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研究-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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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证又均予支持；故再三详细调查审问有关人证，虽以未能至清使馆调查为憾（事实
上曾与清使馆主谋之马格里谈话多次），但综合详勘反复推敲各种可能后的结论，认定孙先
生的说法是真实的（Having found Sun truthful on Material Points）。就是说：孙先
生在被诱禁前一日未曾到过清使馆，他完全是被诱拐入内的。英外部这一专档题名开宗明义
著明“kidnaping”，可说正名综实（详见正中书局印行《中回现代支丛刊》第一册拙撰
《海外听见中国现代史史料》）。
但令人诧异的是：罗家伦编国父年谱（上册六七页）竟著明：孙先生”先一日并曾行经
清使馆，邀学生宋芝田……询以馆中有无粤人？欲向其宣传革命大义，宋答有。先生进入晤
邓廷铿……相约次日再来……是日（十月十一日）上午，先生果至……”。这是很明白地指
出：孙先生曾两次进入清使馆，并且都是根据自己的意思！
而不是“被诱拐”！这不仅与上述英国档案纪录完全不符（上文曾指明：英政府于此曾
特别注意审慎，有事实根据判定为“诱拐、后才采取干涉行动），也与孙先生早经发表的
《伦敦被难记》背道而驰。——然而罗家伦编《国父年谱》注脚竟指明是根据孙先生《伦敦
被难记》及罗著《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所引清使馆密档。
就是说国父年谱这一段记载是揉合孙先生和清吏两方完全对立的说词而成的。
任何一具备史学训练粗浅知识的人都知道：处理两种对立立场的说词，应尽可能寻找旁
证来判断是非；万不得已，无第三方面资料可据则唯有存疑；绝对不能揉合两方对立见解而
成“中庸之道”。尤其是这一事例，英政府既采取干涉态度，清吏之诡辩不足采信，已昭然
着揭；这一段记载，遵依《伦敦彼难记》说词，更为义不容辞之责任。然而其所主编之《国
父年谱》中竟出现揉合两说的怪特现象，而又自作聪明擅加“盖欲向其宣传革命大义”一语
以为揉合的媒介。但这一语句不仅不见子孙先生之《伦敦被难记》（吴宗濂《随軺笔记》有
孙与宋芝田对话，但《国父年谱》注脚未著录，故今不采）．并且与《伦敦彼难记》原文精
神完全背道而驰，更出乎一般情理之外）这一“揉合”真是匪夷所恩。中国现代史——中华
民国史的研究成绩迄不显著，这些自诩“成名之作”具有“劣市驱逐良市”的作用，实在是
主要原因，怎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国民党御用文人罗刚写《罗编国父年谱纠谬》．根据吴相湘说，又杠上开花曰：“本条
记事，在纲文虽书被‘诱禁’，但在目文中则言国父系自投罗网。如云：‘先生遂入晤邓廷
铿，自言为陈载之，晤谈甚惬，相约次日再来。……是日上午，先生果至，……迨既入门，
被引至一室。’此与国父伦敦被难记所述被‘诱禁’，完全不同，亦为对国父自述之翻案。
”罗刚又说：“何况国义之为人，正如吴敬恒所言，‘品格自然伟大’，其一生言行，皓若
天日，为天下所共晓，……《国父年谱》使全党所共仰之总理，全国所共仰之国父，蒙受
‘诳言’之嫌。”其实吴相湘、罗刚的论证都不能成立。最大的错误在他们把孙中山主动入
使馆和入使馆后被扣留弄成一件事。使馆扣留孙中山固系滥用外交特权，是违法的，但孙中
