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与冲突-儒学与现代管理-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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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就可以达到最大的限度。这种思路既不考虑个人行为的差别，也不考
虑工作集团对于个人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早期管理理论可以说是把
人的因素排除在外的。当然不是说它没有牵涉到人的因素，因为任何管理活
动和管理理论，离开人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早期管理理论确实忽视了对于
管理中人的因素的深入研究，忽视了个人与所属集团之间的关系，把工人仅
仅看成是单个的人，一种生产因素，一种工具。这显然是理论上的片面所致。
而美国心理学家梅奥（G。E。Mago）通过霍桑实验得到启发。霍桑实验本来是
依据科学管理的原理，测定物质工作条件同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实际测定
的结果表明，在确定的前提下，真正影响生产效率的，并不是物质条件的变
化，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导致了梅奥的被称为“人际关系理论”的
新管理观。
第一，工人不是以金钱为刺激积极性的唯一动力的“经济人”，而是“社
会人”，社会团体中的人际交往对于人的生产积极性有强烈影响。
第二，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工人的工作情绪即“士气”，而“士
气”则取决于工人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以及企业中人与人的关系。
第三，在企业中除了正式组织以外，还存在着非正式组织，后者是企业
成员在共同工作和人际交往中形成的，有其特殊的感情和倾向，影响着其成
员的行为。
第四，管理者应该了解和诊断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情况、善于倾听和沟
通工人的意见，引导和激励工人，从而在企业的效率和工人的感情需求之间
取得平衡。
但是，人际关系理论也存在着不足，主要是过于偏重人的感情和社会因
素，而忽视了理性的和经济的因素。当代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
（P。F。Drncker）指出：“关于‘什么是管理，管理干些什么？’这个问题，
我们只能这样来回答：这是一个有着多个目的的机制，它管理企业，管理经
理人员，管理工人和工作。如果略去其中一项，我们就不会有管理，也不会
有企业和工业社会。”在承认管理多重机制的基础上，德鲁克特别强调“人”
的因素。他指出，人的资源，在企业具有的所有资源中，是最丰富、最有多
方面才能、最有潜力的资源。因此，管理者的首要任务就是把他的资源——
首先是人力资源——之中所蕴藏的一切力量挖掘和发挥出来，消除一切可能
存在的弱点，从而创造出一个有活力的整体组织。
存在的弱点，从而创造出一个有活力的整体组织。
中国儒家关于“管理就是对于人的管理”这一论点的论述，显然不及当
代管理学家论述得这么精细、深刻，但先哲们已经意识到人在管理中的决定
作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足以为当代管理者提供启示。
“劳心”——管理就是运用心智的活动
“劳心”——管理就是运用心智的活动
管理是一种“劳心”的活动
管理是一种“劳心”的活动
在先秦儒家诸子中，孔子比较早地涉及到“君子劳心”的思想。据《论
语·子路》篇记载，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求学种庄稼，受到孔子的斥责。孔子
说：“这个樊迟呀，真的是小人一个！统治者讲究礼节，老百姓就不敢不尊
敬；统治者做事合理，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统治者讲求信用，老百姓就不
敢不说真话。如果这样做了，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就会背负着自己的孩子前来
投奔，哪里用得上统治者自己去种庄稼！”这里孔子所表述的，就是一种“君
子劳心，小人劳力”的思想。在另一个地方，孔子把这种思想概括为“君子
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孟子则在同许行之徒的辩论中，详尽论证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
人”的命题。
许行是研究神农学说的，属于当时的农家学派。当时，孟子同许行及其
弟子陈相都住在滕国。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孟子和陈相之间曾经就
管理分工问题，进行了下面一段饶有意味的对话：
有一次，陈相向孟子转述许行的话，说道：“滕国的国君确实是个贤明
的君主，尽管如此，也还算不上是真正懂得道理。真正的贤君要和人民一起
耕种，自己搞饭吃，还要替老百姓办事。而现如今滕国有储谷米的仓禀，存
财物的府库，粮食多得吃不完，钱财多得用不尽。这是损害别人来奉养自己，
又怎么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贤君呢？”
孟子听了觉得很奇怪，问道：“难道许行一定要自己种庄稼才吃饭吗？”
陈相说：“对。”
“许行一定要自己织布才穿衣服吗？”
