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5-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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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王蒙也被揪出来了。看汪曾祺自己的性格吧，和政治有什么联系？没有。”　
　　邓友梅对汪曾祺当年的描述是这样的：“清瘦脸上常带稀疏络腮胡碴，背微驼腰略弯胸脯内含，穿一件蓝春绸面出风滩羊皮长袍，脚上是港造上等皮鞋》》左手夹着根香烟，右手里端着一杯热茶》》有次文联内部开会，某领导人观察了他一会，发言时增加了点新内容。他说：‘现在是新中国了么，我们文化干部也讲究点扮相么》》要充满朝气，别弄得暮气沉沉好不好》》》”——汪曾祺派头“名士”，一直“脱离政治”，京华熟悉他的文人谁都知道。林斤澜又说：“友梅的‘生女说》是记忆错误，把时间记错了。‘鸣放》时间要早，在1957年春天至5月初，这时我女儿布谷还没有出生。我女儿是6月8日出生的，而6月8日这一天《人民日报》正好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了反右。邓友梅把我女儿出生的‘反右日》，错成了‘鸣放日》。我逃过了一劫，与我女儿出生也没有关系。”　
　　　
　　林斤澜说：1957年新春，毛泽东作国务报告，要求民主人士帮党整风，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家传得很热闹，也兴奋，觉得共产党不容易，胸怀开阔，高瞻远瞩。知识分子热血沸腾，心情活泼，为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叫好，决心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北京也像沸腾了一样。　
　　突然，一个星期天，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杨述，也就是中国作协《文艺学习》主编韦君宜的丈夫，把林斤澜、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叫到他自己的家里。他家在北京当年台基厂那里。他们四人有些兴奋，有些惊讶，有些好奇：宣传部长为什么在星期天把他们叫到自己家里去呢？　
　　杨述家厅大，墙壁挂着书画作品，茶几上有好些水果。杨述先让大家品尝水果，问了一些表面上的事，才落到正事上。这正事无它，也就是“鸣放”，中心主题是一句话：“青年作家要带头鸣放。”韦君宜开始不在家，后来回来了，她也插话，口气相同，她也要求林斤澜他们行动起来。夫妻都是大知识分子，读过很多的书，出自“学运”，是学生领袖，就林斤澜个人说，对二位印象挺好。　
　　四人从杨述家出来，在长安街与王府井垂直处傻了一会。为什么呢？宣传部长与他们身份距离太远，召他们到家鼓励“鸣放”，因此事出特别，他们弄不清底细。尽管是傻了一会，刘绍棠还是明显有些兴奋，说必须要行动起来。邓友梅、从维熙说了些什么，林斤澜今天已经忘记了。而林斤澜个人那天基本保持沉默，他不但觉得这事太特别，弄不清底细，而且觉得这事蹊跷。各自回家之前，林斤澜说了一句：“大家自己考虑吧。”　
　　当时很快，在北京，在全国，“鸣放”如火如荼。这火是毛泽东、共产党自己烧起来的。　
　　北京市文联不甘落后，秘书长田家异常来劲，几乎天天开会。他身体敦实，大约操劳过度吧，头顶“荒芜”，因而多少现出点老态来。　
　　文联有一个小礼堂，实是一个大房间。工字桌、办公桌在大房间高低拼拢来，排成一长条，人便绕着长条坐下。这是一圈人，后面还有一圈人坐在沙发上，沙发摆在墙边四围。大家煞有介事，都掏出笔记本。田家坐在长条桌的横头，他是行政负责人，主持会议。这样的会议，老舍基本上是坐一边，连配角都谈不上。田家发言，大家也一一发言，林斤澜也曾发言，林斤澜发言无殊，无非是帮党整风是正确的，云云。　
