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2期-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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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仅仅是这些小伎俩并不能起太大作用。朱棣还有大手笔。他知道，天下真正对他心怀不满的是那些读书人。虽然在大屠杀之后噤若寒蝉，然而心里对他并没有好感。所以，大屠杀之后，他对依附于自己的文人学士特别宽宏，多方优容。他即位不久，就安排实行科举考试，扩大录取名额，拓宽了读书人进身的道路。对在朱元璋时受到委屈的一些文人，他积极平反昭雪，挽回了不少人心。从永乐元年（１４０３），他就开始以他独有的宏大气魄，组织编修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以此表示自己对文化的重视。此举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极大好感。
一打一拉，天真的知识分子立刻掉入彀中。文人学士们忘掉了朱棣的凶残，开始满腔热情地歌颂永乐皇帝的丰功伟绩，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新流派——台阁派。他们的作品的中心内容，就是歌颂朱棣的功德和祥瑞，歌颂国势的强盛太平，作品平正典雅、词气安闲、雍容晓畅，一时制造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文化繁荣景象。
对比朱元璋、朱棣父子，常常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老皇帝起身平民，所以对同样出身流氓的汉高祖感觉十分亲切，每每自比汉高祖，为人行政上自觉不自觉地以刘邦为榜样。而朱棣篡得皇位，所以对同样用血腥手段夺得皇位的唐太宗极有好感。唐太宗不但篡位成功，并且还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皇帝。每当提到唐太宗，朱棣敬慕之情溢于言表。所以，他为人行政，也处处踪迹唐太宗。平时说话，必以仁政为辞，反复强调儒学教条，把老百姓的饱暖时时刻刻挂在嘴上。经常号召大臣们进谏，而且确实也多次诚恳接受别人的意见，勇于改过。他一改老皇帝的政策，提出“用法当以宽不以猛”的原则。他一再表示反对老皇帝的严刑峻法，修改了许多过于苛刻的法律条款，并且特别规定，凡是判死刑，都要“五复奏”，即要反复审查五遍。一转眼，那个以人命为草芥，无理株连肆意“瓜蔓抄”的暴君的面孔慈祥得让人不得不感动。
然而，再有自制能力的人也不免有失控的时候。在晚年，一次偶然的失控，使他的野兽本性又一次暴露。在后宫的一次争宠斗争中，一个妃子的侍女被屈打成招，供认曾想谋害皇帝。暴怒之下，他大开杀戒，竟然辗转株连，一举杀掉了二千八百人。只有在这样的时候，人们才吃惊地发现，原来魔鬼并没有变成天使。
十五
形象需要建设，然而威慑的鞭子还得时时高悬，让人民不要得意忘形。
有人说过，当领袖的首要条件是做一个好的屠夫。如果自己做不了好的屠夫，身边就需要有成为好屠夫的人。朱棣是个杰出的屠夫，然而却绝不轻易亲自下手。所以，他有意识地任用了一大批生性残酷的酷吏，作为自己的鹰犬，替自己杀人。“君主应该自己施恩，让别人代为受过”，这句马基雅维里的名言被朱棣运用得出神入化。永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酷吏横行的时代，纪纲、陈瑛、郑赐，都成为二十四史中酷吏的典型。朱棣用他们除掉一些潜在的政敌和自己看不惯的大臣，却不落痕迹。每当这名酷吏树敌太多作恶太甚之时，他再毫不犹豫地把他除掉，也算是“为民除害”。上述最为朱棣卖命的酷吏，除郑赐是忧惧而死外，另两人都是被朱棣杀掉的。
