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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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了毛泽东很深的印象。他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说：“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三育并重，今人则多偏于智，……吾国学制，课程多于牛毛，……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在给黎锦熙的信中，他说：“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1917年8月23日）“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入学校”（1920年6月7日），而主张“另立自修学社，半工半读”。毛泽东不但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杨昌济传授而又为其得意门生所接受的这些思想，在差不多半个世纪后，还起着作用。毛泽东所倡导的教育革命，主张精简内容，反对以学生为敌，提倡自学，认为老师讲得不好学生可以睡觉，等等，其思想之发轫，当始于此时。 1918年夏天，杨昌济应蔡元培校长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伦理学和伦理学史，举家迁往北京。这时正是“五四”运动前夕，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北大师生最为活跃，各种组织、社团和刊物很多，系内有，跨系校的也有。杨参加了哲学研究会和进德会等活动。1919年10月，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等进步学生办《国民》杂志，杨昌济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告学生》，这是他49年教学生涯中最后一篇文章。文中表达了对青年的热切期望，以及对新思潮的态度。杨昌济这时的思想倾向仍属于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未能脱离“教育救国”的理想，同已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李大钊、陈独秀很不相同，但也不同于胡适所认定了杜威的实用主义，而是要积极研究各种西方的新思潮，根据中国国情，“斟酌古今，权衡中外”，加以比较抉择。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值得多作一些摘引。 文章开头就说：“今日我等之急务，在树立一种统一全国之中心思想。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在于有思想，而人品所以有圣贤庸众之分，亦以其思想之高尚或平凡而区别之。……个人有个人之主义，民族有民族之精神。无有个人而无主义者，亦无有民族而无精神者。惟主义有纯驳，精神有盛衰而已。近日中国与万国交通，政治上复经极大之变动，思想界遂生非常之混乱，新旧冲突，青黄不接，群众苦之，青年尤甚。所望贤圣之士，学问、思辨共讲其事。务取关于人生，关于社会种种问题——加以新研究、新解释，斟酌古今，权衡中外，审思中华民族在世界之地位，审思自己对斯世当取如何之态度，在一己则立一贯通一生之思想，在一国则立一百年远大之规划。此乃我辈今日之急务也。”文中认为，根本办法仍在“唤起国民之自觉”。“国民自身国家之本体也。本体一坏尚有何说？今日中国国民实迫于生死关头，间不容发之时也。”而“欲唤起国民之自觉，在于少数贤智之士”，有赖于这些“先知先觉”。“古来一种学说，倡之者不过一二人，而辗转流传，卒遍海内，流风余韵，久而益新。盖真理恒得最后之胜利，但患所言之非真理耳。苟为真理，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未有不如斯响应者。故欲唤醒国民，先在醒自己，己苟自觉，斯能觉世。从事学问之研究者，可以奋然而起也。”以下关于学者自处之法，“一在贵我，一在通今”。这是毛泽东《讲堂录》上即出现过的老师的观点。“所谓贵我者，乃谓各人宜自有主张之。吾以为是则力持之，举世非之不可顾也；吾以为非则力避之，举世是之不敢阿也。必有独立之思想，始能有独立之人格。”关于“贵我”的这一段话，也是《讲堂录》上出现过的：“吾尝曰：‘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唯我；竖尽久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可恃唯我者，求己责己之义；可据惟目前者，重现在之力行主义。”关于“通今”，是充满了辩证法的：“无论何种之社会，莫不有公众承认之法则焉”。“时势既变，则法则亦从之而变。”“法则为人生而存，非人生为法则而存也。”“古人所立之法则必不能尽合于今人，故不可盲从古人”。“士不通今，终鲜实用。识时务者在乎俊杰。广游历，多读外人所著之书，多阅新出之报章、杂志，务求有世界之智识，与日新之世界同时并进，庶于此大世界之生存竞争不至以懵于时势，自居劣败。”然后文章阐发贵在实践的道理：“即知即行，知行合一，必然是可谓之自觉”。“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当其力行也，而力行尤要。力行为目的，而博学、深思为方法，博学而不行，何贵于学？深思而不行，何贵于思？能力行，则博学、深思皆为力行之用；不能力行，则博学、深思亦徒而已矣。且博学与深思亦力行之一事也。非真能力行者，学必不能博，思必不能深，故学者尤不可不置重于实行也。”
