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精选集-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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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开也罢，反正我们心照不宣地确信世界是为我们服务而创造的，我们的父母皆是世界之精华，所以我们切记不冒犯任何人，甚至游戏的时候也保持彬彬有礼。冷嘲热讽是严格禁止的。如有人发火，大伙儿立即围上去劝他平静下来，迫使他道歉，让—马拉坎或者诺贝·梅尔代表他的母亲训斥他。所有这些夫人互相都认识，而且互相毫不容情：她们互相转告我们的话、我们的批评、我们每个人对其他人的看法，但我们这些做儿子的却对她们的反应闭口不谈。有一天，我母亲看望马拉坎夫人回来后非常生气，因为马拉坎夫人直截了当地对她说：“安德烈觉得普卢尽找麻烦。”我对这个说法没有介意，这是母亲们之间的闲谈而已。我对安德烈没有记恨，对他只字未提。总之，我们尊重所有的人，富人和穷人，士兵和百姓，人类和畜生。我们只瞧不起包饭的走读生和寄宿生：准是他们作恶多端，他们家才对他们弃置不顾：或许他们的父母不好吧，但这个理由站不住，因为父亲是按儿子的品行区别对待的。傍晚四点，自由的走读生放学之后，公立中学便成了为非作歹之地。　　　　
　　　　如此小心谨慎的友谊总间隔着冷却的时期。假期我们分手时，并无遗憾。不过，我很喜欢贝科。他也是寡妇的儿子，有如我的兄弟。他漂亮、脆弱和温存。我不厌其烦地欣赏他梳成贞德式的黑色长发，但主要因为我们俩有着共同的骄傲。我们无书不读，躲在学校风雨操场指雨天可以活动的带顶棚的操场。的一角谈论文学，就是说无数次津津有味地列举我们所摸过的著作。有一天，他古怪地瞧着我，推心置腹地对我说他想写作。后来我们俩到修辞班当时法国公立中学中仅次于哲学班（即毕业班）的最高班。时又分在一起，他仍旧很漂亮，但得了肺病，十八岁上死了。　　　　
　　　　所有的孩子，包括文静的贝科，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贝纳尔。这是一个胖胖的、怕冷的男孩，活像只小鸡。他的好名声一直传到我们母亲的耳朵里。她们略有不快。由于无法使我们讨厌他，她们干脆不厌其烦地让我们以他为榜样。请看我们不公正的程度吧。他也是包饭生，我们却喜欢他，在我们看来，他是名誉走读生。傍晚在家灯下，我们惦记这位传教士，有他在丛林里教化这帮寄宿野人，我们感到宽慰。话说回来，寄宿生也十分敬重他。我现在已记不清这种一致的赞赏出自什么原因。反正他温存，和气，灵敏，除此之外，主要因为他是班上第一名。再则，为了他就学，他母亲节衣缩食。我们的母亲不跟这位女裁缝来往，但她们对我们说起她，往往为的是让我们掂量母爱的伟大，可我们想到的却是贝纳尔，他是这位不幸妇女的温暖和快乐。末了，大家对这样善良的穷人同情备至。不过，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另外一个原因是，贝纳尔跟我们若即若离，他总戴着一块羊毛大围巾，和蔼可亲地向我们微笑，但很少说话。我记得有人不许他加入我们的游戏。在我，他由于身体虚弱不能跟我们玩，更引起我的敬意。他好似被置身于玻璃柜里，隔着玻璃窗向我打招呼致意。但我们不接近他，我们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他生前已像一个象征符号一样隐退了。儿童是遵守习俗的，我们看他十全十美到了无个性的程度而对他十分感激。他跟我们聊天的时候，语言浅显，很合我们的口味，让人高兴。我们从未见他发过火，也没有过度兴奋。上课的时候，他从不举手，但要是问到他，他言必有理，既不犹豫，也不卖力，恰如其分地吐出真言。他使我们这帮得天独厚的孩子惊讶不已。因为他是最优秀而不是得天独厚的。那年月，我们大家都是不同程度的丧父孤儿，这些父亲先生不是死了就是上了前线，至于留下的男人，都已精疲力衰，丧失了男子气，竭力让儿子们忘却他们。那是母亲统治的时代，而贝纳尔恰恰为我们体现了母权制消极的美德。　　　　
