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废集_陈丹青-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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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人在巴黎的毕加索断然拒绝纽约前卫艺术家请他声援“艺术自由”的恳求，理由是：“眼下根本没有值得对抗的学院艺术，这对现代艺术很不利。原则即便糟糕之至，也该制定原则，艺术有没有力量的佐证，在于它能否冲破重重障碍。”且慢！他所谓的“原则”与“障碍”在我们这里指的是什么？今日中国的一切，平心而论，对现代艺术很有利，但他继续说：“艺术家一旦被认可，就意味着他所做的一切可以理解，可以通过，因而只是一顶破帽子，根本不值钱。一切新事物，一切值得一做的事情，都没法得到承认！”
残忍的真话。假如毕加索了解真实的中国，这话尤其残忍。
此刻星星群体在今日美术馆被纪念，我以为是在纪念他们从未获得八五群体得到的承认——印象派乌合之众并未被当时的历史承认，他们以终结历史的方式，成全历史；中国的乌合之众得以乌合，则受惠于历史的终结（毛去世、“四人帮”就捕、“文革”结束）。什么是印象派“值得一做”的事情？扭转历史，告别过去；中国历史的正式扭转——即便仅止于文艺——则谁肯算上在野群体的份？很快，被扭转的历史告别野种，从“星星”突破的缺口中，现代艺术运动蜂拥而出，迅速抛弃、贬低“星星”往事，并蓄意忘却。
“业已过去”和“曾经发生”乃是不同的概念。1979年过去了。虽有后来的八五运动，而星星群体才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真先驱。怎能想象八五运动之前没有任何异常的动静、放胆的发作？而先驱的命运好比微焰，划破浊空，无可成全，除非“成全”的意思是说，他们旋即消失在异国的茫茫人海，再度成为单独的人。
九十年代初在纽约见到王克平，沉静质朴，正如我熟悉的西方单干户，据说，木雕在他院子里堆积如山。阿城的录像拍摄了坐在轮椅上的马德升，他被缓缓推出走道，只剩脑袋能够转动了，更其目光炯炯。曲磊磊在哪里？我再没见过他。黄锐依然战士之身，谈话间残余七十年代的辩论激情，留了胡子，忽然笑起来，那种在野的笑。
艾未未在那场美院讲演中并未到场，他可能是“星星”最年少的成员。我猜他从不在乎“星星”，他在乎安迪？沃霍尔。这些年他就是北京版的沃霍尔，并神奇地注入他来自上代的本土左翼性格——那是美国人沃霍尔备感陌生的性格，恐怕那也是“星星”的部分性格：照未未的动作，就是向所有庞然大物握拢拳头，伸出中指。
文学圈不很有人知道阿城早先是“星星”成员，也未必留心在他文学才华的背后，另有宽阔深沉的立场。我们所知道的阿城很难与团体发生联想，人的成长伴随种种邂逅，而团体的魅力，是因其中有人。1989年香港一家画廊举办“星星十年展”，出了册子，阿城写了动人的回忆，还有他们挤在中国美术馆第二届星星画展招牌前的集体照：那时阿城多瘦啊！1979年。
在今天的芸芸青年中，在越来越安全而有序的当代艺术中，倔强的、难以制伏的种性非但不合时宜，且招人讨厌。一个机构林立利益均沾的文艺界，一个逐渐丧失“在野”空间的权力市场。不必铲除野草，土壤经已流失，一切正在被制定、被划分、被培植。历史为此付出多少代价，这可能真是来之不易的好时光，充满希望，然而糟糕透顶。