梅殷是明太祖的驸马，朱棣的妹夫。朱元璋死时，是托孤大臣之一。虽然勉强投降了朱棣，然而内心却并不服气，时时口出怨言。朱棣对此一直嫉恨于心。永乐元年（１４０３）十月的一天，梅殷早晨上朝时，居然出了“交通事故”，被人挤到金水桥下溺死了。妹妹宁国公主抓住朱棣的衣服袖子大哭大闹，朱棣命人严查，遂把故意挤撞驸马的两名锦衣卫军官抓起来要处死。两名军官没想到为朱棣卖命最后竟然落了这样一个结果，大吵大闹，说：“此上命也，奈何杀臣！”朱棣立命金瓜武士击碎二人牙齿，推出斩了，然后以隆重的礼节厚葬驸马，亲自志哀。满朝大臣和朱棣默契于心，然而大家均行礼如仪，表情沉痛，共同上演中国政治中又一出经典小品。
为了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朱棣发扬朱元璋的余烈，创立东厂，恢复锦衣卫，大搞特务统治。特务遍布京城内外，上至太子亲王、公主驸马，下至普通官吏、平民百姓，都处于特务们的严密监视之下。就连特务们，也都在其他特务的监督之中。朱棣还鼓励人民告密，不少人靠揭发他人得到好处，全国上下各个阶层，处于恐怖气氛之中，人人相互提防，不敢乱说乱动。朱棣的天下，由此如磐石之安。
十六
篡位者往往是大有作为的君主。他们通常比那些名正言顺的帝王更勤劳、更努力、更自我节制，竭尽全力建功立业，以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个皇位。唐太宗、明成祖、雍正帝都是如此。“篡位者”的名声像一杆鞭子，鞭策他们成为千古名君。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朱棣创立的引人注目的功业，一半是由于他豪雄阔大的天性，一半是由于显示自己能力的需要。他数兴大工，建造北京城、修建大报恩寺、铸永乐大钟，每一桩都规划宏大，远迈前古。他看不惯父亲的小家子气，即位不久，即打破父亲留下的海禁政策，郑和船队七下西洋，亲率大军五征漠北。他不断向外扩张，在东面，把边疆延伸到库页岛；在西面，他与绿洲上的诸穆斯林国家建立朝贡关系；在北面，他使蒙古始终处于被动；在南面，他把南沙群岛第一次划入中国版图。他派八十万大军攻打安南，一度把安南并入中国。
永乐的行动相当一部分仅仅是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为了证明自己的伟大。他热衷于制造天朝强盛万国来朝的热闹氛围。耗巨资下西洋，用商业利益招徕七个东南亚国王来中国朝觐。他五次远征蒙古，其中的几次并没有必要。而出兵安南更是得不偿失，在勉强维持二十二年后，明帝国不得不再次恢复了安南的独立。
然而，除了对荣誉的渴求，朱棣的种种铺张举动还有另一层动机。马基雅维里又一次与朱棣不谋而合。他在“君主应如何作为以赢得崇敬”一章中开宗名义地说道：“能使君主赢得高度评价的莫过于伟大事业和非凡举动。”正如朱棣派人七下西洋那样前无古人的壮举让人永志不忘，“惊人之举出声望”。马基雅维里说：伟大的君主“总是这样，干完一件大事便又筹划另一件大事，让臣民应接不暇，不知所终，每当看到结果则又目瞪口呆。这些行动一个接着一个，此一行动和下一行动之间不留一点空隙，人民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用来反对他”。
