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2李敖对话录-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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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具体如何保持正面情绪？
李敖：在保持正面情绪的过程中，我采取“技术击倒”负面情绪的方法。打拳击赛有个术语，叫TKO，叫技术击倒。打拳时，甲不可能打过乙，可是甲忽然一拳，先击中了乙的要害，等於甲在技术方面蠃了乙。所以，当一个人有负面情绪时，他可以去跑上１００米，或者洗一个热水澡，结果就会有所改变。我讲究的是“技术转移”，把负面情绪转化为正面情绪，靠写作我也能做到这一点。我从不花时间懊恼，我花时间转移。
记者：这么多年单枪匹马地干，现在上了年纪，您是否会感到孤独？
李敖：我是越老越顽强，越老越快乐、积极、有勇气﹔我现在也算有名气，可以说有那么一点，名气也是一种力量。我不靠老板吃饭，过得很自在。唯一的遗憾是我老了，而且还在变老，不复返的是宝贵的青春。我现在一个人挺快乐的﹔爱因斯坦讲他人生最快乐的地方，就是一个人沉浸在研究里。那种快乐叫孤独的愉悦，很孤独，可我很愉快、很喜悦。这种愉悦得到以後，就是成功的人。
记者：您认为什么样的人不成功？
李敖：他一个人不能活，他要出去，要KTV，要三温暖，要啤酒屋，要抽烟，要打架，要吸安非他命。这种人是不快乐的人，为什么呢？他缺少了外面这些原因、因素、朋友、环境、药物、毒物，他就不能够稳定下来。所以我认为真正的、你觉得能够克服自己的，是中国一个哲学家老子讲的一句话，叫做“自强者胜”。什么是强人呢？能够胜过我自己的，能够控制我自己的，才是最强的人。
记者：您觉得人生的意义如何体现？
李敖：我觉得人生最大的目标是找出真理并勇於维护它，在维护过程中，并不因为有牺牲、有危险，就不干了。
李敖性格篇：至情至性爱情专家
侠骨柔情
李敖至情至性，侠骨柔情，自称身有“四气”：狂气、流气、义气和勇气，而这“四气”，也贯穿在他的爱情、亲情和友情中。以下的采访内容，将揭开李敖的情感世界。
记者：您现在是朋友多，敌人多，还是女朋友多？
李敖：一个不可靠的朋友就是一个敌人，所以我会小心地保持与朋友的关系，不让这种关系起变化。朋友是经不起考验的，朋友不能被考验，也不要去考验﹔一考验就会“变坏”，朋友与敌人的数量是可以转变的。女朋友不可能更多。现在我年纪大了，除非碰上有“恋祖父情结”的女孩子，连“恋父情结”的女孩子都不行了（笑）。
记者：但最初您也是纯情的。您曾在回忆录中提到，您曾为了女朋友“罗”的离去而自杀？
李敖：我是┅┅为罗自杀过，这与当时的时代有关系，我当时只是一个学生，虽然非常有抱负，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很厉害。我很想拥有像罗这样的“红颜知己”，但我没有钱，客观条件不行。她家里很穷，父母是基督徒﹔我的信仰和穷困，构成了我们分手的主因。我不信宗教，我不可能为了一个女人去信教。当然，最基本的原因是我太穷，并且毫无将来会变得有钱的迹象。
记者：通过这件事，您得到什么教训？
李敖：爱情是个变数，而不是常态，要有这个心理准备。我认为爱情本身是变动不拘的，是常变的，不是永久的，分开了以後才是真正的爱情。
记者：您能更详细地阐述这个爱情观吗？
李敖：真正的爱情一定要限时拆伙，讲好了两人恋爱３个月，时间到了，就一定要分开。大家认为太机械了，但只有这种方式，你才会觉得快乐是指日可数的，就会珍惜每一天的爱情。大家觉得找到另一半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就会互相纠缠，最後造成一些悲剧的发生。我认为当你失掉女朋友或男朋友时，只要一去想就不会停止的，因此任何内省的修炼方式都应该要排除。懂得爱情的人，在失去另一半时，可以把它视为一个离开你的苹果，光老想苹果是没有用的，唯一的方法是找出香蕉来取代这个苹果，而不是靠个人的意志力来抑制这个苹果。
记者：您很讲究技巧性。
李敖：男女间有很多隐含的技巧是很重要的，可是有很多人不知道，最後反而把爱情搞得一塌糊涂。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我过去写的一些书被查禁了，所以年轻朋友看不到我的一些绝学、想法和智慧，看到的都是琼瑶、三毛一类的书，给了你们错误的爱情观，把快乐的男欢女爱搞成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痛苦，输入给你们的都是连续剧式爱情观，会害了你们。
记者：您的前妻胡茵梦写了一本书，听说里面有大量关於您的内容。
李敖：胡茵梦写了书，我也写了书，我还在电视中，用４０集的片子攻击她。我讲一个故事：有一次，我走在台北东丰街上，看到对面走来一个女人，穿着黑大衣，戴着墨镜，等我走近了才发现，她就是胡茵梦。她看到我，哭了。她当时对我说，她也不想写那些恩怨情仇的事，她很懊恼。後来她的一个朋友对我说，胡茵梦和我都分开１８年了，过去的感情也沉积下来了，已经平静了，後来偶然看了我的回忆录，里面有写到婚姻那段的，她就急了，就写了她那本书。
记者：（去年夏天，记者采访李敖，得知他妈妈刚刚去世。）能聊聊您妈妈的情况吗？
