豺狼的日子-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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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子后面的声音又开始了。“维克托，听我说，你是一个硬汉子。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已经打破我们这里的记录了。但即使这样，你也是不能再坚持下去的，而我们却能够坚持。如果需要，我们可以让你活着，一天天地一星期一星期地活下去。
　　　　但是像过去那样仁慈的大赦，不会再有了。因此你为什么不说呢？现在是技术世界，有药物，你是懂的。现在第三阶段已经结束了，比这更好的待遇不会再有了。因此，你为什么还不说呢？我们明白你的想法，我们也知道肉体折磨是什么滋味，而这些小夹钳子它们不知道。这些小夹钳子不可能懂得，它们还会继续干下去。你要告诉我们，他们在罗马干些什么？他们在等待着什么？“
　　　　他的大脑袋耷拉在胸前，左右摇来摇去。就好像他那闭着的眼睛在检视一个又一个夹在他的乳头上的小钳子，或者那个惟一的大钳子——那锯齿般的齿紧夹在他的阴茎头上。
　　　　说话的这个人的双手平摆在面前的光线下，看上去细嫩。洁白、安闲。他又等了一会儿把一只手从另一只手那里伸开，拇指屈到手掌中，其他四指则伸开，平摊在桌上。
　　　　在房间另一头掌管电闸的人用手把铜钮从标尺上的2　推到4　的地方，然后把开关捏在食指和拇指之间。
　　　　放在木桌面上的那只手，把分开的手指收起来，又一次把食指伸向空中，然后把指尖指向下，这是世界各地都懂得的“进行”的标志。这样，电钮就把电流接通了。
　　　　椅子里的那个人身上夹的金属钳子用电线连向开关，在轻微的嗡嗡声中动起来了。一声不响，椅子里那个硕大的身躯好像是背后有只无形的手在推动一般，犹如飘浮般地升起来了，腿和手腕都在挤着皮带向外膨胀，直到皮革的衬垫都紧紧地嵌进肉里和骨头里。那双眼睛，由于周围的肌肉浮肿，从医学上来说是不可能看清东西的——现在也不管什么医学现象了，向外突出，鼓着盯视着上面的天花板。嘴巴张着好像是吃惊似的，紧接着从肺部发出一声鬼嚎般的嘶叫。叫过一声后，就接连不断地叫下去……
　　　　维克托·科瓦尔斯基在下午4　点10分时支撑不住了。录音机继续开着。
　　　　他开始谈了，有点语无伦次，漫无边际地一会儿抽泣一会儿尖叫，坐在当中的那个人以平静的声音和十分明确的语言，一句一句地提问：“为什么他们在那里，维克托……在那个旅馆里……罗丹，蒙克雷和卡松……他们怕什么……他们曾去过什么地方？维克托……他们见过谁……为什么他们谁都没有见？维克托……告诉我们，维克托……为什么是罗马……在罗马以前呢？为什么是维也纳，维克托……维也纳的什么地方……哪一个旅馆……他们为什么要在那里，维克托……”
　　　　科瓦尔斯基在50分钟以后不响了，他最后的一些胡言乱语在他又陷入昏迷时都给录了下来，一直到他停止出声。桌子后面的那个声音仍在继续，显得更加温和了，这样持续了几分钟直到什么回答都没有了。然后中间的那个人给他的下属一个命令，这一次讯问就算结束了。
　　　　录音带从盘子上取下来，用一部快车从古堡营房的地下室飞速送到巴黎郊外行动分局的办公室里。
　　　　午后耀眼的阳光，曾经使得巴黎的马路很炽热。待到金黄色的夕阳西下时，阳光逐渐暗淡，到了晚上9　点钟，路灯齐明了。夏天的傍晚，常常有成对的伴侣，沿着塞纳河的岸边缓慢地散步，手牵着手，好像陶醉在薄暮之中。爱情和青春，不论他们如何努力企图留住它，好像永远不能保持原来的那样。在沿着岸边的人行道上的咖啡馆，显得非常热闹，顾客们有聊天的，有碰杯的，有互相祝贺的，也有互相讥讽的；有的嘲笑，有的恭维，有的道歉，还有的相互攻击。可以说是无所不有，真是塞纳河岸8　月晚上的奇迹。即使旅游者们嘴里说感到厌倦，却还是照样带着钞票去了。
