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风云亲历记-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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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台，而周恩来总理每周来三五次，大多数时间都在晚上。因为他白天非常忙，而且他有夜里办公的习惯，有时开会通宵达旦。
那次接待基辛格，有件事情使我记忆尤深：原本钓鱼台是建于五六十年代的最漂亮的国宾馆，里边小桥流水，亭台楼阁，树木葱茏，花卉芬芳。但文革以后，说什么花花草草都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把花木全都毁掉了。在全北京几乎就看不到一盆花。在钓鱼台这样的国宾馆内的花坛里，（以前每幢楼前有一个大花坛都种有多色鲜花）这时却种上了玉米、菠菜、红薯什么的。若大的一个美丽花园式的国宾馆而花坛里却种了粮和菜，未免太不谐调。大家认为其实种的这些东西无人来管，根本长不好，毫无收获。必须改变这种环境。于是大家下决心请了几个解放军战士来帮忙，把四号五号楼前花坛内的玉米棒和菠菜给除掉了。花坛成了一片黄土，很不美观。但在那时候到哪里去找花呢？种当然是不可能了，去找些盆花摆摆也好啊。于是我们几个人分头到各大公园去寻找盆花。全北京各大公园都被“革命派”占领了；他们说，要找花，干吗？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玩意吗？但我们还是不死心，不相信北京的花会绝种了。我们不找公园领导，秘密找公园过去的花工，最终在离天坛公园不远的一位花工赵师傅的家里找到了，我们心中大喜，把他家中六、七盆花全借走了。他特别嘱咐我们用完一定如数还给他，而且一定要绝对保密。他怕造反派知道了连这几盆都保不住。现在回忆起这些事，真是不可思议，可这确实曾经存在过。现在的钓鱼台，不仅鸟语花香，繁花似锦，或还有孔雀开屏。不可同日而语了。
第二部分第14节：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
1971年7月5日，文晋匆匆跑回钓鱼台我们住的房间，要我立刻为他准备几件换洗衣服。特别说衬衫要熨好的，说马上出差。我问他要去什么地方？他犹豫片刻说要接基辛格。我当时也在这个筹备组（已改为接待组）工作，无须保密。但他已养成习惯，不能说的他都不说。因为他这性格，还出了一次小差错：在接待组工作期间，多层次都有会议，高层决策会议参加的人很少，决定的事情再往下传达具体的人去做。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召集全体工作人员会议，讨论集体工作准备情况。他突然问我：关于简报和情况汇报，你有什么准备和想法？当时我有些吃惊，不知怎么回答，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这摊工作分派我做，我只好摇了摇头。周总理一下就明白了；他有点不高兴指着坐在前边的章文晋说：你是不是没有向她传达昨晚会议的情况和决定呀？保密重要，但要正确掌握嘛。这是误事。文晋轻轻地说，是我不对。散会我就传达。有了这么一次，所以他去巴基斯坦接基辛格这件事才不对我保密了。还告诉我总理特别关照他：谨慎不多言是好的，可是要注意场合和需要。这次去接基辛格，你是主人要主动些。不要使从未到过中国的客人觉得太冷淡了。周恩来总理对他的嘱咐是极大的鞭策，后来据和他一起去巴基斯坦的礼宾司官员唐龙彬告诉我：文晋在飞机上和基辛格等美国客人，谈得不错。消除了他们对中国的不少顾虑，彼此对国际形势问题等还交换看法。应该说基辛格所遇到的新中国第一个外交官员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这次访华最重要的是决定尼克松访华。
那份公报。虽然只有200多字，但也经过一波三折。关键是双方都不愿意丢面子，都不愿意说是自己主动的，所以在词义上争论不休。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亲自解决了问题。那就是“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加了“获悉”这个词，双方就都满意了。我国一代文豪郭沫若曾说：周恩来是我的一字之师，表示了他对周恩来的崇敬之情。
基辛格秘密访华仅48小时，但我国还是安排他们一行参观故宫博物院，文革那段时期，故宫一般不对游人开放。所以偌大的故宫并没有游人。章文晋为了让客人在最少的时间里能看到最珍贵的文物，曾几次和当时的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商议，王冶秋局长特别热情负责。参观当天还是他亲自做导游并讲解，所以客人们也很满意。
