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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5章

新宋-第3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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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判断与范纯仁的判断,不谋而合。

真正让范纯仁感叹的,是石越提出的应对之策。

一面隐忍不发,让吕惠卿、舒亶得意忘形。吕惠卿得此良机,定会借机尽可能的铲除异己,以期独揽大权——这桩案子,固然不足以致政敌于死地,但是贬流远地,却是足矣。但用这种滥兴大狱的手段,难免不使人人自危,许多大臣虽然不敢说话,但即使为了自保,也必然不愿吕惠卿继续掌权;而且他诛连的人越多,皇帝便越易认清他的为人。而另一方面,则暗中搜集证据,吕惠卿、舒亶为官都不清白,只要迅速找到较有力的证据,以此反击——不管最后能否扳倒吕惠卿、舒亶,都能让这场一边倒的大清洗,变成一场大混战。而且,要越乱越好,越乱,就越容易转移焦点。

范翔说得很委婉,但也很清楚,这桩案子的主审官是舒亶,那就先要将舒亶扳倒!但是也不能只攻击舒亶一个,要同时攻击吕惠卿、舒亶,以及在这案子中叫嚣得最厉害的所有人,而且弹劾时要有直接的证据,让开封府、大理寺、御史台,全部卷进来。

然而,这个应对之策却有一最大的缺点——吕惠卿、舒亶等人虽然为官并不清正,仓促间要收集有力的证据,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但范翔并没有提到这个“缺点”,也许,在石越与范翔看来,这根本不是问题。所谓的“抹黑”,只要似是而非的证据就行。看起来“直接”、“有力”就可以了。

这的确是“君子”所想不出来的方法。

却也是“君子”不应当使用的方法。

但是,这一定会是有效的方法。

范纯仁在心里想着,如果是司马光,他会怎么样?他在心里叹了口气,不用说,司马光一定不会同意。虽然是奸人,也只能“罪有应得”,若是“罪非应得”,司马光甚至会不计代价,替对方辩护——范纯仁是如此的肯定,因为,这种“不智”的行为,范纯仁自己也会做。

如果混淆了君子与小人的分野,那么他们这些君子,守护的又是什么?

所谓的“君子”,就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石越的这个办法,无论范翔说得多么委婉,多么冠冕堂皇,其实质就是党争、罗织罪名。

君子可以欺心么? 
第七章 江上潮来浪薄天(二)


在道德与政治利益间犹豫不决的范纯仁,全然也没有注意到马车的行进,直到车夫呦喝着马车停下来,才从天人交战中回过神来。他看了一眼车外——西边高大的角楼凤檐龙柱,富丽堂皇。范纯仁心知是到了西掖门外,连忙下了马车,步行进皇城。

“范公。”——范纯仁刚刚走到西掖门前,便听到身后有人叫自己。他连忙停住脚步,转过身去,却见是韩忠彦抱着拳,笑容满面地从身后走来。范纯仁连忙回了一礼,笑道:“师朴。”二人寒暄几句,便并步进宫。范纯仁心知韩忠彦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而且毕竟是韩琦的儿子,政治立场上也比较同情旧党,但他与韩忠彦并无深交,只听说他是个极懦弱,没什么担当的人,这时候也没什么话说,只是有一搭没一搭说着不着边际的闲话。韩忠彦也似乎惜字如金,就这么着走了一段,眼见范纯仁要往政事堂去了,韩忠彦看了一眼四旁无人,忽然停下脚步,笑道:“范公宜早下决断。”

范纯仁顿时一怔,惊讶地望着韩忠彦。却听韩忠彦又笑道:“据说文正公曾论其三子,以为公得其一个‘忠’字。范公非明哲保身之人,今一反常态,下官妄自揣测,以为必有所谋。”

这一番话,让范纯仁越发的吃惊——他曾未想过韩忠彦还有这种见识,而且话中示好之意,再明显不过。范纯仁顿时精神一振,注视韩忠彦,道:“某非是避事,只恨不得面见天子……师朴朝夕侍奉陛下左右,既有此意,为何……”

韩忠彦却逃避似的避开了他的目光,也不肯回答他的话,只是笑了笑不肯言语。过了一小会,方又抱拳道:“太后召见,下官不便久留。范公恕罪。”说罢长揖一礼,竟匆匆告退而去。