　　一天下午，林斤澜坐在长条桌的中间，对面是工人小说家赵坚。赵坚是林斤澜落座后挪过来的。赵坚那时是北京作协党支部的组织委员。林斤澜发现赵坚坐在对面神情不对，面肉不均衡地隆起。果然，赵坚抖抖索索地掏出一封信来，在桌面上直直地把信推过来给林斤澜。林斤澜很好奇，见信已开口，便把信肉掏出来。信是福建省一个剧团寄来的，这个剧团要改编排练林斤澜的小说《台湾姑娘》，问北京作协有什么意见。　
　　林斤澜说，那个时候某地要改编什么，征求原作者单位意见，乃普通情况，当时这类情况，都是单位与单位之间联系，根本不问作者。因此，这是一封很正常的信。可是，林斤澜看到不正常的情况，这不正常就是信的上方有一行田家的批示：“此人正在审查中”。　
　　“我的头一下子大了起来！”林斤澜说，“我非常愤怒。‘此人正在审查中》，这是什么话！当年并不是没有审查，经常审查。今天审查你，明天审查我，全是例行审查，是老规矩，是正常的审查。可是，田家在这样的信上批上这样的字眼，就是把正常审查当作政治事件了！这随便怎么说都是错误的。组织原则不是这样的。”　
　　林斤澜说，当时他觉得非常冤枉。但，他还是竭力镇定自己，想了一想：田家还要审查我，他还要审查我什么呢？1938年“反党小集团”事件？台湾“二》二八事件”？这不是冤枉多年，折腾多年，审查了又审查的事吗？田家还想干什么？　
　　所谓1938年反党小集团事件，是指当年林斤澜在浙闽交界的“抗日干部学校”的事。校长粟裕管事不多，具体管事的一个叫黄先河，一个叫吴毓。黄先河是中共温州地委书记，而吴毓是中共浙江省委委员，两人地位相当。两人同时爱上一个女学生，号称“古典美人”的陈锡荣。结果黄先河得手。吴毓就到刘英那里告状，说学校里有一个“小资产阶级反党集团”，刘英听信，结果林斤澜也给搨上。　
　　所谓“二》二八事件”，是林斤澜以地下党的身份在台湾活动。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被捕，坐牢一年多，林斤澜由于地下党营救，侥幸释放，躲在姐夫的煤船暗仓中，回到上海。　
　　黄先河到了延安，平反了，解放后做了温州第一任市长。这不清楚了吗？至于台湾的事，怎么说也说不清，怎么查也查不好。　
　　林斤澜说，他要把批示这事拿来“鸣放”田家，的确是重磅炸弹，有好效应，对林斤澜自己相当解气。但审查的内容陈年八代，和眼前谁都没有关系，无论人、地、时，都沧海桑田。陈年八代的事情被人审来审去已经产生神经反射之苦，自己还盯着陈年八代的事情说，对自己并无好处，反而不利。　
　　林斤澜愤怒，却要按捺，整个人就更加难受。他站了起来，他到厕所中去。他站在厕所里，把信掏出来，又读了一次，又看到田家“此人正在审查中”这几个字。这下林斤澜反而平静了许多，他想到了赵坚这个人。他对赵坚这个时刻递来这样一封信感到头疼。赵坚与田家闹矛盾，赵坚他们要打倒田家，便拿林斤澜当枪使，点林斤澜的火，进攻田家。田家的确有错误，林斤澜的确有意见，但，两派斗争，林斤澜决不参与。　
　　林斤澜从厕所里出来，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他把信原路推回，说了这样一句话：　
　　“这封信不是给我的。”　
　　赵坚愕然，可也无话可说。　
　　谁知田家都看在眼里，后来他对人说：“我等林斤澜放炮，可他什么也没有说。”　
　　会议结束，林斤澜便向“鸣放”小组长、儿童作家葛翠琳请假，说自己家里有事，明后天就不来了。葛翠琳同意。　
　　林斤澜说，讨论作品，谈论艺术，他是有兴趣的。文联的什么“鸣放”，实是人事斗争，有小仇大恨，有权欲和龌龊。他倒了胃口。“家里有事”，实是托辞。这一封信，勾起几多回忆，几多烦恼。二十来年雷电闪闪，明枪暗箭，生死悬一线，叫林斤澜怎么都平静不下来。——心里长草了，又像吃下个苍蝇，在肚子里嗡嗡飞撞，怎么吐也吐不出来，甚是难过。　
