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禅大师的仪仗兵-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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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队队长谢雨禄和二中队队长沈剑波请示：“天黑路险，不容易追上，怎么办？”，
曾大队长不留任何余地：“追不上就开枪，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一个也不能放走”。
于是，十三名逃兵被打死，其余的都被抓了回来。
肇事的“祸首”也被枪毙了。
行刑之前，大队部请犯人们吃“上路饭”。几个火头军没哭没闹，只是提出把刑场设在河边，他们的魂魄要顺着通天河、金沙江，顺着长江回江西老家去。
曾铁衷照办了，他也是江西人。
九世班禅指派喇嘛给“不幸身亡”的士兵念经超度，还给仪仗队送来了大米白面。从大队长到马夫，没有人去经堂答谢，也没有人吃那些米和面。
蔡智明回到队里的时候，事情已过去好几天了。
这些天，曾铁衷大队长一直在给大家做“精神讲话”：
“我知道大家心里有委屈。弟兄们护送班禅大师进藏，吃了很多苦，可现在却有人讨厌我们、刁难我们，他们克扣粮草、告黑状、暗中使坏，想把我们赶走。大家自然会想不通，觉得给班禅当仪仗兵是吃力不讨好。
但是，弟兄们要明白，我们不是班禅的跟班，仪仗队也不是活佛请来的吹鼓手，我们是国家权利的象征。自古以来，边疆的政教首领都是由中央政权送回辖区的，这是政治传统、是达赖和班禅个人的荣誉、更是中央政府的权力！这个传统关系到国家声威，今天不能被破坏，要靠我们军人来完成。
某些人和仪仗队作对，挤兑我们，他们是别有用心。但是，弟兄们受不了委屈，想逃跑，这就是政治上的幼稚、也是品质上的软弱！我们必须记住，仪仗队的行为不仅是针对某个人的礼貌，而是代表中央政府向西陲边疆行使主权，这是我们军人必须履行的责任。
有人说，我们只有三百人，无足轻重，解决不了大问题。这句话错了！三百宪兵，不仅是班禅行辕的仪仗，更是国家法统的标志，我们三百人在此，代表了国家的三百万军队。这是仪仗队的职责、也是我们的光荣！身为军人，既接受了任务，就要努力完成，哪怕断粮、断头也要干到底，谁也不能当逃兵！”
官兵们纷纷表示：“队长，咱们以前不懂事、现在明白了。今后哪怕吃尽千难万苦，也要坚持着把班禅送回去”。
班禅大师也很想回去，可事情却并不那么容易。
很多人把九世班禅返藏受阻的原因归结到仪仗队的身上，这有些片面，但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仪仗大队确实是拉萨与中央政府争执的焦点。
刚开始的时候，仪仗队的问题并没有引起争议。
“国师返藏、中央礼送”是自古以来的惯例，以前的达赖喇嘛也被清朝皇帝送过两次，从没有谁觉得不合适。再说，三百名仪仗兵在军事上的作用微乎其微，不可能对西藏形成威胁。因此，36年12月，当得知班禅行辕到达玉树结古寺以后，噶厦府只是提出“仪仗队随班禅径赴后藏”。除了不愿意班禅的仪仗在拉萨耍威风，并没有更强烈的意见。
可一个月后，也就是37年1月，英国驻西藏办事处负责人（兼锡金行政长官）古德爵士突然发表讲话，“反对中国政府派遣军队进入西藏”；藏军总顾问威廉（印度东方旅的旅长）也立刻表示将给噶厦府“在军事上提供协助”；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随即提交照会，抗议南京国民政府违反了“西拉姆协议”。
