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道-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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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勋负责粮饷、马驮，行军打仗是将军之责。若是模棱之人，对此事缄默不言，倒不至于获罪”，刘统勋之获罪完全是乾隆帝头脑发昏所致。他又说，“统勋在汉大臣中尚属奋勇任事”。刘统勋勤于职守，勇于任事，又是敢于说直话的人，此时乾隆帝头脑清醒时又喜欢他。知道对这种人不必打击，至少不能无缘无故地逮治下狱并抄家。
乾隆帝又数次派他去审理官员贪黩案，并对他所拟的判决予以同意。刘统勋又多次出典各省乡试，任会试主考官。
乾隆二十一年，刘统勋被派往治河工地勘测，并取代被革职的富勒赫，主持完成加高堤坝的工程。一年后，他又前往徐州督修近城石坝。此时刘统勋已年近花甲，他事必躬亲，亲临治河工地、风餐露宿，保障了堤坝的质量与按时完工。有一次刘统勋去杨桥工地视察，那里加固堤坝的工程已经逾期一个多月，他询问误期的原因，有关人员解释说是由于柴火供应不上。刘统勋知道其中必有弊端，乃微服私访，结果发现几百辆装满柴火的车辆就停在路边。刘统勋一了解，原来是河员必须收取陋规才接受柴火，他们因无钱行贿，柴火即使运到此地也不能卸车。赶车人愁眉不展，唉声叹气。刘统勋立即回到工地，对有关河员进行严惩，杨桥堤坝很快就完工了。
刘统勋多年察看黄河、运河的河工，对河工症结当然有清楚的认识。与一般官吏多注重治工方略不同，他认为河工中的财物管理是治河成败的关键因素。对于河工侵吞工程帑银的痼疾，刘统勋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并提出了对治方法。刘统勋非常清楚朝廷用于河工的钱款大多落入各级河工的腰包，这必然使治河工程的质量大受影响。从历史的经验看，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朝廷也无可奈何。尽管经常有几位河工因为贪污河费而受到严惩，但是制度性的腐败决定了官吏们总是可以逍遥法外。封建社会的法，对于异端，是法如深涧；对于贪官，往往是法如虚设。只要上下串通一气，风险也并不太大。河工用料制度形同虚设，河工们弄虚作假的本领大得很，“筑堤则削洪增顶，挑河则垫崖贴腮，买料则虚堆假垛”，另一种情况则是，河工常常以挥霍的方式把河费糟蹋了，实际效果也一样。从制度角度看，当时中国还没有成熟的会计制度和有力的监督机制，不可能有效地制止河工中贪污和浪费现象，历年的河费不断加重着朝廷的财政负担。
乾隆十八年（1753年），河工道员李礅、张宾等人贪污案被揭发出来，刘统勋借此机会提出稽查河工工料计算不清的积弊的办法，制定了一套比较严格的财务纪律和报销制度，共有四条。刘统勋这四点建议治理了河工治河的要害之处。因为实际上大多数河工们治河无非是借职贪污和浪费治河经费而已，河道治理与否实在与己无关。不过如果毫无功效，就是失职，也可能受到惩罚。所以功效也必然有一些。但是如果没有水患，朝廷就不必拨款治河了，自己的财源就枯竭了。因此河务工程永远功效不大，小有成绩就不错了。刘统勋认为，首先要治理河工财务制度，才谈得上治理黄河、运河。
刘统勋的奏议得到朝议批准执行，河务的财政和工料管理制度初步确立，河工中历来存在的公然贪污和浪费现象暂时有所好转。
在此期间，刘统勋还多次奉命出京，审理贪污大案，如云贵总督恒文勒索属下案、山东巡抚蒋洲在山西任内挪用库银案、江西巡抚阿思哈受贿案等。刘统勋因政绩突出，在乾隆二十四年被授予协办大学士，两年后晋升为大学士。