1971年10月22日，基辛格第二次公开访问中国，这次来访是为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作准备；首先最重要的是美国总统来访问中国并不仅是为了改变中美两国敌对了二十几年的事实，开启两国新的正常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将会改变整个国际形势的格局，对全球都会产生重大影响。美国总统当然希望访问中国成功。通常的元首访问都会通过双方的联合公报来显示访问的成功，所以基辛格第二次访问的重要任务是达成一个双方都认可的联合公报，以便尼克松访华结束时公布。我方本来并没有打算一定要发表这样的联合公报，但接待班子中有一“政治组”，这是基辛格秘密访华后一直在美大司保留下来的机构，专门研究美国问题和中美关系。他们对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前有谈判的预案，对当时国际形势、中美关系发展的前景等都作过详尽的讨论，讨论也涉及到尼克松访华结束后，如何向全国甚或世界公布。岂料基辛格到北京第一次与周恩来总理会晤即提出了“联合公报”的问题，并于第二天即提出美方的草案。周恩来总理看了以后当即表示非常不满意，表示我方也可以提出公报草稿供双方讨论。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章文晋作为美大司司长，他当时和政治组的几个成员（都是美大司工作的干部）起草了联合公报的草稿。这一草稿与以往任何元首互访的公报都不一样。按惯例是表达访问成功，达成双方对各种重大问题的共同一致观点，并表达两国达成的多种双边协定等等。由于中美关系的特殊情况，尼克松总统访华是在中美两国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之前来访的，并且是在两国敌对了20多年以后。尼克松总统访华是改善两国关系的新起点，因而两国对一些重大问题看法上有分歧是正常的也是自然的事。所以这份公报草稿是打破了惯例的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写法。
这一公告的内容大致分为五大类：第一是叙述了尼克松访华意义，他会见了毛泽东主席，两位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意见。尼克松总统与周恩来总理进行认真坦率的讨论，双方都认为这是有益的。第二是双方各自阐述了自己的立场。第三是双方对以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共同认识。第四是关于台湾问题。第五是关于两国关系的发展问题。这份公报草稿经过了几次反复讨论，多次修改后，周恩来总理在23号提供给美方讨论。而美方初看到这份公报草稿十分震惊，不能接受。以后经过周恩来总理的详尽细致的说明和分析，基辛格终于接受了这样的新格式。在各方阐述自己的观点的同时，基本按照各自的观
点，作些词句上的修改。争议最大讨论最艰难的就是台湾问题，这也是中美关系的症结所在。经过了多次会谈也没能解决，只好留等尼克松访华时再解决了。
第二部分第15节：遗憾得以弥补了
在公报起草及讨论过程中也有一段小插曲：经过数十小时的奋战，公报草案基本完成，也已经过周恩来总理的审阅，又交退回给美大司再由章文晋及有关领导作最后的中、英文本订正。深夜，他们几个人已经十分疲劳，但还在认真工作。某领导提出其中一段文字须作修改，但其他几人都不同意，因为已经过周恩来总理审阅，不能作修改了，他们只能在中英文字上作最后订正。但那位领导坚持要改，其他人只得同意改了。第二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又召集了一次会议，手里拿着那份公报草稿。会议一开始他脸上就现出不高兴，点着章文晋问道：谁让你修改草稿的？我都审定了的你们还改？会场显得异常严肃，周总理把稿退还文晋要他按原样改回来，文晋一句话没说。以后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当然不是我改的。我奇怪地问：那你为什么不解释呢？他说反正是错了，总理指名批评谁都一样，我那晚没阻止他也有错。这就是章文晋的为人和性格。
从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来访，一直到1972年初尼克松访华这段时间，文晋工作极为繁忙辛苦，晚上都很难睡上几小时。在我们家的卧房里，文晋睡的小床旁的小桌子上，安装着两部电话机：一是普通电话，另外有部红机子。自打他调到外交部工作，每晚回家差不多都在午夜以后，那不算加班而是正常工作。忙碌时，他一到家电话几乎就跟着到了。有时是外交部办公厅，有时是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通电话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又立刻穿上衣服再去办公室。
数十年来他辛辛苦苦工作，任劳任怨，从不说一句牢骚话，也从不言苦言累。我曾和他开玩笑：你这辈子倒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作最清闲，虽然天天挨批斗，天天写检讨，但总算有时间睡个完整觉。早在1946年末，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谈判完全破裂，内战已愈演愈烈。到1947年3月，我党长驻的国统区首都南京的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办事处，接到国民党通令，限7日内要我党全部机构，包括上海马思南路周公馆、重庆《新华日报》及办事处撤离并返回延安。国民党派遣特务与宪兵将我们全部包围起来，进出大门都有宪兵、特务跟踪。我们被困在梅园新村内，紧张地处理善后问题。章文晋从昆明调到重庆中共代表团后，一直是周恩来同志的秘书和翻译。主要是在国共美三方和平谈判中，参与翻译和记录整理工作。在谈判结束后，他曾答应南京《大公报》写一篇有关三人小组的文章。但时局已非常紧张，不可能再写文章了。他在作翻译和记录工作期间，有数十本速记的记录本，他忙于把这批重要文件整理装箱带回延安。
建国后，周恩来总理曾经数次要文晋把当年国共美三方和谈，特别是马歇尔会谈的记录整理出来，这是重要的历史材料，但因为日常事务十分繁忙，他始终未能整理出来，未完成周恩来总理的吩咐，这成为他心里的沉重负担。1985年后，他才抽出时间，协助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这些材料，辨认当年他自己的记录，回忆当时的情况。直到1996年才出版了《周恩来1946谈判文选》这本书。而他自己于1989年才写了有关的文章《周恩来与马歇尔使华》。在这篇文章中，他叙述了一些事实，也作了总结分析，下面我摘录其中一段：