范纯仁站在那里,望着他的背影,咀嚼着他的那两句话,越发的觉得扑朔迷离。他不觉摇了摇头,到政事堂打了个转——这些日子吕惠卿不论当不当值,每天都会到政事堂坐堂,理由是冠冕堂皇的:皇帝病重,西南干戈未息,身为首相,自然没有道理偷懒的。范纯仁参见过吕惠卿,却见当值的冯京坐在榻上,埋头看他的公文。见着他进来,只是抬头笑笑,也不说话。待他坐下,才听冯京干巴巴地笑道:“尧夫也来了。方才秦少游来辞行——皇上虽圣体违和,居然还特意许他到延和殿入辞,这等恩宠,连你我皆有不及,真是罕见。”

范纯仁听语气中略带酸意,不禁笑道:“秦观要走了么?”

“可不是?皇上御批,欲调狄谘为杭州知州,以丰稷知广州,要我等议定以闻。”冯京不紧不慢地说道,说罢,有意无意拿眼睛瞄了一眼吕惠卿。

“皇上病情好转了?”范纯仁立时兴奋起来,眯着眼睛望着冯京,但说话却只是平常的语气,道:“杭州、广州,如今亦算是国家东南两个大镇。两州知州更是权倾东南——不知吕相公与冯公以为如何?”杭州知州与广州知州的确称得上是目前宋朝东南两个最重要的职位,分别节制着宋朝两只最重要的海船水军力量,是宋朝海外战略的两个最重要的基点,但在这时候,范纯仁其实已经根本不在乎这两个知州的人选了——皇帝的身体有所好转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能够面见皇帝……

熙宁以来的惯例,皇帝除了每逢朔日在文德殿、望日在紫宸殿接见常参官外,平时每天辰时以前,都会在垂拱殿接见诸如两府宰执、诸部寺监的长官与次官,以及开封府等重要机构的长官,了解全国的重大政治问题;而在节假日与每天的上午,皇帝则会在延和殿或者崇政殿,接见单独“请对”的宰执、台谏、侍从官甚至是地方官等大臣。做为一个勤政的皇帝,甚至在夜晚,皇帝也会经常在内东门小殿或者睿思殿、福宁殿召见翰林学士、宰执大臣,处理政务。十几年来,赵顼极少会有不视朝的时候。但这次大病却非同寻常,垂拱殿与崇政殿的早朝早就罢了,连每月朔、望两次的朝会,也被迫废止。虽然赵顼经常也会强打精神在延和殿,甚至是睿思殿召见臣下聆听军国大事,勉强处理一些要务,但尚书省这一块,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由吕惠卿代奏,枢府的韩维虽然也有机会面见皇帝,然而每次皇帝召见的时间不到两刻钟,吕惠卿每次向皇帝禀奏的“军国重事”,常常就要花去四分之三的时间,韩维连枢府的本份大事都没机会说完,哪里敢再提及其他。至于李清臣与韩忠彦,两人虽然每天都在待漏院候着,随时以备咨询,但这两人都不是甚有担当的人,李清臣文多质少,与司马光、范纯仁关系其实一般得很,不会替旧党说话;韩忠彦以往给的印象,就是一个庸庸碌碌的世家公子,小心谨慎到了让人感觉懦弱的地步,除非皇帝问到什么,题外话自是一句也不要指望。

吕惠卿与舒亶敢于为所欲为,在范纯仁看来,也是直接与当前的政治现实有关的。倘若皇帝身体好转,或者范纯仁等人有机会面圣,纵然不能马上制止舒亶的大胆妄为,亦能使其所有忌惮。那局面就会大有改观。尤其是,范纯仁一直还在担忧皇帝的用心所以,冯京话里透露出来的希望,不由得让范纯仁精神一振。皇帝不仅在延和殿召见秦观,而且还主动关心起杭州、广州知州的任命,那么这一次,说不定就有机会面君。

吕惠卿坐在那里,淡淡地瞥了范纯仁一眼,停下笔来,“皇上素有知人之明。”他轻轻顿了下,又道:“但狄谘始终是武人,任广州知州,已是有违祖制,何况是杭州?”

