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红楼 作者:蔡义江-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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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玉的“不自惜”，无非是引起他父亲贾政大加笞挞的那类事，亦即使袭人感到“可惊可畏”的、“将来难免”会有“丑祸”的那种“不才之事”（见第三十二回）。看来，黛玉怜惜宝玉后来之遭厄，又比宝玉在家里挨打那次更甚了。我由此想到警幻仙子所歌：“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寄言众儿女，何必觅闲愁？”以及薄命司所悬对联：“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妍？”也都并非泛泛之语；就连薛宝琴《怀古绝句十首》那样不揭示谜底的诗谜，我认为曹雪芹也都是别出心裁地另外寄寓着出人意料的深意的。
当然，这种诗谶式的表现方法，也可以找出其缺点来，那就是给人一种宿命的、神秘主义的感觉。我以为它多少与作者对现实的深刻的悲观主义思想有关。但从小说艺术结构的完整性和严密性来说，它倒可以证明曹雪芹每写一人一事，都是胸中有全局，目光贯始终的。这一特点，无论其优劣如何，它至少对我们探索原作的本来构思、主题、主线，以及后半部佚稿的情节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章 《史记》抄袭《汉书》之类的奇谈
今年春节回宁波老家看望弟妹，有客来谈红学，告诉我现在有人研究出《红楼梦》中那些“脂评”都是假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是根据高鹗本子伪造的，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笑话！《红楼梦》研究中什么怪事没有？你千万不要相信它。”客说：“许多刊物报纸都刊登了呢，还出版了一本什么书，要不要我去找来给你看看，如果你觉得这种说法有问题，何不就写篇文章反驳它。”我说：“你不必找了，这种文章我不看，浪费时间，我也不想写文章反驳。”我不知客人是否以为我太自负。说实在的，凡有点新发现的红学考证文章，我都特别有兴趣，很想立即找来读，但对一些以红学为名的欺人之谈，确实不屑一顾。现在有人说，“脂本”是根据高鹗本改头换面的，这与说司马迁的《史记》是抄袭了班固的《汉书》有什么两样？倘若真把它当作一回事，写文章与之争论，岂不连自己也变得很可笑了吗？所以只当作新闻听听，根本没有理睬。前些天一位红学老友又向我提起此事，并告诉我那位提出“脂本作伪说”的人叫欧阳健，并劝我换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即现在社会上一般爱好《红楼梦》而并不研究其版本、脂评的人思想被搞得很乱，颇有些人被迷惑了，还以为真是个重大发现，好像某地区还要为此而举行什么研讨会，写点文章澄清一下，还是有必要的。我回答考虑考虑。接着友人就给我送来一本《贵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上面有一篇欧阳健的《脂本辨证》。后来，我又从红楼梦研究所得到几篇他的同类文章，有发在《复旦学报》（1991。5）上的，有发在哈尔滨《求是学刊》（1992。1）上的，有发在《贵州社会科学》（1992。7）上的，有发在长沙《求索》上的……据说还不止这些，真可谓遍地开花。欧阳健自认为有道理的话，这里也说，那里也说；有些例子，也是这里用那里用，翻来覆去，就那么些。而若真正想要横扫红学界，独创新说，就不能不触及的许多重要问题，则又避而不谈。我想，为了说得有条理些，下面分别就本子、文字、脂评三方面来看看欧阳健同志提出的新见是否站得住脚。