　　　　那年冬天，贝纳尔死了。孩子和士兵是不关心死人的，但我们足有四十个人聚集在他的棺材前哭泣。我们的母亲们参加了守灵，坟墓上铺满了鲜花，鲜花之多，使我们把这起死亡看成是那年颁发的超优奖。再说贝纳尔平时不声不响，好像没有真死，仍活在我们的周围，我们隐隐感到他神圣的存在，我们的品德起了一个飞跃。我们热爱自己的死者，低声谈论他，这是一种带伤感的乐事。或许我们也会像他那样过早地死去。我们设想着母亲的眼泪。感受到自己的珍贵。我在说当年的梦话吗？反正我模糊地记得这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明摆着，这个女裁缝，这个寡妇，失去了一切。想到这一层，当时我是否感到恐怖呢？是否隐约看到邪恶呢？是否觉得上帝不存在呢？是否猜到世道艰难呢？我认为是的。要知道我对自己的童年采取否定和遗忘的态度，并认为我丧失了童年，所以，我肯定上述的感受，否则为什么贝纳尔的形象会引起我如此清晰的痛苦的回忆呢？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新交中断了我的苦思冥想

　　　　几个星期之后，五年级A甲班A班是拉丁文班，偏重文史哲。甲班即优秀生班。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情。我们正在上拉丁文课，门突然打开，贝纳尔在门房的陪同下进来向我们的老师迪里先生致敬，然后坐下听课。从他的铁架眼镜和围巾，从他略钩的鼻子和小鸡似的怕冷的样子，我们大家断定他是贝纳尔。我心想，莫非上帝把他还给了我们不成？迪里先生好像跟我们一样，不胜诧异。他停止讲课，喘着气问：“你的姓名？身份？父母职业？”他回答道，包饭生，工程师的儿子，姓尼赞，名保尔—伊夫。我最为吃惊。课间休息时，我主动接近他，他也作了反应，从此我们结下友情。一个细节使我感到这个人不是贝纳尔本人，他比贝纳尔丑陋：尼赞患斜视症。但注意到这一点为时已晚，我已经喜爱上尼赞的外貌所体现的善良，以致喜爱上他本人了。我上了圈套，崇尚美德的习性导致我喜爱丑八怪。说真的，假贝纳尔并不坏呀；他代替真贝纳尔活着；所有真贝纳尔的长处他都有，不过已衰退。贝纳尔的矜持，到他身上变成掩饰。当他被强烈而消极的冲动压倒时，他不喊叫，只是气得脸色煞白，结结巴巴语不成章。这不，我们视为温存的情感只是暂时的麻醉。他嘴里吐出的不是真知灼见，而是愤世的、轻率的客观言论。我们听起来不顺耳，因为我们很不习惯。他跟我们一样，自然敬重他的父母，但惟有他，谈起父母时带讽刺的口吻。在课堂上，他不如贝纳尔那样才智横溢，但读过许多书，并渴望写作。总之，这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在我看来，把他跟贝纳尔相提并论不足为怪。尼赞跟贝纳尔的酷似使我着迷，我弄不清是应该赞扬他提供了美德的外表，还是责备他只有美德的外表。我总是要么盲目地信任，要么莫名地怀疑。我和尼赞成为真正的好朋友只是后来的事，中间相隔了很长的时间。　　　　
　　　　这两年发生的事情和结识的新交中断了我的苦思冥想，但没有根除。其实在骨子里没有起任何变化。成人在我身上所寄托的重任，我虽不去想它了，但继续存在，并侵蚀了我的身心。九岁那年，哪怕在最放纵胡闹的时候，我还能自我检点。十岁上，我已经忘形了。我跟布兰跑跑跳跳，跟贝科、尼赞促膝谈心，在这种时刻我的假想使命自流了，自成一体躲到我的阴面，不让我看见，却操纵着我，对一切的一切施加影响，越过我，使树木低头，使墙壁让路，使天空弯腰。我视自己为大王，竟疯狂地信以为真。我的一个分析学家朋友说，这是性格性神经症。他说得对，一九一四年夏至一九一六年秋，我的使命左右了我的性格，我的妄想离开了我的大脑，注入了我的骨髓。　　　　