“祖制?”吕惠卿的质疑,让冯京与范纯仁顿时结舌。尽可能不让武官出任亲民官,的确是宋朝的祖宗家法,不过由吕惠卿来维护这“祖宗家法”,却怎么样都透着几分滑稽。

“这里是医官诊断、用药的记录抄本。”吕惠卿从案上抽出几张纸来,递给冯京,“今日皇上精神略好了些,这是国家之幸。但是……”吕惠卿喟然轻叹,轻轻摇了摇头。

冯京接过那几张记录,连忙认真的浏览起来。范纯仁见他脸色渐渐苍白,一颗心顿时又沉了下去。却听吕惠卿又说道:“依某之见,杭广两州太守之命,还是要等狄谘换了文资之后再说。与高丽的谈判,不如还是先让蔡京去一次杭州,他到底熟知高丽情事。此外,苏颂这回只怕难以洗脱罪名了,皇上日前问我,欲以韩忠彦为开封府尹,未知二公意下如何?”

“韩忠彦倒没什么,只是蔡京……”冯京亦没怎么将韩忠彦放在心上,只觉那是韩琦的荫泽,无可无不可;但是蔡京调回京师没多久,却又要被派往杭州——他虽然不知道吕惠卿是何居心,但仅凭直觉,便已知其中没有这么简单。

范纯仁看吕惠卿神态,知他也颇看不起韩忠彦,他不由自主地又回想起刚才的一幕——要说韩忠彦懦弱也可,但是他能说出那些话来,却终是足以证明这人并不如众人所认为的那样简单。但这时候也无暇多想,因道:“开封府始终是要地,以韩忠彦镇之,忠臣世家之后,足可托付。不过,与高丽的谈判,我以为交给秦观便可,朝廷无须再派使者。否则显得朝廷朝令夕改,失信于人。且太府寺亦是事繁之地,蔡京善会理财,可为薛向良助,不宜轻离。”

但吕惠卿原本却没有要故意支走蔡京的意思。皇帝因为狄咏与清河的原因,一直也想重用狄谘,但却屡屡受阻,主要原因还是狄谘的出身。狄谘是熙宁间极为少有的以武资做亲民官的例子,政事堂与台谏对此早有不满。原本皇帝想让狄谘换成文资,调回汴京进入中枢,结果受到汴京士大夫的歧视与排挤而未果。不知是否是受此刺激,后来皇帝想让狄谘先换成文资,竟被狄谘拒绝了。他上表公开宣称,宁可不做知州,也要做武官。结果此事就僵在那里了。这次皇帝无非是想给狄谘找个台阶下。但是,狄谘与丰稷,都与石越关系非浅,吕惠卿也不愿意石党长期把持东南要镇,因此老调重弹,先将这事拖下去。推荐蔡京,不过是想把台面做得漂亮而已。结果却没有料到,这么简单的一个推荐,竟然被冯京、范纯仁异口同声的反对。吕惠卿顿时觉到一种异样——要知道,这两个人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反对过自己的主张了。

他心中猜疑,脸上却不露声色,只淡淡说道:“既如此,还是交给秦少游罢。”



