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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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对比——龄官与贾蔷》；（六）康来新的《疏影暗香——香菱气韵的品评》；（七）陈秀芳的《曹氏笔下受屈辱的女性》；（八）吴宏一的《红楼梦的悲剧精神》；（九）严曼丽的《红楼二尤的悲剧情味》；（十）柯庆明的《论红楼梦的喜剧意义》； （十一）童元方的《论红楼梦中的丑角》；（十二）严冬阳的《红楼梦的反封建意识问题》；（十三）南海的《一部“人像画廊”作品的再评价——访王文兴先生谈红楼梦》；（十四）高阳的《红楼梦新探质疑》。除最后一篇，其余大都是从小说批评的角度撰写的论文。，有的谈人物形象的塑造，有的谈艺术结构的安排，有的分析书中的矛盾冲突，有的探讨作者的创作思想，各有所得，足以启发《红楼梦》爱好者的思考。其中尤以康来新的《疏影暗香——香菱气韵的品评》，写得文情并茂，饶有韵致，剖析的是一个人物，看得出作者对全书别有赏会。而童元方的《论红楼梦中的丑角》，把贾珍、贾琏、贾容、贾瑞、薛蟠、邢大舅、李贵、周瑞、林之孝、赖大、来旺、焦大、鲍二、茗烟、兴儿、喜儿、寿儿、周瑞家的、李嬷嬷、刘老老、芳官的干妈、春燕的姨妈和姑妈、赵姨娘、马道婆、王善保家的、晴雯的嫂子、来旺妇、多姑娘、王一贴、张道士、葫芦庙的小僧、傻大姐等，作为在某一方面有共同特征的人物类型，透视作者如何描写他们，探讨这些角色在书中所处的地位及其性格和语言的特征，立论的角度颇别致，过去没有人这样做过。文章结尾处总结说：“这些人物的故事，不论是哪一张脸谱，大部分只有开始，没有发展和结束。有些支离破碎，仿佛布幕一拉开就在那里了，连开始也不明显。他们或许间接表达一些主题，或许不但和主题无关，还被宝玉指明为讨厌的老货，但有一样重要的是他们共同表现了人生的多面。或许我们从这一个角度又能发现《红楼梦》的新价值。”见胡文彬、周雷编《台湾红学论文选》第36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又按：笔者当年介绍台湾《幼狮月刊》所刊红学论文，重点评述了康来新、童元方两位作者的文章。不意康、童两位后来与我先后相识，且成为好友，倒与我的评述无关。只不过赏析趣味异地而同罢了。世之因缘，大都如此。2005年5月补记。是的，可以肯定地说，对这方面的人物类型加以探讨，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红楼梦》的审美价值，小说批评派红学的特点和优势，就表现在这些地方。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整理成果时期的小说批评派红学（1）
小说批评派红学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经历了曲折，但进入八十年代，又开始了历史的新时期。由于文化环境和学术气氛的改变，研究者从以往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突破了长期辗转相传的批评模式，自由探讨《红楼梦》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的愿望得以实现，所以很快就有大批成果涌现出来。从 1978年至1987年，国内各出版社出版的从小说批评的角度研究《红楼梦》的论著，约有三十六种之多，在数量上大大超过王国维以来有七十年历史的小说批评派红学论著的总和。为增加读者的实感，下面仅就闻见所及，列一简要书目，以说明近十年小说批评派红学发展的盛况：
一九七八年
《漫说红楼》（张毕来），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
《红楼梦概说》（蒋和森），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年
《论凤姐》（王朝闻），百花文艺出版社；
《红楼梦艺术论》（徐迟），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
《红楼梦论稿》（蒋和森），人民文学出版社；
《红楼梦问题评论集》（郭豫适），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
《说梦录》（舒芜），上海古籍出版社；
《红楼梦新论》（刘梦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红楼十二论》（张锦池），百花文艺出版社；
《红楼梦与金瓶梅》（孙逊、陈诏），宁夏人民出版社；
《红楼梦的语言艺术》（周中明），漓江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
《红楼梦人物论》（王昆仑），三联书店；
《贾府书声》（张毕来），上海文艺出版社；
《红楼梦十讲》（邢治平），中州书画社；
一九八四年
《论曹雪芹的美学思想》（苏鸿昌），重庆出版社；
《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徐扶明），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层楼、泣红亭与红楼梦》（扎拉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
《红楼梦艺术探》（王昌定），浙江文艺出版社；
《红楼梦纵横谈》（林冠夫），广西人民出版社；
《谈红楼梦》（张毕来），知识出版社；
《红楼梦谈艺录》（陈诏），宁夏人民出版社；
《钗黛合一新论》（吴晓南），广东人民出版社；
《红楼梦人物冲突论》（王志武），陕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
《红楼梦的背景与人物》（朱眉叔），辽宁大学出版社；
《红楼梦艺术技巧论》（傅憎享），春风文艺出版社；
《红楼采珠》（薛瑞生），百花文艺出版社；
《红楼梦新评》（白盾），上海文艺出版社；
