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十二层-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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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曰：
著书全为女儿心，亦有高年妪可钦。
浊物也须一言及，无违大旨义堪寻。
风流人物在英才
一提起《红楼梦》与中华文化这个大题目，便有如剥春蚕千头万绪须缫，如寄音书千言万语难尽之感。在此文中，我只想就其一端，粗明鄙意，我要从东坡名作《念奴娇》说起。
东坡这首词的头一句是什么？他道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可知东坡心中意中关切追慕的，不是其它，乃是华夏从古以来为人传颂的风流人物。谁当得起这样四个字的一种称号呢？东坡写得清楚，那便是三国周郎，凡我中华之人，谁个不晓，公瑾英年将略，顾曲名家，真可谓风流绝代，才艺超群。这样的人才，这种的风流人物，似乎以前未闻（至少未显），比如先秦诸子，两汉名流，大智鸿儒，高风亮节，全是另一种风范。到得三国之时，这才由周郎树立起了头一个仪型。东坡乃许以“风流”二字。但是，仍有一桩遗憾，就是周郎不曾留下翰藻文词，人家都知道他是位高级的将才和艺术家，却不能承认他是文学作家。真是风流未足。且再看同时代又出现了何等人物？
三国之中，东吴、西蜀，人才济济，各有千秋，但一色是帝王将相之资，却少见诗人情种之质。惟独地处河南的魏，却产生了那种与帝王将相全不相同的人物——即我所说的“诗人情种”型的人物。魏武曹瞒，雄才大略，且置另论，出名的三曹父子中，以曹植子建特为佼佼。以我管窥蠡测之人观史，窃以为自从有了曹子建，我们的文化史，实实打开了崭新的一章，论人论文，皆与以前不侔。这真是里程之碑，纪元之表。大书特书，犹恐不足以表出他的身份地位，价值意义，作用影响！
那么，对这一崭新类型的风流人物，是否又有崭新的词语来表白他呢？完全有的。有四个字，在《红楼梦》里雪芹也曾用过的，最为恰切，最为高明……
哪四个字？——哪四个字？
你且打开《红楼梦》，翻到第十八回，看众姊妹奉元妃之命题咏新园时，那李纨题的匾额是什么？她道是：
文采风流
这还不算，她的诗又说：
秀水明山抱复回，风流文采胜蓬莱！
我说，凡属学人，要识得，这“风流文采”四字，方是曹子建这种类型的文曲巨星人物的题品和写照，方是中华文化史上的一条最为璀璨夺目的脉络与光辉。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公元1764年2月1日），雪芹病逝，好友敦诚，作诗痛挽，其句云：
开箧犹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云。
三年下第曾怜我，一病无医竟负君。
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
他时瘦马西州路，衰草寒烟对落曛。
那第五句“邺下才人”是指谁而言呢？正是以曹子建来比拟雪芹。
我们中华文化史，论人论文，特别讲究这个“才”字，这是文化学术界要注意探讨的一个巨大的课题，如今只说“才”的代表人物，端推曹子建。这一点，是自古同然，从无争议的。因为从南朝的大天才诗人起，便许他独占了“八斗才”之美誉。我们第一流惊才绝艳的诗人李义山说“宓妃留枕魏王才”，这也是独以“才”字评于子建。以后，“潘安般貌，子建般才”成了小说戏本里的“标准语言”。这只要不拿“陈言套语”的眼光去看待，就会深体其间的重要涵义了。曹子建在邺都（今河北临漳地），于西园与诸诗人聚会，其时有应⑿鞄帧⒘蹊濉⑷瞵r、王粲等，号称邺中七子——即是敦诚所说“邺下才人”之义。这实际上乃是后世吟盟诗社的先河。子建作《洛神赋》，应鳌墩楦场罚前押捍摹袄嗍椤笔狡绦鹦缘拇蟾潮湮闱槭缘亩谈常逖允难房倭艘惶踔匾薇鹊姆⒄沟缆贰Ｖ谢氖罚渌狄浴妒贰冻恰肺迹鞘翟诙加敕缌魑牟梢宦酚斜稹？梢运担茏咏ǖ取拔髟安抛印保攀侵谢返脑赐贰⒄觥Ｕ馓趼觯莨崃耸曛茫辉卸希叵抵遥钥杉樱 �
敦诚挽吊雪芹，用了“邺下才人”一词，他虽然是以同姓同宗相为比拟之旨，但无意中却道着了我们文化史上的这一条脉络：若论文采风流这个类型的天才文学人物，正以子建为先驱，而以雪芹为集大成，为立顶峰，为标结穴！
《红楼梦》有多方面的意义和内涵，但它的文采风流的这一文化特征，识者道者极少。讲中华民族的文化，而不能认识这一重要特征及其脉络源流，便不免令人欲兴宝山空入——至少也是买椟还珠之叹了。