　　　　在靠近百合门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却丝毫没有这种轻松的气氛。一架录音机在书桌上慢慢地旋转，三个人环桌而坐。他们从下午一直干到傍晚。一个人掌握着开关，不断地根据第二个人的指示放音或者倒带。第二个人头上带着一副耳机，他皱起眉头集中注意力，尽可能地从耳机中传出的一片杂音中识别出有意义的字句来。
　　　　他嘴巴里叼着一支香烟，升起来的蓝色烟雾熏得他两眼淌着泪水；每当他要重听一遍时就打手势向管机器的人示意。有时10秒钟的一段录音他要听上六七次才点头让管机器的人继续放下去，然后他就把这一段话背诵出来。
　　　　第三个人是一个年轻的金色头发的人。他坐在一架打字机前，等候听音打字。
　　　　古堡营房的地下室中提出的问题在耳机中听来清晰准确，很容易懂。但回答就没有条理了，也听不太清楚。打字员打出的稿子像一篇访问记，问题都是从新的一行开始，前面冠以一个“问”字；回答总是另起一行，前面冠以“答”宇。这些回答都是前言不搭后语，在意思完全连不上的地方用了许多顿点。
　　　　他们完工的时候已近午夜12点了。虽然窗户开着，但空气里还是充满了蓝色的烟雾，闻着活像一个火药库。
　　　　三个人僵硬疲乏地站起来，各人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伸着懒腰，舒展紧张的肌肉。其中有一个人走到电话机旁，要总机接通外线，拨了个电话号码。那个带耳机的人把耳机取下，把录音带卷到原来的盘上。打字员则把打字机上的最后一页抽了出来，把夹在中间的复写纸取出。一大叠打好字的纸张，按顺序整理好，顶上面的一份要送给罗兰上校，第二份存档，第三份摄制成微型胶卷，存放在主管部门，如果罗兰认为需要，再分送出去。
　　　　罗兰上校这时正在饭店内和朋友们一起共进晚餐。电话追踪到了这家饭店。像往常一样，这位看来很潇洒很风流的单身汉，由于他本人的机智和漂亮，以及他对女士们的殷勤，在场的妇女们对他特别赞赏。当服务员请他接电话时，他表示歉意而离开座位。电话机就在柜台上，上校简单地说了一声“罗兰”，并且等了一会儿，让对方辨认出这是他本人在接电话。
　　　　然后罗兰讲了第一句话，这是事先安排好的字句，而且再同样地说了一遍。一个旁听者可能听到电话里说的是关于他的正在修理的汽车已经修好了，可以在上校认为方便的时候取用。罗兰上校向对方表示感谢后，回到餐桌上。5　分钟后，他用很礼貌的托辞提前告退，说他第二天早晨将起得很早，还要处理一件很麻烦的事，必须回去好好休息。10分钟后，他驾驶着汽车飞快地通过市内仍然很拥挤的街道，驶向安静的近郊的里拉门。他到达他的办公室时，刚过凌晨一点钟。他脱去那件深色洁净的外套，向值夜班的服务员要了杯咖啡，便按电钮招呼他的助手。
　　　　科瓦尔斯基的一份供词与咖啡同时送到。他很快地看完了这份26页的文件，企图抓住那发狂的外籍军团人员所说的要点，中间有些语句吸引住了他，使他紧皱眉头，但是他从头读到尾，没有停顿。
　　　　第二遍他读得慢了一些，更仔细一些，对每一段都非常注意。等到读第三遍时，他从文具盒里拿出一支黑色的钢笔，读得更仔细了。他把西尔维、坏血病什么的，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若若、柯瓦契、科西嘉坏蛋、外籍军团等字样上，都划上一条粗杠，所有这些，他都已经知道，对它不感兴趣。
