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6年第2期-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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捱到天亮，人们的情绪开始高涨，但随之而来的又是似乎无穷无尽的等待。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九点，或者是十点——那时几乎没有学生戴表，终于从大喇叭中传出，伟大领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检阅开始了。
疲惫、饥饿、寒冷，还有单调感，一下子全消失了，大喇叭的声音震耳欲聋，要么是雄壮欢快的革命乐曲，要么是高声人云的口号，我们每个人的心立刻和天安门城楼，和城楼上的毛主席连在一起。城楼上领呼口号的一男一女据说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他们的声音高昂、悠长，充满革命激情，具有极大的感召力，我们跟着喊口号，直到嗓子嘶哑。
接见的程式早已烂熟于心，因为这已经是第七次检阅了，每次检阅之后，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以飞快的速度发行纪录片，在全国放映。我们所期待的，就是让自己亲自置身于像电影中那样的幸福无比、美妙无比的画面之中。一开始是林彪副主席代表毛主席讲话，然后开始游行。
检阅开始一两个小时之后，我们这里还是丝毫不见前进的动静，年轻人沉不住气，开始着急起来。又过了一阵，解放军才传过话来，说今天的游行队伍秩序比较乱，因为人太多，以前一次接见是一百万，最多也就一百二十万，但今天参加接见的有二百万。解放军还告诉我们，有时游行队伍走到广场，正碰到毛主席退回休息室，很多人就不走了，停留在那里，要等到主席出来，他们看见了再走，但后面的人兴冲冲地使劲往前赶，队形自然大乱。
我们从广播中也能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这时传出了陶铸的声音：“同志们，同学们，今天的大检阅，不但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大军的检阅，也是对同志们的共产主义风格的检阅，请大家遵守革命纪律，不要在广场上拥挤、停留，赶快通行向前……”陶铸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居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排名第四，他“文革”前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刚调到北京，任中宣部部长。陶铸颇有文才，我们高中语文课本选载了他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松树的风格》，难怪他现在又高声呼吁要大家“发扬风格”。
现在想来，陶铸这时候出来规劝学生，倒是体现了他一贯敢作敢为、不回避出头露面的性格。历次检阅，在天安门城楼上说话的只有林彪，毛泽东只破例开了一次口，回应广场上山呼海啸般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中气十足地喊了一句：“同志们万岁厂不知道陶铸出来说话，是不是有点犯忌？反正，后来据说陶铸辜负了毛泽东的期望，在打倒刘少奇的运作过程中不积极，还敢于在江青无理取闹和撒泼时跟她论理。他在这次接见之后不久就被打倒，最后惨死于囚禁和癌症。当然，这是后话和题外话。
等到我们的队列走过东单，接近广场时，我已经感到精疲力竭，但还是振奋起精神，像解放军教导的那样，两眼用力使劲搜寻城楼上那个最高的身影，定格于他，把心中的一切虔诚、颂扬、决心都投射于他。说实在的，这时需要奋力挣扎，个人置身于这人的波涛中，犹如一片孤叶漂浮于大海，我感到：立不住脚、喘不过气，时时刻刻都可能被挤倒，任千万只脚踩踏。
当我被人浪推拥到金水桥旁，离天安门城楼最近时，突然感到有点不对劲。城楼上那个最高的身影怎么快速地前后移动起来，不像是伟大领袖应有的稳重和沉毅，难道他不是毛主席？不对，不会是这样，不应该是这样！但那个身影移动的速度和幅度使我不能自欺，他确实不是毛主席！我突然想起，他一定是摄影记者。城楼上，除了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偶尔走动，其他的人一概纹丝不动，定在自己的位置上，毛泽东高兴了会走向天安门城楼的东头和西头，向下面的人群招手致意，林彪紧随，周恩来则跟在最后，而且注意保持一段适当的距离。只有摄影记者是例外，可以随意移动，挑选恰当的位置和角度。
毛主席在哪里，我怎么会看错人？难道我的最圣洁的感情虚掷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我怎么会犯这种该死的错误？一时间，我懊悔不已，心乱如麻。
