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细说三国-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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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允以“司徒，录尚书事”的权利，请献帝升御史中丞皇甫嵩为征西将军，派皇甫嵩到长安西南的郿坞，没收董卓屯聚在该处的财货，结果没收了黄金两三万斤，白银八九万斤，与堆积如山的衣料、珍宝玩物。住在郿坞的董卓的九十岁母亲，官居左将军、封为（雩阝）侯的弟弟董旻，以及董家的若干口男男女女，都一起被杀。这种一人获罪，全家遭殃的现象，是汉朝法律的一大污点，叫做“族”，又叫做“族诛”。罪大的，不止诛灭一族，会灭三族。董卓所受的处罚，是“夷三族”。
当年，宦官张让、赵忠等人，杀了外戚何进，袁绍、袁术等人又杀了全部宦官以后，实实在在是给了董卓一个拨乱反治的机会，而董卓胡搅一顿，造成了函谷关以东诸州、诸郡的割据。现在，董卓既死，这也是给了王允一个新的拨乱反治的机会。可惜，王允的度量不够，虽不是有心胡搅，却把函谷关以西的人民害得很惨。
他派吕布去陕县，打董卓的女婿牛辅。牛辅被消灭了，牛辅的部下三个校尉李傕、郭氾、张济，希望王允赦免他们，王允不肯（王允也未尝没有理由。李、郭、张三人曾经在听到董卓被杀的消息后，屠杀了他们部队之中的王允同乡——并州人，几百个男男女女）。
王允和吕布均是并州人；董卓、李傕、郭氾、张济，都是凉州人。他们之间的仇恨，扩大为两州之间的仇恨，是十分不幸的事，使得王允为中心的长安朝廷失去了重建中国统一的机会，而且也失去了维持“三辅”（渭河流域、关中平原）的治安的机会。
李傕等三人，得不到王允的赦免，便索性造反，从陕县杀到长安，董卓的另一部将樊稠，也入了伙。吕布抵挡他们不住，离开长安，去南阳，投奔袁术。王允不肯逃，成了李傕的俘虏，与他家里的十几口人一齐被杀。
长安朝廷，靠了几位老臣勉强维持。这几位，是先后担任司徒、太尉、司空，或兼“录尚书事”的赵谦、杨彪、皇甫嵩、马日（石单）、周忠、朱儁。他们把李傕等四人由校尉升为将军，总算换得了三个月的苟安。
在这三个月之中，倒霉的除了王允一家以外，还有黄琬一家。黄琬是司隶校尉，在执行维持京师治安之时得罪了李傕等人的部队。
李傕自己于九月间兼了司隶校尉；同时，由普通的将军升为仅次于大将军的车骑将军。当时，朝廷中没有大将军；大将军不是常设的官位。
李傕而且“开府”，有了自己的机构，以前，只有“三公”才能有“府”；大将军偶尔也有“大将军府”。
李傕又获得了“假节”，得到皇帝所“姑且颁给”的“节”（权杖）。这个节，类似明朝以后所谓的“上方宝剑”。
郭氾与樊稠的力量不如李傕，只分别取得了后将军与右将军的官阶；但到了次年（初平四年）也开了府，他们三人的府，与“三公”的府并列，号称“六府”。他们三人“共秉朝政”，渐渐地不把“三公”看在眼里：只用他们自己的私人为大小官吏。
再以后，他们竟然把长安京城分为三个“防区”，各管一区，这三个区，没有一个区治理得好；他们三人的兵都毫无纪律，把京城的人民看作被征服的奴隶。
张济的力量，比不上他们上人；只作了“镇东将军”，回驻陕县。
