月15日，摩萨台政府还严厉镇压了人民党支持的游行，致使死伤数百人，人民党怎么可能会和摩萨台结盟呢？再者，斯大林在1953年3月5日去世，苏联朝野上下正忙于举办国丧和权力转移事务，那时他们对到伊朗扩展自己影响的关注力度不会太大。关于美国和1953年政变问题，伊朗学者扎赫拉尼（Mostafa TZahrani）、当时参与政变的英国军情六处（M—6）驻伊朗主管伍德豪斯（Christopher Montague Woodhouse）以及卡拉贝尔（Zachary Karabell）等人也曾进行过专门论述。Mostafa TZahrani；“The Coup That Changed the Middle East：Mossadeq vThe CIA in Retrospect”；pp93～99，World Policy Journal v19 no2 （Summer 2002）；CMWoodhouse；Something Ventured；London；1982；Zachary Karabell，Architects of intervention：the United States，the Third World，and the Cold War，1946～1962，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c1999
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二战后美伊关系的一个分水岭，因此关于这一时期的美伊关系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例如詹姆斯·贝尔的《鹰与狮：美国伊朗关系的悲剧》（James ABill；The Eagle and the Lion：The Tragedy of AmericanIranian Relations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娄尼德斯的《美国的伊朗：侮辱和宣泄》（Christos PIoannides；Americas Iran：injury and catharsis；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c1984）、雷蒂恩和莱维斯合著的《崩溃：美国在伊朗的失败》（ALedeen and WLewis；Debacle：The American Failure in Iran；New York；1981）等。另外还有大量美国官员的回忆录或亲历记，例如在1977年6月到1979年4月担任美国驻伊朗大使的沙利文（William HSullivan）的《出使伊朗》（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革命期间被卡特总统派往德黑兰的军方领导人休塞的《出使德黑兰》（Robert EHuyser；Mission to Tehran； New York；1986）、伊朗革命期间在国家安全委会负责伊朗事务的盖里·希克的《全面轰塌：美国与伊朗的悲剧性交往》（Gary Sick；All Fall Down：Americas Tragic Encounter with Iran，New York：Random House；1985）等。此外卡特总统在《保持信心——吉米·卡特总统回忆录》（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实力与原则——布热津斯基回忆录》（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以及时任国务卿的万斯在其回忆录《艰难抉择：美国对外政策的严峻年代》（CVance；Hard Choices：Critical Years in Americas Foreign Policy；New York；1983）中，也都对伊斯兰革命期间的美伊关系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因为上述这些书籍多是由外交官、将军、总统和安全委员会官员写就的，面对伊朗这样一个重要友国的丧失，这些人在自己的书中都极力为自己辩解、对他人攻击，而且在述说同一事件时有时还存在较为严重的差异，所以在参考这些书时一定要非常的谨慎，须仔细对照查证才行。尽管如此，由于他们在伊朗伊斯兰革命时期所担任的职务，所处的岗位，由他们写就的这些书籍仍不失为是研究当代美伊关系的重要参考文献。
题记导言（7）
相对于美国的丰硕成果，伊朗对美伊关系、特别是对巴列维国王时期的美伊关系研究就显得相形见绌。这主要是因为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美伊关系陷于了长期的交恶之中，美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伊朗学术研究的一个敏感地带，有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革命后的美伊关系方面，对巴列维时期的美伊关系缺乏重视。另一方面，伊朗学者的著述不像美国学者的成果那样容易看到，这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