唯一应该做的事是抓紧时机，弥补过失，找到真正的毛主席。但这时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广场上形势大乱，完全没有了队形，所有的人都不顾一切地拥向城楼，如果这时他老人家退回房间休息，就有节奏地高呼：“我一们一要一见一毛一主一席！”人浪被金水桥前面部队的堤坝挡住，反弹形成回流和漩涡，单个的人只能被浪潮席卷而去，能够稳住脚跟不被冲倒已属万幸。突然，我发现在我前面，紧紧贴着我的女孩就要支撑不住了，她踉踉跄跄，东张西望，汗流满面，眼里充满绝望。我紧紧抓住她的双臂，挟持住她，不让她倒下。当她回过头时，我发现她皮肤粗糙，头发凌乱，她可能来自穷乡僻壤，这个场面令她不知所措。当我和她被拥到安全地带时，我们已经远离天安门城楼。
我可以从容地四下张望和眺望城楼了，虽然要看到毛主席是完全不可能。这时另一种景观使我大吃一惊：正如解放军所言，许许多多的人被踩掉了鞋，有人不顾死活从地上捡起，但穿不合脚，于是愤怒地抛向天空，这个示范动作使更多的人把鞋子朝天上抛去。远远望去，天上鞋子横飞，像一大群黑色的乌鸦扑腾，一会儿鞋子纷纷直落而下，就像天降鞋雨。
这个场景对我来说不但不雅，而且简直是亵渎神明！这是什么场合，这是什么时刻？我们不是正在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吗，那些人怎么敢如此肆无忌惮，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到哪里去了？
我不但愤怒，而且纳闷。以前看毛主席接见的纪录片，特写镜头一个接一个，青年学生们个个手拥红色《毛主席语录》，高呼口号，泪流满面，但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脸上的表情是如醉如痴、欲仙欲死，哪里有这么不像话的场面！而且，纪录片上的每一个画面都是那么光鲜、美好，像现在这样天上落鞋雨的景象万一进入画面，那成何体统！
我心中乱糟糟的，机械地移动脚步，被人流带向西边。
尾声。
我和M一进入广场就被挤散，巧的是我们在回接待站的路上碰到了。当我们从西单方向往回走经过天安门广场附近时，果然看见一些工人正在用铁铲把广场上散落的鞋子收拢成一堆堆的，等待卡车来运走。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接见完毕会马上冲进西单电报大楼，忙不及待地给自己的学校发一封电报，内容基本上千篇一律：“报告大家一个特大喜讯，xx年X月X日，我见到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后面再加上“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誓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语。我记得前两三个月，每次主席接见之后，那些有资格大串连的“红五类”同学都会发回此类电报，激得我们所有在校的人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并在校内游行，以示庆祝。这一次，我和M走过西单电报大楼时，也提到是不是进去拍一个电报，不过我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否定了这个考虑。我们这么晚才出来，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我们把电报拍给谁，不怕别人说，他们这种人都敢混到北京去，混到受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队伍中去，这还了得？
回到接待站，感到工作人员的态度不像之前那么温和、热情，他们不容分说地发给每个人回到家乡的车票，叫大家“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他们还说，今天是最乱的一次，二百万人只接见了一半多一点，没有受到接见的人继续住下，等待下一次接见。
返程的列车拥挤不堪，人们在座椅下、行李架上躺着睡觉，小小的厕所里挤进五六个人，我感到连站着都没有地方立脚，多半时间靠使劲抓住座椅背才维持不倒。
嘈杂声和令人呕吐的污浊空气使人昏昏欲睡。突然，我在天安门广场上脑海中曾经一闪而过的念头重新出现，吓得我睡意全无。当我发现自己对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认错了人，会错了意时，我自问：这会不会是一个不祥之兆，预示着我对毛主席的忠诚有问题，我与他无缘？我拚命安慰自己：怎么这么无聊，这么迷信？
过了几年，类似的意念又出现过一次。那时我在自学英语，弄到一本高尔斯华绥的原版中篇小说《苹果树》，我读到，当书中的主人公与乡野姑娘梅根在苹果园定情时，她突然觉得眼前晃过一个鬼影，尖叫一声，主人公奔流的感情立刻中止了，心中油然而生了不祥的预感，似乎把他们两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力量一下子消失了，果然，他们俩的关系以悲剧告终。当然，这种联想有些不伦不类，小说写的是男女私情，我在广场上的经历属于革命感情。但我禁不住作了抽象的归类：感情的错置、感情的挫阻与落空，以及由此产生的不祥预感。
不过，人毕竟年轻，心中装不下几片阴云，那不祥的一闪念并没有对我造成损害。后来，“文革”的经历使我的思想成熟和独立，我再没有这一类奇思怪想，彻底抛弃了自我贬抑和自我折磨的习惯，一切都听其自然，事事都听凭水到渠成，没有迈不过的坎，再没有神怪恐吓和羁绊自己。
怒江的方式
熊育群
早晨