　　　　他的许多胡言乱语都是有关西尔维的，有些是涉及一个名叫尤莉的女人的，这些对罗兰来说毫无意义。把这些都删去后，供词就不超过六页了。在其余的段落里，他希望能找到什么有意义的东西。供词里有罗马，三个头头是在罗马的，反正他是知道这个的。可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已经提出过八次了，大体上说每次的答案都一样？
　　　　显然，他们不愿意像阿古在2　月份被绑架那样也被绑架。罗兰想这是自然的。在处理科瓦尔斯基这件事上，他是不是在浪费时间？但有一个字这个外籍军团人员曾经提起过两次，或者毋宁说是咕哝过两次，当他在回答这八个同样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字就是“秘密”。是个形容词吗？他们在罗马没有什么可称为秘密的；或者是一个名词，那么这个秘密是什么呢？
　　　　罗兰从头到尾反复看了十次，然后又回到开始的地方。这三个“秘密军队组织”
　　　　的人在罗马，他们在那里是因为不希望因掌握一件秘密而被绑架。
　　　　罗兰讥讽地微笑着。他比纪博将军知道得更清楚，罗丹是不会出于害怕而躲避开来的。
　　　　如此看来他们是知道一项秘密的，是吗？什么秘密？看来事情是出自维也纳，维也纳这个词出现过三次。可是最初认为他所说的一定是里昂以南20英里的维也纳。
　　　　现在看来可能是奥地利的首都，而不是法国一个省里的城市。
　　　　他们在维也纳开了一个会。然后他们去了罗马避难，怕的是在他们的秘密暴露以前就被绑架或审讯。这个秘密一定起源于维也纳。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咖啡也不知喝了多少杯。弹壳做的烟灰缸里的香烟头也在增加。当莫尔埃林荫大道东边可怕的工业郊区开始呈现出一条淡灰色的细线时，罗兰上校知道他已找到一些端倪了。
　　　　有些什么重要的内容一定是漏掉了。
　　　　凌晨3　点钟有电话告诉他科瓦尔斯基不能再回答提问，因为他已经死了。那么那些漏掉的就永远补不上去了吗？也许这些漏掉的字句，夹杂在某些杂乱无章的答话中，因为犯人到了最后阶段，身体已经不能支持，精神已经错乱了。
　　　　罗兰用铅笔把那些扑朔迷离的东西摘抄下来。克莱斯特，有一个人叫克莱斯特。
　　　　科瓦尔斯基是一个波兰人，他对这个字的发音是正确的，可是却被法国的抄录员拼写错了。罗兰在战争年月里学会了一点德语，把它改正了过来。或者是一个人名吗？
　　　　也许是一个地方？他打电话给总机，要他们找出维也纳的电话簿，并从上面找一个名叫克莱斯特的人或地方。过了10分钟，总机那边有了回话来了。在维也纳有两个克莱斯特的电话号码，都是私人的。还有两个地方是这个名字：一个是男孩子上学的埃瓦尔德·克莱斯特小学，还有一个是在布鲁克纳大街的克莱斯特旅馆。罗兰把两处地方都记了下来，并在克莱斯特旅馆下面划了线，然后他继续读下去。
　　　　有好几处科瓦尔斯基提到一个外国人，对于这个人他的感情是错综复杂的。有时他用法语的“好”来提到这个人；有时他又用“坏人”来称呼他。早晨5　点刚过，罗兰上校就派人去取磁带和录音机，然后花了一个小时来听它。当他最后把录音机关掉后，他平静地对自己责骂了一阵。他拿起一支铅笔对供词的抄稿作了几处修改。
　　　　科瓦尔斯基讲到外国人时说的“好”，并不是“好”，而是“黄”，表示黄头发的意思；而记下来的“坏人”，实际上是“杀人”，这是因为他的嘴辱碎裂，无法发出正确的声音。
　　　　这项工作从这里开始，再联系到科瓦尔斯基的一段含含糊糊的语句的意义，就容易明白了。本来在出现豺狼（杀人者）这个字的时候，是被罗兰删去的。因为他认为这是科瓦尔斯基对那些追捕他的人以及使他受苦的人的一种侮辱之词，而现在却有一种新的意义了。这是一个浅黄头发杀人者的绰号，他是一个外国人。他们三个头头在去罗马严密地保护起来以前，是在维也纳的克莱斯特公寓曾与这个人会晤过。
