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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十月 2006年第05期-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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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尘,很有些落拓不羁。缘分这样一种东西并不是挥手即来拂手即去的,男女之间缺乏默契的谈话则会令人乏味。从顾景洲后来与林风的交往来看,当时他对这位比自己小4岁的紫砂才女应该是有好感的,但他不善于表达,或者他的表达不当。女人能够容忍男人的愚钝,却不能接受男人的矜持。这时的顾景洲在壶艺界其实已经颇有名声,只是一蹶不振的紫砂业的巨大阴影无法彰显他这样的才子的熠熠光华。顾景洲再次光临蒋伯伯的亭子间的时候林凤会借故外出,不知为什么,她对这位令伯父赞不绝口的同乡没有感觉。他们在公司里也没有特别的交往,在众人眼里,模型技师顾景洲与工艺辅导员蒋林风只是一般的同乡关系。若干年后林风回忆说,说起来也奇怪,每天朝夕相处,我和他没有逛过一次街,吃过一顿饭。见了面也只是点点头寒暄几句。他这个人比较孤傲,平时不苟言笑,当时他收入很高,每月100大洋,又没有什么负担,即便是在高消费的大上海,他也可以过着一般人不可企及的生活。所以他悠然自得,刻了一方闲章,署号“自怡轩主人”,他不必像其他紫砂艺人那样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奔忙;他有清高的本钱,对于那些没有文化的粗人他是不屑为伍的。与她唯一的一次交谈,也只是局限于紫砂的话题。在顾景洲看来,以简代繁的紫砂光器是可以阐释整个世界的,质朴、内敛、古雅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怀。而繁复的紫砂花器不过是民间艺人的附庸风雅,无论形似神似,都是缺乏想象力的。虽然他比较欣赏蒋林凤的才情,但对她设计制作的那些紫砂花货茶壶和玩件并不认同,充其量小儿科而已。林凤当然不服,她认为做紫砂花货首先要有光货的基础,是在光货的基础上进行装饰,繁复并不是繁琐,“繁花似锦”是一种境界,既然大千世界花虫鸟兽都可以入画,那为什么不能人壶呢? 
  可惜的是,这两位后来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紫砂领军人物在一起交流太少。以至让两个丰富的世界缺乏碰撞擦肩而过。说当时顾景洲对蒋林凤没有好感是不可能的。因为林风的伯父几次暗示她,顾景洲又来过,问你有没有男朋友?如果大胆设想,当时顾景洲能拿出一份勇敢和浪漫追求林风,而且那种追求是不屈不挠如火如荼的,那么珠联璧合,当代中国紫砂史的部分章节就要改写。 
  如果那样的话,就不是顾景洲,而是顾景洲传奇了。 
  一个决定大家命运的坏消息在不胫而走。标准陶瓷公司的老板因贩卖日货,在上海滩上声名狼藉。而且他还投靠汪伪政权,即将赴外省任职。公司即将作鸟兽散。开始卷铺盖另谋生路的工人们整天骂骂咧咧。眼看着一份稳定的工作即将失去,林凤心里很是焦急。一天下午,老板约见蒋林凤,告诉她公司还将生存下去,保留人员上有她的名字。她突然想到了顾景洲,他能留下来吗?老板说顾景洲这个人清高自大,留他何用?她听了心里突然明白了,那些有骨气有个性的人都不在这个所谓的保留人员名单上,她若留下,岂不是和老板一丘之貉?她去意已决。 