乾隆三十五年，傅恒突然过早逝世了。傅恒留下的内阁首辅与军机处首席大臣的空缺分别由刘统勋与尹继善循例升任，而尹继善担任军机处首席大臣才七个月也去世，于是72岁的刘统勋便循例成为军机处首席大臣，做了宰相。
刘统勋在当宰相的两年中，正值清廷征讨大金川的关键时期。本来刘统勋并不赞成对金川用兵，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六月，清军设在木果木的大营遭到突袭、定边将军温福战死、清军四千被歼等情况发生后，正在承德避暑的乾隆帝一改好大喜功高傲自负的态度，变得烦闷不已，无计可施，竟然打算撤兵了。他马上召留守京师的刘统勋急赴热河商讨是否撤兵的问题。刘统勋当即明确反对撤军，并推荐阿桂担任主帅，阿桂果然不负众望，胜利而归。
刘统勋虽然一向直言，但是在某些事情上，刘统勋并不当场表态。他既不会缄默不言，也尽量不直接反驳皇帝。有一次乾隆同刘统勋谈到各省州县多有亏空的问题，说经过三天的考虑打算将亏空地区的州县官吏一律罢免，而以笔帖式（文秘翻译）代替这些官员，并让他对此事立即表态。刘统勋虽然认为这样做未免简单化了，但他并不立即表示反对，而是说： “圣上聪思至三日，臣昏耄，诚不敢立即回答，容退而熟审之”。第二天刘统勋上朝，说： “州县官治百姓者也，当使身为百姓者为之。”他的话还没说完，乾隆帝就表示收回自己昨天的意见。
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1773年12月29日），已经忙碌了一天的刘统勋又奉命入宫议事，到东华门，轿夫打开轿帘，见刘统勋已然昏迷不省，乾隆帝闻报立即派人送来抢救药品，但刘统勋已经死了。乾隆帝非常悲痛，亲临其家视丧。见到他家中十分俭素，为之感动。刘统勋实在是很符合道德标准的宰相，也堪称楷模。乾隆帝称刘统勋： “神敏刚劲，终身不失其正”，并谥号“文正”，这是皇帝给予臣工最高的称号，入祀贤良祠，对他儿子刘墉也是信任有加。
顺便再谈一谈刘墉。刘墉也是少年得志，乾隆二年，他中进士时只有18岁，一年后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二十年，因刘统勋下狱他受到牵连遭逮治，逾月获释，但被降为编修。此后，历任安徽学政、江苏学政、山西太原府知府及山西冀宁道道台。
刘墉乾隆三十一年，因其在太原知府任内某知县贪污，以失察罪革职，初拟死罪，后乾隆皇帝下诏免罪发伊犁军台效力。乾隆三十二年释还，命其在皇家修书处武英殿行走。两年后，授刘墉江宁知府，次年迁江西盐驿道。乾隆三十七年，擢任刘墉为陕西按察使。次年，刘统勋逝世，回籍守丧。
乾隆四十一年，乾隆帝令刘墉还京，授内阁学士，充值文渊阁。逾年调江苏学政。在此任内，他劾举徐述夔著作有悖逆处，主动为乾隆帝的文字狱制造冤狱，这是汉臣的最大污点，其社会效果，更甚于贪赃枉法，因他制造此一文字狱有功，乾隆帝将其擢任为湖南巡抚。乾隆四十六年底，又擢任左都御史。次年授工部尚书，同年授上书房总师傅。
乾隆五十四年，乾隆帝偶幸上书房抽查，察知诸师傅及阿哥已有数日不入书房，大怒。遂下谕责罪，以刘墉身为总师傅，负有重责，将其降为侍郎，并夺去一切恩赏兼职，诸师傅及阿哥也相应得咎。自此以后，乾隆帝对刘墉颇反感。刘墉久遭压抑，后又累迁至左都御史，再擢礼部尚书，并恢复所有恩赏。乾隆五十七年，刘墉调任吏部尚书，直至乾隆帝逝世。
刘墉与和墓叵狄幌蚝芙粽拧９赜诹踯窦湓行矶啻担栊次桓鲇哪⒒恰⒒娜宋铩＞菟涤幸荒晷麓褐剩踯篮瞳｜将应召入宫，便故意穿着破烂的衣服走到和募颐趴冢棺『瞳｜的车马说： “中堂亲自过府贺年，真是十分难得”，请和陆巍Ａ踯路铀兀牒瞳｜服装的华丽光鲜往往形成鲜明对比。时正值风雪天气，道路泥泞，和鞠胝咀藕鸭妇渚退懔耍幌氲搅踯丫蛟诘厣希垂娑ǎ蟪贾浔匦胍云降戎裣啻瞳｜也只好在湿乎乎的地上下跪，结果将一身华丽衣服弄得肮脏不堪。