事实正是这样，连续不断的行动凸显了朱棣的强者形象。这是巩固他统治的有效手段。父皇数十年的经营为他的一次次大手笔打下了基础，而他的才华又足以使他把一次次表演进行得有声有色。当然，除了制造阴谋和战争，他的智力、精力、毅力使他治理起国家来也得心应手。他每天四鼓即起，常常工作到深夜，根本没有休息日的概念。除了五次出征蒙古，他还常年巡行在外，以至没有几次能在京城正式庆祝自己的生日。事实证明，帝位正是为他这样的人打造的。他的那些委靡不振的孙子们和他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群蛆虫。明代最耀人眼目的大事几乎都是他做下的，在他的治下，大明国力强盛，人民富庶，政治安定，文化繁荣。永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充满活力和开拓精神的时代。
只有像朱棣这样，把中国社会，把中国人心理，把权力的奥秘捉摸得通透的人，才能在这片土地上取得成功，并且姿态潇洒。
看２００５《当代》小说
邓菡彬
一、长篇小说：新人崭露头角，名家略输风骚
有人感慨当代小说已失去动力，以致劣作泛滥。但我觉得，许多作品之所以无法取得好的成就，还是因为它们与活生生的生命日渐疏离，徒然走向技巧化、工匠化（无论是走形式创新的路子，还是走传统现实主义的路子），自断其通路，自窄其格局，缺乏生命的痛感和质感。与此相反，《当代》所推出的不少作品，比如今年第１、２期的两个长篇《桥溪庄》（王华）、《苦楝树》（楚荷），虽然其作者都可以称得上是文坛上的“新人＂，经验尚浅，在技巧上显得粗糙一些，但是由于发自真切的生活体验，反而能够呈现出鲜活的姿态。
与去年《当代》上刊载的、同是写国企和工人的重头小说《那儿》一样，《苦楝树》主角也是工人，而非站在风尖浪口的改革家。小说写得极有质感，将工厂生活的血肉肌理呈现出来。在小说中，工厂绝不仅仅是工人打工挣钱的地方，而是他们生活的家园；工人也绝不是可以随意换算成金钱的低级劳动力，而是工厂的主人，至少是其中的一分子——这种感觉是社会主义大厂文化给他们的，因而他们如小说中的苦楝树一样，失去特定土壤就会枯萎。也许《苦楝树》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工厂的繁荣和大厂文化有某种“怀旧式美化＂，但它确实有足够的细节来支撑它对社会现实的理解，足以使我们相信，在这部小说中，我们起码是看到了一个方面的“真实＂。它将工厂的垮掉归罪于闭门造车急躁务进的“改革家＂们物质主义的算盘，把那种支撑一代人和一代事业的精神力量活生生地阉割掉了。小说没有明确提出批判。与《那儿》相比，它少一点左翼知识分子的锋芒，而是多一点善良的平民式的对生活的朴素理解——它以非常朴素的笔法，写出了工人们的失落和伤痛，写出了对物质和精神双重家园之被毁灭、被抹杀的心痛和惋惜。在各种社会发展方案争论不下、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今天，关注底层的作家未必能给“说法＂、找出路，但这种大面积存在的真切伤痛，却正是文学该表达的。
《桥溪庄》写的是当代农村的苦难，小说的焦点也不在于对现实层面苦难的描绘，而在于对人心灵内伤的揭示。因为工厂的污染，桥溪庄的男子都患上了不育症，使得所有对幸福的追求都变成绝望。小说把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写得悱恻、哀伤，那种溶化于深情的苦难让人心痛，也让人无法逃避地意识到：对农村资源不计成本的掠夺，也许可以免除一时饥寒之苦，但对农民生活造成的潜在损害和对其生气活力的剥夺，却是各种统计数据无法显示的。
这两部长篇都出于“基层作者＂之手，发现、发表这样的作品，想必费了《当代》编辑不少苦功。这种从基层发现作者、培养作者的传统已被不少杂志编辑放弃，正如“下生活”的传统已经被不少“成熟作家”放弃。“基层作者＂在观念意识和艺术训练上往往多有不足，这两部长篇或寒俭或青涩，在语言和结构上都有缺憾，《桥溪庄》尤显单薄。但是，它们提供的现实生活的新质，却是寻求“美学脱身术＂的“成熟作家＂们没有发现、无力表达的。