《红楼艺境探奇》（姜耕玉），重庆出版社；
《红楼梦的修辞艺术》（林兴仁），福建教育出版社；
《语言艺术皇冠上的明珠——红楼梦俗语概说和汇释》（林兴仁），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石头记交响曲》（胡风），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
《红楼梦新探》（曾扬华），广东人民出版社；
《红楼梦人物新析》（吴颖），广东人民出版社；
《红楼梦艺术管探》（杜景华），中州古籍出版社；
《红楼梦人物塑造的辩证艺术》（周书文），江西人民出版社；
《红楼梦开卷录》（吕启祥），陕西人民出版社。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整理成果时期的小说批评派红学（2）
以上三十六种论著，除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和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系增订修改过的再版书，其余都是首次印行，出版社有二十家，而且呈逐年递增趋势，还不包括侧重考证的红学论著中也不乏从小说批评的角度撰写的文章，以及许多尚未搜集成书的单篇论文。台湾、香港及国外学者近年出版的小说批评派红学论著，也有一定数量，如梅苑的《红楼梦的重要女性》和罗德湛的《红楼梦的文学价值》梅苑的《红楼梦的重要女性》，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罗德湛的《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一书，“纯以小说写作的观念”来评析《红楼梦》的价值，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版。，可作为突出的代表。两次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和国内历届年会，立足于小说批评的论文都占绝大多数。正如余英时先生总结1980年陌地生会议时所说：“我们这次会议一共宣读了几十篇论文，其中只有极小的一部分是属于传统红学考证的范畴，绝大多数都是从文学、哲学、宗教、心理各方面来分析《红楼梦》的。”参见周策纵编《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第5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如果说在红学史上，索隐派和考证派曾经各领风骚，尤其考证派长期居于红学的主流地位，那么，1978年至1987年这十年，则基本上是小说批评派的天下。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由于考证派红学发生材料危机，一时难以有新的突破，而索隐派早已后力不接，两者均达至式微和终结的境地；另一方面，因为文学批评不断借鉴和吸收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使小说批评派红学拓宽了视野，可以建立批评的多种方法和多种途径。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在摆脱了泛政治化的影响之后，依然显示出威力，许多研究者从此一角度出发，写出了具有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的论著。过去绝少涉及的曹雪芹的美学思想，现在不仅有一大批专文，而且有了专书。人们在寻求一种真正贴近《红楼梦》的批评语言，来科学地诠释曹雪芹和《红楼梦》。蒋和森在《红楼梦论稿》新版后记中承认，撰写《红楼梦》的研究文章，常常苦于找不到最合适的语言，他感到“那些通过生气淋漓的艺术形象所体现出来的丰富含义，好像世界上只有一种文字形式才能表达，那就是《红楼梦》本身”蒋和森：《红楼梦论稿》第3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这种感受是许多红学研究者所共有的，体验到这种苦恼，意味着对《红楼梦》的理解将趋于客观和准确，而可以与机械的评判或概念化的套语相绝缘。
杨绛《艺术是克服困难》写于1962年杨绛的文章载于《文学评论》1962年第6期，亦可参阅拙编《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中卷，第727至第735页。，当时像这样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尚属凤毛麟角，因此发表后带给读者的是阵阵清新。现在这方面的文章日渐增多，无论是主题学研究或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都不乏力作。1980年第一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周策纵的《红楼梦与西游补》、陈毓罴的《红楼梦与浮生六记》、白先勇的《红楼梦对游园惊梦的影响》，也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证。参见周策纵编：《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第237至第252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此外从心理学的角度，运用系统论、符号学、结构主义和接受美学的观点和方法，也有人写出了富于说服力的文章。
可以确信，由于《红楼梦》是一部具有典范意义的长篇巨制，任何一种新的文学观念或新的批评方法，都可望在红学研究中得以发挥。多样化的小说批评方法，必然为小说批评派红学打开无限广大的领域。从这一点来说，红学的小说批评具有索隐派和考证派不可比拟的生命力。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如何看待《红楼梦》的“本事”（1）