抄本何曾作伪
《红楼梦》“脂本系统”一词的含义，被红学界普遍接受的不是用来说明各种脂本之间的抄承、演变的源流关系的，因为这种关系相当错综复杂，研究者们完全可以也必然会有不尽相同的看法；但它作为在底本文字上早于程高刊本、未经程高改动过（当然，被以前的整理者、抄手也作过一些有意无意的改动，但远不及程高改动之大）的前期各种抄本的总称，却是公认的。后期的各种坊本则是据程高刊本文字或再加批印行的，即所谓“程本系统”。时间上的前与后，也是没有疑问的。
现在欧阳健要把红学史的时间顺序颠倒一下，把前期的本子说成是后期的，全盘否定脂本系统的存在，说脂本是篡改程本而成的，不顾事实地把足以否定他奇谈怪论的多得不胜枚举的证据都加以曲解或说成是伪造的，还连累那些对保存脂本很有贡献的收藏者、鉴定者、发现者，只要他们的存在不利于自己立论，一概毫不容情，几乎都被他说成是制造假古董、假文物的骗子。在欧阳健笔下，脂本作伪者是一支庞大的队伍。
“脂本系统”本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一书中列出的、不算程甲本在内，就有十一种，它们彼此间都有联系，共同之点大于差异，而且总体来看，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异又比它们与程甲本的差异要小得多。最晚的甲辰本（仍早于程甲本好几年）较其他诸本接近于程甲本，诸本大体上的先后，有迹可寻。真正对《红楼梦》版本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其中不可能有哪一种是能够单独伪造得出来的。
但是欧阳健偏说能伪造。他首先集中攻击底本最早，提供我们研究资料最丰富，因而也最有价值的三脂本：甲戌、己卯、庚辰本。说什么“为了迎合胡适考证的需要，在民国以后制造甲戌、己卯、庚辰三脂本”，还发挥想像力说：“甲戌、己卯、庚辰所谓‘三脂本’，是在各不相谋的条件下炮制出来的。”这怎么可能呢？听听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是怎么说甲戌本来历的：“去年（1927）我从海外归来，便接着一封信，说有一部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愿让给我。我以为‘重评’的《石头记》大概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竟没有回信。不久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藏书的人（按：后来胡适另文说明‘可惜我把他的姓名地址都丢了’。）把此书送到店里来，转交给我看。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遂出了重价把此书买了。”文章接着交代此本残存的回数、“首页首行有撕去的一角，当是最早藏书人的图章”；介绍书中今存的五六条题跋和十余枚图章，从题跋上知道“刘铨福得此本在同治癸亥（1863）”；然后又仔细地说明“此书每半页十二行，每行十八字。楷书。纸已黄脆了，已经了一次装衬。第十三回首页缺去小半角，衬纸与原书接缝处，印有‘刘铨福子重印’图章，可见装衬是在刘氏得此书之时，已在六十年前了”。这里说得清清楚楚，刘铨福得到此书和怕它再破损而加以装衬是在胡适得书的六十年前，即同治二年“癸亥”。（按：我以为更确切的说法还应加“以前”二字，因为刘得书之时是否便即加题跋还难说。）怎么在欧阳健笔下忽然变成“民国以后制造”的呢？是不是以为胡适在蒙骗人，或者胡适被书贾、被制造假货的人给蒙骗了？
