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49-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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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阻碍解决当前的问题，就让他靠边站，别碍事儿。人人都应当转变态度，从工人到部长，从普通共产党员到党中央书记。”
6月底我去了一趟乌克兰。我同制造大名鼎鼎的鲁斯兰运输机基辅飞机制造厂的工人们见面，参观了叶·奥·帕通电焊学院。这个学院的领导人鲍里斯·叶卡根尼耶维奇·帕通是我国的学界泰斗，也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在整个改革年代我一直都得到他的支持。接着我又从基辅飞抵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心想既然我们已经开始了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进行批评反思了，也就不妨将有关情况告诉勃列日涅夫故乡的人民。6月26日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厂讲话时，我直接向与会群众发问：“也许有人会产生疑问：这弯子我们是不是转得急了点儿？你们怎么看呀？”台下传来一些人的喊声：“做得对，就应该这样！”我又问：“怎么样，这是个别人的呼声还是大家的意见呀？”全场齐声回答：“大家的意见！”
此行的尾声是会见在乌克兰的中央委员、各州的州委第一书记、共和国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这些人实权在握，中央四月全会方针在乌克兰的实施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他们。尽管这些天来我与谢尔比茨基寸步不离，我却发现他一直是那么紧张。其实我的心情也并不平静。必须定准与乌克兰领导层谈话的基调：既要将那些不太愉快的事情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同时又要尽量争取达到相互理解。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总书记（4）
乌克兰和乌克兰的公民对全苏联各项事业的贡献值得赞许。然而令参加会见的许多人颇感意外的是，资料表明这个共和国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下降，不得不从外边向乌克兰调运粮食。须知当时大厅里在座的都是些当权派，这就是他们的工作成果：一个最适合农业生产的共和国却粮食无法自给。接着我用数据说明了主要工业部门的状况也不太妙，其中包括采煤、冶金、机械制造，它们向来都是这个共和国的骄傲。总之，这次会晤的情况对乌克兰领导人而言很不习惯。迄今为止还没有谁同他们这样交谈过。乌克兰事务及其种种重大问题的处理一直是勃列日涅夫的特权，而他却出于偏爱故乡的感情对这里所发生的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这种非同寻常的“客气”在更大的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他不希望在中央和地方给自己树立潜在怨敌，不希望打破领导干部之间一片祥和的团结气氛。因为勃列日涅夫不可能不知道乌兹别克斯坦发生的种种丑行和其他各共和国、俄罗斯各州滥用职权的情况，但他宁可不加声张，不让家丑外扬。顶多是当面对犯错误的领导人数落几句，万不得已时才将其派到国外去当大使。
是什么原因使得我初次见面就能够同乌克兰同志直言不讳地进行交谈呢？我的话丝毫也没有对他们妄加指责。我毫无偏私地提醒这些干部，以往在他们亲自参与下曾经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并且最终让他们明白，要是他们认认真真去干的话，将会得到大规模的支援。
走笔至此，我不禁想到：当时依然未摆脱幻想，似乎同原封不动的领导阶层一起还可以顺利解决新问题，推行激进的改革。这个阶层中也有许多才华横溢、禀赋甚高的人物，出类拔萃的组织者和专门家。并不都是腐朽的官僚和见风使舵的滑头。然而问题在于，他们履行自身使命时运用的是命令体制的一套手段，结果使自己同这个体制一起使尽了浑身解数，已开始安享种种荣誉。而荣誉的桂冠有如片片枯叶，在人们眼中逐渐失去了分量。后来我才明白了这一切，其实也并不费解，因为我也来自这个阶层，与他们同病相怜。不过我对那次乌克兰之行的结果还是满意的。我们双方互相尊重，基辅人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人声称准备全力支持新总书记的方针，而我也并不隐讳自己对他们的同情。6月25日晚在乌克兰宫，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应邀观看了格·韦廖夫卡民间合唱团的演出。我自幼喜爱乌克兰歌舞，那天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四月全会的决议是我明斯克之行的中心议题。记得在那里发表了两次讲话：7月10日在军队领导干部集会上，第二天则是在白俄罗斯党中央。根据两次讲话的反应和明斯克同志所提问题和插话的性质，我得到的印象是：党的新方针在这里同样受到赞许。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一起参观了哈滕村，那里的居民在沦陷年代被法西斯分子悉数杀害。当年曾经坐落过一间间农舍的地方，如今耸立着一座纪念碑——一位老人双手捧着一个已经死去的婴儿。而在房屋废墟的瓦砾之中兀立着挂有铜钟的一根根石柱，宛如被焚毁的炉灶的烟囱。悠长而哀伤的阵阵钟声，使人们回忆起那场可怕的战争和无计其数的牺牲者。
