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6年第6期-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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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页）
丘吉尔返回伦敦等待大选结果，重庆方面的答复却迟迟未到。随后赫尔利在电文中呈报其中的原委。杜鲁门写道：
当丘吉尔动身返回伦敦时，我们仍未得到蒋介石的答复。送致给他的电报碰到了意外的困难。首先是在檀香山的通讯站传送时耽搁了。其次是檀香山和关岛之间的通讯繁忙也推迟了它的发送时间。但这份电报终于在重庆时间晚上八时三十五分送达赫尔利。
赫尔利大使拍回的无线电报说，给日本的公告已经送给宋院长了，但是蒋委员长却不在重庆而在长江对岸的山上。他说那份电报将于当晚译出送给委员长。随后赫尔利就叙述了要见到蒋氏的困难：
“电报的译文到半夜以后才译毕。那时我们想找到一条渡船过长江也有困难。院长不愿意在深夜出来，同我一起赴黄山。今天早晨，外交部次长吴国桢陪着我到了黄山蒋委员长的官邸。蒋委员长仔细阅读了译文，然后吴国桢把我所说的需要立刻同意的理由，翻译给他听。委员长自始至终谦恭有礼。在他对我说他同意这项公告之后，宣传部长王世杰博士来到了。于是又有必要把整个事情再向王世杰解释一遍。顺便提一下，王氏将继宋院长任外交部长。当蒋介石对这份电报表示了赞同后，我们发觉电话坏了。因此我只有回到重庆才能应用各项设备向你转达……”（《杜鲁门回忆录》，第289－290页）
蒋介石基本同意公告草案，但他提出一个修改意见，希望将自己放在英国首相之前：
蒋介石的同意附有一项保留条件：他要我们把列在上面的三个发起国的政府首脑的名字次序更换一下，他要把他放在英国首相之前，因为这样做会在国内对他有利。为了迎合蒋介石的心意，公告就作了这项改动。（《杜鲁门回忆录》，第290页）
于是，经过此番磋商改动后，公告第一款的表述最后确定如下：“余等，美国总统、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事。”（转引自《杜鲁门回忆录》，第290页）
《中美英敦促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宣言》于1945年7月26日签署并发表，三国向仍在顽强抵抗的日本发出了最后通牒：
（甲）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
（辛）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各种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转引自《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6－7页）
然而，日本当即拒绝了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很快日本会发现，这将是使它付出最惨痛代价的顽固与怠慢。他们不会想到，几天后，人类历史上最有杀伤力的原子弹，就会相继轰炸长崎、广岛；与此同时，苏联对日宣战，苏军挺进中国东北，日本百万关东军一夜之间溃不成军……
且让我们顺着《时代》报道的脉络，重温当年的纷繁场景。
二 蘑菇云在日本上空升腾
遥想当年，当读者拿到1945年8月20日出版的《时代》时，他们想必会感到新奇。这一期的刊物，居然没有像通常一样安排一个封面人物，而是一幅图像：通体白底，中央一个太阳，红得如血，上面画上了一个浓黑的大叉子。强烈的视觉效果，明确地告诉读者一个不争的事实——以太阳旗为国旗的日本终于战败投降了！
从7月26日《波茨坦宣言》发表，到8月15日东京电台播放裕仁天皇亲自宣布日本投降的讲话录音，前后一共二十天。这是远东局势最有戏剧性变化的二十天，也是人类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二十天。二十天里，原子弹在人类战争中首次使用，于改变战局的同时也给人类留下永远的精神伤痕；二十天里，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二十天里，历时四年的太平洋战争以日方失败而结束，中国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随之获得了胜利。
不限于此。二十天里，围绕着是否保留日本天皇制而引发的僵持不下，使结束太平洋战争的努力又多了一些外交变数。更加令人关注的，出于对咄咄逼人的苏联的防范与警惕，美国坚持在处理日本问题上占据主导地位，“冷战”格局的严峻，美、苏间的较量，由此也凸现出来，进而将深深影响着中国的现实与未来。
在二十天里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中，还有什么能比原子弹在战争中的首次使用更让人震惊？它的威力与效果，它的残酷，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即使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如此重大的新闻也不免为之逊色。于是，这一期《时代》的封面虽为日本的投降，但报道重点却放在了原子弹爆炸引发的震撼。新闻事件的叙述，笼罩在深深的恐惧、忧虑之中 ，即便今天读来，仍让人强烈感受到历史瞬间的沉重：