我们文化史上，论文论人论事，都讲才、学、识、德，兼者为难，而才则居首。才之与材，有同有异，有合有分，所以不能完全代用（举一个有趣的例：“诗才”与“诗材”，绝不容混）。对于《红楼梦》来说，雪芹明白地记下了一句话“女子无才便有德”（注意：坊本妄改“有德”为“是德”），这意思极为明显，就是那时候人，正统观念，是把“才”与“德”看作“对立物”的！才，本来是极可宝贵的质素，可是一有了才，便容易受大人先生的“另眼看待”，加之白眼，予以贬词。雪芹一生遭此冤毒——其实，子建又何尝不是如此！千古才人，多被诬蔑为“有文无行”者，才之“过”也！
然而，在《红楼梦》中，李纨是自幼奉守“女子无才便有德”的青年孀妇，但是题出“文采风流”的，却正是她。这件事，雪芹或许是寓有深意的吧。
涉及这些，便绝不是文学史的小范围所能解说的，所以要讲清《红楼梦》，非从文化史与国民性的大角度大层次去深入检讨不可。
要说的难以尽表。真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此种怅憾之怀，大凡执笔为文者，定都会有同感罢。
第二部分第四层 《红楼》灵秀（2）
伟大的思想家
欲究雪芹思想，似不妨即借小说中贾雨村评论贾宝玉时所用的一句：“若非多读书识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玄之力，不能知也！”
雪芹因是以小说为体裁，故语气时有半庄半谐之趣，但其本旨却是郑重、严肃，以至沉痛悲悯的——亦如冷子兴之言“见他说得这样重大”，确实此间是包括了一个非常巨大重要的哲理课题。如今试为粗探，以供讨究。
“字字看来皆是血”“滴泪为墨，研血成字”的《红楼梦》，并非为了供人消闲遣闷，也不是为了“情场忏悔”或“解脱痛苦”，乃是作者对于宇宙万物、社会人生的一个巨大的深邃的思索与观照。小说从女娲补天，遗石通灵，幻形入世，一直写到了“离合悲欢，炎凉世态”，展示了一位哲人的全部智慧与精神的高度造诣，代表着中华文化精华的特色与价值。实际上，他以当时的形式思索了天、地、人的生成与进化，探究了生命、性灵、才干的可贵，谱写了人与人之间的理想关系，以及人才的遭遇与命运。他是18世纪早期时代呼唤中华知识界重新来思索探讨这种重大课题的思想巨人，他是形将步入近代的中国人的启蒙者，意识革新的先驱者。
今日要想了解作为思想家的曹雪芹，“致知格物，悟道参玄”八个字却是一个透露消息的“窗口”，因为这正说明了他认识宇宙人生的步骤和层次的“方法”问题。
“格物致知”原是儒学中“正、诚、格、致、修、齐、治、平”众多步骤层次中的一个做人积学的必由之路，必要的阶段工夫，接近于今时所谓探求科学知识，认识客观世界。然而中华文化思想又认为，这是必要的，但并非最高级的认识，也非终极的目标。要从这种对客观事物的认知而上升到更高层的领悟——寻求它的本源本质、本身变化规律、相互关系等等巨大深奥的道理。这就是“悟道参玄”的本义，而不可拘执于“悟”指释家工夫，“玄”指道家理论等等死义。——对我这样理解，最好的证明，即用来阐释那八个字的具体例证乃是“正邪两赋”而生人之论，却与释、道都无直接渊源关系。那“道”与“玄”，不过是指“器”“物”的具体之外之上，还有一层“形而上”的（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微妙之理。
正是遵循了这样的步骤与层次，雪芹达到了他自己对于“人”的理解与认识，关切与忧思。
所谓“人”的问题，大体包括：①人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人有价值？②人分什么等类？哪类最可宝贵？③这类人遭遇与命运如何？④人应该怎样互相对待？⑤人生目标是为己？还是为人？……对于这几个重大的问题，雪芹都于长期人生阅历中深思细究过，并在小说中一申所见所感。
现今传本第一回开头（本系批语，后混为正文）引据作者自云“因历过一番梦幻，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与稍后的“此书大旨谈情”，“历尽悲欢离合，炎凉世态”等语，说的即统统都是对于“人”的问题的思索与感发。
对“人”的巨大思索
曹雪芹的哲思，全部托体于稗史小说，故与学者的论文不能一样，所谓“说来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甲戌本”作“细谙”），此言表明，他的小说的措词听起来像是荒言假语，但实含巨大意义，贵在读者能否细加玩索罢了。所谓“荒唐”，首先指的就是从女娲炼石补天的古史话说起的。此义至关重要，它决定了全书的精神命脉。
女娲是何如人？她是重建天地，创生“人”群（中华民族）的伟大神力慈母，也是婚配的“高禖”之神。《淮南子》《列子》等广含古事的书，记载她为倾坏的天穹用五色石补好，止住淫雨洪水，并“断鳌足”为破裂的九州大地修整定立了四极；而《风俗通义》又记载她用黄土“抟”造人群的故事，这乃是中华的“创世纪”，涵义最富。雪芹独取娲皇为全书之来源，已可见其旨趣，与“荒唐”只是“貌合”的表面文章而已。