山在扣留以前的行为，却不能记在驻英公使他们账上。马格里在十月二十四日致函泰晤士报
，说：“孙逸仙之至使馆，系出己意，且为使馆中人所不料。其初之来在星期六（十月十
日），二次之来在星期日（十月十一日）。治国际法学者对于孙逸仙被清使馆拘留一节，无
论做何评论抱何见解，然必先知本来并无诱骗。即其来使馆时，亦并未尝施以强力或欺诈，
此为本案之事实，而亦至可凭信者也。”这些话是可信的。孙中山的到使馆，的确“为使馆
中人所不料”．但一旦他进了使馆，“使馆中人”自然就要“计擒”他了。“诱拐”也。”
kidnapping”也，均从此处方行开始、自此方行非法，以前并无不法也。吴相湘是博学多闻
的史学家，他当然知道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邓慕韩《孙中山先生传记》、冯自由
《革命逸史》中的话，他知道却把账算在罗家伦头上而加以挞伐，就真令我们不解了！
〔注十五〕“断不敢再行为乱”自是表示悔意。孙中山后有致香港道济会堂区凤墀书，
说：“初六、七日内，无人知觉，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无再生之望，穷则呼天，痛痒则
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时唯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比日夜不绝祈祷，愈祈
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
”信中说“痛心忏悔”，想是自悔干上此行耳！
〔注十六〕《伦敦被难记》：“及星期五（十月十六日）上午，予祈祷既毕，起立后，
觉心神一舒，一若所祷者已上达天听，因决计再尽人力，俟英仆柯尔来，又向之哀求脱险。
予向柯尔曰：‘君能为我尽力乎？，柯尔反诘我曰：‘君为如何人也？’吾曰：‘吾为中国
之国事犯而出亡于海外者。’柯尔于国事犯之名称，若未能领会。予乃问其尝闻阿美尼亚人
之历史否？柯尔点头。予遂迎机利导，告以中国皇帝之欲杀我。
犹土耳其苏丹之欲杀阿美尼亚人，土耳其苏丹之所疾视者，乃阿美尼亚之基督徒，故欲
聚而杀之。中国皇帝之所疾视者，为中国之基督徒，故欲捕而杀之。吾即中国基督徒之一，
且曾尽力以谋政治之改革者。凡英国人民咸表同情于阿美尼亚人，故吾之生平及目前状况，
苟为英国人所知，则其表同情于我，可不言而可决也。柯尔云：‘不识英政府亦肯援否？’
予曰：‘英政府之乐于相助，无待赘言。
不然中国使馆只须明告英政府请其捕我，而交与中国可也。又何必幽禁于斯，且恐外人
闻之，加以扃镢那？’吾更进迫之曰：‘吾之生命，实悬君手。君若能以此事闻于外，则吾
命获全。否则予唯有束手受缚，任其杀戮耳。君试思救人于死与致人于死，其善恶之相去几
何？又试思吾人尽职于上帝为重乎？抑尽职于雇主为重乎？更试思保全正直无私之英政府为
重乎？抑袒助腐败之中国政府为重乎？请三思之！并望于下次相见时，以君之决心示我！’
翌晨，柯尔取煤来，投煤炉后，复以手微指煤篓。予见其所指者为一纸，不觉中心跳荡不已
，盖吾之生死，全赖此片纸所书也。及柯尔既出，急取而读之，其词曰：‘吾当为君递书于
君友，唯君书时切勿据案而坐，因监守者伺察极严，得于钥中窥见君之所为，幸君伏于卧榻
书之为要。’予于是卧伏榻上，取出名片一纸，面壁疾书，致康德黎君。
晌午，柯尔复来，取是书去，予酬以二十镑，自此而予囊罄矣。既而柯尔又持煤篓至，
以目示意，予待其去后，急搜煤篓，得一纸，读之，大喜过望。其词曰：‘勉之！毋自馁！
吾政府正为君尽力，不日即可见释。’因此予知祈祷之诚，果能上违于天，而上帝固默加呵
护也。
