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飞翔 作者:[英]维多利亚·贝克汉姆_2-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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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歌唱家，我也从来没打算成为流行歌手，我要做一个表演者，那是我最擅长的，给人们以享受。但是既然我有机会展示一下我究竟能做什么，我就想让很多人感到惊讶。我一生中有一半的时间在试图为自己辩护，但是这张专辑表明我确实能唱歌。所有的歌都是我一个人唱的。我的歌迷需要的是所有的东西：舞蹈编排、服装、照明、影像、表演。
他们将得到这一切。
然后我就希望我能坐下来，说，好了，现在我要再生一个孩子。
好多时候，有很多压力迫使你要玩得开心，以至于有时让人害怕。新年前夜是其中之一。所以，因为大卫在2001年新年这一天有比赛，我无须出去就变成了一种解脱。
难得有一次，布鲁克林相当早就上床了，11点半的时候他醒了。因此我们在奥尔德里—埃吉公寓的卧室里做着每个不参加派对的人做的事：看电视。
这是赞美伦敦西区的那种节目之一（作为一个有点伤感的女人，我十分喜欢这个节目），节目中伊莱恩·佩奇正在演唱，从《猫》到《星光快车》还有《歌剧魅影》。我们都非常疲倦，但是这样的节目你必须坚持不睡觉。
午夜时分快要到了，大卫走进厨房，把通常挂在墙上、面包桶上方的时钟拿下来，放进一个托盘，端进了卧室，托盘上还有三个银制的高脚杯。这是他让人定做的，作为给布鲁克林的新年礼物，每只杯子上都刻着字：妈妈、爸爸，小一点的杯子上刻着我的。
随着午夜的来临，大卫在床头架起了摄像机，布鲁克林到处乱跑，小手指伸出来端着他的酒杯非常非常有趣。突然我忍不住大笑起来，因为我意识到我们正像人们想像的“高贵”、“小贝”和“布鲁克林宝宝”的那副模样——完全是自我滑稽模仿。接着，倒记时开始了，布鲁克林打开了他为爸爸制作的带有我们手印的卡片（其中有他妈妈的帮助），大卫把我的杯子递给了我，他在杯子里斟满了“七喜”（比赛前的晚上甚至一点点香槟都不让我们喝），午夜的钟声一响，我们一起碰杯（银子发不出叮当声），我一饮而尽。突然我发觉我噎住了，同时我意识到我的嘴里挂着一根线。我的下巴附近有个凉凉的东西在晃来晃去。我拽了一下——像是袋泡茶上的标签——我还感到嘴里拖出个东西来。原来大卫在我的杯子里放了一只钻石戒指，标签是白金做的，上面刻着日期——这是我的新年礼物。
布鲁克林爬上了床，我们三个拥抱在一起，大笑着，度过了一段最美好的时光，那么有趣，那么浪漫。这是我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新年前夜。
几个月以后，我和大卫做了一件我们曾经做过的最可怕的事——和阿里奇做了一次访谈节目。这是为“红鼻子日”而做的。显然阿里奇说过，除非他找到克林顿夫妇或者贝克汉姆夫妇，否则他不做这个节目。虽然我们两个都非常喜欢阿里奇，但是必须说清楚，看到别人被捣成肉酱和自己的头上架着刀斧完全是两码事。其实，大约一年前我曾见过阿里奇，那时他还不是非常出名。我正在挑选演员，他让人送过来一瓶葡萄酒和一张签名照片，便条上写着：“亲爱的‘疯狂辣妹’，为我表演一下，这瓶酒就归你了。”
我上去见了他，发现他和电视里的形象完全不同。他穿着一件漂亮的衬衫和一件漂亮的夹克衫，看上去很整洁，谈吐非常文雅。如果你在街上碰到他，你绝对看不出来这就是阿里奇。
不管怎么说，BBC 打来电话，问我们是否有兴趣。我们说可以，我们想尽可能为慈善事业做点什么，幸运的是这和大卫的足球比赛日程不矛盾。但是我们开进BBC的时候，大卫对我说：“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我们认为我们到底在干什么？”他害怕了。
节目开始前到后台来看我们的那个阿里奇一点也不像我一年前遇到的那一个。我想现在他作为阿里奇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他的性格里已经形成了很多特殊的地方。以前，他像一个公主学校的学生，现在，他的身上时刻都带着一点阿里奇的神气。
显然我们知道一说到采访，他会大谈特谈性方面的事，因为这就是他的工作。但这是为了慈善事业，所以你不必担心那样的事。我们都认为我们不能真的和他斗嘴，因此我们也不做那个尝试。阿里奇非常非常有趣，所以我们最好以大笑来附和，如果你喜欢，我们就自嘲一番，也让自己开开心。
那么多人拿我和大卫开玩笑，我们还不如展示一下我们自己也同样精于此道。
我们上去之前，大卫相当相当紧张，因此当我们坐在摄像机镜头前的时候，我把胳膊放在他的腿上，让他感觉好一点。
事实上，我非常喜欢这次访谈，我们俩都喜欢，虽然我感到吃惊的是阿里奇的问题都是预先拟好的——它们都在自动提词机上。