二十八年前，星星野种在北京大街高举“艺术自由”的横幅，公然前行。二十八年后，中国当代艺术——八五运动的代名词——欢然证明“自由”的降临：至少如可恶的毕加索所言，大家总算被认可，被理解，被集体“通过”，“星星”则早已退出历史。问题不再是争取所谓“艺术自由”，这句口号在1979年既危险、又高尚，意指艺术之外的立场，但已难言说今日的现实——什么是自由，以及，怎样把握自由，才是真的问题，一个远比1979年更形复杂，同时被我们长期绕开、回避，从未解答的问题。
听说那次“星星十年”纪念展毕，他们毁坏了部分作品，作势自我了断，此后从未群相聚合。确有此事么？除了阿城，我与“星星”成员并不熟腻，原初他们好像是十六七位吧，我仅识得以上这伙弟兄。就我所见，他们，还有无名画会几位资深硬汉，从未试图获取被招安的身价，个个如二十八年前一样，自履其道，仍然在野。
2007年10月22日写在北京
日常的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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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纸媒与电视远看海峡对岸，一片混乱，闹翻天。我曾三次造访宝岛，只是末一回去台北，距今也有十二个年头了。上周，因台湾文学期刊《印刻》举办的年度“文学营”课席，去了几天，看望台北的老朋友，兼带访故宫，逛诚品书店——没有阿扁与马哥，也没有蓝绿阵营和贪污案，我看见的只是台湾的日常，日常的台湾。日常所见不免琐屑而平凡，我的形迹无非是机场，海关，宾馆，街市，搭计程车，看路上的人群，和朋友在酒吧夜谈。台北故宫大幅装修过了，最高建筑“一零一”的北端现在是诚品的“旗舰店”，楼层内的咖啡座与各种时尚店，已近东京的水准。十多年前位于敦化南路的诚品书店正待停业翻修，附近街心花园的吴稚晖铜像，当阿扁主政时，已被拆除了……短暂逗留，我无意核对十多年来的变化，对岛内的政治是非既缺概念，也没意见。我所搜集的密集印象，仅只是交遇过往的生人与熟人，什么印象呢？很简单，用大陆的说法，即“五讲四美”，引祖宗的古语，就是“温良恭俭让”。
台湾人情好，我早就领教的，但那时定居纽约，不以为珍贵，而今居住北京近八年，忽然置身台北，可就处处看得稀罕，然而难描述。譬如“文学营”主办方的迎送招待，全程没有差错延误，没有横生枝节，大陆做不到这般周详与准确；又譬如宾馆服务敬业到令你诧怪，每个服务生会一再提醒你有访客的留言，额外的请求俱可商量，交代的小事，绝对准时照办；去隔壁连锁店买个卤蛋，摸出一把硬币，掌柜的看我裤袋里零钱太重，不吱声，迅速数过，换给你整数纸币；在故宫买画册，台币不够，人民币能用吗？——台北尚未如香港那样通用人民币——营业员稍有迟疑，进去问过，欢天喜地回说可以，倒好像是她的麻烦，解决了，比我还要宽慰……礼貌、笑容、抱歉、连声谢谢，都不在话下，办各种琐事，没一次落空、尴尬、被拒绝。我本能预备遭遇粗暴的态度，冷漠的脸，僵硬荒谬的机制，穷凶极恶的生意经，还有，种种零星小节的不专业，不认真，权责不清，或心不在焉——那是我在北京随时随地的日常经验——走在这样的人丛中，我发现只有我自己时或粗心、急躁，在绿灯闪亮前跨越横道线，因为我已像久在此岸的人一样，惯于粗粝的生活，嫌种种礼数与自我克制，太麻烦。