怎么认为都可以，但总得说出个道理来。你说“此本来历，胡适始终未作具体交代”（《脂批年代辨析》），胡适“并未对抄本的来历以及纸张墨色、字体行款、题署讳字等紧要关目进行鉴定”（《脂本辨证》）。胡适对此书来历不止说过一次，有时间、地点甚至登广告一起办新月书店的人，还要他怎么个“具体交代”？是不是非要找出那位已找不到了的卖书人的姓名地址，问个一清二楚才算“具体交代”？我想即使找到也未必真能弄清，最后还得凭鉴定得出结论。胡适说“纸已黄脆了，已经了一次装衬”，有“朱评”，有“墨笔眉批”，难道说的不是“纸张墨色”？“每半页十二行，每行十八字。楷书。”难道说的不是“字体行款”？书名、题跋都一再说了而且对照了笔迹，作了无可辩驳的鉴定，怎么说他没有对“题署”等“进行鉴定”呢？写文章总得据事实、讲道理，对读者掩盖真相总不大好吧。
当然，欧阳健自有其苦衷：胡适的鉴定，尤其是对此书纸张和收藏者刘铨福笔迹的鉴定，欧阳健是非掩盖不可的，哪怕是掩耳盗铃，也只好硬说没有了。否则，他遍地开花的那些文章，立即就会变成海外奇谈。
“为了迎合胡适考证的需要”刚刚制造好的本子，怎么能“纸已黄脆了，已经了一次装衬”呢？实物今天还在，有幸的红学家都见到了，岂能说假话？刘铨福（字子重，号白云吟客）的题跋有四条之多，且是行草，盖的许多印章不说，这笔迹又谁有这么大的本领能伪造得出呢？胡适说：“我在台北得看见陶一珊先生家藏的刘子重短简墨迹两大册，其中就有他在辰州写的书札。一珊在民国四十三年影印《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两大册（也是中央印制厂承印的），其中（四四八页）收了刘铨福的短简一叶，是咸丰六年（1856）年底写的，也是辰州时期的书简。这些书简真迹的字都和他的《石头记》四条跋语的字相同，都是秀挺可喜的。”（《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这还有什么话可说呢？那些完全无关情况下别人收藏的书札，总不是迎合谁的需要伪造的吧？其实，要证明刘铨福的字是真迹，也不必去台湾出版的画册中找，冯其庸先生告诉我，他那里就藏有好几幅刘铨福的字，甚至还有他父亲刘宽夫的真迹。字是真的，本子是假的，同治年间的跋语，为胡适需要而亲笔题写于民国十一年之后，天下有这样的怪事吗？
这种荒唐事还真有。欧阳健一面认定甲戌本是在胡适考证发表后的短短几年内炮制出来的假货，一面又再三引用他认为假货上署有同治年月的刘铨福跋语和孙小峰（桐生，绵痴道人）的署名眉批，不说明它为何又可当作真的史料，而据此推断刘、孙六十年前的动机行为，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让矛与盾同时取胜，把读者搞得稀里糊涂。
刘铨福化名脂砚斋？
他的论点是：“脂砚斋从来就不是独立的存在，他是与很晚以后才出现的脂本相伴而来的。”他谈到台湾一篇文章中提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王雪澄日记粘笺上记有“脂砚堂朱批红楼原稿，其目如‘林黛玉寄养荣国府’、‘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与现行者不同。闻此稿仅半部，大兴刘宽夫位坦得之京中打鼓担中；后半部重价购之，不可得矣”等语，便又发挥想象，制造出三代脂砚斋说：第一代是刘宽夫所得的“十有八九也是书贾的伪托”的“脂砚堂本”；第二代是其子刘铨福，“他在这个本子上做了手脚”，“他将‘脂砚堂’改为‘脂砚斋’”，“脂砚就是刘铨福自己”；第三代是“在1927年卖给胡适的时候，显然经过了一次重新抄写”的甲戌本。
我现在要来证明那条笺记所记的“脂砚”不是欧阳健所说的什么“最早记录”，脂砚斋也绝非由“脂砚堂”改成的刘铨福，确实感到丧气。这跟要我证明司马迁早在班固之前就已存在有什么两样？欧阳健没有读过裕瑞的《枣窗闲笔》吧？或者即便读过，在创作“作伪说”时也想不起来了吧？裕瑞是高鹗同时人，其前辈姻亲与曹雪芹还有点关系。他在那本书中说：“余曾于程、高二人未刻《红楼梦》板之前，见抄本一部，其措辞命意与刻本前八十回多有不同。抄本中增处、减处、直截处、委婉处，较刻本总当，亦不知其为删改至第几次之本。”