当节目在“红鼻子日”播出的时候——像其他人一样我们也看了——我确实非常失望，许多内容被删掉了——主要是我和大卫反驳阿里奇的部分。在播出的版本中，大卫几乎什么都没说。但是在原始采访中——我们有一盘拷贝，所以我知道这不是我的想像——大卫其实说了好多话。有几次他投其所好地谈起阿里奇提出的同性恋问题，你能预料阿里奇猝不及防，他大笑起来。我曾经朝他看了看，我知道他的这一表现和他本人是不相称的。而且我能看出来他感到局促不安，也许第一次有两个人敢和他针锋相对。
我为大卫感到自豪，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他非常腼腆。
我已经学会了有什么说什么。我不怕为自己争辩，说出我想说的话，即使有时我不该说。在电视直播中和人讲话我不会多作考虑，说一声“那么”就开始了。
但是节目播出后的反响让人吃惊。每个人都喜欢。大卫很好地为自己作了辩解，我确实希望人们已经看出这一点了。我们在那儿的时候，所有人都围着我们大肆吹捧，这让我大吃一惊。那情景远胜于我和“辣妹”组合在一起时碰上的情形。现在只有我和他。这确实让我感觉非常奇怪，因为我以前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形，大卫一个人的时候也没有碰上过。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一个人时，我们两人没有受到过很多注意，但是那种注意和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时发生的一切简直无法相比。那近乎疯狂，人们围在我们身边几乎失去了常态。我们并不是那种需要吹捧的人，我们不需要一百个人围着我们说我们太出色了。
和“辣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来就不是最受欢迎的，我总处于不引人注目的位置。但是自从我和大卫相遇、相爱后，好像我们在一起时发生的变化产生了无人能预料的结果。这就像一个雪球，越滚越大，直到它真的已经无法控制了。
现在我们每到之处必有狗仔队尾随而来。我能接受这一点。但是当我靠自己取得成功的时候，我会更加接受这一点。虽然我出名了，因为我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演唱组的一员，但是，人们依然说，她能做什么？这会让人很沮丧。
因为穿着高跟鞋晃来晃去，因为穿名牌服装而出名是不够的。我不想为了出名而出名，我想靠我最擅长的东西而出名：表演。
小时候我以为荣誉会让我不再感到内心的空虚，不再感到自己微不足道。但是如果没有能力支撑起这种荣誉，出名只会使你更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因为人们感到你为大众所共有。
一直以来我真正需要的是得到严肃的对待，而不是被嘲笑，因为我的粉刺，因为我胖，或者因为我很富有，和其余的人不一样。大卫从一开始就理解我。小的时候他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假如你周围的人——老师、其他孩子——把你当牛粪一样对待，只因为你和他们不同，那么，哪怕你的父母把你夸成一朵花也是不够的，你的家人无论怎么说你可爱都无法治愈你受到的伤害。布鲁克林哪怕有三只头，我都会说他可爱。因为他是我的。
有时，荣誉对我甚至会变得更困难，因为大卫很显然确实有能力支撑它。我并不是在嫉妒大卫，我没有，我从来也没有——我只是为他自豪。但是我这样一个缺乏安全保障的人和大卫这样的人出去就显得非常困难了。是的，人们也许有时对他也恶语相向，但是至少没有人能批评他赖以成名的东西。
我时常听到其他球员的妻子谈论丈夫不上场踢球给婚姻带来的压力。能在每一场俱乐部联赛、每一场国际比赛上场踢球的球员不多，但是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他几乎总是不得休息。
所以，2001年3 月，当阿莱克斯·弗格森决定让他休息的时候，这消息颇让人震惊。大卫很疲倦，因为圣诞节以后他就患流感，没有时间真正地恢复。尽管大卫知道原因就在这里，但是压力依旧很大。在此之前的几个星期，报纸一直在讲他的状态不好，情况变得有点让人恐惧，尤其是世界杯预选赛对芬兰的那场关键比赛已迫在眉睫了。
我们从来没想过他会不上场踢球，但是，因为媒体大大挫伤了他的自信心，所以那位新任英格兰队主教练，斯文·约兰·埃里克森是否会让他出任队长还是个未知数。
我们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压力，那种压力是以前从没有过的。直到现在我仍然总是想当然地以为他肯定会上场的。事实上，我叫他金蛋。
当大卫听说他将出任队长的时候，他非常高兴，但是这也让他面临很多压力。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我非常想带着布鲁克林去那儿。但是因为温布利球场改建——英格兰队的国际比赛通常都在那儿举行——对芬兰的那场比赛将在安菲尔德球场进行，这是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的主场，曼联队的死对头。在过去的几年中，正是利物浦的球迷，还有利兹的球迷，对大卫肆意谩骂，让他的生活痛苦不堪，所以安菲尔德球场是大卫最不愿踢球的地方。