又过一年，到了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李傕对樊稠看不顺眼，于一次酒席之中把樊稠拖出去杀了。他怀疑樊稠与凉州的造反首领韩遂有勾结（韩遂曾经伙同马腾在去年，打到离长安仅有五十里的“长平关”，被李傕叫侄儿李利，帮同郭氾与樊稠，将韩、马二人的军队杀退，樊稠奉令追击，却在阵前与韩遂“骈马笑语”，叙谈凉州家乡的乡情）。
此后，长安城内的三雄，剩下李傕、郭氾两雄。三雄鼎立之时，势力容易均衡；剩下只有两雄，便难以并立。
李傕常常请郭氾去他营中喝酒；每次，郭氾都提心吊胆，怕做了樊稠第二。两人终于兵戎相见，把首善之区长安弄得鸡犬不宁。
自从董卓迁都长安，闭关自守以后，函谷关以东的州郡在贸易上早已与关中的“三辅”隔绝。物资缺乏，物价高涨。况且，董卓已经用新铸的小钱，把五铢好钱赶出了市面！人民的困苦，没有李傕、郭氾二人的火并，本来已经够受，加上他们的火并，这困苦真是难以形容。杂粮已高到五十万钱一斛，麦子高到两千万钱一斛。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不是一位喜欢过甚其词的人。他在《董卓传》的里面说，长安城内“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
李傕、郭氾二人打来打去，打到兴平二年，那原有数十万人的长安，破落到“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无复人迹。”
李傕把汉献帝从宫里接出来，安置在自己的营盘里，杨彪以下的公卿，忠心耿耿，徒步追随献帝与伏皇后、宋贵人的车子，也进入李傕的虎口。其后，献帝叫杨彪与司空张喜、大司农朱儁等人去郭氾那里，劝郭氾对李傕和解；这些公卿也被郭氾扣留了不少。
献帝的左右，为了取得李傕的好感，升李傕为大司马，位在“三公”之上；同时，也升郭氾为车骑将军。但没有用，解决不了这两雄不并立的问题。
问题的解决，依仗张济。张济从陕县来，劝他们和，也劝他们让献帝与公卿离开关中，东迁到陕县所属的弘农郡（弘农郡的郡治，在今天河南灵宝县的境内，县城西南若干里）。献帝本人（这时候有了十五岁），也派人向李傕再三恳求，求了十次。最后，李傕居然答应。
兴平元年七月甲子日，献帝与公卿从长安附近的李傕的北坞营出发，郭氾与董卓的其他旧部杨定、杨奉、董承，都参加了护送的行列。张济也乘此回到他的驻防之地陕县。
人马走到八月甲辰日，才到达了新丰。
两个月以后，人马走近华阴之时，郭氾忽然后悔，想抢走献帝，杨定与杨奉和他打了一仗，将他打败。
郭氾败了以后，回长安，与李傕真正和解起来，而且约好张济，一起对杨奉、杨定动手。
十一月庚午日，献帝与公卿的行列，走进弘农郡的东涧，被李、郭二人的联军追上，这一次，杨奉与杨定打不过他们，连累得九卿之中死了四个，又了侍中朱展、步兵校尉魏杰、射声校尉沮儁。
杨奉和董承商量，想出一条计策：请来山西的大强盗李乐、韩暹，与归化的南匈奴左贤王（这位左贤王的名字，叫做去卑）。
李乐与韩暹是所谓“白波贼”的首领。白波与黄巾的性质，差不了许多。
李傕与郭氾打得了杨奉、杨定，却抵挡不了白波军与南匈奴。董承等人便乘着战胜的机会，赶紧在今日茅津渡的附近将献帝与皇后、贵人，及少数的随从渡过黄河，到河东郡安邑住了下来。河东郡太守王邑，与河内郡太守张杨，均对献帝及其随从表示欢迎与拥戴。
张杨而且派人去洛阳，把焚毁了的宫殿加以整修，这些宫殿虽则是因陋就简，不值得一看，就当时情形来说，已经是献帝所梦想不到的了（比较大的一座殿，称为“杨安殿”，以表示这是张杨所筑，以安天下的殿）。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献帝由安邑迁回到洛阳。