第三部分：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印象最深的老师——杨昌济（5）
老师这种“贵我”、“通今”的教导，“知行合一”、“实践为本”的学说，被老师最看重的学生毛泽东，是一生实践了的，在言行中全面发挥了发展了的。综观毛泽东一生，尤其晚年，实践家的品质高于理论家的品质，不能不说同杨昌济当年的熏陶是大有关系的。 文中还写道：“实行之中含有二义，一贵坚忍，一贵勇敢。勇敢和坚忍，其实一德也。勇于创始，忍以要终，要本于意志之力。人生斯世，无在而不须苦战奋斗。不解苦战奋斗者，无生存之希望者也。”“至于廓清旧说，发挥新义，尤有资于勇敢。能言人之所不敢言，能行人之所不敢行，此乃圣贤豪杰之所以异于庸众也。非常之勇，黎民所惧，及其既成，天下晏如。彼圣贤豪杰有超世之识，盖世之气，见之真而守之固，能为天下之原动力，而不待人之后兴。今日之欧洲战争，乃全世界之大改革、大整顿之时代也。中国立于此全世界大改革、大整顿之时代，亦不能不为大改革、大整顿。而欲为如斯之事，非勇者不能，吾故标一尚勇之义，为海内人士正告焉。” 老师所贵之坚忍，所贵之勇敢，进行大改革、大整顿，翻天覆地所必须的大坚忍精神、大勇敢精神，不正是在他的学生身上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吗，不是经过30年的坚苦卓绝英勇奋斗，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吗？ 杨昌济到北京后，还直接帮助了新民学会会员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鼓励毛泽东、蔡和森等这一批优秀的湖南青年来到北京，直接沐浴了北京的新思潮春风。可是，过于劳累的一代经师、人师，却一病不起了。杨昌济不幸于1920年1月17日病逝。对于所敬仰的老师去世，毛泽东很觉悲痛。当一些教育界名流和杨昌济的生前好友联名发起募捐，为遗族生活集资，毛泽东也列名为发起人。比起当过总长次长的蔡元培、章士钊、范源濂、杨度等人来，当时毛泽东在列名者当中大约是最不知名的一人，他也顾不得这些，总想为老师做点事情，以尽学生的无限心意。 杨昌济没有活到50岁，但是他的影响是长远的。1920年冬天，毛泽东写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中，谈到学会的成立，“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为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大家都知道新民学会同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关系，能够留下这样的影响？杨昌济可以永垂不朽了。
第三部分：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独服曾文正”（1）
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前一年，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的长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1811—1872），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从李鸿章、张之洞到袁世凯、蒋介石，无不对之顶礼膜拜，尊为“圣哲”；从梁启超到杨昌济，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也无不表示过推崇师法，受过其人的种种影响。过去研究早年毛泽东，大多回避了这个问题，或者即便接触到了，也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1980年，拙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修订2版，才开始涉及这一点及有限的资料。 毛泽东的外婆家在湘乡，他8岁以前一直住在外婆家，16岁时又在湘乡东山高小读过半年书。曾国藩就是湘乡人，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带领湘军同太平军作战，取得最后胜利，从而声名赫赫，死后得到“文正公”这一谥号。清政府称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民间流传的徽号则为“曾剃头”，反清志士叫他“卖国贼”。 曾国藩招募、训练和统帅湘军，扑灭了太平天国革命，历史主要记述他这方面的功罪。他在这一方面的名声掩盖了他在思想、学术上的名声。其实，曾国藩是个很复杂的人，有着多种身份的人，是个在很多方面都留下了自己影响的人物，所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最后一尊精神偶像。古人说：“人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推崇曾国藩的人认为这三者他兼而有之。