  伯父蒋宏高正在患病,每天吞咽的药丸无疑占去了这个窘迫家庭的一大半开支。林风的处境更是引发了彼此的乡愁。衰弱的蒋宏高终于决定带领全家撤离上海。他希冀自己那乱世中不堪一击的身体能在故乡宜兴的怀抱里恢复元气。 
  离开上海的那天依然下着雨,林风记得,她来上海时也是下雨的天气。后来她的一生里,许多重要的日子总是和下雨有关。岁月作证,大上海终究褪去了一个村姑的乡气和愚稚,让她带走的是一份优雅的干练和淡定的心境。一直到她真正地离开,她才知道自己对这个城市是多么的喜欢,它的千娇百媚和千疮百孔一样令人留恋;它的奶油糖、霓虹灯……永远释放着诱人的气息;它的天空的每一片云彩都带着俗世的温情。虽然这个城市从来没有属于过她,但一份淡淡的离别的惆怅穿越了每一个平淡的日子,一起聚向她的心头。 
  不管怎样,回家总是让人高兴的。她分明听到了故乡的深情的呼唤。和伯父不一样的是,她还年轻,一切才刚刚开始。 
  三 惨淡小城 
   
  蒋蓉,而不再是蒋林风。给自己改名字是她回到家乡做的第一件事。芙蓉是她最喜欢的花。她是做花器的。蓉,是一种新生活的绽放,是一种久长的馥郁,是一颗敏感的心灵对未来的期盼。 
  一天,她去上袁村找顾景洲,因为没有预约,景洲先生不知在何处云游。穿过十几座破败的龙窑,她到了一条名叫白宕的巷子,这里聚居着上百户世代抟陶的工匠,蒋蓉来这里拜访一个名叫华荫堂的陶业长辈。华荫堂堪称丁蜀镇最大的陶业老板、著名的开明绅士,又是这方圆几十里窑场的活字典,是个一言九鼎的重量级人物。华荫堂知道蒋蓉的才艺以及她的上海阅历,他很欣赏这位干练的紫砂女才子,但当时华荫堂手下的若干座龙窑全部歇业,工人们都在家里饿着肚子,因此他无法满足年轻的蒋蓉要在这里谋一份工作的愿望。不过蒋蓉在这里得到了一份她意想不到的惊喜。华荫堂破例拿出一件镇宅之宝:清代制壶女名家杨凤年的代表作《风卷葵》壶,让她观赏。这是一件让蒋蓉受到极度震撼的作品。风来了,葵花在欢快地起舞。仿佛那是一只极其温柔的手,是造物主无所不能的魔手;世界感动,万物在一种别具情致的动感中,在难以言传的婀娜里翩然起舞。不知过了多少时候,蒋蓉抬起头时已经泪光闪烁。许久许久她沉浸在一份深深的感动里。过去她只听伯父说过杨凤年这个名字。她也是生于制壶世家,是制壶名手杨彭年的妹妹。也许女人与女人之间,有一根特别的心弦,它们的沟通是可以跨越时空的。这把《风卷葵》壶以风吹葵叶的动感人壶,在茶壶的造型中非常少见。体现了作者观察生活提炼植物形态的高超能力。60年后已经度过百岁诞辰的华荫堂老人还清晰地记得蒋蓉当时见到《风卷葵》时那种久久凝视、极其虔诚的神态。“美的东西都是一步到位。”她喃喃自语,“真的,见到这把壶是我的造化。” 
  《风卷葵》对于蒋蓉的特别意义,还在于为她今后坚持紫砂花器创作奠定基础。杨凤年这个名字,既是她前世的一个良师,又是她今生的一个梦幻。 
  父亲在县城开的宏生陶器店一直在风雨飘摇中支撑,女儿回来了,蒋宏泉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蒋蓉的出现居然让店里的生意有些回升,生活的安定又让她回到了作坊的泥凳旁。她要做一把壶,这把壶在她心里已经呼之欲出了:《束柴三友》。懂壶的人知道,那是陈鸣远的款式,是花器创作中的高难度作品。蒋蓉为了做这件作品已经暗暗地准备了好几年。 
  生于清康熙年间的陈鸣远是中国紫砂史上花器创作的开山人物。古朴守拙的紫砂到了他的手里,才有了儿女情长。他的创作题材汪洋恣肆,凡自然形态,信手拈来皆可人壶。古人说他“形制款识;无不精妙”,有爱其壶者甚至这样惊叹:“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丸土?古来技巧能几人,陈生陈生今绝伦。” 
  《束柴三友》壶乃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 