汉代大师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注释说：“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化”非变化，乃“化生”之义，此又可见先民视女娲为创生万物之神，还不止是人类之祖而已。那么，炼五色石，这“炼”实亦含有“化”之意味在内；这就无怪乎雪芹说她炼而未用之石，也是“灵性已通”的了。
这样，便对女娲的伟大意义明确到一点上：她的伟大固然在于建天地、化万物，创造了世界；但更在于她能赋予“物”以灵性！她把灵性给了人，人遂成为万物之灵；而经她化炼的石头，也能脱离冥顽而通彻灵性——这个想像（即雪芹之哲思）饶有意味可寻。这大约表明，在雪芹想来，物是由“无机”而进化到“有机”的，由初级灵性而上升到高级灵性的，在《石头记》中，其“公式”即是：石→玉→人。
这一“公式”的含义，与“妖精变人”“孙悟空七十二变”等类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需要细辨：石是有了灵性（知觉、思维、情感、才智……）之后才有了做“人”的愿望，并且是经过“玉”（古民视为瑞物，物之精体，具有神性灵性）为之“过渡”才化为“人”的，此即由低向高的三部曲。这分明带有一种朴素的物类进化思想，这一思想自然比不上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那么精细，但要想到，达氏确立“种源进化论”是在1858年，时为相当于清代的咸丰七年，比雪芹晚了一个世纪之久了呢！这就不能不对雪芹的思想之高度称奇呼异了。
当然，作此对照，还只是一种比喻，我并无意拿雪芹与达尔文牵合比附，这种东方的“进化论”未必即与西方的一模一样。比如石头能说话（石言）见于《左传》，石头听高僧竺道生说法，能领悟而点头信奉，见于唐人《莲社高贤传》。天下有许多著名的奇石，尚难解释，表明它并不是完全“冥顽”无知的“死物”一块，这也仍待研究。正如雪芹还说那株绛珠草后来“修成女体”，则草木也能“进化”为人。这些当然与达尔文的理论异趣，西方科学家会哂笑的。但万物之有灵性者，毕竟以“人”为首，万物的最高“阶级”，则是殊途同归的，里面确又涵有一种东方式的“进化”思想在。
第二部分第四层 《红楼》灵秀（3）
“两赋”的新哲思
雪芹是在认真探究“人”的本源本质，进行严肃的哲理思索，而不是只为写“荒唐”“无稽”的“小说”。他引女娲造人是其一例而已。
有人会问：他写的是女娲炼石，与造人何涉？这就是不懂得雪芹的明笔与暗笔之分。他写“造人”是用的暗笔：说男人是泥做的，女儿是水做的，这正是由娲皇抟黄土造人的神话暗暗接联炼石而来的文脉，岂可对此一无理会？
但他对“人”的本源本质还有神话以外的理解与阐释，他的一个更重要无比的哲学新说是“正邪两赋”论。
“两赋”者何？是指人之所生，不仅取决于有形的“水”“土”形骸，还更在于所禀赋的无形的“气”，气才决定其本质性情。此所谓“气禀”学说。自唐宋时代以来，文家学者，皆已宣述此论，非雪芹所创，雪芹的“两赋”新说，虽然来源也出于“气禀”之说，但他的识解却与前人有着极重大的差别。约略言之，可列三端：
第一，过去的气禀论者，似可称为“机构分类法”：正气所生为圣贤，为忠孝，为善良，为颖慧；邪气所生则为奸佞，为邪恶，为鄙贱，为愚昧（可参看拙著《曹雪芹小传》第十一章，今不繁引）。而雪芹之意则不然，他以为正、邪二纯气之外，还有一种“合气”（与古人所谓“杂气”并非同义。似乎接近“间气”），即正、邪二气本不相容，但相逢之后所激发而生出一种新气——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邪气）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干……必致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
是为“两赋”气禀说之本义的论述（第二回）。
第二，前人曾有过“杂气”的名目，但以为那是最卑微鄙陋之人所秉的，甚至以为连蚊蠓蚁蚤等细虫也就是这种气所生之物。雪芹则大大不然——
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
这就是说在雪芹（借贾雨村之口）评议中，这种“两赋而来”之人，乃是极可贵重的一种“新型人才”，因为那所谓的“乖僻邪谬，不近人情”，语虽贬抑，意则赞扬：这种新型人才方是人类的英华俊秀——与前人的“杂气观”正为相反的识见。
第三，前人的“气禀”论中的另一陋见谬识即是“气”决定了人的贵贱贫富的身价命途，是为统治阶层制造“先天合法论”。雪芹则又大大不然——
（两赋人）若生于富贵公侯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