连日会面的新朋旧友则另是一番温良与教养：非常地想要见见，但必定问清你的安排，不使勉强或为难；席间随口应许的事，我倒忘了，不在意，翌日却已悄然办妥，如变戏法一般；谈话间难免涉及人事作品的议论，抑扬有度，不夸张，不渲染，总留三分余地，说是世故，却世故得自然而斯文，一点不是勉强，显然从来如此。通常，台湾对此岸的客人大抵格外客气，格外热忱，我的留心观察却并非人家怎样待我，而是人家怎样对待彼此，这一看，我随时随处目击的人情，实在并非假装——集体性的温良恭俭让，装不出来，也装不像，我所以觉得以上种种情状难以举证描述，并非指社会精英，而是在街市随处遇见的人。
相比日本人的打起精神事事认真，台湾人的恭谨是有汉民族的温润松爽，不给你看得吃力；相比香港人的凡事规矩兢兢业业，台湾人的周到透着家常的欢然，并不板着脸。细想想，好像在吴、蜀、闽、粤，民间尚存稍许类似的遗风，偶或遭遇，会念及早先的南中国民风大致还好——北地的良民另是一种表现——而今日各大都市的民风民德，还用我来细说么？
所谓“温良恭俭让”，现代的说法叫作“公德”，也近于如今大陆常说的所谓“底线”。倘若温良恭俭让被养成集体的习性，日常生活便不至于荒败。台湾的种种问题已被说得太多，不提政治状况，只说社会罪案，自我八十年代便在纽约华人报章不断读到，最惊心是九十年代演艺家白冰冰女儿的被绑架被撕票大案。然而由媒体了解一地，与亲履亲历的经验，实在天差地别，不可混同。我短暂的旅行印象必定表面肤浅，但我所看重的正是这点浅表。假使社会的浮面与浅表都不好看，不看好，我们如何与人相处，度过每一天？我不关心台湾曾经戒严与解严，也不关心那里如今实行的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以我的阅历和记忆，民主实现之日并非太平世界，一如革命成功之时，世道尤为难测。我在乎人群的德行，社会的常态，是否失去底线。总之，在台湾，在这短短几天，我有所触动的并非阿扁的遗患或马哥的希望，而是以上微不足道的琐碎。
2008年9月4日
绅士的没落
t xt＋～小＜说＋天＞堂
您觉得什么样的男士才能被称为绅士？陈：交谈时看着对方的眼睛，注意倾听，不打断……
您觉得一位男士做了什么行为他就绝不可被称为一位绅士？
陈：只顾自己说话，动辄打断别人……抱歉，我的标准很低。
您见过的最绅士的一位男士是？他让您印象深刻的绅士举动是？（如果这位男士不是您的家族成员，那么在您的家族中，请您列举一位绅士和他展示绅士风度的具体作为。）
陈：不知道。不记得了。四十多年前倒是有一印象，是“文革”刚开始，弄堂对面一位老先生——不知是资本家还是别的什么反动分子——挨斗挨打后，每天被勒令拿把扫帚当众扫街。我从阳台看下去，只见他头发两边分梳，一丝不苟，优雅地欠身，一手持帚缓缓清扫，一划一划，很均匀，很仔细，另一手臂还像往常那样微微背在腰后。所谓“闲庭信步”，就是这样子。他年纪大概七十岁吧，小孩子走过，骂他，唾他，他就立定，很自然地微微笑着。孩子走了，又缓缓扫地。
我亲自认识的绅士，是刘索拉的丈夫，阿克巴？阿巴斯，印度裔香港人，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衔烟斗，安静地笑，一米八几高。
您见过的最不绅士的一个举动是？何人何时何处？
陈：上街，进饭馆，开会，看电视……机会太多了。但也谈不上“最不绅士”。即便独自待在家里也能见到：就是我自己——出国后，我大约知道什么叫作绅士，要学，太晚了，而况绅士学不来的。
您觉得中国绅士相对于西方传统的绅士，有什么特殊之处？