因此大卫说他不想让我们去，他担心这会不安．全，而且他认为，如果他无须担心我们会让他踢得更好一些。
因为我妈妈患流感，当大卫和英格兰队在一起的时候，我一直在伦敦。不幸的是，为了赶到柴郡参加为球员妻子和孩子举行的晚宴，我没有时间看完整场比赛。
看重要的比赛我有点迷信，而且我会相当紧张，比赛结束前我从来都无法放松。大卫知道我的心总是和他在一起。
因此我带着布鲁克林坐在车上向北驶去，每隔5 分钟我就给大卫的朋友戴夫·加德纳打一次电话，了解一下大卫踢得怎么样。他们0 比1 落后，但是我并不是太沮丧，因为戴夫说大卫踢得相当好，我真正想听到的就是这个。
接着是中场休息，比分是1Lkl，戴夫告诉我这粒人球是由大卫助攻的。这时我的一个朋友打来电话，我们正在闲聊，从背景声音中我能听出来她家的电视开着。突然，我耳边的电话像炸雷一样响起来。她喊着啊、啊、啊！哦，我的上帝，大卫进球了。英格兰2 比1 领先。我能听到电视里的嘈杂声，我也能想像他跑向任何一个靠近他的人，我能想像电视摄像镜头正对着他的脸，只是在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自己的脸上满是泪水。
因为大卫需要这个，他太需要了。他已经打了39场英格兰比赛，以前只进过一个球，那是在世界杯对哥伦比亚的那场比赛中进的，我没有看。我几乎不能相信。他进球了。在车的前部，我能听到司机的电话正在通话，我还听到有声音告诉我大卫进球了。
在他去比赛的路上，我最后一次和他讲话时，我说只要把那只球想像成马克·尼波里特的头就可以了。他说他要把它踢出那该死的体育场。我们大笑起来。接下来的几天，那情形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感觉就好像穿上了一件上面写着“英雄夫人”的T 恤衫。报纸上都是关于这个的报道。一版、一版又一版。1997年，当大卫在世界杯中被罚下场的时候，《每日镜报》的头版标题是：十头雄狮和一个蠢男孩。接下来的星期一早晨，他们又刊登了那幅照片，但是这一回标题不一样了：蠢男孩是如何变成一个真正的英国英雄的。
“做了父亲让贝克汉姆变成了一个男人。”他们写道。我又一次哭了。
也许比媒体反应更重要的是主教练。当我到达举行晚宴的饭店时，大卫刚刚走进我们的房间，我在房间里点满了蜡烛，以及我和布鲁克林画的小画和我们的祝贺词。我们三人正在拥抱，这时，我看到斯文·约兰·埃里克森沿着走廊走过来——大卫看到我们太高兴了，他顾不上关门了。
斯文看着我，竖起大拇指，轻轻地说：“他干得非常漂亮。”那真是太好了。那么友好的脸，那么友好的微笑。
这就是另一个促使我继续努力的原因，直到我证明我自己。大卫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的才华是如此的显而易见，如此的出色，但是我要布鲁克林为他妈妈感到自豪，正如他将以他爸爸为骄傲一样。
大卫属于那种早晨起来就看起来很棒的人，无论是有胡子还是没胡子。他从来不生粉刺，从来没有头发乱糟糟的时候。但是我对我的模样非常不自信，出去的时候我有时发觉和人谈话很难，因为我感觉他们在评判我，我的穿着，我的发型，我脸上的表情。因此我出去的时候经常戴着帽子和太阳镜：人们看到的越少，他们能够批评的就越少。
每一个女人都知道当你身着盛装进门时是什么感觉，比如你去参加晚宴和舞会。你走进去，你会感觉到每个人的眼睛都集中在你身上。此时你会想，我看上去怎样？大家会接受吗？每次我走出大门去看足球、去特斯科、马克斯& 斯宾塞的时候，我都会想这些问题。只有在舞台上表演时，我才会感到自在，或者当我穿着战斗裤，不化妆，不做头，在家和我亲近的朋友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是我。
一天结束的时候，只有布鲁克林和大卫才能让我开心，其他一切都不重要，当然排行榜的排名也不重要。我知道为了我的两个男孩儿，我愿意牺牲一切，包括我的事业，尽管我知道他们永远也不会要求我这么做。有时我和大卫只是坐在一起，看着布鲁克林，好奇地看着他这个奇迹，看着这个每天都让我们惊奇的、了不起的小家伙。他踢球的时候和大卫一模一样。说到吃东西，他和我一样。有哪一个小男孩会拒绝一块巧克力，却要吃鳕鱼？有时我们只是看着对方，说，我们真幸运，我们真是太幸运了。
虽然我们还没有再生孩子，但是我们有一只小狗，辛巴——一只毛茸茸的白色日本产波美拉尼亚丝毛狗——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不少麻烦。有了它以后不久，我们开车去伦敦，外面阳光灿烂，音响里播放着《丛林故事》，布鲁克林爱怜地盯着辛巴看，而辛巴也爱怜地盯着布鲁克林看。突然辛巴一跃而起，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