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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那时我们都在爱着-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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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年,我说:“我相信这个屋子里,没有人会对一张礼券敏感。”“你要多少钱?”“什么叫‘要’?你不会送吗?”这时我已不再娇嫩,不觉得了不起,相反地,我越来越容易受伤害。“你要,我就送。”他坚持。“你送,我才要。”我毫不让步。从此,开始了我们经常不知所以的面子大战。    
      第四年,他发现替他生两个儿子的女人总该有点奖励,便给了我50美元礼券,说:“去买一条你一直想买的纯金手工项链吧!”当天晚上,我把50元礼券还给他:“去买一辆你一直想买的法拉利手工汽车吧!”    
      第五年,我相信罗曼蒂克已死,是爱情变成友情的时候,我送给了他一张卡片,爱神丘比特身上画了一个骷髅头,卡片前头写着:“××同学如晤:许久未交谈,不知近来可好?”    
      第六年,他说去年那张卡片给他很大的震撼,让他一个星期无法修理汽车,为了避免今年有同样的遗憾,他决定有所表示。    
      第二天,他送我一盘叶子修长修长的绿色植物。    
      “这是什么?”我问。    
      “水仙花。”    
      “花呢?”    
      “嗯——还没开吧?”    
      “开你的头!这是大蒜苗!”    
      “有什么区别吗?”    
      “我相信有。”    
      “说说看,只要你能说服我,我接受。”    
      第七年,为了回赠前一年的大蒜苗,我送他一把抓痒的刷子,虽然在别人眼中,大蒜苗和刷子简直不是东西,不过至少我们已开始互送“礼物”。    
      度过七年之痒,迈向中年危机,我实在看不出我们的情人节有任何好转的必要。    
      第八年,我做了有史以来最明白的暗示,我对他说:“我朋友的先生都叫花店送花到她办公室,我朋友觉得好有面子呢!”    
      他不知哪来的灵感,幽我一默:“可是我不知道你办公室在哪里呀!”我白他一眼:“你总知道我家在哪里吧!”    
      第九年,我把情人节改成“扫墓节”——祭扫爱情的坟墓。他得知后无动于衷:“有什么区别?反正你就是要花!”    
      第十年,也就是今年,我什么都不做,而在情人节这天写了这篇“祭文”。    
      呜呼哀哉,尚飨!我想,中国男士大都不会表达,一来没有这种文化熏陶,二来不在乎,三来表达了从不知如何收场。    
      先生不会表达,太太也高明不到哪里去。10年来,我们除了给予对方一把改来刷马桶的刷子,以及一盘枯烂掉的蒜苗外,没有在2月14日那一天付出任何一句好话或有情意的动作。但这并没什么不好,久违的浪漫一旦出现,还很不习惯。    
      这把年纪,此种境界,生活上已禁不起任何波涛,所以还是以我们一向含蓄的方式来经营婚姻吧!他不时给我的车子换个机油,我不时换上一件性感内衣,这样,我不会发现他为我做了什么,他也不会发现我有什么不一样。    
    