（ 注：“西拉姆协议”是英国人和西藏政府订立的条约，这个协定中的“麦克马洪线”十分有名，但其实还有一条：它认定中国对西藏只享有宗主国权、而不是完全主权……这是历届中国政府都不能承认的）
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噶厦政府也变得强硬起来，“摄政王”随即通知班禅：欢迎大师本人返藏，但仪仗队不许进藏，行辕和行署中的汉人和蒙人也一律不得进入西藏。否则将以武力阻拦。
英国人的态度为何如此霸道？细说起来，可以从殖民主义讲到帝国主义，原因多了去。
这里，只讲个直接的诱因：
1936年12月，英王爱德华八世（也就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那位）辞职不干了，由他的弟弟乔治六世（伊丽萨白的爹）继位。新国王的加冕仪式定于37年的5月中旬举行，世界各国都派代表参加盛典，西藏也是受邀朝贺的一“国”。
消息传到大英帝国“拉萨办事处”，古德爵士屈指一算，按照国民政府的计划，37年5月，班禅行辕和仪仗队正好开进西藏，拉萨的街头届时将挂满青天白日旗。这么一来，西藏就不象是“一个国家”了，大英帝国和印度总督的脸上肯定挂不住。
因此，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阻止中国官兵进藏……
蔡智明他们当然想不到，仪仗大队进西藏，居然能与英国国王和美国女人的爱情扯上关系。
班禅活佛虽然法力高深，估计也想不到这个。
达赖死了以后，摄政的“热振活佛”只有二十多岁，班禅就以为自己的声望在西藏无人能够抵挡。按行辕的说法：班禅进藏如同佛光普照，百姓必将顶礼膜拜、倾心相随；黑河（今“那曲”）的藏军更不用担心，他们都是后藏的子弟，只要听说班禅大师回来了，定会倾巢投诚、竞相易帜……
于是乎，九世班禅就就在结古寺等待冰雪消融。
春天来了，可美好的愿望却没有实现。
南边三十九个部落的土官来信说：对不起，奉噶厦之命，不能给班禅大师提供“乌拉”；黑河的藏军倒是来了几个“投诚”的，可职务最高的只是个“甲本”，相当于排长，其他的士兵还在据点里端着枪，严阵以待。
班禅顿时傻眼了，他没想到那个“热振活佛”居然这么厉害。
五世热振呼图克图，法名“土登江白益西，丹巴坚赞”，1912年出身于西藏的加查宗。
一般情况下，大活佛很少跑到贫民家庭投胎，可五世热振却是个例外。十三世达赖亲自把他从奴隶的家里找了出来，并且在他刚满二十岁的时候就授予他黄教最高学位“拉让巴格西”，让他主持热振寺。这样，五世热振对十三世达赖当然绝对的感激、绝对的忠诚（这一点，只要看看他为十三世达赖修建的灵塔就知道了）。
根据达赖的遗愿，二十三岁的五世热振被尊为“摄政王”。他对待班禅的态度继承了十三世达赖的理念，而这个政策又得到了英国人和拉萨高级僧侣集团的支持。
九世班禅在与他的交锋中，完全处于下风。
南京中央政府的态度很明确：别的可以谈，但专使行署和仪仗队一定要进藏。这个意见，蒙藏委员会通知了拉萨政府、外交部照会了英国大使、孔祥熙去英国期间也做了说明——没有更改的余地。
这下子，九世班禅坐了蜡。他不能反对中央政府的意见，因为中央是他唯一的靠山；可遵循中央意见他就进不了藏，因为他的宗教号召力比不过拉萨政治的权力。
“政教合一”，当政教不能“合一”的时候，政治是第一位的，宗教只不过是陪衬罢了。
于是，班禅着急了、生病了，他生的是肝病，气急伤肝。但他生病的时候吃的是西药，治病的医师也不是喇嘛，这让蔡智明觉得很奇怪。
班禅行辕的人也急了，他们觉得是仪仗队坏了进藏的事。