周恩来与马歇尔之间的谈判，是新中国建立之前，我党与美国政府最重要的接触，也是我党最重要的外交活动，它有着两方面的意义：在国内斗争方面，当时看来，中国存在着走向和平民主之路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并不很大，但它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利益，值得我们党去争取。事实上，也正因为我们党曾认真地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才在国共两党关于中国前途与命运的斗争中赢得了人心，掌握了政治主动权，这就为以后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在国际斗争方面，我党与美国的谈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控制、反控制，干涉、反干涉的斗争了。我党接受美国的调解，实际就掌握了一个牵制美国的手段，剥夺了美国立即援助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的借口，推迟了战争，即使到了谈判后期，美国采取了援蒋内战，但它在一些具体做法上也还不能不有所顾忌，最重要的是，我党通过与美国的谈判，获得了国际斗争的宝贵经验。谈判初期，苏联曾告诫我党应决心停止内战，以取得蒋介石同意进行民主化，还特别提醒说中共如再不停战，美国的军队和空军就会压下来，要我们对美国有足够的估计。我党通过谈判，弄清了美国没有直接干涉中国的力量，认识到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能左右中国的命运。这就大大增强了我们的独立自主地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胜利的信心和勇气。
在这篇文章中，文晋对“三人小组”谈判过程，尤其是中美双方谈判中的内容重要部分作了扼要准确的叙述，较深入的分析和总结。这可以说是他到重庆中共南方局外事组后最主要的一段工作，虽然他一直耿耿于怀没来得及按周恩来总理曾几次提醒的那样把那段时期的记录整理好，但现在总算遗憾得以弥补了。
第二部分第16节：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激烈地进行着
1947年3月初，南京国民党政府派宪兵包围了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办事处，我们留在南京工作的同志，我记得有董必武、钱之光、王炳南、章文晋、龙飞虎、刘昂等二十几人，我们的行动受到绝对的监视。只要我们有人出大门，宪兵即公开尾随监视。我还有段小插曲：我们被围困后，大都不出大门，有一天王炳南说，我们被严密监视到底为何？王炳南和夫人、文晋和我坐上董老的汽车，直开到夫子庙，然后悠闲地逛街，果然发现有西装革履者，有戴毡帽者在左右，其中有熟面孔，王炳南回过头对他们说：都走累了，去喝杯茶。我们进入茶馆，他们点头笑笑走开了。国民党政府限定全部中共代表团人员于3月7日上午离开国统区返回延安。当天上午我们全部换上灰色的旧军服，带上小小的背包，把留在南京的书刊资料等数十、百箱交给民盟的朋友代管。我们坐上两部军用大卡车，由宪兵前后押送到南京军用机场，在机场上有张治中先生为首的数名国民党官员，数十名民主人士朋友来送行。放眼机场四周，有军警、宪兵团，并有机关枪隐藏其间。其实我们这帮手无寸铁的“中共人员”，既无选择的可能也不准备逃跑。国民党政府这般作为，无非是造成声威罢了，对中共人员来说只能引起蔑视。我们所乘坐的美军飞机飞抵延安时已近黄昏。当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和我们一同进餐，并加以慰勉。第二天清晨，美军留在延安的观察组人员乘坐我们回延安的飞机飞回南京，随后国民党飞机把延安飞机场炸毁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彻底结束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全面激烈地进行着。
章文晋从少年时代在德国参加革命工作，直到他离开人世，六十余载一直没有离开过岗位。外交工作也有40多年，建国前在南方局外事组任周恩来总理的翻译、秘书；建国以后到外交部初任外交部亚洲司长达十年之久；又在西欧、美大地区任司长十年。后为外交部副部长。参加过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外交谈判，出访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晚年时曾有一些同志和朋友都希望他写下自己的工作经历，留下一些具体的资料，但他总自嘲地说：我除了写检讨之外不会写别的，当然我也常写外交文件，但一直没学好。我做的都是具体工作，也没有什么成绩。能想得起来的大多都是我在工作中的过失或者是领导对我的批评。他就是这样默默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前些天我忽然接到从深圳来的电话，是曾在我家工作的小保姆小芹打来的，她在我们家服务了十年有余，工作之余念完高中，学会电脑打字。直到文晋去世，她才出去闯天下。先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