第四章丈夫当“主妇”一周

      佚名/文    
      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在厨房里忙着为孩子做薄煎饼,我丈夫弗里德靠在沙发上品着咖啡,读着报纸。我突然宣布:“我有个好主意,我们交换一下位置,你像我一样做一切家务,而我做你做的事情。只试一个星期,看看实验结果如何。”    
      我丈夫他很能干,非常乐观。12年前我们第一次约会时,两人在各方面不相上下,婚后我们一起分担家务和经济开支。8年前第一个孩子出世时,我们的家庭失去了平衡,我做非全日性工作,薪水骤然减少。我没钱请保姆,只好大多数时间呆在家里,承担起料理家务、照看孩子的全部责任。恢复全日工作后,我希望改变这分工状况。然而不知怎的,我们各自仍扮演着传统的家庭角色,弗里德做“男人的事”:修整草坪,付帐,打扫阴沟,月月如此,年年如此。我做“女人的事”:白天晚上面对着无穷无尽的繁忙家务。    
      终于我受够了,于是我说服丈夫做交换角色的实验。请看我们在这一周的实验日记:    
      弗里德:    
      上午7点,闹钟在我头上直响,我真不想起床。平常玛丽早起,忙碌一切,我赖在床上直到诱人的咖啡香味扑面而来。今天为了家庭和睦,我同意承担一周她的责任,这意味着更多的责任。    
      8岁的小马克斯对父母的做法大为不解:“这就意味着,你要做一大堆事情而妈妈只坐在那儿看报纸吗?”    
      玛丽:    
      这是个有趣的早晨,弗里德带着孩子去超级市场,我呆在家里看电视,非常快乐。他花了3小时才采购完毕,并不得不打电话回来求助。他虽然买回了谁也不喜欢的火鸡块肉,但我仍保持沉默。下午,他带孩子去公园。我从他抽屉里翻出一堆工具,开始做既有挑战性又安全的工作——给澡盆涂灰浆,结果却弄得一团糟。    
      弗里德:    
      我不愿意做饭,但偶尔也下厨房。例如,如果玛丽坚持说周六轮到我做晚饭了,我就很高兴地打开一听沙丁鱼罐头。但今天早上不能凑合,孩子要带午餐到学校。我手忙脚乱。妻子终于忍不住来干涉了,她拍着我的肩膀:“马克斯不喜欢肉多。”    
      我转头问儿子:“是吗?”“是的。”他回答。    
      我转问女儿:“安妮·罗丝,要什么样的三明治?”    
      玛丽插嘴道:“她喜欢花生奶油和果冻,而且要切成片,去掉面包皮。”    
      “她已经5岁了,会自己说。”我对妻子说。    
      “我只是想帮你一下。”玛丽开口道,很明显,她害怕失去原来的控制权。    
      玛丽:    
      弗里德提醒我给车胎充气,看着他使出吃奶的劲替女儿梳理乱蓬蓬的头发(昨天没梳),我说:“这太简单了。”上班的路上,我在加油站停下,在我开始用力取下气泵软管时,侍者过来问是否需要帮助,我真想说需要,充气需要知道容量和正确的气压,而我一无所知。但想到“男人”不需要帮助,我便婉言谢绝。我不停地用气泵充气直到车胎显得很鼓,结果开起来却上下颠簸。晚上,回家想吃晚饭,弗里德忙成一团,9点钟才吃上饭,而他花了一个小时准备的色拉却忘了端上桌。    
      弗里德:    
      除了不愿做饭,我也不愿整理衣服。通常孩子们早晨上学要穿的衣服都是玛丽在头天晚上准备好了的。    
      今天,她一早就走了,只留下我在装满裤子、内衣、高领绒衣和灯心绒裤的抽屉里翻来翻去。    
      周末穿衣服可以随便,可穿到学校的衣服要正规,真使我为难。她选出一套色彩鲜艳的套装,我摇头。最后达成协议,一套蓝白色相间的套装。但到了公共汽车站,我觉得它就像广告牌,可换衣服来不及了。汽车已经来了。    
      玛丽:    
      今天弗里德带孩子去上学,安妮穿着不合适的衣服,光脚穿着凉鞋。我对此可以不介意,但我保证看到的每个人都会谴责妈妈而不是爸爸:怎能让孩子穿这样的衣服去上学?    
      弗里德:    
      玛丽每天从办公室给孩子打两次电话,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孩子也给她打电话。今天,我保证记住打两个电话,但我工作起来常常忘了时间。    
      今天办公室特别忙,我一直在开会。天啊,我的上帝!都4点了。“我得去打个电话了,非常重要。”我跳起来说。    
      玛丽:    
      平常,我6点忙完工作。我喜欢和孩子们一起吃饭,睡觉前玩一会儿。今晚我回家很晚,因我知道弗里德在家。7点钟时,我惊讶地看到办公室里仍有许多人。我想如果我多工作一会儿,我会晋升得更快,更有钱,也更有名气。我感到惭愧,因为我没在工作上花更多的时间,投入更大的精力。但如果反过来,我也会负疚于孩子的。    
      弗里德:    
      上午10点带马克斯看完牙科医生,决定做点正事:要干的家务太多了,浴盆周围要重修,洗衣篮装满了脏衣服,娱乐室里只有一个破旧汽车,还需要一个淋浴帘,3点半接孩子,5点半开晚饭……一想到这些,我就晕头转向。    
      玛丽:    
      今天晚上有两件事让我醒悟。第一个醒悟是我在付月账时产生的。我整理着弗里德的家庭开支记录,我发现他记得一目了然,而且谨慎地安排了我和他的银行账户,收入支出都有一本明细账。这要花许多时间。我想知道他在单位是否也如此井井有条,因为他在厨房里总是一塌糊涂。    
      我最大的醒悟是有些事情我没有去做:我没有捡起扔了一地的玩具;没有下楼去晾晒衣服,虽然它们皱皱巴巴地堆在洗衣机里;我没有为了让孩子们早晨吃饭时能找到匙子而去收拾洗碗机。这种听其自然的旁观者行为使我自己大为吃惊。    
      弗里德:    
      今天上午在公共汽车站,我碰见女儿同班同学的妈妈苏珊。她谈到孩子们星期六聚会的事,她说:“我要打电话给玛丽,安排一下。”    
      “不用打电话给她,告诉我就行。”我说。    
      她被搞糊涂了,可能认为我在开玩笑。于是我开门见山地说:“听着,苏珊,”我为自己响亮的声音感到惊讶,“我能做50个人的饭,我想我能保证两个5岁孩子活动的一切后勤工作。”    
      “哦,弗里德,我肯定你行,我只是……”    
      “下午两点整,说定了。”我一下做主了。    
      回家去拿提包,我停下来想在日历上勾出活动日期。啊,真糟糕!那儿挂着玛丽的礼品盒和便条:“星期六下午参加汉纳的生日聚会,两点整。”    
      玛丽:    
      我已安排了一个保姆今晚照看孩子,我打电话告诉丈夫一同去他最喜欢的饭店,路上我还买了一束花送给他。我想以后他也会这样做的。    
      弗里德:    
      快起床,收拾房间。就是按我的标准,这房间也太乱了。玛丽从来都是将一切收拾停当才坐下休息。我手忙脚乱地去整理,可怎么也弄不干净,只好下午接着干,非常缓慢,比玛丽干得慢得多。这工作太难,交给她吧。    
      玛丽:    
      今天早晨,我读着报纸,心里想弗里德是否也在看报,他告诉我他应该有一个早上休息一下。下午,他打扫房间,我除草,然后我和马克斯看电视上的摔跤,然而我真正想的是明天做晚饭。    
      弗里德:    
      千言万语难以正确描述夫妻在家庭中的角色,一出喜剧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    
      上一周有太多的笑料,但事实上这是件严肃的事。一段小实验使我真正认识到一个事实:玛丽对家庭和孩子承担的责任太重,而我则相形见绌。    
      其真正的原因是我们都充当传统的角色:两个孩子,两份工作,生活就变得忙碌,结果各自干自己最拿手的工作,以求高效率。因为各自从小在不同的环境里受到不同的训练,于是便各显其能。    
      我们的孩子也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当他们看到母亲成功地完成了父亲的工作,父亲竭力负责家务,或许他们会有所改变。    
      我对繁忙的家务重新做了安排。从今以后,马克斯管洗碗,安妮负责倒垃圾。永久下去,并非一周。    
      玛丽:    
      好!也许这一周我和弗里德同样有许多收获。这个小试验成功了,我得放松一下。    
    