从四月份起，行辕就不再向仪仗队发放军粮，军需官余展鹏顿时抓了瞎，仪仗兵们也开始饿肚子。大家成天看冷脸、听闲话，还要愁着买粮食、找牛粪，这才引出了前面的一系列事件。
班禅本人没有埋怨过仪仗队。有趣的是，就在专使行署到达玉树的头几天，他突然带着随从到两百里外的拉秀乡泡温泉去了，那意思是让“护送专使” 在结古镇吃个闭门羹。
赵守钰反应很快，立刻改道“青南警备司令部”、找马彪商量军粮补给的事情，这才算是没丢面子。
赵守钰果然面子大，很快就从青马骑兵那里借来粮食，解决了仪仗队的吃饭问题。
可是，这时候，班禅大师却住在拉秀乡不肯回来了。
拉秀有个“拉休寺”（本名“龙西寺”），是座黄教的寺院，那里有男喇嘛学院、还有女喇嘛学院。九世班禅说他要在庙里闭关修炼，不让仪仗队去打扰他。
不让去只好不去。仪仗兵原地待命，蔡智明无所事事，于是又开始四处乱转、凑热闹看稀奇。
九世班禅大师身体欠佳、心情也不好，因此移驾到“龙西寺”闭关修炼。
结古寺是花教的寺院，龙西寺才是黄教的寺庙。人不痛快的时候，总愿意在自己习惯的环境里休养，活佛也是如此。
武林中人提倡“强身健体”，却要区分门派，为争霸江湖打来打去；同样，佛门僧侣主张“修身养性”，也要分派，吵来吵去抢着当教宗。
这方面，喇嘛与和尚是对手。
其实，西藏和内地都信奉大乘佛教，只不过和尚练“显宗”，喇嘛重“密宗”。“显宗”和“密宗”的区别，往简单里说——前者重理论、后者重形式。就象华山派的“气宗”和“剑宗”，一个是岳不群、一个是风清扬。
到庙里看一看就知道。如果菩萨的神态安详、面带微笑，道貌岸然假装深沉，那多半是显宗；又如果神像张牙舞爪、表情复杂，甚至摆出一些少儿不宜的姿势，不用说，密宗的。
和尚和喇嘛时常互相看不起，各说各的高明。其实“显”也好、“密”也罢，都是由环境决定的——内地有农耕的文化、儒家的底子，所以和尚必须故作玄机、显得有涵养才能吃得开；而西域是农牧文化，人民性情坦率，喇嘛的行为也只好夸张直露一些、引人注目——大家都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不好说孰优孰劣。
其实，藏传佛教也不是不讲理论。喇嘛教有很多教派，越晚出现的派别越注重佛理。到了黄教阶段，喇嘛们更是主张“显密兼修”、“先显后密”——这就成了内外兼修的令狐冲、可以笑傲江湖。
清康熙以后，一统江湖的是黄教（格鲁派）喇嘛，其他教派都要听从达赖和班禅的领导，花教（萨迦派）也是如此。
“萨迦派”之所以被称为“花教”，是因为他们喜欢在院墙上涂抹红色、白色和黑色的条纹。太阳出来，寺院的高墙被阳光照得色彩缤纷，有时象德国旗、有时象俄罗斯旗，确实够花的。
花里呼哨的萨迦派曾经创造了喇嘛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13世纪，花教教主“八思巴”被元朝皇帝册封为“国师”，忽必烈把西藏（前后藏）、西康和安多交给他管理，八思巴由此开创了藏传佛教“政教合一”统治的先河。
元朝的喇嘛可以当官，头戴莲花帽、身穿大红袍的“法师”在京城里东游西逛、作威作福，使得内地和尚十分羡慕。
出家人也讲虚荣。早先，和尚的打扮比较朴素，只穿褐色和青色的衣服，后来看见西域法师的衣着鲜艳、风头正健，内地的寺院也就流行起了大红袈裟。
武打小说里欺负郭靖、杨过、张无忌的喇嘛多半是花教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黄教”，达赖和班禅要到清朝以后才开始威风。到了康熙朝，穿黄衣服的黄教喇嘛满街跑，于是黄僧帽、黄袈裟又成了内地方丈和尚们的时髦……
所以说，西藏喇嘛至少有两个方面可以笑傲江湖：一是实施了“政教合一”，二是领导了佛界服装新潮流——这两条，别说汉人和尚没法比，就连印度和尚也比不上。
