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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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这个人总是试图在全班同学面前证明我是最笨的一个，他总想让我处于一种窘困之中，为此我曾非常生气和伤心。我虽然在班里年龄最小，也不是一个很伶俐的女孩儿，有时候会把小辫梳反，特别是紧张的时候，我的左手总是不能及时地告诉我哪边是左，而另一只手也往往失职地忘记了承担着写字任务的是右手。但是，我一直试图向大家证明，我并不是最笨的一个。
有一次，他把我的母亲请到学校的办公室，他说要我的母亲带我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我的脑子是不是有什么残缺。
他说我像个哑巴，简直猜不透我在脑子里每分每秒都在飞快地想着什么。
天啊，他那么刻毒地使用了“残缺”这个词。
当时，T大约二十八、九岁，他面对着比他年长八、九岁的我的母亲，毫不客气，态度十分强硬。
我记得，当时母亲牵着我的一只手，恭敬讨好地站在T先生面前。我们三个人僵立在办公室门前的一棵树冠庞大的黑枣树的绿荫下，我们身后是一个现在回忆起来不太合乎尺寸规则的乒乓球台，坚硬的洋灰台面已经被当时的没有更多娱乐方式的孩子们消磨得坑坑凹凹，那些小坑坑像一声声躲闪不开的尖叫。使得玩耍者猝不及防。
我们三人迎视而站，并不是围拢成一个和睦流畅的环形，他的身材非常宽大，我看到我们中间的空气如同一群愤怒跳跃的隐形火苗，突突蹿跳。我清楚地记得我的高度刚好到他的胳臂肘处，这个细节是绝对可以肯定的，因为我当时不停地与他比较着高度，我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硕壮的胳臂，我虽然一再抑制住自己没有用嘴迎上去，飞快地在那条结实的胳臂上咬上一口，但是，他的粗胳劈上肯定留下了我十一岁的牙痕，那是我用眼睛咬的。
我当时还做出了一个肯定：即使我长大了，也不会和他一样高大健壮；即使我长大了，也永远打不过他。我是从我的母亲身上发现这一残酷的无可改变的事实的——他是一个男人！
我的母亲涵养好得使我感觉近乎在讨好他。她说，拗拗她还是个孩子，她没想什么。她不过是长了一张敏感而偏执的脸孔，她过于腼腆和羞涩。
T先生说，她该说话的时候不说，不该说话的时候却说起来。她是个“问题儿童”。
我觉得T先生很无耻。情况并不是这样。
当时，学校教务处还在进行每周一次的教师工作抽查。第一次抽查到我所在的班里时，除我之外全班同学都发了言，大家都是按前一天T先生教我们的说法说的。简直就是一场对T老师歌功颂德的大合唱。只有我把头深深埋着或扭向墙壁，一声没吭。当班长一边说着T先生为了批改我们大家的作业废寝忘食的时候，竟然一边哭了起来。
我非常紧张和羞愧，心咚咚跳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教务处的人刚一离开，T先生就把我从座位上提起来，劈头盖脑地教训了我，我越发无地自容。
到第二次抽查时，我终于鼓足勇气。第一个就站起来发言。
我说，“上一次我没有发言，事后T老师严厉批评了我。
我知道我错了。这一次我要改正缺点。T老师的确是一个公而忘私的人，比如昨天，T老师为了配合今天的检查工作，一字一句辅导我们的发言，一直到很晚。”
我一口气说完这么长的话，然后兴奋地坐了下来。
可是，待教务处的人刚一走，T先生—声大喊：“倪拗拗站起来！
T先生又把我从座位上提起来，用比上一次更加愤怒的语调教训了我。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这一次错在了哪里。我发誓，当时的我绝对以为是在为T老师唱颂歌，尽管这么做我相当不情愿。
我不仅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而且他那瞬息即变的脸孔使我非常厌恶。于是，我低下头，在嘴里不停地咕哝着。
T老师冲我吼叫着，要我把嘴里的话讲出来。但是，我决不会再告诉他。我那羞怯不安的、激烈涌动的身体内部，也决不会有一丝裂缝，把我内在的对话渗透或泄漏出来。我除了立志做一个哑巴之外，没有别的事情想做。
这件事之后，大家都不再与我说话。我自然也不相信身边任何—个人。说不出为什么，我觉得连每天的天气都像是假的，感觉自己在外边就如同是晴空里的一朵孤零零的乌云。
一个人走路的时候，我告诉自己，这个地球若不是个假的，它肯定就不会转动。
我每天盼望的一件事就是：快快回家。
父亲是指望不上的，这一点我非常清楚。他是一个傲慢且专横的不很得志的官员，多年来（大约从我出生开始）他—直受着抑制和排挤，这更加剧了他的狂妄、烦躁与神经质。