李敖：妈妈刚刚去世，家里一团糟。妈妈毕业於吉林女子师范，当时女孩子念书不容易，她没有缠足，还打篮球，是“新时代”的女性，是个新派。妈妈生我时，已经一连生了四个女儿，我的“应运而生”，帮了她的不少忙﹔我在家中的地位如日中天，直到弟弟出世才算“两权分立”。来到台湾後，家里很穷，父亲不久就去世了，家里很穷困，老太太很坚强。她是那种很厉害的东北老太太，很难伺候。她常常会凌辱人，所以家里的人都“逃之夭夭”了（苦笑），就剩下我陪着她，因为我也很厉害。她跟我在一起就不行了，我比她更厉害，她和我在一起就听我的了，我说了算。
记者：除了您自己，您还佩服谁？受谁的影响最大？
李敖：我曾经说过，要找我最佩服的人，那我只有照镜子。对我影响大的人，没有单个的，而是许多人的某一风范、某一点，如钱穆的“不耻下问”的风度等。对我帮助大的还有《文星》杂志，我承认我经济上的改善，与进入《文星》有很大关系，从此告别了穷困﹔当然，不是说我不进入《文星》，就没有钱，也许会更有钱。
记者：您和胡适、钱穆都有过交往，他们是您的导师吗？
李敖：当时台湾的学者分两种类型，一类是钱穆型，一类是胡适型，我对他们比较注意。我和钱穆的交往只是个过渡，他让我看到了作为反动类型的知识分子﹔但胡适对我的影响很大，胡适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代表。那个时代对知识分子很尊重，有四千个文盲，才有一个中学生﹔胡适是大学教授，那是什么地位？又是名牌大学的名教授，地位就更高。备受尊敬的大教授可以做许多事情，是社会上一股很强的力量﹔现在就不同了，有力量的是政党、财团、演艺人员，知识分子的力量比较弱。知识分子也有看起来“强”的，像这里的澄社人员，招朋引类，抱成一团，但我不喜欢。我更喜欢独来独往，只有我一个，是单干户。
李敖文人篇∶书生意气 唯我独尊
激扬文字
“绝对是他们有问题”
──评诺贝尔文学奖
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作家可谓不少∶巴金、李敖、王蒙等，其中，李敖是在去年１月以长篇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获得了该项提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该奖最後颁发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剧作家。
多少年来，围绕着诺贝尔文学奖的是是非非，费去了中国文坛太多的口舌；那么，作为该奖的被提名人之一，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在李敖的眼中，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奖项呢？
记者∶李先生，您作为一位台湾作家，以《北京法源寺》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有何意义？
李敖∶在台湾获得此项提名，我是出了小小一口恶气！（大笑）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当今够资格的不止我一个，但放眼台湾，就我一个。我是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我虽然写了很多书，但是一直没有受到台湾文学界的肯定，在台湾文建会出版的９００多页的作家名录中，７０３个作家里面没我。这次获得提名，给了台湾文学界一个反省与讽刺的机会。
记者∶您有没有信心获得该奖？
李敖∶我最有资格，但不一定会获得这个奖。这个奖强调的是作品中的理想主义成分，还有作者有没有跟权势作斗争，这两点我都做得非常好，也可以说最好；我不获这个奖，不是我不行，而绝对是他们有问题。１９９９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是申请了２７年才得到的，我不可能有这个耐心。
记者∶在评选公布之前，您有没有胆量批评这个奖？
李敖∶在历史上，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经常不公正，托尔斯泰没有当选是遗憾，毫无资格的赛珍珠当选是错选。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受地域和政治的影响太大，偏向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文学史上，像托尔斯泰、易卜生、哈代、康拉德、马克·吐温、高尔基、德莱塞、毛姆等作家，作品都很好，都应该得到这个奖，却没有得到，这是不公正的。
记者∶以前中国作家一直没有获得这个奖，您觉得还有什么原因？
李敖∶除了地域和政治的关系，还有语言的隔阂问题，他们不可能读懂我们的原文；他们只认定我们没有世界级作品，这是有偏见的。我认为老舍早就有资格获得这个奖。
记者∶曾听说有人提名金庸获诺贝尔文学奖，您认为他写的武侠小说怎么样？
李敖∶金庸写的武侠小说实在太荒谬。胡适先生生前曾对我说过，他是不看武侠小说的，用他的话来讲，武侠小说“太下流”。这个“下流”的意思，就是不入流。
记者∶既然您对诺贝尔奖存在如此的看法，怎会去申请提名？
李敖∶这是我的一些朋友，拿了我的《北京法源寺》，给我申请叁加这个奖的评选，获得了提名；最初连我都不知道。