　　我想，倘若不是林斤澜，换一个人，谁会放过田家呢？纵然私仇不报，那也得“帮助帮助”田秘书长啊，“知无不言”啊，田秘书长犯了违反组织原则的错误啊。林斤澜却独坐家中，离开了“热火朝天”的“鸣放”生活。叫人好生费解。　
　　哪知后来几天，却是“鸣放”的高潮。好多人就是这几天“帮党整风”，让他做了二十年的“人下人”！《北京市文联大事记》载，文联有“8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占当时文联机关职工总人数的17。4％；另外，虽未被划为右派分子，但被开除党籍、团籍或受其他处分的有9人。”林斤澜说，为了邀功请赏，田家反右极其积极，文联反右指标超额。邓友梅，从文学研究所毕业后，扎根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任团支部书记。他为创作到文联借屋爬格子，到了1958年，也给追加打成右派！怎么给外单位的人扣帽子呢？这就看田家的本领了。　
　　到杨述家的四人之一“神童”刘绍棠，天真豪放，天之骄子，一心向党。他的胆实在是太大了，居然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时代性、年代性、时间性，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刘绍棠不是右派，那是“世上无道”了！之一从维熙，罪名主要是同刘绍棠“一唱一和”，质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一邓友梅没有“鸣放”文章，没有发言，只是国民党旧时人员施白芜在会上问了一句：“共产党有陷阱否？”邓友梅答：“有。”他作为右派的全部材料就是这么一个字！林斤澜说，他所知道的是这样，可有的当事人自己说起来似有出入。　
　　林斤澜没有放炮田家，田家放过林斤澜了吗？没有。田家要扩大战绩，成立“林斤澜专案组”，《永不消逝的电波》编剧杜印任组长。杜印们查来查去没有法子：“没有材料”——回忆记录里没有。杜印曾问过林斤澜这事，林斤澜对他说：“‘鸣放》时，我有时参加有时没参加。我向葛翠琳请过假。”——“帮党整风”是张“网”，会就是网，可林斤澜在家，不在网中。　
　　最终“漏网”，可也魂魄冰冷，短气长吁。　
　　在心中，田家还没有放过林斤澜。1958年3月，“反右”还在补课，“反右倾”将要开始，有着北京文联秘书长、当家人身份的田家，在《北京文学》上发表11500字的长篇评论：《林斤澜小说的艺术倾向》。　
　　田家举例林斤澜的《台湾姑娘》。小说中女主人公因“二》二八”起义，死在狱中：　
　　　
　　“七天后，她盘腿坐在地上，头靠在木头栅栏上，闭着眼睛。值班看守来回走了几趟，见她一动也不动。叫了一声，也没有答应。伸手一摸，她身上已经凉了。好像一个闺女坐在窗口，看着街上黄昏了，黑糊糊了，什么也看不见了。闺女闭上眼睛，梦见太阳初升，万物苏醒。”　
　　　
　　田家批评道：“这种抒情式的描写，在作者自己，也许感到很有韵味。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反现实的有害的倾向》》”　
　　　“木栅是统治阶级所树立的牢笼，而姑娘是革命者，是被树立木栅的阶级所压迫的人，她的死也是被关在木栅里而同时又无力摧毁木栅所造成的。因此两者的象征应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关系，正确的描写，应当符合这种特性的。”　
　　田家接着追根溯源：“斤澜是很喜爱沈从文的。”（注意：沈从文那时就是“反动文人”的代名词）“都受到沈的影响。”“小如爱用重字叠句，大如对人生的观照和自然主义倾向的描写方法。”“沈从文的浸透幻想的写实是什么？斤澜把它看成浪漫主义色彩；而在沈氏作品的风土人情，是经过拟古情调的炮制。”“沈氏在写辰河水手为惊涛骇浪骇浪卷去，伙伴岸上追赶，而在水中的人，死得何等从容，作者情调也是静穆，闲适》》对死和死的气氛描写，是自然主义的。这些在斤澜的小说中也存在》》这也是一种‘人生哲学》的表现，却不是无产阶级的‘人生哲学》。”　