  该壶的壶体是一捆松柴,腰间用藤条一匝,故名束柴;松竹梅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岁寒三友,亦是历代文人士大夫精气神之象征。陈鸣远的意境无疑是富有诗情的:山间小径,清风一阵;一个担柴汉子唱着山歌拾级而来,松之坚贞,竹之清悠,梅之高洁;全部体现在乎民化的构图之中。 
  仿陈鸣远并不难,难的是得其精髓;这是多年前伯父的箴言。蒋蓉版的《束柴三友》则是站在古人肩上的再度创作。无论松枝、竹节、梅蕊,都显示了蒋蓉独特的审美理念。捏塑、雕刻工艺上的突破使得该壶比陈鸣远的原作更具儿女情态,更具一份生命的伸展与疏放之美。 
  《束柴三友》的成功让父亲感到十分欣喜。女儿确实长大了!他觉得这把壶再穷也不能卖,它应该是蒋家传人的镇宅之宝。一天夜里父亲盘账的时候突然晕倒,吓坏了的蒋蓉和弟弟淦方赶紧把他送到县城医院。医生最终的结论是残酷的,一盏风前飘忽的灯已经熬尽了它最后的灯油。哭红了眼睛的蒋蓉开始准备父亲的后事。家徒四壁,蒋蓉实在找不到值钱的东西可以变卖,无奈之下,还是把心爱的《束柴三友》卖给了一个皮货商人,换得一副薄皮棺材。次日黎明蒋宏泉被一副雇来的担架抬回潜洛老家。在经过村西那座老龙窑的时候他突然回光返照,他坚持着要到窑上去看看。一个行将就木之人的最后愿望是不可违拗的,在众人的搀扶下蒋宏泉真的登上了窑顶。杂草几乎已经覆盖了整座窑体,几只硕大的田鼠在倒塌的窑头上探头探脑。这时蒋蓉看见父亲深凹的眼睛在突然燃起灼人的光亮后迅速地黯淡下去,他终于离去,在熔铸了他一生心血的冰凉的窑场上。这位绝技超人的能工巧匠留给这个世界的作品实在不多,一把《洋桶壶》是可以传世的,与乃兄一样可惜的是,他制作的大量的壶上都没有自己的名字,也许是上苍为了弥补这莫大的遗憾,便赐予了他一个悲壮的宗教式的死,蒋宏泉惨淡人生最后的句号竟是如此圆满。 
  一天,顾景洲来访,在蒋蓉的印象里,他比在上海分别时落拓多了,一场“天花”让他原本白净光洁的脸庞留下了一些浅浅的麻子,衣着也有些邋遢。反正那天他给蒋蓉的感觉灰头土脸的,状态相当不好。和蒋蓉一样的是他一直没有成婚,战争让紫砂行情一落千丈,也让这位心高气傲、不肯折腰的“瘦萍”(当时顾的自号)为了生计而四处漂泊。 
  蒋蓉还是留他吃了一顿饭,席间顾景洲提出“合作”,即自己来加盟这个小小的宏生陶器店。顾景洲30岁出头,正是才华横溢的年份,蒋蓉则比他小4岁;一个做“光货”已经卓然成家,一个做“花货”亦已声名鹊起。两人若愿合作,必是紫砂界独一无二的珠联璧合。 
  但是,蒋蓉婉言谢绝了。 
  时光飞越了60多年。晚辈的我在采访蒋蓉老人时有一段对话,兹录于下: 
  问:当时你为什么要拒绝他呢? 
  答:因为当时我觉得,他说的“合作”,不仅是指生意,还有别的意思。 
  问:别的什么意思?是否指感情上的? 
  答:是的。 
  问:那你为什么不喜欢他呢? 
  答:我也不知道。反正,当时我心中的人,不是他这样的。感情的事不能勉强。 
  问:当时那个年代,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许多人不就是在一起凑合着过过日子的吗? 
  答:别人可能是这样,我不这样。 
  问:别人说,如果你们能够结合,就是一门两泰斗,紫砂界的风光就都被你们占了。这一点你想过吗? 
  答:其实他和我的观念是不一致的;他看不起我做的花货,我也不喜欢他的傲气,两个性格不合的人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 
  问:当时你那么拒绝他,他是不是有点难堪? 
  答:其实我们都没有直说。他是个很清高的人,说不合作,那就算了。 
  问:现在回顾这件事,你觉得当时做得对吗? 