“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裕瑞的话不可能每个字都有事实依据，比如“脂砚斋”前的“其叔”二字，就有可能只出于揣测或传闻，但他在程、高未刻板前就见到抄本上“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却是已被今存之“三脂本”证明了的千真万确的事实。《枣窗闲笔》成书于1814年至1820年，其时，那位所谓改“脂砚堂”为“脂砚斋”而作为自己代号的刘铨福还没有出生呢。这又该怎么说？欧阳健现在发现自己的奇谈原来有这么大的漏洞，他准备作怎样的辩解呢？我也能猜到几分，他大概会说，“刘铨福化名脂砚斋”，就是受到那个胡编乱造的裕瑞的启示呀！
我并不想故意挖苦欧阳健，他确实玩过这种手法，比如刘铨福在甲戌本一条跋语中说：“《红楼梦》纷纷效颦者，无一可取；唯《痴人说梦》一种及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一种尚可玩。”这本是十分正确的见解，因为事实上苕溪渔隐和二知道人的眼光确实大大高出于当时纷纷效颦的流俗辈。我随便引几句二知道人的话，看是否如此：“蒲聊斋之孤愤，假鬼狐以发之；施耐庵之孤愤，假盗贼以发之；曹雪芹之孤愤，假儿女以发之，同是一把酸辛泪也。”你还能举哪一位旧红学家说过如此精辟的话？再如：“大观园之结构，即雪芹胸中丘壑也：壮年吞之于胸，老去吐之于笔耳。”我以为这与运用当今文艺理论而得出的最公允的结论也没有什么两样。再如：“宝玉悬崖撒手，宝玉之梦觉矣，宝玉之情了矣。”“悬崖撒手”四字，我想是欧阳健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是乾隆时的二知道人用它来指宝玉出家，却又偏偏出在欧阳健硬说是很晚很晚才出现的伪造的脂本的脂评中，如说“宝玉有此世人莫忍为之毒，故后文方能‘悬崖撒手’一回……”（第二十一回）“叹不能得见宝玉‘悬崖撒手’文字为恨。丁亥夏，畸笏叟。”（第二十五回）等等。有些对自己立论不利的证据，所以非贬低不可。苕溪渔隐列举小说人物年龄大小前后不一致处（有的是续书中的用编年表的方法，虽然有点多余，但毕竟不是《林黛玉日记》），怎么就用“对小说人物和‘史事’将无作有地予以考订校雠”的罪名，将此书贬得一钱不值，说刘铨福“作伪”是从中得到“启示”呢？原来苕溪渔隐还做了件有碍欧阳健立论的事，他把新刊行的程甲本与“归抄本”作了对照，花了一番“考订校雠”功夫，列举出一些重要异文都见之于甲戌、己卯、庚辰、戚序等脂本的，其中如“护官符”四句口碑之下，旧抄本便有各家房次的小字注文。而这些注文恰恰是欧阳健以为万万不可能有的，是他用来证明“民国以后制造”的甲戌本中“后人妄加”，又故意在行侧加批作伪证的得意的例子。现在居然又在乾隆时人的著述中找到（其实，批有“兰墅〔即高鹗〕阅过”字样的梦稿本和早于程甲本的戚序本中也都有此注文，只是欧阳健不敢提及罢了），岂非重重地打了自己耳光？所以非预先断喝一声不可。欧阳健随口骂刘铨福为“狡猾伎俩”，我们又该如何来说欧阳健呢？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三代脂砚斋的嬗变史”，本子只有一个，就是今存的甲戌本。对于前述那条日记中的笺记，欧阳健自己也承认“王雪澄对于此事的追记，已远在50年以后，看来并未亲见刘宽夫所得之本，一切当来源于其后之传闻”。要知传闻走样的事可太多了。就说曹雪芹吧，从同时的袁枚到清末的俞樾，有多少人说他是曹寅的儿子或者曹寅自己（所谓“雪芹，字子清”即是），刘铨福被传为其父刘宽夫又有什么奇怪呢？胡适就发现过这种情况，他说：“《百家书札真迹》有了念先先生撰的小传，其中刘铨福小传偶然有些错误（一为说‘刘字铨福’；一为说他‘咸同时官刑部，转湖南辰州知府’，是把他家父子认作一个人了）。”（《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至于“脂砚堂”更显然是“脂砚斋”的讹传，因为小说本子以“堂”称的本来不少，如《水浒》之有容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