　　　　现在罗兰搞清楚了为什么前八个星期以来在法国接连发生了一连串的银行和珠宝店抢劫案，波浪所及震撼全国。
　　　　这个浅黄色头发的人，不管他是谁，显然是要钱才为“秘密军队组织”干活的。
　　　　全世界只有一件事才需要这样多的钱。显然这个浅黄色头发的人并不是被找来解决一件匪帮格斗的任务的。
　　　　到早晨7　点钟，罗兰打电话给他的通讯办公室，命令夜班值勤人员，跨越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惯例，发出一个“十万火急”的命令给保安总局驻维也纳办事处，虽然按照常规维也纳是属于三处，即西欧处的辖区的。然后他把科瓦尔斯基的每份供词都收拢来，一齐锁在他的保险柜里。最后他坐下来写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只有一个收件人，上面标着“绝密”。
　　　　他仔细地用正楷书写这份报告，扼要地讲明这次行动是根据他个人的动议并由他亲自布置来逮捕科瓦尔斯基的；报告叙述了此人被诱进圈套，误信一个他亲近的人因病人院，结果这个前外籍军团人员就回到了马赛，被行动分局特工人员捕获；又简略地描述此人受到行动分局特工人员审问的记录以及他所作的杂乱的供词。报告里明明白白地指出，这个前外籍军团人员曾拒捕并打伤两个特工人员，在企图自杀时自己也受了伤，在他被制服后不得不送去住医院。他的供词是在病床上作的。
　　　　报告的其余部分，是大量的供词和罗兰对它的解释。他写完报告后稍停了一下，审视着窗外鳞次栉比的屋顶，在东方的朝阳照射下像是镀了金似的。罗兰是有声望的，他自己也很清楚他不能过分地叙述他经办的案件，也不能作夸大的结论。他小心细致地写好最后一段。
　　　　在写这个报告的时刻，以确认这个阴谋的存在为目的的审问还正在进行。无论如何，如若审问的内容属实，则根据我的看法，上述获得的情报构成一个最危险的阴谋，即恐怖分子可能已在谋划危害法国总统的生命。如果阴谋如上所述确实存在，如果某个外国出生的、秘密代号为豺狼的刺客已在谋划危害总统的生命，甚至现在正准备执行此计划时，那么我有义务通知您，在我看来我们面临一个全国范围的紧急状态。
　　　　非常不寻常的是，罗兰上校还亲自打出报告的最后清样，用他的私章把它封在信封里，写上地址，盖上特工机构最高保密级的印记。最后他烧掉他用正楷写在大页书写纸上的原稿；在他办公室一角的小间里有一个小洗手盆，他把纸灰从水管里冲了下去。
　　　　当他做完这一切以后，就洗手洗脸。他擦干后望着洗脸盆上面的镜子，那张朝他望着的脸已经失去了原来的俊俏。这张在年轻时曾经是那么漂亮，而且在成年后仍旧那么吸引着妇女的脸蛋儿，已经显露出中年时期所具有疲劳和紧张。鼻子两侧各有一条皱纹，一直延伸到嘴角；眼睛周围好像永远有两道黑圈；双鬓显得已经斑白了。他为了自己的生存，使用了不少阴谋诡计。他把人们派出去送死，或者去杀人；他把人们送进地下室，并使用各种手段让他们在地下室里嚎叫。他在这方面的经历太多、知识也太丰富了。
　　　　这就使得这个54岁的行动分局首脑的面貌，远远地超过他的实际年龄。如果多看他一会儿，他的面貌和单纯的农民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异。
　　　　“到今年年底，”他对自己说“我真的要离开这个岗位了。”回头看着镜子里的这张脸，的确是很憔停了。
　　　　是不是应该简单的辞职呢？或许这张脸比他心里要说的更清楚。经过若干年以后，人就无法自拔了。一个人原来干什么，那么他的余年仍然是干什么。回想从抵抗运动到保安警察，又到保安总局，最后到了行动分局，在这些年代里死了多少人呀，流了多少血呀！他在对着镜子里的面孔提问。一切都是为了法国。可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