他是不屑与一个小学教师坐下来谈话的，哪怕这关系到我的命运、特别是T先生这样的熙指气使的男人，我相信他们在一起用不了十分钟，就会势不两立地争吵起来。因为他们都是男人。
所以，每次都是母亲来见T先生。关键是父亲并不关心我的事。他其实也不关心母亲的事，因为我从母亲那里感觉得到，我的事就是她的事。父亲只关心他自己。
我还想，我长大了一定不要嫁给父亲那样的男人，他让我和妈妈没有依靠。这对候，我忽然想起我应该嫁给教育局局长，他可以冲T老师大发其火，甚至可以打他的耳光，而不用像我和母亲一样把羞辱埋藏在心里。
可是，我又想起，前些天家里修建厨房时，由于父亲在体力劳动方面的无用，不仅无用，他还冲母亲请来帮忙的工人发脾气，使得母亲格外为难尴尬，一再说好话替父亲求情。
当时看着母亲的样子，我发誓将来一定嫁给一个会盖厨房的男人。
想到这里，我的思绪格外茫然混乱，想不清楚到底选择教育局长呢，还是选择会盖厨房的男人。
黑色的雨珠还是带着一副偏执狂的面孔，在这样一个晴空的傍晚下了起来。用一种不柔和的、与环绕周身的自然极不和谐的声音垂落。
雨幕中。我忽然看见了路口处母亲那沉默无声的轮廓，她轻轻踮起脚尖，身子向前探出，这个我行我索的女人仿佛在自然之雨和生活的黑暗之雨的双重压力下，寻求着光明。她把远处的那个被淋湿的小女儿的身体，视为一团大水中的火苗，那“火苗”使她在人生的这一场大戏台上，跳着精神的与物质的双重脚尖舞。
第2章 一只眼睛的奶奶
我们对父亲们说“是”，我们对生活说“是”，再也没有比这个回答更为深刻的否定。
我听到父亲吼叫声的时候，天空的雨忽然停住了。
那雨就像婴儿的哭声，不仅在下落时没有一个从哽咽、抽泣、再到泪水夺眶涌出的这样一种循序渐进的前奏或者预兆；而且收场也是戛然而止，没有一个雨珠渐渐稀疏细小、乌云慢慢散开去的过度，仿佛那雨珠还悬在半空，忽然就决定不再掉落下来。大概是父亲的叫声的威慑力量把它吓住了吧。
我惊惧地定位脚，扯了扯母亲的衣袖，“妈妈？”
母亲仰起头，望了望天空忽然就止住雨水的沉甸甸的样子，便也把自己眼中的湿润尽量收住，搂着我的肩继续往家里走。
母亲不打算和我说什么的神情，使我明白，父亲又在和母亲闹别扭。
我说，“妈妈，”我咽了咽唾沫，想压制住心口突突乱跳的慌乱，使嗓子里流出来的声音能够像一条直溜溜的棉线，不要打结扣，不要出现不流畅的断裂。我说，“妈妈，毛主席都说了，要搞团结，不要搞分裂……”我把那时候从小学校里“天天读”学来的毛的语录，终于直溜溜地说了出来，没有断住。
然后，我就说不出话了。
当时，我并不明白，“要搞团结”的这个“搞”字之微妙。
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确是需要“搞”才能“团结”在一起的，他（她）们的性别角色、立场、心理、行为方式等等差异很大，以至于不“搞”是完全无法沟通的。所以，男人与女人之间是天然的“战”友，而不可能是天然的“朋”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搞”好了，就“团结”到一个屋檐下，形成一个小的团体来对付外界的一片片混乱的男男女女。他（她）们在家庭这个团体的利益之下，收敛起作为个体性别的差异，淡化个体之间的矛盾与对抗，维持住家庭的融和与安定，以便于一致对外。
当然，也有“搞”了“团结”之后，又“分裂”的情形。
当有一天这两个不同性别的个体之间的对抗性，强烈到可以置家庭的利益于不顾，那么这个既对立又统一的组合便宣告瓦解、崩溃。
这些道理，当然是我后来才慢慢领悟的。
这时候，我低着头，努力去观察土地上湿湿的泥巴正漫过我的凉鞋，在我的脚趾缝间穿梭，随着我的脚步的移动，那灰乎乎的泥巴出出进进时隐时现。
我尽量把自己的注意力吸引到我的脚上，欣赏着这一种并不好玩的情况是多么的好玩，把自己刚才那种莫名其妙的说不出话来的哽咽的感觉，赶快转移分散掉。
我从小就有一种特殊的消解、转移或忽略事物悲剧成份的本能。任何一种情形都是如此，我总是习惯在事物的对抗性质上膨胀自己的情绪，有一种奋不顾身地在死胡同里勇往向前的劲头，那种不惜同归于尽的毁灭感，很像一个有当烈士癖好的人。但一遇到悲伤，我便自动地想办法调转自己情绪的脚步转弯。比如这会儿，我对自己脚趾缝隙的泥巴的专注，就很能说明这一特点。
母亲说，“你爸爸不想再让奶奶留在家里了。”
奶奶是我家的保姆，已经照料我们全家的日常生活好多年了。她只有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早年被她的男人打瞎后，再也没有睁开过。从奶奶来到我家，几年来她哭过无数次。她哭的时候，为了不和她一起伤心，我就专注地留心观察她的那一只瞎掉的眼睛，我发现那只眼睛从未流出过泪水。
我曾问她，为什么要哭？
奶奶说，因为伤心。
我说，为什么那一只眼睛不伤心？
奶奶说，因为它已经不会了伤心。
我说，为什么那一只眼睛不伤心？