感觉早晨像个物体，是因为一个傈僳族老人。他坐在怒江边，安静、悠然，像北方男人坐在自己的炕头上。他坐在早晨上，早晨不再是一个时间，早晨是个物体，他坐在上面，早晨就属于他了，一块苞谷地一样属于他了。从他身上感觉出的早晨，那么宁静，是一个只属于他个人的时光。怒江刚才还那么野性，老人出现了，它就成了一匹匹驯化的野马群，没有了荒滩野地的暴戾。
老人身边，一来一往两条溜索，如长蛇爬上一处有七级台阶的岩石，然后箭一样射向了对岸。不到江心它就消失了——因为江面太宽，人的视力不能穿越。
怒江很低，山坡公路下，像一条被困的巨龙。老人并不在意它，尽管江水怒吼。
我的突然到来，老人给了一个回头。一双深邃苍劲的眼睛露出锐利的光，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迷茫。他是一只老了的苍鹰，懒懒地收敛了自己的翅膀。转回头去，他就忽略了我的存在。他身体的各个部位甚至动都没有动。
傈僳人不会走到岸边来看怒江。他们彼此靠近，只有轻缓又悠闲的脚步。彼此能从脚步声感觉到各自的心事、性情。从小车里出来，然后站在江边望一望，这是外来者才有的方式。
我觉得这一瞬间看见了老人的一生——他在怒江边生活，如同一棵漆树，从出生到衰老，一生被他过得那么漫长，怒江已等同于整个世界了。凡·高当年画《吃土豆的人》、罗中立画《父亲》也一定是这个感觉——那一瞥有人一生的命运。
对岸一个人影向我飞了过来。那铁制的滑轮在钢缆上“吱——吱——”直响。整个世界都随着他在飞。我和岸上的石头、树木向他扑来。眨眼间他由一个黑色的人影变成了一个穿着红色运动衫上衣、米色裤子的中年男人。快到岸时他的速度慢了下来，甚至停下来了，我们彼此都确定了一个位置。尽管我没有动，因为有人动了，世界都在动荡中。他右手扶住滑轮，左手攀着钢缆，一节一节把自己拉到了岸上。这是钢缆下坠造成的。
中年男子不慌不忙，一边从钢缆上取下自己带着的滑轮和吊绳，一边笑着问我要不要试一试。这是一种以死亡作背景的游戏，落人江水里人是很难生还的。像人向死而生一样，长期的熟视无睹，死亡的威胁就成了日常生活的部分。我在考虑他这个早晨的举动有什么含义——从一个功利主义社会引申出来的含义。他一个人两手空空，裤脚挽得高高，趿着一双泡沫塑料拖鞋，笑容里露出一副洁白的牙齿，从从容容，像在玩溜索。我不相信他只是好玩才过江的，我想他过江来要么做买卖，办什么重要的事情，要么至少也是来吃个早餐、走个亲戚。他说是看朋友。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正经事情。一大早就想不出有什么事情可做，生命只是用来享受时间的，还有时间中萌生的情谊。
在湍急的流水上，人的生活从容淡定地展开。流水并不能暗示什么。
面对怒江，面对怒江上的老人和中年男子，我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上车时，身体仿佛获得了解放，肢体放松了，坐姿改变了。一株温室里的植物，回到了广袤的田野。
回车的路上，一个傈僳少女正在上厕所。她上的厕所就在大路边，对着公路的一面没有任何遮挡。她在我经过的这段时间里撒完尿，站起身来，系好裤子，视我如无物。她同样很平静，在江水喧腾的背景下，甚至只有我感到了害羞。而随后我对着穿民族服装的傈僳人拍照时，他们无一例外全都躲避着镜头，是一种害怕还是一种害羞、一种禁忌？像传言说的害怕灵魂被摄走？厕所是属于城市的（对于贫困的怒江，照相机也是属于城市的），生活在怒江大峡谷里的人，哪里蹲下哪里就是厕所。这种身体的开放，是与自然谐和的。身体的开放对应于对身体的态度与禁忌。怒江人对身体的态度与禁忌质朴、自然、开放，性以及伦理观念都出自人的本性。
早晨的阳光在陡峭的山坡如退潮的洪水，层层进入谷底。飞石滚过公路提示着无限的偶然。生死也在偶然之中。两栋稻草房出现在一个平缓的坡地上，像心情一瞬间的悸动。
这时，一个人背着柴捆爬坡，那木柴捆是那样巨大，从人的臀部到肩部，再升到头顶，直爬到头顶上的天空。人显得那么的小。头顶上正是那两栋稻草房。这是一组非常原始的图景：那稻草房只有树枝支撑着，它被木桩架空在坡地之上；而大根的木条又压在人的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与工业化的现实世界相关联的，没有一样不直接来自于土地。我的兴奋会来自于这种原始吗？或者是因为我渴望见到这样原始的景象？这更应该是一种时间的呈现，古老的时空再现。在人类没有出现现代科技之前的那些原始的世纪，生活没有遭遇到物质的入侵与改造，人只得与自然相依为命，只得对大自然顶礼膜拜。那个人站立喘息，大口呼吸的仍然是植物散发出来的浓烈的芳香、土地在阳光下吐故纳新的地气。我似乎进入了一个不同的时空。
爬上山坡，走近茅草房，那个背柴的人也在我站在地坪时从另一个方向进入地坪。我这才发现她是位少女，白皙的皮肤，文静的性情。她的目光善良、明澈而含蓄。她的黑色衣服是一套运动衫，这是现代工业制成品。稻草房里显然是她的父亲母亲，她父亲戴着一副老花眼镜。这也是现代文明的产物。那张黧黑的脸充满了慈祥，他也是那样平静地看着我，没有一句话，表情亲切却没有笑容。他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正在搓着一根草绳，手里的活儿只是稍稍停顿了一下，又继续干起来了。
对这一家人，有什么东西会突然出现又迅即消失呢，是天空中的云朵和站立的我。
他们贫匮得难以想象，但每个人的面部表情却一派安详、宁静。在他们面前，我感觉到自己病态的猎奇，我并没有现代人的优越感。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