规模最大、最为残酷的战争，本周竞是在一个巨大事件造成的混乱中结束——这一与战争密切相关的事件如此之大，已使战争本身显得无关轻重了 胜利消息交杂着快乐、感激、痛苦与怀疑胜利者反倒比失败者承受着更大的恐惧，经历了更致命的折磨。
无论士兵、科学家，或者大政治家，乃至普通百姓，从言行来看，人们在承受巨大创伤的震撼之时表面上是平静的。但他们的思想和心灵幽暗深处，则有一个巨大的东西在涌动，在悄悄地形成：泰坦（Titan，希腊神话中天神和地神的子女及后裔一——引者注）在这一混乱中创造着一个时代，在此之中，胜利已经变成仅仅是一个孩子在街头的哀号。
对原子裂变的控制，把本来就是四分五裂、矛盾重重的人类，带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一时代，所有思想、事物均在裂变——并且远远无法控制。许多人已经认识到，第一颗原子弹不过是恐怖的一次孕育，与以后相比只能算是一次微不足道的预报。
所以思想、事物都在裂变。胜利的突然降临，对联合国、对日本都是一种仁慈。但这一仁慈却是诞生于人类编年史上前所未有的残酷之上。人类是赢了，这一武器是由文明最青睐的人们在使用；但是，它对生物的威力却是以死亡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让人类的生存意识产生深在根底的创伤。征服自然的普罗米修斯，把太阳的火和威力放进了普通人的手中。
人类做好了应对这一挑战的准备否？突然之间，没有任何警告，现实已经变为不可思议的未来。未来是否有希望？如果有，希望何在？（《时代》，1945年8月20日）
决定使用原子弹的是美国总统杜鲁门。他说，他在抵达波茨坦出席三国首脑会议的第二天，接到了陆军部长史汀生1945年7月16日早晨发出的电报，获悉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消息。他把这称作“历史性消息”：“我们的绝对秘密和最为大胆的作战计划实现了。我们现在拥有一种战争机器，它不但能彻底扭转整个战局，而且能掉转历史和文明的方向。”随后，在会议期间，他婉转地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斯大林：
7月24日，我偶然对斯大林提到我们拥有一种破坏力特别巨大的新武器。俄国部长会议主席并没有表示异乎寻常的兴趣。他只是说，他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并希望我们“好好地运用它来对付日本”。（《杜鲁门回忆录》，第315页）
精明的斯大林对于美国的新武器，其实早就有了预感：
7月16日，美国成功地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天，意识到有情况将要发生的斯大林给苏联远东部队司令A·M·瓦西列夫斯基打了一个紧急电话，询问对日作战的准备工作进展得如何，能不能将作战计划提前十天。瓦西列夫斯基回答说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集结部队和进行补给。也许，如果斯大林能够在美国投下原子弹之前发动对日战争的话，对广岛和长崎的核破坏有可能避免。或者，如果日本在7月26日接受了《波茨坦宣言》，原子弹爆炸和苏联的参战就都有可能得到避免。（《真相》，第382页）
历史当然没有“如果”。7月28日，东京电台宣布日本政府决心作战到底，以这一方式拒绝了中、美、英三国的联合通牒。于是，以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等日本城市的作战计划开始正式启动，美国真的如斯大林所说，要“好好地运用它来对付日本”了。
东京时间1945年8月6日八时十五分，第一颗原子弹轰炸了广岛，震惊世界的蘑菇云升腾在日本上空。一本由德国学者撰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这样概括原子弹对广岛的轰炸：
现在，杜鲁门认为他已有使用原子弹的合乎道义的权利。他为自己的决心所找的论据是：通过使用原子弹，战争将加快结束，这样就将拯救数十万美国人和日本人的生命。广岛和长崎这两个工业中心和人口稠密城市被选为突击目标。8月6日8时15分，第一颗原子弹投到了广岛。它是用降落伞投掷的，脱离飞机后不久，在离地数百米上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放出极高的温度。爆炸效力是惊人的。在四公里多的半径内发生了数百处火灾。大约七公里距离上都能感到空气发热，人们甚至在四点五公里距离上也受到一度烧伤，在距爆心投影点一千米半径内，放射性辐射是致命的，在全市三十万居民中，有七万八千一百五十人死亡，将近十万人受伤，约一万四千人失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下册）》，第716页）
后来的事实证明，原子弹摧毁了日本天皇乃至内阁领导人的信心，达到了美国以此迫使日本尽快投降、尽量减少美国士兵伤亡的目的。但从人类发展史角度看，原子弹投入战争又引发了其他严峻的话题，从当时乃至后来，杜鲁门等人的决定总是不断受到质疑和指责。《真相》的作者就这样说：