记者∶看您的《北京法源寺》，发现长处不在文学性，而在思想性。
李敖∶小说就是要表达思想，体现文字的力量，展现情节、说故事，电影、电视比文字更适合。实际上，电影、电视出现以後，文字可以表达的领域变得窄了，那么很窄的部分怎么发挥？就是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就是文字的力量。
记者∶这本小说是在什么情况下构思出来的？
李敖∶自１９７１年起，我被国民党政府关过两次，其中住得最久的是“军法处”的八号房，我一个人住了两年半之久。八号房不到两坪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马桶、水槽和四分之一的我用破门板架起的“书桌”，所余空间，已经不多。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门虽设而常关，高高的窗户倒可开启，可是通过窗上的铁栏看到的窗外，一片灰墙与肃杀，纵在晴天的时候，也令人有阴霾之感。在那种年复一年的阴霾里，我构想出几部小说，其中一部，就是《北京法源寺》。
本色读书人
──读书·写作·媒体
无论李敖做什么，说到底，他是个读书人。
记者∶孔夫子说“狂者进取”，您现在每天工作多少时间？
李敖∶我现在一天睡四个半小时，余下的时间几乎都是在工作。我是老当益壮，越老越激烈，越老越成工作狂。比起梁启超、鲁迅、胡适，我比他们写得多。什么原因呢？因为我很单纯，我跟别人不来往，不喜欢婚丧喜庆，也不叁加吃喝嫖赌，所以我很多时间都在写作，写得比他们多得多。
记者∶您的本色还是读书人。
李敖∶我竞选“总统”是玩他们的；实际上，我也没有“从政”，闹了６个月，权当是累了，和当局玩玩罢了。在历史上，像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搞变法，才是读书人从政的典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读书人的“学而优则仕”。尽管康有为、谭嗣同的变法理论并不很完整，但他们仍是读书人中的大丈夫──谭嗣同变法把命都送掉了。
记者∶继《北京法源寺》後，您又有何新作？
李敖∶闹完“大选”後，我又在写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名叫《第七十三烈士》。书中的主人翁名叫莫纪彭，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当年他也曾叁加黄花冈起义，但比“七十二烈士”幸运，逃脱了性命，直到９０岁才在台湾去世。我曾发现一幅很有趣的历史照片，合影地点是抚顺战俘营，照片上有三个人∶一个是末代皇帝溥仪，一个是把溥仪从紫禁城里赶出来的冯玉祥将军的部下鹿钟麟，还有一个是打响南昌起义第一枪的战士熊秉坤。而当年莫纪彭也被关押在这个战俘营；通过他这个革命党的眼楮，我将记叙下一段很有意义的历史片断。
记者∶除了写小说，还做点什么？
李敖∶我一直在从事中国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和写作，准备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进行一次大整理。我发现，中国从古至今，几千年下来，重男轻女的思想太严重（笑）。
记者∶您的《北京法源寺》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後，大陆就出现了盗版本，对此您如何看？
李敖∶我对盗版没有意见。我写过１００多本书，其中９６本在台湾被查禁。自人类有史以来，写禁书之多，被查禁量之大，我可能居世界之首。在我看来，盗版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流传”我的作品。所以，只要不对我的书乱涂乱改，只要不借我的名头盗印不是我写的书，我就不会怪罪，不会向不法书商收钱。
记者∶在读书方面您有什么心得？
李敖∶一定要是自己喜欢的书。有的人一本书看完了以後，这本书上一个字都没有写，错的！这个书要标点，要把你的意见写上去，用红的笔、蓝的笔、绿的笔，然後把它切下来，割下来，干嘛呢？做分类。我的意思，正面有要的切下来，背面可能还有你要的东西。那么，最好买两本书，也切另外一页，或者把它影印下来。你用一个小本子把它分开，把很多观点分开。
记者∶您主持电视“个人秀”，绝对是个大牌主持人，身价多少？
李敖∶合作方式都是由电视台以购买《李敖大全集》的模式处理，即印制厂以《李敖大全集》的批发低价售与电视台。这样做对双方的好处是∶在我方面，可以得到着作广为流传的使命感和版税；在电视台方面，可以以批发低价进货再以高价卖出，不但有蠃利，还无疑免付了、少付了主持费的支出。在公司作业上，电视台也或象征性地订一个主持费的约，但价码是象征性的，和购买《李敖大全集》的总价加在一起，才是真正大牌主持人的价码。
记者∶您如何看网络？
李敖∶过去我在当兵做预备官的时候，看到很多写在厕所墙上或门板上的“厕所文学”。电脑对我而言，就是“电子化的厕所文学”，唯一不同的是，别人的“厕所文学”都是化名或匿名的，而我这边却是真名。我最後觉得，我也尝试要接受这种现代科技对我的挑战，虽然我一直想打败它。
记者∶您是指您创办的电子报吗？
李敖∶电子报主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