计自被逮后，衣未尝解带夜未尝安睡，至此始得酣眠，及旦而醒。”
〔注十七〕当然还有别的“罗生门”，不过太荒谬了。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有注如
下：“又叶夏声述：国父民初革命纪略书内三处述及一中国仆役‘燕人赵升夫妇数数窥之门
隙。国父适拟遗书英友康德黎，投置牖外．赵升慨然拾而代致之，遂终获救而得释’（第一
0页）。又记孙先生云：‘翌日晨起，余以身畔之笔，正就致余英友康德黎一纸，乘仆从在
门外洒扫之际，启窗投之玻璃屋顶之上。少时似有拾者，无何，有男子口操北方语者，隔门
与余语……先生之函，小的愿为致之贵友。’‘馆仆赵姓，夫妇同佣，唯当时切瞩勿泄，以
全首领。故民国前十年间，无以为报。民国成立，则赵佣亦失所踪矣，此余所常引为遗憾者
也。’（第一八二－一八三页）又云：‘幸馆中北方侍役赵某夫妇，颇具同情。（孙）总理
乃为书致英友，而自铁窗中投诸玻璃顶篷上，赵某洒扫得之，为赍函致英友，始震动舆论，
而卒出于险。’（第一八七页）比照柯尔陈述有中国仆人Chow拾得孙书字条事。Chow与赵
音相近。可能即指赵。但字条立即被柯尔抢去送呈马格里，并无转送康德黎之事。孙先生幽
禁室内，自不明其后真相。且赵隔门相语，也少可能性，因除中英仆人两人监守外，中国武
弁随时巡视，赵如敢如此作为，早被解回国处刑矣。叶夏声记录孙先生所言与《伦敦蒙难
记》完全不符，殆事后得之传闻，不是当时真相，今录之以供异闻耳。”
〔注十八〕如孙中山说“柯尔之妻尤为尽力”，不知此乃霍维太太（Mrs。Howe），非”
柯尔之妻”也。据吴相湘《海外新见中国现代史史料》：
“孙蒙难后之能获释，消息外泄于康德黎是一重要关键。据上述档卷中是年十月二十二
日（孙尚未获释）康德黎在高等法庭（HighCourt of Justice）证词：十月十五日，康遇
孙所居留之葛兰旅店之波奈尔女士（Miss Pollard）言：孙自十一日来，四日未回旅店不
知去向，即已关切之至；至十六日夜，康家信箱内忽有一未签名信言其中国友人被禁清使馆
，康乃报警。这一寄发未签名信予康氏者为何人？不仅为一有兴趣问题，并且是重要关键所
在。孙中山自撰《伦敦蒙难记》谓为使馆英仆柯尔之妻，今党史会刊行之国父年谱（上册页
七三－七四）考订说不是柯尔之妻，乃女管家霍太太，但究竟是何处的女管家‘尚待考’。
现就上述专档确知道一女管家即伦敦清使馆的管家妇霍维大太（Mrs。Howe）。并且据档卷中
柯尔证辞：孙被禁后，马格里即嘱其小心看管，如孙托其传递任何消息，应即报告，每次必
予奖金一镑。柯尔均遵行，故孙两次托致信康，柯尔均呈马而获奖金，嗣经孙苦求，十月十
六日，柯尔偶与女管家霍维太太言及，霍维太太极力鼓励其传信，柯尔之意乃决。翌日遂将
孙之名片递送康家。但当晚康家却发现有一未签名之信函报告此事。柯尔证辞说：他不能确
知更不能确言此信是否即霍维大太所寄发。这是柯尔宣誓不能做伪证的负责话，但以今论霍
太太寄发的可能很大，因为当时他只和她谈及此。并且不论如何，柯尔之心意由遵守马格里
之吩咐转变至不听吩咐而为孙传递消息，霍维太太的影响力最大，这是柯尔证辞承认的。”
再据《国父年谱》（增订本）：“唯关于作书与递书之女子，据罗家伦最近在英文《康德黎
爵士传》中所发现（此书为康氏于子NeiI Cantlie与George Seaver合著，原名“Sir
James Cantlie”一九三九年伦敦出版，系根据康氏文件写成），谓‘柯尔以此事告知英籍
女管家霍维太大（The English housekeeper。Mrs。Howe），霍太太对被囚者同情，乃作此函
，于十月十六日夜间十一时投至康寓’。今据Statement of George Cole1896。11。2亦同。”