没有人知道杜鲁门是否为美国对日本平民的大规模的常规轰炸感到不安——这些行为可以被称为残暴。但是他很关心大数量的美国伤亡人数的预计。对于他来说，投放原子弹以外并非无所选择，比如等待苏联在满洲和朝鲜发动地面攻击，加上对日本本土的常规轰炸和炮击产生的效果，让日本领导人无法再继续承受下去。然而，拥有了新的世界末日的武器，杜鲁门缺少等待的耐心和远见。另一方面，日本的领导人在错误的、危险的思想的控制下，为了维持他们自己和天皇的权力，宁愿牺牲无数自己的民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摧毁这种心理——或者，用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在1957年的话说：“使他们（日本领导人）因受到震惊而采取行动。”——这是杜鲁门和马歇尔对原子弹投放作的辩解。（《真相》，第383页）
马歇尔的解释自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战争的结局似乎也可佐证。但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却有必要跳过战争事实本身，从波茨坦会议过程中的美、苏较量，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初现端倪的双方试探、斗智乃至孤注一掷的冒险，再来解读当年。也许这样，方有可能更逼近事实真相，看清复杂原因，从而，也就有可能对当时中国的处境，对中国后来的历史演变有一个较为清晰、较为立体的认识。
札鲁门的回忆录出版于1956年，从中得知，在波茨坦会议结束后返回美国的途中，因受到斯大林的刺激他已经决定“不容俄国控制日本的任何部分”。他这样写道：
和斯大林以及其他俄国人的直接会谈对我说来还有更大的意义，因为这使我能直接看出我们和西方国家将来必须面临什么样的局势。
在波茨坦会议上，俄国人已在保证欧洲合作与和平发展的文件上签了字。我已经看到俄国人是冷酷的交易者，他们永远为自己的每一点利益在打主意。举行三国首脑会议的地点，离被战争粉碎的纳粹政权所在地仅仅几英里远，任何政府的首脑不集中全力去寻求真正的和平似乎是不可能的。尽管我发觉俄国人对和平并没有热诚的愿望，但是我并不感到完全绝望。很显然，俄国的外交政策是建筑在我们正要面临一次严重的经济恐慌的结论上的。他们企图抓住我们的弱点，从中取利。
尽管我们迫切地需要俄国参加对日作战，但波茨坦的经验却使我决定，不容俄国控制日本的任何部分。我们和俄国人在德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波兰的经验使我决定决不在和俄国人设立的联合机构中冒风险。当我在回国途中回顾国际形势时，我决定在战胜日本后由麦克阿瑟全权管辖和管制日本。在太平洋，我们决不再受俄国策略的愚弄。（《杜鲁门回忆录》，第312页）
由此可见，基于防范苏联的这种考虑，杜鲁门才决定使用原子弹来尽快结束战争，使美国在占领日本问题上占据绝对有利的位置。
但斯大林显然从一开始就提防着美国，并且早有随时改变其战略战术的准备。事实正是，美国使用原子弹轰炸广岛的举动，促使他做出了提前一个星期出兵中国东北的决定。有史料说原定是8月15日出兵，而此时改在了8月8日，与第二颗原子弹轰炸长崎是同一天。《真相》作者写到了斯大林的这一反应：
8月7日，东乡向佐藤发出最后的训电，仍然指示他探明苏联方面的态度。但此时斯大林已经得知了广岛的原子弹轰炸。8月8日晚，当美国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在克里姆林宫与他见面的时候。斯大林说：“我认为日本人现在正在寻找以接受投降的政府取代现政府的口实。原子弹也许会成为他们的口实。”美国摧毁了整座日本城市的消息使斯大林解除了提防，他决定第二天正式参战，比先前的计划提前了一个星期，也比杜鲁门总统所预期的早了一个星期。向广岛投放原子弹，杜鲁门不经意间加深了苏联独裁者对美国的疑虑，成为冷战开始的一个要因。（《真相》，第372页）
后来，不少专家倾向于认为，实际上是原子弹的威力迫使日本投降，改变了结束太平洋战争的方式。既然如此，中国外交家顾维钧也就有理由质疑美国是否有必要在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以牺牲中国主权等作为让步而争取苏联对日宣战（参见“封面中国”：《在峭壁之上》，载《收获》2006年第五期）。顾维钩甚至认为，苏联当时根本就没有必要出兵中国东北：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日本人是急切想结束这场战争的，俄国参战实在并无必要。甚至在苏俄对日宣战书中，莫洛托夫还提到远在1945年8月以前日本就曾要求和苏俄进行会谈。8月间。莫洛托夫宣读对日宣战书时，他同时第一次透露日本人在6月中旬曾通过天皇个人信函寻求俄国的调停。原子弹投下了之后，俄国人由于已知道日本人要求调停，便迫不急待地参战。尽管斯大林害怕已错过了时机，美国和英国却还急于要俄国加入战争。我常常想，如果没有人促使苏联参加这场战争，那会出现怎样的局面。（《顾维钧回忆录》，第234页）
历史无法假设。中国没有实力独立地打败日本，在欧洲战场硝烟散尽之后，日本依然在中国驻扎百万大军，占领着中国大片领土，其颓势并不明显。这些日本军队，在接下来进行的战斗中无疑是极大的威胁。那么，要结束战争，除了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之外，还有别的更快捷的方式吗？而且，在这种情形下，国力衰弱且又陷入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