奶奶说，因为它已经死了，被她的男人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就给打死了。所以，她才离开了他，才来我家里干活，受爸爸的气。
我说，等我长大了就去找你的男人，我要他赔你的那一只眼睛。
奶奶说，傻拗拗，长大了要嫁个好男人，就不会受苦。
我说，等我长大了，我要让他受苦，比如T老师那样的男人。
关于奶奶要我将来嫁个好男人这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
那时候，我有一个吃饭时总把筷子掉到地上的毛病（这个毛病一直延续到现在也没能根除），一顿饭吃下来，总要换两双或三双筷子，因为我的兴趣完全没在食物上。我总是一边吃着，一边东望望西瞧瞧，吃一会儿就把筷子放在碗上，手里拿起身边的一本什么书或者什么好玩的东西，看上一会儿，再接着吃饭。吃一会儿，又停下来，把筷子放在碗上，手里又拿起什么。屡次三番，心不在焉，碗上悬放的筷子不免被碰到地上。每每总是奶奶再给我拿来一双干净的。奶奶便叨叨我说，“攥筷子攥得近，将来嫁得就近；攥筷子攥得远，将来嫁得就远。你呢，干脆把筷子弄到地上去，这么漫不经心怎么行！”
我不知道奶奶的这些老理有什么科学根据，就装作没听见，继续把筷子掉到地上。但是，我的确不是存心的。
奶奶对我的家庭的价值，是我长大之后才领悟到的。她默默无声地为着这个家庭的“荒地”，除草、灌木，她坚持着用汗水使这片荒凉的废弃之地变成田庄，她在这里永远旋转着她的围裙，日复一日地、不知疲倦地重复着日常琐碎的劳作。她不停地为这个家献上筵席，慷慨地喂养着它，试图使这个家庭的生命之光，能够在她的劳作之下存活下去。她在这里丢失了她自己，她可以读出这个家里的所有无声的暗语和符号，她为它奉献了全部的精力。
但是，她终于没能使它苏醒过来。
她最终的离开，使这个家庭像一个活人渐渐停止呼吸一样，慢慢停止、消逝……
父亲的叫声像一声响雷滚过来，我本能地闭了一下眼，很怕那声音击中我的眼睛，成为奶奶那样的一只眼睛的人。
我迟疑着脚步，扯扯母亲的衣袖，怯怯地小声说，“妈妈？”
“奶奶在等着和你告别呢。”母亲继续搂着我往家里走。
我磨磨蹭蹭，“为什么？我不想让奶奶走。”
“拗拗，听话！”
我说，“爸爸为什么要她走？”
母亲不说话。
我在心里默默分析着爸爸让奶奶离开我家的原因。这使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在我尝试喂养麻雀之前，我曾在家里养过一只小狗，因为它的嘴很大，双眼皮的眼睛格外温柔妩媚，一身乳白色的皮毛干净而高贵。我和妈妈就给它取名为索菲亚罗兰。索菲亚罗兰从小就非常聪明幽默，表现出坚定不移的立场和果断的判断能力。但是，它的参与意识过强，凡事都要表态，这决定了它的命运的不祥。
往往在星期天早晨，我起床后就找不到自己的鞋子了。因为在前一天晚上，我和母亲商量第二天去公园游玩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索菲亚罗兰。所以第二天清早，它就会把我的鞋子藏起来，然后卧在我的床边，等待我醒来后发现鞋子的失踪，以显示它的重要性和不可忽视。
我记得在七十年代中期，中国的家庭还没有广泛地使用电视。那时候。我家里有一台比较高级的俄式无线电收音机，每天清早七点钟，我父亲便气愤地准时打开收音机听新闻广播，同时宣布了全家起床的号令。这时候，索菲亚罗兰就会安静地坐到收音机前来，一动不动地倾听每一条消息，并毫不掩饰地表示出自己的喜悦或愤怒。它是家里除了我父亲之外第二个关心政治的“人”。听完了新闻节目，往往是一段固定的乐曲，这是索菲亚罗兰最欢喜的节目，收音机里一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它便兴奋地随着曲调“喔……喔……”地引吭高歌。
有一次，大约是在七五年底或七六年初时候，新闻里播诵完“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文章，索菲亚罗兰莫名其妙地不高兴了，当即对着收音机里的那一篇社论撤了一泡尿。这种有失文明教养的行为，在它短暂的成长史中从未发生过，它在我家里从小就不随地大小便。所以那一次它的行为，令我们全家无比惊诧。但是，我全家人包括我父亲在内，似乎都十分理解它的不高兴，我父亲还说了一句，“连狗都不爱听。”结果，索菲亚罗兰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可是，事隔几个月之后，它故技重演。那是在七六年清明前后，收音机里正在非常严肃地播诵人民日报社评论员关于“四五反革命事件”的文章，这一次，索菲亚罗兰不等新闻节目结束，就又冲着收音机撤了一大泡尿。
索菲亚罗兰不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