陈：我见过西方传统绅士，虽然不多，但肯定没见过他们被迫当众扫地，所以不好“相对”而比较。在中国电影或电视连续剧中当然见过很多旧时的绅士，服装不像，神态更不像。索性不扮绅士也罢，一扮演，就不像了，虽然还要做出他以为（其实是导演以为）的绅士模样。老演员没问题。赵丹、刘琼、金焰、金山、孙道临……他们小时候见过真的绅士。
有位老演员，白羽，在《风暴》中演一位文人军阀，那副儒雅而狠毒的绅士相，谈吐徐缓，斯文入骨。
您觉得在现代社会做一位绅士有困难吗？哪些困难？
陈：我也不晓得我们如今这算不算“现代社会”。豪宅、美车、会所、雪茄、高尔夫球，并不就是“现代社会”。但如今“做一位绅士”一点不难，谁见过绅士呢？还以为很像。
您在公司的年会、朋友的婚礼和私人的酒会分别会如何着装？烦请详细描述一下服装搭配，比如样式、颜色或品牌。
陈：我只有一两套出客穿的衣服，全是黑的，谈不上搭配。除了两件阿玛尼上装——阿玛尼上装的伟大是正好适合中国瘦男人—我不在乎，也不清楚品牌。
您在高级西餐厅会如何表现，比如点菜、点酒等细节？
陈：很抱歉，我亲历过饥荒年代，至今不顾吃相。别问我这些雅问题。我不会因为自己是所谓艺术家就在“高级场合”装自己。假如在昂贵的自助餐厅，我会在没人瞧见的片刻多拿好几只牡蛎。团坐点菜的场合，众人客气——也许真的饱了，或过惯锦衣玉食的日子——不再动菜，我要是谗，还会伸筷子。
您觉得女性在您的生活中占有怎样的地位？您会如何对待一位火辣性感的女子？
陈：我刚从上海尽孝道回来，陪伴母亲，下个月还要去。“火辣”或“性感”的女子常会遇见吧，在街上一眼就能辨别——谢谢上帝赐我眼福。不过既火辣而又性感的女子，不容易见，我要想想看。如果有这样一位女子居然和我搭腔，我更要想想看：该怎么办？这是经验的问题，有些经验不是你要有就有的。
您觉得绅士必看的一本杂志或一本书是？
陈：真的绅士就是一本书，我愿好好看“他”。
您觉得您是一位绅士吗？为什么？
陈：我是一位老知青。
您觉得艺术家和绅士是互相抵触的概念吗？为什么？
陈：要看人。杜尚，准绅士，博依斯却不是。马奈是个可敬的绅士，德加是个可厌的绅士，凡？高和高更不是。幸亏他俩不是。塞尚和毕沙罗则有时是，有时不是。
您觉得谁是艺术家中的绅士？
陈：你指的是中国艺术家吗？
就您认识的男性当中，您觉得绅士和非绅士的比例是？
陈：我认识人有限。我不在乎他们是不是或像不像绅士。中央美院老教授詹建俊，绅士，形神俱佳。活在这五六十年而仍然不失为绅士，是稀有动物的景观。
老一代党干部我记得颇有绅士相，他们其实出身民国时代有身份有教养的家庭，一浪漫，去革命了，没丢性命，当了官，地位高，假如心态还好，便显得十分儒雅而宽松，言语得体，淹然有风姿。从前的外交部部长姬鹏飞、侨办主任廖承志，绅士相，至少在镜头前一点不做作。周恩来通常被认为有绅士风度，但绅士并不单指风度，我们的老总理其实是位无比坚强的共产党员。
现在的党干部都是解放后长大的，绝对不可能了，哪来比例啊。不是说他们不好，但你问的是绅士。
您觉得最有绅士精神的一个城市或地区是哪里？（如果您选择了一个国外的城市或地区，那么在中国，最有绅士精神的一个城市或地区又是哪里？）
陈：有。台湾，香港。我在这两处中国领土走走看看，犹如艳遇，心想还好，没绝种。
2008年4月
台湾的文艺家
txt小＿说天＿堂
自八十年代在纽约结识台湾文艺家，一来二去，总觉得这些同文同种的同行和我们有点异样。九十年代末常回大陆，新朋旧友的言状作风也渐变异——但并非台湾同行的那种异样——新世纪迄今可就日甚其异，我得悄悄调整才不至于在大陆同行面前暗暗受窘，最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