“不，许子只穿粗麻织成的衣服。”
“那么，许行戴帽吗？”
“戴。”
“是自己织的吗？”
“不，用谷米换来的。”
“许行为什么不自己织呢？”
“因为妨碍做庄稼活。”
“许行也用锅甑煮饭，用铁器耕田吗？”
“对。”
“这些器具是自己做的吗？”
“不，用谷米换来的。”
“那许行为什么不亲自烧窑冶铁，而要一件件地和工匠们交换器具
呢？”
陈相答道：“各种工匠的工作本来就不是一边耕种一边能同时干得了
的。”
孟子反问道：“那么，难道管理国家的工作就能一边耕种一边又能同时
干得了的吗？”
辩论至此，陈相完全理屈词穷，张口结舌。于是，孟子得以从容地引出
了自己的正面主张——
辩论至此，陈相完全理屈词穷，张口结舌。于是，孟子得以从容地引出
了自己的正面主张——
孟子对于“劳心劳力说”的论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劳动分工
的必要。如上所述孟子抓住陈相承认“各种工匠的工作本来就不是一边耕种
一边能同时干得了的”这一点，反诘道：“难道管理国家的工作就能一边耕
种一边又能同时干得了的吗？”既然主张“君民并耕”的许行本人都不能做
到一边耕作一边做各种工匠的活儿，那么管理国家的人独独可以一边耕作一
边治理天下吗？孟子认为，这无论放在谁的身上，都是做不到的。
孟子具体以古代圣王的事迹来加以论证。治国者大禹将全部精力和时间
都放在治洪工作上，“即使想亲自耕种，可能吗？”治国者尧舜既领导百姓
的劳动生产，又开展百姓的文化教育工作，处处关心百姓的疾苦，“圣人为
老百姓考虑如此周到，还有时间耕种吗？”治国者尧舜为天下选拔英才，操
劳国家大事，那就不必要亲自耕田，“尧舜的治理天下，难道不用心思吗？
只是不用在耕种上罢了。”在这里，孟子接连用了三段文字，论述了治国者
不可能耕种，没时间耕种和不必要耕种的道理，批驳了许行的“君民并耕论”，
论证了官民分工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是劳动成果交换的必需。孟子指出，只要是一个人，各种工匠
的制成品对于他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一件件物品都要自己制造出来才能
使用它，势必使天下的人疲于奔命。因此，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人们就必
须交换彼此的劳动成果。如果不互通各人的劳动成果，交换各行各业的产品，
用多余的来弥补不足的，那就会使农民有多余的米，别人却吃不到，工女有
多余的布，别人却穿不上。如果能够互通有无，那么，各行各业的人都能各
得所需，有吃有穿。用孟子的话来说，这就叫做“通功易事”。
孟子认为，在劳心者和劳力者、治人者与治于人者之间，同样存在着这
种“通功易事”的关系。孟子在批驳陈相时曾指出，务农的用粮食来换取器
械，不算损害烧窑的和打铁的；烧窑打铁的用自己的器械去换取粮食，又难
道是损害农民吗？同样道理，治国者以其务治的成果去换取必须的生活资
料，这难道也是损害别人来奉养自己吗？孟子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也就是
说，在孟子看来，治国者以自己的务治成果去换取必须的生活资料，这是完
全合理的、正当的。
如果说，孟子对于“劳心劳力说”的论证，着重在劳动分工及其成果的
交换上，主要集中于“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区别；那么，荀子的论证
则侧重于管理知识的专业性上，主要集中于“劳心者”与“劳力者”的联系。
荀子指出：“君子之所谓贤者，非能遍能人之所能之谓也。。在所止矣。”
（《荀子·儒效》）意即“君子所说的贤，并不是说能够全面做到一切人所
能做到的一切事情；君子所说的智，并不是全部了解一切人所能了解的一切
事情；君子所说的察，并不是普遍的明察一切人所能明察的一切事情。这就
是说，君子的知识和才能总是有一定限度的。”
在荀子看来，国家管理者当然不是什么都懂。论种田，他比不上农民；
论买卖，他比不上商人；论制造器物，他比不上工匠；论辩论技巧，他比不
上巧辩之士。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专门知识，而管理国家也有专门的知识。
这就是：判断人的德行而确定等级秩序，衡量人的才能而授予官职，使人人
各得其位，事事各得其宜，物物各得其所。若论这些知识，士农工商又都比
不上国家的管理者。说话符合道理，做事符合要求，把国家管治得有条有理，
这就是管理者的特长。
论买卖，他比不上商人；论制造器物，他比不上工匠；论辩论技巧，他比不
上巧辩之士。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专门知识，而管理国家也有专门的知识。
这就是：判断人的德行而确定等级秩序，衡量人的才能而授予官职，使人人
各得其位，事事各得其宜，物物各得其所。若论这些知识，士农工商又都比
不上国家的管理者。说话符合道理，做事符合要求，把国家管治得有条有理，
这就是管理者的特长。
顺便说说，在先秦儒家诸子中，对于管理概念的表达，一般是用“治”
字，有时也用“政”字，直接使用“管”字的则非常罕见。因此，荀子在这
里所使用的“管”字，弥足珍贵。
既然管理者担负着如此重要的社会领导责任；那么，对于他的生活爱好，
道德修养，社会就有必要作出合理的安排。荀子指出：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
把色彩斑斓的衣服拿来穿，美味佳肴拿来吃，丰厚的财物拿来用，这并不是
为了搞荒淫、骄恣，实在是为了管好国家，使天下百姓普遍地得到利益。而
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统治者的智慧、仁厚和道德声望都是他们所需要的，
“百姓依赖统治者的智慧，所以甘心为他吃苦受累，从而使他得到安逸，以
保养他的智慧；百姓依赖统治者的仁厚，所以甘心为他出生入死，从而使他