在乾隆帝做太上皇时，朝鲜使臣回国后向国王报告说： “皇帝（即嘉庆）平居与临朝，沉默持重，喜怒不形，及开经筵，引接不倦，虚己受听，故筵臣之敷奏俱得尽意，阁老刘墉之言，最多采纳，皇上眷注，异于诸臣。盖刘墉夙负朝野之望，为人正直，独不阿附和啤！绷踯坛辛似涓噶跬逞那褰槊赖拢⑸碚保ナ酪院螅吻旎实墼扪锼担骸×踯翱顺屑沂溃褰槌止保谟杷浴拔那濉钡内趾拧！�
于敏中的忠心与“小聪明”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刘统勋的去世，于敏中循例升为首席军机大臣，乾隆帝任命两江总督高晋为内阁大学士担任内阁首辅。高晋系高斌之侄，与高斌一样，有治河才能，当时负有开凿陶庄迤北引河的重任在身，这项工程是治河的关键，他暂时不能进京供职，这就使于敏中成为事实上的首席宰相。
于敏中（1714~1779），江苏金坛人，出身于官宦之家。从顺治朝开始他的曾祖父就曾任知县，以后祖父、父亲、叔父也都曾做过小官。于敏中少年得志，23岁时（乾隆二年）就考中了状元。此后他便在翰林院供职。除了状元这一金字招牌，于敏中受宠的真正原因是他精通满文。他入翰林院以后，开始学习满文。由于他的满文颇佳，得以在翰林院长期供职。凭这一点，乾隆帝就对他格外地赏识。为什么精通满文就可以受到皇帝的赏识？这与真才实学有什么关系？
乾隆帝即位时，已经是清入关一百年之后，有相当多的满洲贵族被汉族同化，既不识满文，也不会说满语。“清语”已经出现了危机。为了保持满族的优势地位，乾隆帝一再强调学习满文，他对八旗子弟“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俗”的现状很不满，认为“清语为国家根本”。他规定，八旗子弟必须熟悉满文，才能参加八旗科考；满洲贵族能否袭爵，也要看其是否能说满语，满文不及格者不能袭爵。乾隆帝要求汉官也要掌握满文，对翰林院官员的考核也要加试满文。他把掌握满文的程度视为衡量翰林院官员对满清朝廷的忠诚态度的标准之一。当年袁枚就是因为满文考试不及格，被从翰林院外放知县的。袁枚当然不是满清的忠臣。
于敏中是忠臣，作为一名汉人官员而精通满文，说明他爱满清，故此受到乾隆帝的青睐。可见，对满清的态度是汉族官员仕途通达的关键因素。乾隆在接见于敏中时给其评语是“人似小聪明”。精通满语固然是忠心的表现，然而只是小聪明。乾隆帝所欣赏的忠臣必然是如此。一般人们所理解的“忠”，就是忠于君主，服从君主。这是皇帝所倡导的“忠”，与原始儒家对“忠”字概念所下的定义并不符合。孟子说： “教人以善谓之忠”。做臣子的应该教诫君主为善。忠即诚，《中庸》云： “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而“小聪明”则是不诚，也与善无关。
于敏中凭着“小聪明”在翰林院任职七年，之后又在京师为官。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六月因生父去世回老家守制。此时于敏中恰被任命为代理刑部侍郎。偏偏他在为父守孝期间，又遇生母去世，热爱满清的于敏中急于回京上任，就没有把丧母之事向朝廷汇报，他怕再为母亲守孝三年之后，到手的乌纱帽又飞了。此事受到御史朱嵇的弹劾，说他把“两次丧亲，蒙混为一”。封建社会官员往往因为规避奔丧守孝之事，遭受弹劾。无非是贪恋官位，有人反而因此丢官。虽然清朝也是标榜以孝治天下的，然而乾隆帝却偏袒于敏中说： “于敏中才力尚可造就，刑部侍郎缺出，一时未得其人，是以降旨起用”，又援引先例为于敏中婉转开脱： “此事正与从前用蒋炳、庄有恭为巡抚而夺情，同一不得已之苦心。