  答:没有什么对不对,我只是怎么想,就怎么说。 
  蒋蓉的回答使我感到世界上最不可改变的就是女人。没有什么能够改变她们爱情婚姻的航标,哪怕它仅仅通向不可能出现奇迹的苦难岁月。可以想象,被蒋蓉婉拒后索然离去的顾景洲心里是难受的。他一生未向女人求过爱,“合作”也许是他以最大的勇气、最含蓄的口吻说出的最诚恳的求爱语言。和许多天才一样,当时他除了一手绝技别无长物,在找不到出路的现实的种种羁绊下他的生存一样地十分艰难。他和蒋蓉的恩怨并未了结,10年之后他们还将聚首共事,演绎出另一番故事,那是后话。 
  1945年的宏生陶器店分明是蒋蓉一家在汪洋中艰难度日的风雨之舟。有一家“兄弟书店”坐落在它的隔壁,店主是个20多岁的进步青年,名叫朱豪。蒋蓉的大弟淦方不仅和他厮混得很熟,还经常拿一些“红色”的书籍回来传看,起先蒋蓉并不在意,那些内容新鲜道理实在的书籍同样也吸引着她。后来淦方老是“革命”、“解放”的不离口,蒋蓉便多了一份担心。侵占宜兴的日军一直到这一年的9月才放下武器受降,新四军光复宜兴后即迅速撤出。国民党又回来了,青天白日旗重又升起在小城的上空,国共两党又成了生死冤家。有人提醒蒋蓉姐弟,小心县党部的人,他们的鼻子很长,经常有事没事地在这一带觅食呢。事情该来的总是要来,一天下午,县党部几个便衣来到店里,一张盖了大印的传票交到蒋蓉手上,说县党部的书记长蒋如镜先生要找蒋淦方谈话,被一起带走的还有隔壁的朱豪。据说他是共产党。淦方前脚走,母亲周秀宝就急得晕过去,还有最小的妹妹梅林,她前不久被查出有肺病,有时咯出一口血,把大家吓得半死。家里已经没有钱买药,她只好乖乖地躺在母亲身边,脸色像一张白纸。这个祸不单行的家就像被推到了悬崖上,那些日子里蒋蓉急得团团转,邻舍们说,谁要是被县党部盯上了,那就逃不了走着进去躺着出来的命运。淦方此去凶多吉少,要把他从虎口里救出来谈何容易!她穿过深深的大人巷去到县党部打听,一连几次都没有人理她,后来她在一个管事的头目手里塞了几块银元,那人才答应让她见一面。大牢里可怜的淦方双手被吊在高处,脸庞和身上是一道道的血痕,想必吃了不少苦头。仅仅几天,一个健壮的小伙子就被折磨得惨不忍睹。“通共”的罪名是可大可小的,这里的人没有兴趣听她的申诉,也许除了钱和妖冶女人没有什么能让这些党国的官员们瞪大眼睛。蒋书记长可能是因为忙于党国大事,求见一面的可能几乎是零。这时有一位卸职归田的沈专员出场了,此人50多岁,自称是蒋书记长的至交,一生宦海沉浮,深谙所有官司诉讼的一切环节。按照沈某人的说法,要让蒋淦方自己走出县党部的大门起码必须准备500大洋。对于囊中羞涩的蒋蓉来说,这不啻是个天文数字。钱是这个乱世唯一的救命稻草,没有钱的穷人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一条无辜的生命被活活涂炭。沈专员还说,淦方的手已经被打断了,蒋蓉还必须替他代写一份登报用的“自新书”,等等。沈专员看着把蒋蓉逼得差不多了,便转了话锋,说出了另一层意思:其实蒋书记长也是个读书人,决不贪恋钱财,他喜欢紫砂壶,对蒋小姐的才艺很是佩服,过些日子蒋书记长就是50大寿了,这样一个机会,蒋小姐可要抓住啊。 
  蒋蓉没有想到,自己的壶竟会和弟弟的性命联系在一起。她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阴谋。她想起父亲在世时曾经讲过的一个故事:清代有位名叫邵大亨的制壶高手,一生视官场如粪土。有一天,县官传他到衙门,要他定制紫砂壶。大亨不从,竟被县官严刑毒打。后来,大亨便胡乱捏些壶样搪塞,县官实在无法,只好把他放了。 
  无论如何,她不愿把自己的作品送给一个道貌岸然的刽子手。可是弟弟的生命危在旦夕,一把壶若能换回一条命,就是自己委屈死了,也对得起淦方了。 
  急火攻心的日子蒋蓉的嘴上满是燎起的火泡。一个弱女子一心要救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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