“爱之以其道”，教子有方的《曾文正公家训》，在旧时代的风行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毛泽东在年轻的时候，深受这种影响，一时对曾国藩可说倾服备至。现在根据笔者接触到的有关思想资料，就此作些说明。 那时，毛泽东十分重视梁启超的意见。请看梁启超怎样评论曾国藩：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① “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② 1913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随即并入第一师范）后，对他影响较大的国文教员袁仲谦和奉为楷模的修身课教员杨昌济，都是服膺曾国藩的。从毛当时的听课笔记本《讲堂录》中，可以看到他记录了《曾文正公家、《曾文正公日记》等书中的材料。《讲堂录》中提到了曾国藩的文章《圣哲画像记》，这是曾在军务倥偬之际干的一件大工程。三河兵败，弟弟曾国华战死之后不久，曾国藩写了一封信给三个弟弟，除了报告清廷对国华的优恤和介绍战局之外，信中还有这样一段｛1｝： “吾近写手卷一大卷。首篆字五个，次大楷四十八个，后小行书二千余，中间空一节，命纪泽觅此三十二人之遗像绘之于篆字之后，大楷之前。”“吾生平读书百无一成，而于古人为学之津途，实已窥见其大，故以此略示端绪。” 信中说的，就是这《圣哲画像记》。文中说：“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文末说：“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三十二人依次为：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亭林、秦蕙田、姚鼐、王念孙。程包括程氏兄弟，实为三十三人。其中文才与圣德并列，也是他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代表作。在《圣哲画像记》中，四人一组，于义理、词章、考据方面，德行、政事、经世方面，以及言语、文学等方面，对他们都分别有所论述。 曾国藩一生尊奉程朱理学，以“理”为世界万物之本，又同时极其重视经国济世之学；既研究理学，又酷爱文学，韩文、庄子嗜之成癖。其治学方法兼容并蓄，豁达大度，尊奉儒家，出入百家；笃守程朱，不废陆王；宋学汉学并行不悖，于清朝大儒，特宗顾炎武与王念孙。其为人做事，以诚、实、勤、敬自励，尤重力行；治身要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要如管商之严整；治事则广采各家，存乎一心，实事求是，针对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他广事交游，师友极多，大都学识兼备，相互切磋，“守道救时”。晚清西学东渐时，他开创风气，成为积极推行洋务的先驱。他的散文出自桐城而高于桐城，且工诗词，论者多谓曾氏散文堪称清代一流大家。王船山的进步爱国思想大彰于世，同他在南京印行《船山遗书》分不开。 曾国藩讲究“择书”说，是以《圣哲画像记》为读书指导，以“本根”之书为主，取得既约且博之效。其中谈到的33人，有好些在《讲堂录》中出现了。看来毛泽东是在这一提示下，认真注意了这些人的事迹、功业和文章。
第三部分：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独服曾文正”（2）
除开师法这些人物外，曾国藩在给儿子纪泽的家书中，也谈到他生平爱读之书：“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惜抱所选《古文辞类纂》、余所选《十八家诗钞》四种，共不过十余种。早岁笃志为学，恒思将此十余书，贯穿精通，略作札记，仿顾亭林、王怀祖（王念孙）之法。今年齿衰老，时事日艰，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用渐悔。”① 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1915年4月5日）中，提到毛泽东这个得意门生，以为他出身农家，“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2｝ 毛泽东很重视杨昌济的意见，他不只是读了不少曾国藩的文章，兴趣和见解也受其影响。曾推崇笔力雄健，气象峥嵘，议论纵横，意义层出的文风；最爱读韩愈的文章，在《日记》中常对韩文推崇备至。如说韩文“雄视千古”（壬子正月），“阅韩文《送高闲上人》，所谓‘机应于心，不挫于物’，姚氏以为韩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谓‘机应于心’，熟极之候也，《庄子·养生篇》之说也。‘不挫于物’，自慊之候也，《孟子·养气章》之说也。‘不挫于物’者，体也，道也，本也。‘机应于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韩子之于文，技也进乎道矣。”（庚申十月）“读《原毁》、《伯夷颂》、《获麟解》、《龙杂说》诸首，岸然想见古人独立千古，确乎不拔之象。”（壬戌九月）毛泽东的喜读韩文，看来不仅是因为教员袁仲谦的提倡，其中也有曾国藩的影响所在。如1919年写的《祭母文》，为当年塾师誉为“脱尽凡俗，语句沉着，笔力矫健，至性流露”，其中“恺恻慈祥，感动庶汇”两语，即取自曾氏家书。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致湘生信，这样谈到治学方法：“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