红学的考证、索隐和小说批评，是货真价实的《红楼梦》研究的三大派别，它们各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有代表性的著作和代表性的学者，在社会上得到公认，代有传人。作为学派的特征，红学三派全都具备。更重要的是，它们各有自己的独特的红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彼此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红学观念和红学方法的冲突。
索隐派的红学观念，是坚持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反映故国之思的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作品，如同蔡元培所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蔡氏这段话，包括三层意思：一、《红楼梦》的“本事”；二、《红楼梦》的思想倾向；三、《红楼梦》的性质。政治小说，就是对《红楼梦》性质的概括。民族主义，指的是作品的思想倾向。“本事”，则是指作家借以创作的原始素材，以及题材和主题。这三层意思，是对索隐派红学观念的最准确的表述。特别对“本事”的看法，是索隐诸家立论的基础。明珠家事说、顺治帝与董小宛故事说、康熙朝政治状态说，以及张侯家事和沂碌人捣ǎ际钦攵浴逗炻ッ巍返摹氨臼隆倍缘摹Ｋ饕姆椒ü榻岬揭坏悖褪遣け臼隆；痪浠八担伺伤窖暗闹饕抢肥率岛驼庑├肥率等绾卧谑橹屑右员硐郑圆懦莆饕Ｖ劣谧髌繁旧戆匆帐豕媛勺楹显谝黄鸬娜宋锖颓榻冢ㄗ魑宓摹逗炻ッ巍返囊帐跏澜纾饕д卟⒉豢粗兀悄赴阉姓庖磺卸嫉弊髯约盒哪恐械睦肥率档耐队埃还苁欠裼形难Ъ壑怠！逗炻ッ畏⑽ⅰ返淖髡咣蜕介宰尤衔饕傻淖龇ㄊ牵骸叭宋锿獗鹩腥宋铮率低獗鹩惺率担缆塾谑橥庹咭病！辈渭凰诒唷逗炻ッ问槁肌返�1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颇能说明索隐派的红学观念和研究方法。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把文学历史化的文学观，是凌迟艺术整体、挤干人物生命原汁的方法，从文学的角度看，是不可取的。此派的错误，不在于过分看重与作品有关的历史事实，主要由于无视和不懂历史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的创作过程。
考证派红学也不能避开对“本事”的看法，只不过所注重的是作者的生平经历在作品中渗透的程度。在这一点上，小说批评派红学也不例外。不同的是，小说批评视作者的生平事迹为文学创作的经验依据，是尚未发酵的面粉，原始材料的矿藏，与作品所展开的世界，仍隔着创造和转化的津梁。批评者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迹，是为了更好地融解作品，而不是要到作品中去搜寻作家生活际遇的碎粒残汁。考证派的极端，恰好是把作品的艺术内容和作家的生平等同起来了，甚至直接肯定《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胡适的“贾政即是曹寅”、“贾宝玉即是曹雪芹”的论点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辑，第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可以说具有代表性。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曾列出《红楼梦》的年表，把书中写的贾家的事类同于曹家的事，包括曹雪芹的生日，也由宝玉的生日来推算，确定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初夏生于南京俞平伯：《红楼梦辨》第104至第1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辟有“人物考”和“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两章，进一步扩大贾家和曹家的类比范围。结果在研究方法上，使考证派和小说批评派几乎完全分道扬镳，而在希冀用《红楼梦》来印证曹雪芹家族历史方面，反倒向索隐派靠拢，只不过索隐家索出的是清初政治史，考证家考出的是曹家家世史。
这并不奇怪，因为广义地说，索隐也是一种考证，考证也是一种索隐。诚如黄乃秋在1925年批评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时所说：“胡君虽知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能出此种谜学范围……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上三派如出一辙；所不同者，三派以清世祖、董鄂妃等，胤礽、朱竹垞等，及纳兰成德等相附会，而胡君以曹雪芹、曹家、李家等相附会耳。”黄乃秋；《评胡适红楼梦考证》，载1925年出版之《学衡》第三十八期，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42页。该作者并援引西方的小说理论，说明《红楼梦》所写的，是已经剪裁之人生、超时空性之人生、契合名理之人生、经过渲染之人生。因此他总结说：
《红楼》一书之所叙述，殆断不能以实际人生相绳。长安、贾府云云，宝、黛等云云，悉因小说贵具体、不尚抽象之故，不得不有此假托。外观虽似一地一家与数人之十数年之事，实则正著者凭其观察，凭其理解，凭其理想，选择人生之精髓，提炼人生之英华，归纳其永久普遍之特性，组成系统，运用其心思才力，渲染其间，乃克造成此幻境，以表其所欲表现之人生真理于此一串赓续之想象事物者也。其中固不无本诸作者当年之情事与其自身之经历，然既经剪裁与渲染，成此幻境，宗旨又惟在表现人生之真理，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