元朝灭亡以后，花教失去了崇高的地位。但萨迦派毕竟是威风过的，所以依然在藏区保持着相当的势力。
结古寺就是萨迦派的寺院。
没事的时候，蔡智明喜欢跑到结古寺里东张西望，想瞧瞧“法王”是个什么模样。可是，花教的喇嘛似乎对班禅的仪仗兵不大感冒，板着脸不愿意搭理人，这让好奇的书记官十分失望。
在寺院里，态度最好的是个小娃娃，据说是“生钦活佛”的转世灵童。
“生钦呼图克图”原本是后藏的大活佛，江孜“重孜寺”的寺主。清朝末年，“四世生钦”因为和外国传教士的关系过于密切，被慈僖老佛爷下令赐死了，于是投胎到新疆土尔扈特部，成了蒙古王爷的儿子。清朝灭亡后，“五世生钦”试图推行政教合一，自任新疆大活佛兼骑兵总司令，一时权势极盛。可惜好景不长，32年被新疆省主席金树仁给枪毙了，只好再投胎。
结古寺里的这个“转世灵童”不知是从哪里找来的，虎头虎脑挺可爱，大概是准备跟着九世班禅回后藏去。
小灵童只有四五岁，没有受戒也没有剃度，当然更不会念经作法。但他的算术很不错，会摇骰子。
喇嘛算卦是把三颗骰子放在“本巴瓶”里摇，以骰子的点数、参考经文上的说明来判断凶吉，大致说来奇数的结果较好、偶数的运气比较差。
小灵童不懂得经文，可他懂得加法，并且很希望为别人算卦。蔡智明觉得这小孩挺好玩的，于是就陪他逗乐子。
大家提出诸如“明天会不会下雨”、“今天能不能吃羊肉”之类的问题请灵童预测，这小家伙立刻十分热情地摇动“本巴瓶”。如果倒出来的骰子是偶数，他的表情就显得很忧虑，要求身边的“阿咯”念经消灾；如果骰子是奇数，灵童就很高兴，伸出手来抚摩大家的头顶。好象是真的活佛一样。
陪伴灵童的“阿喀”是个年长的僧人，德行高深。他的任务除了照顾小孩，还给他做一些启蒙教育。
行署的干事巴文奇是个蒙古人，懂得藏语，他一边听“阿喀”讲课、一边给大家做翻译。
老喇嘛先问小灵童，什么是红色？什么是白色？白的能不能变成红？心里想到的和眼里看见的是不是永远一样？
然后又说，人的心灵是可以支配一切的，心是车轮的轴子、眼是车轮的辐条。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只有心不会欺骗自己，就象瞎子的眼睛盲了，但一样可以心知肚明。学经的目的就是锻炼“心”，让凡人的“土心”变成菩萨的“金心”。
“金心”可以使人升入天堂，那里是神的领地，有铺着地毯的庭院、有大奶头的牦牛、还有长毛羊，大家穿着高贵的衣服，日子过得很舒坦；“土心”会把人带进地狱，那里尽是妖魔鬼怪，食物吃到嘴里就变成刀，水喝进肚里就成了滚烫的热汁……真是可怕极了。
蔡智明心想：谁说喇嘛没文化？这位阿喀的启蒙教育就挺厉害的。
更多的时候，阿喀是在帮助灵童学习戒律。
喇嘛教的戒律有好几百条，从“不能诽谤佛祖”到“生气的时候不能洗澡”、从“打坐的姿势要端正”到“吃饭的时候不要用舌头舔碗”，就象是行为守则一样，很适合小孩子学习。
小灵童按照戒律的要求行事，举手投足有模有样，真有点高僧的味道。
（蔡智明没有说这小孩的名字，因此，结古寺的这个小灵童是否就是后来的“六世生钦活佛”，我不知道。已知的是“生钦，洛桑坚赞”后来成了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98年去世了。截止目前，“七世生钦活佛”尚未出现）
喇嘛教的戒律大多是宗咯巴制订的。宗咯巴是黄教的鼻祖，所以黄教的僧侣执行戒律比较好一些，而其他教派的喇嘛就不那么认真。
比如戒律规定“僧侣不能近女色”，黄教喇嘛就真的不娶老婆，别派的喇嘛却不在乎这一套。
花教喇嘛通常不在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