朝廷的大小官员，很少人找得到房子住，而且也谈不上有什么薪水俸禄，雇佣仆人，当然免谈。他们这些可敬的忠贞官吏，只有自己出去找干果、水果、野生的五谷，自己砍树木，捆荒草，背回家去烧饭。
而且，他们要被韩暹等人欺负，韩暹此时，已经官居“大将军、领司隶校尉、假节钺”，不仅“假节”，又假了钺，钺是很大的令人害怕的大斧。
张杨与王邑这两位深明大义，具有实力的太守，却又爱避嫌疑，不愿意留在洛阳，蒙干预朝政之名，均回了他们职责所在的郡（河内郡与河东郡）。
朝廷之中的一位“卫将军”，不甘心让韩暹长此跋扈下去，就在暗中派人邀请曹操来洛阳“保驾”。
曹操这时候（建安元年）已经全凭他自己的作为，崛起于群雄之中，由骑都尉而东郡太守，又由东郡太守而兖州牧。
曹操的力量，确是能胜过韩暹的。
三 吕布
曹操这时候刚刚战胜了吕布，夺回了吕布所袭占的兖州。
吕布的活动，值得先行叙述，因为，在曹操战胜他以前，他在各地表现了强悍的战斗力，很有点所向无敌的样子。
事实上，他只会骑马耍戟；至多能带上几百人或几千人，作一个偏裨之将，他个人的武艺相当高强，然而战术的知识有限，战略的学问毫无。至于政治，他更是门外汉了。我们再说得浅一些，他有勇无谋；而他的勇，也不过是比起匹夫之勇略微高些而已。
他连李傕、郭氾之流都打不过，还谈什么到关东（函谷关以东）来逐鹿中原？
他慌慌忙忙离开长安，把董卓的臭腐了的头颅挂在他的赤菟马的颈子上，带了几百名骑兵溜出武关，直奔南阳，投奔了袁术。
袁术起初对他相当礼遇，因为他毕竟是杀了董卓、替袁家几十口报了血海深仇的人。他这人似乎是不识抬举，在南阳住了不久，便放任自己的部下胡闹，抢劫老百姓的财务。他之如此，也可能是对袁术的一种抗议，袁术生平不甚慷慨，大概是“日久厌生”，不热心供应吕布及其几百名骑兵的粮饷。然而，话说回来，吕布论什么也不该在南阳有骚扰，当强盗也得选个地方。合则留，不合则去，既然宾主之间弄得不甚愉快，那就另找出路好了，以客人的身份兼为小偷，总有点儿那个！
他终于不得不向袁术告辞，一口气由南而北，渡过黄河，到并州（山西）河内郡投奔同乡张杨。张杨这人对皇帝忠、对朋友义，待吕布比袁术待他好得多了。吕布却又无法在河内郡久留。原因是，张杨自己虽然十分厚道，张杨的部下之中倒颇有人存心想把吕布杀了，送他的头去长安，向李傕、郭氾领赏。吕布见到情形不对，连张杨本人也怀疑起来，他向张杨说：“长安的朝廷悬赏捉拿我，捉到活的我，赏金大于捉到死的我，你与其杀了我，送我的头去；不如把我捆起来，送活的我去。”
张杨很幽默，不说“我没有意思出卖你”，却向吕布冷冷的说：“你的话很对。”
吕布被张杨这一句话，弄得坐立不安，想来想去，想出了“以走为妙”。于是，他带了部下若干人向东走，投奔袁绍。袁绍这时候已经逼走了冀州牧韩馥，取而代之，作了冀州牧，住在冀州的邺县（河南临漳西南），正在为了“黑山贼”大伤脑筋。
所谓“黑山贼”，也是造反的老百姓，与黄巾大同小异。他们的领袖是常山人，姓张名燕，原名张飞燕；最初在河南朝歌县的黑山起事，因此部众被称为“黑山贼”（常山是汉朝的一个郡，州治在元氏县）。
袁绍费了很大时间，很大力气，平不了张燕及其部众。吕布一到，立刻就把逆势变成优势。吕布带了几十名猛将与勇士，骑着马，冲入敌阵，横冲直撞，每次都杀了一些敌人才回来。而且，每天一次，甚至三次四次。
结果，他这种攻势战法和主动作风，收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瓦解了“黑山贼”的士气，把他们打得溃不成军，迫使张燕接受招安。