得到保卫，以保养他的仁厚；百姓依赖统治者的道德，所以为他精心设计宫
室、衣饰，以保养他的道德。”——荀子这里所表达的意思，同孟子所说的
“被管理者养活别人，管理者靠别人养活”的道理是一致的。
但荀子比孟子更高明的地方，则在于他指出了“劳心”与“劳力”的相
互联系，特别强调了脑力劳动对于体力劳动的指导作用。荀子指出：“故曰：
‘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
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势，待之而后安；百姓
之寿，待之而后长。”（《荀子·富国》）意即“统治者靠的是自己的品德，
老百姓靠的是自己的力气。用力气的人，要接受用品德的人的指挥。这是因
为，老百姓的能力，要依靠统治者的教化才能取得成功；老百姓的群体，要
依靠统治者的协调才能够和睦；老百姓的财产，要依靠统治者的指导才能够
聚集；老百姓的地位、要依靠统治者的安排才能安定；老百姓的寿命，要依
靠统治者的文治武功才能得到延长。”这里，比较详细地论证了管理者的脑
力劳动对于社会劳动、社会组织、社会财富、社会安定乃至人们寿命长短的
必要性，充分体现了管理工作的智力特点。
从现代人的观点看，儒家“劳心劳力说”包含着一定的真理，这就是它
认识到并肯定了管理分工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恩格斯指出：“当人的劳动的
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
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能通过
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
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家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
大分工。”恩格斯这里所说的社会大分工包括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分工。
管理阶层的形成，正是这种社会大分工的产物，它对于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
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和无可替代的作用。儒家代表人物在
2000多年前就看到
并肯定了这一作用，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儒家的“劳心劳力说”实际上是把剥削者
同脑力劳动者和社会管理者，被剥削者同体力劳动者和被管理者混为一谈
的。尽管他们本身未必能够以自觉的阶级观点意识到这一点。按照恩格斯的
上述论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管理阶层与被管理阶层的出现，剥
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形成，本来就是同一过程的产物。分工的规律就是阶
级划分的基础。阶级的对立随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管理阶层与被
管理阶层的分工而出现。这本来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了解这一点，对
于我们认识先秦儒家“劳心劳力说”的局限，是有帮助的。
回到对于管理本质的认识，儒家的“劳心劳力说”强调管理者必须是劳
心者，肯定管理者的脑力劳动及其成果对于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这实际上
是把管理作为一种运用心智的实践活动。这是儒家从管理分工的角度，对于
管理本质的理解。
“劳心”思想的现代阐释
“劳心”思想的现代阐释
早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泰罗就曾经指出：一切计划工作，在旧
的管理体制下都由工人来做，结果是凭个人经验办事；而在科学管理体制下，
则必须由管理当局按照科学规律的要求来完成。这是因为，工人们即使很熟
悉工作情况并善于利用科学资料，但是要想在机器房和办公桌上同时完成工
作，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显然，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有一部分人先做计划，
另一部分人去执行。
在这里，泰罗是从管理职能的角度去理解管理分工的。他把计划职能与
执行职能分开，实际上也就是主张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
劳动者之间要进行必要的分工。把一切可能有的脑力劳动都从车间和工人那
里转移出去，让管理部门集中去做。
德鲁克在《管理实践》一书中指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根本区别，
就在于管理者必须承担“创造出一个真正的整体”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中
协调眼前与长远的需求”这两项特殊的任务。作为管理者，需要管理业务，
管理经理人员，管理工人与工作，事情千头万绪，而他却好像一个交响乐队
的指挥，通过他的努力、理解和领导，本来那样嘈杂的各种乐器变成了一曲
生动的完整音乐。但是，指挥有作曲家的总乐谱，他只是一个解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