相比之下，名家作品只有阿来的小长篇《天火》（第３期）具有较强冲击力。阿来的这篇新作开始正面进入历史，书写川西北藏区的历史在当代的变迁。相对于《尘埃落定》的唯美传奇性，《天火》最大的特征在于它的现实介入性。阿来终于尘埃落定，由空灵飘忽变得可触可感，但在鲜明的同时也显出了其思想观念某种程度上的单纯。比如，对于藏族文化的理解，阿来似有本质化的倾向，在他笔下，藏区生活原有的一切都是自然的、自足的、美好的、人性的，而外来文明则是疯狂的、侵犯性的、“大一统＂的、毁灭性的。山火烧毁机村，仿佛象征着藏区小村那种蒙昧与神奇相混合的生活，无可避免地要被卷入当代历史的激烈动荡之中。如果说当年阶级翻身的主流叙述具有严重的遮蔽性，这样“再翻过来＂的叙述也难免“单面化＂。不过，如此庞大的命题，使作者的艺术才华也充分地显示出来：写天火之狂足见其驾驭能力，写“心火＂之狂足见其分寸耐心。让人再次惊叹阿来的笔力。
其他名家作品，史铁生的长篇《我的丁一之旅》和刘醒龙的《圣天门口》，虽然保持了作家一贯的某些特色，但显得较平。
此外，还有杨志军的《藏獒》。其单行本销售业绩大有赶超《狼图腾》之势。可以看出，它的“中心思想＂也和时下流行的“狼文化＂和“狼崇拜＂？芽？着一股劲儿：“狼一生都在损害别人，不管它损害的理由多么正当，藏獒一生都在帮助别人，尽管它的帮助是卑下而屈辱的。＂这种观点或许更得人心，但小说语言和细节都存在问题，作为消费读物尚可，却难以撑起小说想要表现的刚健气派和宏大主题。
二、中篇小说：黑键白键，采阴采阳
本年度《当代》的中篇分为两类：一类重心在“怎么写＂，于艺术形式颇有用心；一类重心在“写什么＂，主要满足于讲故事的乐趣。然而两类小说都各有成败，恰如本年两个中篇的题目——黑键白键，采阴采阳。王大进的《葬礼》堪称佳构。它以一个农村老妪的葬礼为切入点，环环相扣，勾绘出一幅当代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世情图卷，多而不杂，纷而不乱。就细节而论，不免还有平庸之处，但其结构清朗，章法有度，亦足以掩其疏，立其骨。一个小型《红楼梦》式的乡村大家族各色人物、各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层层充分铺垫之后，所有矛盾集中在一天爆发，众多动作、言语，纷而出之，而极有层次。很见叙述功力。小说写出当代乡村的精神现状：真情缺失，利欲熏心，谈不上什么信仰，即使是迷信，也是为了利益的保全或者扩张。作者只直陈其事，并无明确批判意图，虽然不乏隐忧。不过，“葬礼＂本身强大的象征意味，使生命的自然与人世的浮嚣相对照，读者自可从中发其未述之意，达其未详之思。
韩少功的《报告政府》，大幅度地疏离了作者早已熟稔的那种带有知识分子审视目光的文风，大胆采用第一人称，把作品的叙述口吻，降到主人公的水平。不惜使文字显得粗糙。以此达到“以轻写重＂的效果——犯人看牢狱生活，不像旁人看来那样满目残酷。略带油滑的文字，让故事很轻松地被讲述出来。残酷则被藏在这镜子反射的光线之中。相应，出狱后“现在的生活＂也并不意味着“美好生活＂的开始。通过这种对照，可以发现小说关注的重心其实不是“监狱＂的残酷，而是在整个社会中都可能存在的残酷。这座监狱乃是一个社会隐喻。“报告政府＂的标题，颇耐咀嚼。不过，作为一个韩少功小说的偏爱者，因为有对他以往小说的许多阅读经验，作品表达不够充分的地方，我也能够领会。这篇小说实际达到的水平与它想要实现的创新，大概还有些距离。
钟求是的《未完成的夏天》文字构思均十分精致，为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