　　今天看起来，这样的批评只是好笑。但在当时，在“反右”补课的时候，对被批评的人来说，不啻惊天霹雳。林斤澜又哆嗦了一段时日。——老天喜欢开玩笑，一年多，庐山会议之后“反右倾”，田家莫名其妙被当作“白旗”拔掉了，“发配”陕西。文化大革命，碰到更加高明、更加厉害的对手，被整死了。令人感慨良多、扼腕嗟叹。　
　　“田家要把你打成右派，原因就是要扩大战绩吗？”我问。　
　　林斤澜答道：　
　　“还有就是文学上不跟他走，不喜欢他的文学主张。我是他文学上的异己分子。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田家这时是个风派人物。他为什么对我同沈从文的关系那么熟悉？他和沈从文是老乡，他原来就是沈从文家的座上客！——田家是延安过来的人，据说原来是个不错的人，很有个性、很有原则，可他一直入不了党。原因是落后分子。他变成风派人物，与沈从文疏远，要扩大反右战绩，有一个很长的变化过程。”　
　　听林斤澜的口气，似乎同情田家的可怜。　
　　“你逃过一劫，自有偶然性，更有必然性。你认为必然性是什么？”我问。　
　　林斤澜答道：　
　　“汪曾祺知道我平时关心政治，他倒淡漠，结果相反，他落网了。他的文章划我为‘漏网右派’，并说：‘是无天理’。可他不想想，我先前二十年，吃的苦头有多大。可以说，我出生入死过，我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物，经过形形色色的时候。我比他更了解什么是人间。——当时我不在现场，不在网中。而现场正热闹，网眼正红火的时候，为什么我一边凉快去了呢？这就与我的经历有关。或许我记着鲁迅的话：‘横着站’，鲁迅不断指名道姓，说文艺家碰死在自己的理想上。北京文联有人腹受敌，有人背受敌，有人腹背都受敌。我是‘横着站’。”　
　　
　　


　　林斤澜几次同我说到鲁迅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说里头许多话是警钟。大约是这些话吧：“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家原是赞同过的；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有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苏俄革命以前，有两个文学家，叶遂宁和梭波里，他们都讴歌过革命，直到后来，他们还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那时，苏维埃是成立了！”　
　　邓友梅在《漫说林斤澜》中说：　
　　我定成右派，斤澜的压力极大，有人是叫他用揭发、批判我来表明他的立场的。他什么都没讲。而在此后20年间，不管我是在北京劳动改造，还是发配东北时，他都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忙不过来，他替我送妹妹上学，我不在北京，逢年过节他到家去看望我的母亲。有些我想不到的家务事，他想到都提醒我。　
　　在邓友梅另一篇《悼绍棠》的文章中，坦诚说自己曾上台“批判绍棠下乡不该带馒头！”从维熙在《走向混沌》中也说，他曾揭发刘绍棠生活上的一些事。那么，林斤澜在整个运动中就没有揭发过人吗？林斤澜说：　
　　“我还真没有揭发过谁。绝对没有为表态批判过谁——不仅是反右，所有运动，包括文革，我都没有。当时写文章，或因响应号召，靠拢组织；或因认识不清，上当无奈，都可原谅，都可理解，都应由时代去负重要责任。我编文集，不用蓄意剔除，是真的没有这种内容。反右时，不只一只眼盯住我，我的压力确实不小。他们要我必须表态。《北京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