吕布的功劳的确不小。他的威名也建立了起来。人们看见他一马当先，能奔上敌人的小城城墙，冲进敌人的堡垒，越过敌人的水壕土堑，由不得不佩服、不欣赏。他座下的那匹赤菟马，也十分可爱。因此，大家流行了八个字的赞美之语：“马中赤菟，人中吕布”（赤菟的菟字有草头，不是小白兔的兔）。
吕布和袁绍也好不了多久。原因，仍旧是他自己与部下没有纪律。
他被袁绍送走。送走的方式，是“承制”以吕布为“领司隶校尉”，派三千壮士陪伴他去洛阳上任（所谓“承制”，在字面上是“奉了皇帝的制书，皇帝的圣旨；但在事实上袁绍从来不曾收到过献帝的这种制书。献帝这个小孩子，当时处于李傕、郭氾的掌握之中，哪里能够颁发如此的制书给袁绍或任何其他军阀，授权他们代为任命中央或地方的大官）。
吕布只得带了他的几十名部下，跟着袁绍所派谴的三千壮士，离开邺县。他在董卓死后，败于李傕、郭氾，奔向南阳，依附袁术之时，尚有几百名军官与士兵。其后，转往河内投张杨，又由河内转往常山投袁绍，走了许多地方，部下的军官与兵越走越少。现在又离开邺县往洛阳走，部下就只剩了几十人而已。
这几十人，显然与袁绍的三千人不成比例。袁绍的三千人，与其称为护送吕布的壮士，不如称为押解吕布的狱卒。
袁绍早已吩咐了这些壮士，在走出邺县不远便将吕布杀害，吕布倒也相当警觉，看出了这些壮士来意不善。于是，他在某一天的夜晚，坐在帐篷里弹筝，弹了一阵，把筝交给了一位亲信继续弹。他自己却在筝声之中，悄悄地由帐篷之后溜走。
袁绍的三千壮士之中的情报人员，躲藏在帐篷前门之外不远的地方，偷听吕布弹筝，一直听到了筝声停止，似乎吕布已经就寝，酣睡。这位情报人员，去向上峰报告；上峰率领了一大批人将帐篷包围，一声吆喝，刀斧齐下，把帐篷砍碎，把帐篷里面的东西也砍碎，却不曾砍到吕布，也不曾砍到那位代替吕布弹筝的亲信。
话分两头：吕布安全脱险以后，不敢继续往洛阳走。凭他的那一点点实力，怎么够资格去就任“司隶校尉”之职？洛阳有什么人肯欢迎他？承认他？连袁绍自己都显露了并无支持他为司隶校尉之意了。
在袁绍的那一边，袁绍接到了谋杀吕布未成的消息之时，吓得心惊胆战。吕布的武艺，非袁绍下面的任何一员大将所可对敌。袁绍赶紧下令：把邺县的城门关了，叫将士登城去防守，袁绍认为，吕布一定会来邺县，找他算帐。
吕布却并无找袁绍算帐的勇气。他想来想去，在这世界上只有张杨真对他好。于是，就老着脸皮，奔往河内。
张杨果然是唯一真对他好的朋友，再度收容他，不计较他上次之不辞而别。
张杨以外，吕布竟然在路过陈留之时，又交到一位好朋友：陈留太守张邈。张邈对吕布的武艺十分佩服，对他热诚招待；临别之时，还和吕布“把臂言誓”。这四个字的意思，可能是结为同盟，也可能是“结拜为异姓兄弟”。
陈留郡属于兖州。当时的兖州牧已经是曹操。曹操接到袁绍的信，叫他杀掉张邈。曹操不肯当袁绍的刽子手，置之不理，却让张邈晓得这件事，叫张邈恨袁绍，感激他曹操。张邈呢，固然有点儿感激，却不能对他放心。袁绍为什么要杀张邈呢？因为，在起兵讨伐董卓之时，袁绍当了盟主而按兵不动，张邈当众责备袁绍，声色俱厉，弄得袁绍下不了台，损威。因此而恼羞成怒，视张邈为眼中钉，后来想出这条坏主意，借刀杀人，在暗中写信给曹操，叫曹操杀张邈。就凭这一点，袁绍已经太不够料，怎配当什么盟主！
张邈这人，有恨有怕有爱。他恨袁绍，怕曹操，爱吕布。
他听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