当天晚上,吕惠卿一回到府中,便派人送了札子去太府寺卿薛向府中,请薛向过府叙话。当年王安石为相,称得上新党干将的,除了王元泽外,不过韩绛、吕惠卿、曾布、邓绾、蔡确、薛向等数人而已。这些人中,韩绛资历较高,邓绾很早就遭斥,吕惠卿、曾布、蔡确,虽然同为新党天王级的人物,但除了对王安石外,彼此间却互不服气,明争暗斗从未停止过。吕惠卿虽然最终在政治斗争上胜出,接过王安石的衣钵,十年为相,继续主持熙宁变法;但是新党经过这一内耗,其实也元气大伤,曾布、蔡确相继被贬往海外——当年王安石变法之时,新党便已是人材奇缺,至吕惠卿执政时,新党所能依赖的,只能是常秩、舒亶、陈元凤这种资历、声望更浅的官员。象章惇、陆佃这样资历的人,因为对吕惠卿不满,许多人都倒向石党,留下来的也是支持新法多过支持吕惠卿,这些人都是吕惠卿所指望不上的。这也是吕惠卿在执政期间没有推行过于激烈的改革路线,维持与旧党、石党共同分享权力的重要原因之一。要知道,当年王安石执政时,不仅是皇帝唯一的选择,而且又有崇高的道德威望,在“政府”中,有韩、吕、曾三大助手,先后又有邓绾、蔡确掌握台谏,整个新党毫无选择地团结在王安石的周围,自然比较有底气大胆改革,也不那么害怕政治斗争。但吕惠卿执政十年,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好事。外有司马光、石越制肘,连台谏都无法完全控制;内则始终无法有效地统合新党,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吕惠卿被迫从现实主义出发,做出了大量的妥协。但即使是这样,吕惠卿也从未动过念头要引薛向进中枢帮助自己。薛向早在仁宗之时,便以“财计”闻名,长期在永兴军路(即陕西路)等地担任转运使,政绩卓著;熙宁初年,又曾经是均输法的实际执行者,做过六路发运使,权倾东南。而且,因为长期在外,只短暂担任过权三司使,旋即又转任地方,远离汴京的纷争,也是早期新党天王中,除了吕惠卿以外硕果仅存的一个人。但也正因如此,不能真正统合新党的吕惠卿,更加不愿意新党中再出现可能的竞争对手,因此,尽管二人私交甚好,但吕惠卿为相期间,多半的时间薛向却都在各路任转运使等官职——熙宁西讨的时候,皇帝因薛向熟知陕西情事,曾经想召他为同知枢密院事,负责军需后勤,亦为吕惠卿所沮,只是这事几乎没几个人知道。直到不久前,吕惠卿几乎自保不暇,薛向才得以进入中枢,担任太府寺卿。其后,吕惠卿为了拉拢薛向,更是暗示只待皇帝病好,便引他进入政事堂当参知政事。薛向虽然明知道吕惠卿有猜忌自己之心,但是他执行均输法之时,得罪过不少人,旧党很不喜欢他,而与石越虽无旧隙,但是石党正是倒霉之时,石越自顾不暇,他也指望不上——更何况,他资历远高于石越,又不象曾布受过挫折且与石越私交甚密,他也未尝没有耻居其下之心。所以虽说熬了十几年,到头来,他暂时能倚赖的,还是只有吕惠卿。

薛向虽然资历很深,但他知道汴京实称得上是龙潭虎穴,甫入京师,自己并无半点根基,更不敢造次。只是安安份份做着自己的太府寺卿,一面往来公卿之府,一面却密切地关注着汴京政局的变换。接到吕惠卿的札子后,薛向便知定有要事,也不敢怠慢,连忙叫了马车,风急火燎地赶到吕惠卿的相府。

到了相府,吕惠卿亲自迎到中门,却不去客厅,一路领着他径直往花园而去。薛向见吕惠卿神色如常,对自己的礼仪、态度亦一如平常,心里更加捉摸不定。对汴京局势,他既是局中人,亦是局外人。几十年宦海沉浮,让薛向很敏感地意识到,吕惠卿现在的处境,其实远没有表面的那么风光。朝中的平衡的确已经被打破,但天平未必就是朝向吕惠卿这一边偏移,更不用说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在这个时候,吕惠卿忽然利用舒亶,借着一件偶然的事件,与旧党几乎是进行着不留后路的决战,薛向始终想不清楚是为什么——这根本不是他所了解的吕惠卿。

本来,吕惠卿是得意还是倒霉,薛向也并不关心。但是,现在却不同了,他已经六十八岁!

虽然自觉身体还很硬朗,可这么老了还不请求致仕,朝中台谏弹劾之章,同列讥讽之声,早已是不绝于耳。但薛向做了几十年的官,这时候若是说还有什么所求的,便只有一样了——如若不能位致宰执,难免死不瞑目。如今眼见离达成心愿只有一步之遥……

薛向的心里,也如同有一面鼓一般,在不停地催促着他。

仆人们引导着吕惠卿与薛向进了花园的一间水榭之内,里面早已布置好了茶果点水之类。薛向见水榭之中就摆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忙请吕惠卿坐了主位。吕惠卿亦不谦让,笑着坐了,一面吩咐侍女倒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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