　　　　在我身上没有发生任何新的变化。我发现我原先扮演的和预言的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惟一的区别是我不知不觉地、不声不响地盲目行事。先前，我通过形象想像一生，从死亡看到我的出生，我的出生把我推向死亡，自从抛弃生死转化的看法后，我自身成了生死交替的实体，在两极之间颠簸，每一次心脏跳动就是一次死亡和再生。我未来的永存变成我具体的未来，每个瞬间跟永存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因此在我最专心致志的时候，对永恒的想念使我分心，使充实变得空虚，使现实变得轻浮。永存从遥远的将来驱散我嘴中的甜腻，消除我心头的忧和乐，但挽救了最无所作为的时刻，因为这个时刻来得最晚，使我进一步接近永存。永存给我赖以生活的耐心，我再也不想一下子跨过二十年，然后草草越过第二个二十年，再也不设想我遥远的登峰造极的日子，我等待着。我一分钟一分钟地等待，因为每一分钟引来另一个一分钟。我泰然自若地生活在刻不容缓的时间列车上，时间推我一直向前，把我整个几卷走，势如破竹，锐不可当。真是如释重负！以前我的日子天天一个样，有时不禁生疑，我是否注定要过千篇一律的倒退日子。现在，日子本身没有起多大的变化，还是照旧哆哆嗦嗦地消逝。但是我，日子在我身上的反映起了变化，不再是时间朝我静止的童年倒流，而是我，好似奉命射出的箭，穿破时间，直飞目的。　　　　
　　　　一九四八年在乌特勒支乌特勒支，荷兰历史名城。三十年战争结束后，曾在此签订《乌特勒支和约》。，冯·列纳教授让我做投射测验。一张图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画着一匹奔驰的马，一个行走的人，一只高飞的鹰，一艘前进的艇；受测验者应指出哪个画面给予他最强烈的快速感。我说：“小艇。”然后，我好奇地观察这个我突然选中的画：小艇仿佛腾空而起，霎时间凌驾在停滞的湖水之上。我很快明白了这个选择的理由：十岁的时候，我好像感到自己如艏柱似的冲破现时的束缚，腾空而起，从此我开始奔跑，现在仍在奔跑。在我看来，决定速度快慢的不是在一定时间内跑过的路程，而是起跑突破的力量。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晚上，吉亚科梅蒂吉亚科梅蒂（1901—1966），瑞士雕塑家，画家，萨特的朋友。萨特曾为他写过专文。穿过意大利广场时，被一辆汽车撞倒。他受了伤。他腿被撞伤摔倒时，脑子还清醒，首先感受到的是某种喜悦：“我终于出了点事儿！”我深知他的激进主义：他已做好最坏的准备。他爱他的生活，以致没有别的向往。这种生活很可能为偶然发生的、荒唐的事故所冲击，甚至被断送。他心想：“因此，我不是天生的雕刻家，甚至不是生来就该活着的。我生下来时什么都不是。”使他兴奋的是危险的因素突然被揭示出来，遭难时吓得发呆的目光茫然望着城市的灯火、来往的行人和他自己落在污泥里的躯体。而对于一个雕塑家来说，无生命的矿物界本来就与他朝夕相处。我欣赏这种顺应不测的意志。如果人们爱好意想不到的事情，那么就应该爱好到这样的程度，甚至欢迎这类迅如闪电的意外，因为这类事故向他们揭示，地球并非为了他们而存在。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按形象塑造我的人物