第五章得不到的未必是好的

      杨慧卿/文    
      雨桐在纽约读书的时候,也算是个校花级人物。她人长得漂亮,功课又好,当时围在她身边的人很多,可她没有真正动过心。她心里始终觉得民是最好的。她和民是5年前认识的,她刚19岁,大学一年级;民是研究生,已经结了婚。是民先对她表示好感的,她也很快地接受了。她喜欢民智慧的额,还有他是男人中的男人。大二的时候,雨桐就出国了,这段感情也带了出去。    
      后来,民也到了美国,在洛杉矶读商科。不久,他和太太正式分了手。雨桐知道后,大为感动,她觉得民离婚完全是为她。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她就把纽约的一切事情结束掉,飞到了洛杉矶。一个月后,她和民在洛杉矶结了婚,有情人终成眷属。    
      蜜月的时候,雨桐就觉得这段婚姻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她已经不快乐了。日常琐碎实在的生活让她承受不起。她每天除了做饭以外,还要去餐馆打工。民的学费很贵,又没拿到全奖,他需要她工作。刚开始,雨桐放工回到家,民还问几声辛苦不辛苦的话,后来,连这也省了。他只忙他自己的事。他英文不是很好,念书念得很吃力,情绪也就常常处于低潮,加上雨桐又老是抱怨他不疼人之类的,他的情绪就更低了。他需要的是女人的体贴、鼓励,而不是不断的索求。在这样的环境下,和一个比自己小这么多的女人结婚也许是错了,他哪里还有精力去哄别人?太累了。雨桐对民的冷淡除了抱怨之外,也只能忍着。可后来,雨桐就有了不能忍的事了。她发现民还和别的女人来往。有时,雨桐接电话,对方就把电话挂断或者不出声。雨桐想起从前,从前民背着他以前的太太和自己来往的事,那似乎是很遥远的事情了。    
      今天是星期六,下午的时候,有人打电话来,雨桐接的,对方不出声,雨桐索性把电话筒摔给了民。民接完电话就匆匆出去了。听到门哐当响的声音,雨桐觉得有一种彻底的悲哀,一种和民过不下去了的感觉,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一脸。她开始怀念在纽约的日子,她想起沈涛。当时,沈涛常常约她出去,但一直是普通朋友的相处,沈涛想进一步的交往,被雨桐拒绝了。现在想来,沈涛实在是个不错的人,他现在在一家很大的公司工作,一定不会叫自己去餐馆打工的,他会宠自己的。雨桐此时非常渴望有人宠她。    
      吃晚饭的时候,民还没有回来,雨桐又忍不住满面是泪。她打了个电话给沈涛,边说边抽噎。她也提到了离婚的可能性。沈涛只是听着、很少插话,最后才说:“离婚的事,你再考虑考虑,当时你在纽约的时候,全世界都知道你有个最爱的人,现在竟变成这样。如果你和我在一起,情形也许更糟。反正,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放下电话,雨桐忽然间也不那么难过了,沈涛说的也许是对的。人总是以为得不到的才是好的。以前,自己那么要死要活地要和民在一起,也曾经想过只要得到了,一生就全满足了。可现在呢?    
    


第五章圣洁的背景

      浪一/文    
      4年前,我是武汉一个专门替父亲开夜车的“的哥”。我们共开一辆红色富康,他开白天,我开夜晚。    
      曾经,我是多么知足而惬意地逡巡在这都市的夜里呵!没有上大学,没有工作,没有女朋友,没有母亲,那生活中曾有的惟一约束——我的醉鬼父亲身上小丘般凸起的肌肉如今也松弛了。我不会弹钢琴,不会说英语,更不会什么电脑,可这一切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会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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