〔注十九〕最有趣的一个尾声是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所述的邓廷铿与孙中山民国
成立后的再见面：“按邓廷铿号琴齐，广东三水县人，乙未前孙总理在广州行医时尝与邓有
一面之雅，故丙申远游伦敦，以他乡遇故，自容易受骗，邓曾任广州某报记者，自称‘环球
三周客’，盖邓时以生平曾三度环游世界之经历炫耀人前也。辛亥革命后，邓于民元二月尝
诣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投刺求谒孙总理，总统府副官某等知其曾陷害总理，欲治以汉奸之罪，
特向总理请示。总理曰：
‘桀大吠尧，各为其主，已过之事，无庸深究，彼来求官，但不予之官足矣。’即令副
官护送邓出府，庶免发生危险，是可见总理器量之广，殊非常人所及也。”又胡汉民《题总
理蒙难记念室》诗注中说：
“总理曾言至伦敦遇粤人邓某，喜其颇识时务，欲晓以大义，辄与偕行，遂误陷使馆。
”足见孙中山当时与邓廷铿不无交情。
孙中山的一个错误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九月里，孙中山有一次山西行，据《国父年谱》，这一行程如
下：
先生既受任筹划全国铁路全权，乃一面从事计划，一面亲往各地视察。先于九月六日赴
张家口，视察中国工程师詹天佑自行设计修建于第一条铁路，旋返北京。时山西各界纷电邀
请先生赴晋视察，国民党山西支部并派代表谷思慎、梁上栋来京迎迓，先生乃于十七日离京
去晋。同行者除谷、梁二代表外，尚有同志张继、吴铁城、景耀月及澳人端纳，交通部亦派
叶恭绰沿途照料一切。先生于正大路车中，曾询梁上栋曰：“你是学工程的，你对于正大路
用窄轨有何意见？”梁答：“除非万不得已，仍以用标准轨为宜。”先生复问：“你对于我
的建筑铁路计划，有何意见？”梁答：“尚不清楚先生计划。”先生乃对梁说明其十年内建
筑二十万里铁路于计划。继询山西矿务及军政情形，梁据实以答。先生颇以山西内部不协为
忧，嘱张继、梁上栋等设法调和。十八日抵太原，晚，邀山西都督阎锡山谈话，言及吴禄贞
被刺事，不胜惋惜。十九日上午，山西军政界在山西大学礼堂开会欢迎先生，先生即席演说
，勖各界仍本革命牺牲精神，努力前进，因建设时代较破坏时代更应加倍牺牲。下午，山西
衣工商学界在劝工陈列所开欢迎会，先生演讲“吾人必牺牲目前小利，以求将来之幸福”。
二十日，赴国民党山西支部指示关于国会选举事宜。二十一日离晋，仍搭正太路车，阎再派
梁上栋送至石家庄〔注一〕。
孙中山在山西，有过三次演讲，据《国父全书》，三次演讲都在九月十九日，第一次是
在太原各界欢迎会演讲，题目是《建设时代要比破坏时代加倍牺牲》；第二次是在太原商学
界欢迎会演讲，题目是《吾人必牺牲目前小利以求将来之幸福》；第三次是在太原阎都督欢
迎会上演讲，题目是《山西赞助共和之功》。在这三次演讲中，孙中山有这些话：
第一次——“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不唯山
西人当感戴阎君，即十人行省亦当致谢。何也？广东为革命之原初省份，然屡次失败，满清
政府防卫甚严，不能稍有施展，其他可想而知。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
知也。”
第二次——“前在日本之时，尝与现任都督阎君谋划，令阎君于南部各省起义时，以晋
省遥应。此所以去年晋省闻风响应，一面鼓励各省进行，一面牵制满兵南下，而使革命之势
力，迅疾造成也。然革命虽成，而吾济不能暇豫，以天下事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