　　　　十岁的时候，我声称酷爱这类意外。我一生的每个环节应该预见不到，能散发出新漆的芳香。我预先接受意外的事故，接受不幸的遭遇，实事求是地说，我以笑脸相迎。一天夜晚，因电路故障，灯突然熄灭。家里人在另一间房间叫我，我叉开双臂，摸着黑向前走，结果头撞在一扇门上，磕掉一颗牙。尽管痛得厉害，我却觉得有趣好笑，如同吉亚科梅蒂后来把他的腿当做笑料，但我们取笑的理由截然相反。既然我预先确定我的历史将有一个好的结局，那么意外只能是一个圈套，新鲜事物只能是一种表面现象。各族人民请我出世，这种需要本身早就把一切安排妥当，这颗磕掉的牙对我来说是一种征兆，一种暗示，要等到后来才能明白。换言之，我历史中的每个阶段都是确定好的，不论发生任何情况，不论付出多大代价，反正保持不变。我通过我的死亡观照我的一生，结果只看到一系列已完成的事情，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你们想像得出我安然无事的程度了吧？对我来说不存在什么偶然事故，我遇到的只不过是上天安排的假事故。报纸让人相信街头四处隐藏着横行霸道的人，偷盗小老百姓。而我，生来命运不凡，撞不见这等人。也许有一天我会掉胳膊断腿或双目失明，但这一切都是为同一个目的服务，我的不幸只是考验，只是促使我创作出书的手段。我学会忍受悲伤和疾病，从中看到通向隆重葬礼的起点，看到为我开拓的通天台阶。这种颇唐突的操心没有使我不快，相反我一心要表现得名副其实。我把坏事看做变成好事的条件，连我的错误都有用处，就是说我犯的错误算不上什么错误。　　　　
　　　　十岁的时候，我对自己已有信心，一方面很有节制，另一方面让人受不了，因为我把失败看做死后胜利的条件。双目失明或双腿残废，或犯错误陷入歧途，总之在不断吃败仗之后，最后赢得战争。对出类拔萃的人物所进行的考验和由我负责任的失败，在我看来，两者没有区别。这就是说在我眼里，我的罪过实际上就是不幸事件，我愿意承担不幸意味着愿意承担错误。我简直不能得病，一有病痛，哪怕麻疹或鼻炎，就宣布自己有过错：我放松了警惕，忘记了穿大衣或戴围巾。我总愿意责备自己，不肯怨天尤人，这不是因为天性朴实，而是要靠自己安身立命。这种自命不凡并不排斥谦卑。我很乐意认为自己可能犯错误，因为我的失败证明我走在通向尽善的捷径上。我设法在自己的生命中捉摸到某种不可抗拒的引力，能不断迫使我取得新的进步，哪怕我自己非常不情愿。　　　　
　　　　所有的孩子都知道他们在进步。再说人家也不让他们蒙在鼓里：“应该取得进步……在进步中……可靠地进步……不断地进步……”成人给我们讲法国历史，说第一共和国不太稳定，之后有第二共和国，然后是第三共和国，这是一个好的共和国，有二必有三嘛。当时激进党人的纲领表现出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财富不断充裕，由于才智出众的人和小产业主急剧增加，因而贫困化已消灭。我们这些小先生，生得适时，满意地发现我们个人的进步体现了全民族的进步。但想超过他们父辈的人却不多，大部分人只等待着长大成人，到一定的时候，他们停止长个儿，停止发育，那时他们四周的社会自然而然会变得更美好，更安逸。我们之中有些人迫不及待地等着这个时刻到来，但有些人带着恐惧的心理，还有些人带着遗憾的心情。至于我，在接受使命之前，在漫不经心中长大成人：将来能否跻身显要，我根本不在乎。外祖父觉得我个儿矮小，为此十分伤心。外祖母为了气他，对他说：“他准是萨特家的个儿。”外祖父装作没有听见，站到我跟前，目测我的身高，终于说：“他长高了。”但口气不坚定。我对他的不安和希望一概无动于衷。野草也长个儿嘛，足见人可以长高，但不失其野。我当时关注的问题是永垂不朽。当年岁增长之后，一切都变了，好好干已经不够，必须一个小时比一个小时干得更好。我只有一条原则：向上攀登。为了培养我的抱负并掩盖其过分，我求助于普遍的经验：我想在童年动摇不定的进步中看到我命运的初步成果。这种实实在在的进步，虽然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