而该御史以为侍郎、巡抚应有区别，岂外任封疆不妨从权，而内任部务竟不需人办理吗？”因工作需要而不必守孝，称之为“夺情”，有了皇上的夺情辩护，于敏中得以不倒。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八月，乾隆帝令于敏中以户部右侍郎的身份在军机处行走。于敏中小心谨慎，而大展才华。他记忆力特别好，根据乾隆帝在召见军机处大臣时的口谕拟旨，完全符合皇上的原意。乾隆帝经常脱口吟诗，于敏中能于事后追忆记录，并整理成册，因此很受乾隆帝的重视。乾隆二十七年，于敏中得到“紫禁城内骑马”的待遇。乾隆三十八年，于敏中成为文渊阁大学士，担任国史馆、四库全书馆、三通馆正总裁，并负责皇子的教育，在上书房任总师傅。
于敏中的“小聪明”最终使他翻了船，因为他勾结太监一事暴露了。于敏中曾向太监观亮打听皇帝对官员评语的朱批记载。他想得到一些情报，了解皇上对官员的评价，摸清皇帝的底牌，投其所好，以期受到皇上的赏识，从而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地位。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太监高云从“泄露朱批记载”事发，高云从供出于敏中曾向观亮询问朱批记载。高云从又招供说，自己买地受骗，要打官司，请于敏中向有关方面疏通。乾隆帝责问于敏中，于敏中老实承认有此一事，但他没有应允高云从之请。他与高云从的关系必定不一般，否则高云从也不会托他办事。他向观亮询问朱批记载，则是无法否认的，两者都犯了结交太监的大过。太监与官员勾结罪过更大，高云从被判处死刑。乾隆帝生气地说，于敏中天天和朕在一起，还要通过太监打听什么消息？
自第二次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争以来，于敏中办事干练，很是称旨，乾隆帝本打算对他加恩优叙，如大学士张廷玉之例，给予世职，因有这件事，过失与功劳相抵而作罢。乾隆帝说： “实在是因为他福泽有限，不能受朕深恩，于敏中宁不知痛自愧悔耶！”乾隆四十一年正月第二次平定金川战争结束，乾隆帝还是对“于敏中自办理军务以来，承旨书谕，夙夜殚心，且能巨细无遗”的功劳表示嘉奖，原谅他结交太监之过，赏给他一等轻车都尉的世职，世袭罔替，又把于敏中作为平定大小金川的功臣图形紫光阁。所谓图形紫光阁，是令画匠给功臣绘像并把画像悬挂在西苑（中南海）的紫光阁。这是仿效唐太宗的做法。
于敏中所能做的事情正如当初乾隆帝整治张廷玉时对他的评价： “仅以缮写谕旨为职，此娴于文墨者所优为……伊不过旅进旅退，毫无建白，毫无赞勷”（《乾隆实录》卷三六三）。张廷玉当然有许多建树，这个评语对于于敏中才是确切的。为什么“娴于文墨”能就受到皇帝的赏识？张廷玉是如此，于敏中也是如此。这要从皇帝每日的工作量说起。乾隆帝是一个勤政的帝王，整天埋首于堆积如山的文牍奏折中，处理千头万绪的事务，精力贯注，孜孜不倦。据清人赵翼记述： “皇上每晨起，必以卯刻……自寝宫出，每过一门，必鸣爆竹一声。余辈在值班处，遥闻爆竹声自远渐近，则知圣驾已至乾清宫。计是时，尚须燃烛寸许，始天明也。余辈十余人，阅五六日轮一早班，已觉劳苦，孰知皇上日日如此。”（《檐曝杂记》卷一）这是平常无事时的情形，如果有战事，就更加忙碌，“每军书纷繁，应机指示，必揭要领。或数百言，或数十言，军机大臣承旨出授司员，属草文件往往至于腕脱。或军报到以夜分，则预告内监，虽寝必奏。迨军机大臣得信入直庐，皇上已披衣阅览完毕，召聆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