最初的这几次出行表明，指靠宣传鼓动部甚或我的战友们去解释改革政策是不行的。无论时间多么难于安排，也应当继续直接同人民群众交往，亲眼去看看正在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大小官员处于一种什么状态。
我并未浪费时间，立即着手准备前往东西伯利亚。我想实地考察一下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状况很不理想的原因，看看那里的群众的日子过得如何：他们在写给苏共中央的来信中表示强烈不满。9月4日，我和多尔吉赫、叶利钦、巴伊巴科夫、天然气工业部长切尔诺梅尔金抵达秋明州。考察从石油首府下瓦尔托夫斯克开始。随后直达位于北极圈附近的乌连戈伊，那里正在开展天然气开采和输送的大规模工作。在苏尔古特，还去了电站和小区的建筑工地。
同石油和天然气职工的对话是异常尖锐的。他们每天都会碰到的那些问题已经超越了地方利益的范围。国家实力的增长要靠开发这个气候严酷、交通不便、荒无人烟的地区。从一开始便连连造成重大的失误，其消极后果已经在各方面开始显露出来。说来已近乎老生常谈了：要想在荒无人烟或人烟稀少的地方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就必须注意提前建成各种基础设施——道路、住房、照明、取暖。还有学校、医院、图书馆、运动场，总而言之，人类正常生活所必需的一切。
至今乌连戈伊集会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全城居民都涌到了街道上。人们感到满意的是，终于“总头儿”来看望他们了，所以谈话也就直截了当，不讲情面。“怎么能这样呢，我们至今还住在‘木棚子’和铁路车厢里！什么都缺。这儿都快到北极圈了，可我们却坐不上定期航班飞机，没法同首都和其他城市来往！天然气全苏联全欧洲都需要，可结果我们自己谁也不需要了？”
他们告诉我，商业部门给西伯利亚征服者们供应的全是些在其他城市销不掉的压库陈货。整个地区的电力都不够用，尽管建设设备完全足以解决这个问题，应当有人下令在苏尔古特国营地方发电厂扩充建设新的发电能力。可发电厂算什么！当地乳制品厂电力不足，其实不用一个月就可以建成这样的装机产量。然而如此简单的问题竟然不予解决。
我遇见了许多堪称荒谬绝伦的事情。原来机器制造部门给北方供应机器和石油设备时，几乎全是散装运送的，而不是采用工业装配方法，以大型组合件的方式供货。结果不得不建造整个整个的装配车间，这就需要额外的劳动力，这就需要额外的住房等等。
使我极为敬佩的是，前来西伯利亚的人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临时打工者，而是这里的主人；他们为各种工作的组织不周而感到气愤，其结果是森林、河流、土壤遭到了无情的毁坏。最初本来就打的是石油的主意，根本不关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整个秋明大地上日日夜夜燃烧着成千上万处炼油尾气的火炬。石油的深加工程度在这里仅为58％，而世界水平将近80％。每立米木材加工成的产品，比全国平均水平少一半，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人家更是高出好几倍。保护资源的计划一个个按时制定出来，但年复一年始终未能履行。一个天然宝藏最丰富的国家，却日渐痛感石油、能源、甚至木材的匮乏。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总书记（5）
在这个广袤地区的石油工作者纷纷赶来的秋明，我根据会场里听众的反应感觉到，人们已经对空泛的宣言感到厌倦，他们期盼的是实实在在的帮助。
这次外出归来之后，我们毫不迟延地做出了一些决定，为了付诸实施，实际上吸引了整个工业系统一齐参与。不断往西伯利亚发送管材、水泥、建筑材料、各种设备。通过商业部门提供了紧急支援，住宅施工和生活保障企业建设的计划也作了修改。这一来终于成功地遏止了石油开采量下降的势头，甚至还略有增产。可惜不久之后政治狂潮席卷全国，结果对这个根本性问题的关注又减少了。石油和天然气工作者说得对：虎头蛇尾。
经济政策许多极其重大的失误，在其他地方也暴露了出来，我的哈萨克斯坦之行就证实了这一点。此行主要的目的不在于了解这个欠开发地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情况和那里的科学机构（此前我也去过），而是与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乌拉尔的代表们商讨如何实现粮食纲要的问题。这个纲要已经通过三年，农产品产量全面增加，亏损企业减少，农民开始得到更多的机械，修建了更多的道路和住宅，可是粮食供应情况实际上却并未改善。出路在何处？此事还得取决于经济的总体状况。当务之急则是必须确定一个民用部门与军用部门的合理比例。
“干部决定一切”
我不能说二十七大前的总结改选运动与以往不同。诚然，某些地方出现了业已开始的思想解放的微弱征兆。广大共产党员的追求与机关工作人员相反，他们开始让强加于他们的领导人落选，选举那些合乎他们心意的人。埋头干活的“勤快人”更大胆地发表意见了。但是一切基本上还是走老路。党仍然按老办法开展工作，遵循着过去数十年来形成文字和未形成文字的规章办事。
以为可以在上层一成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社会改革的想法是幼稚的。对于一部分政治局委员而言，四月全会已经是他们感到自己无用武之地的另一个时代了。促使他们发言拥护新方针的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直觉。然而指望同他们一起实现新的任务目标却绝无可能。正因为如此，才不得不让雷日科夫接替了吉洪诺夫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穆拉霍夫斯基则取代了负责农工综合体的努里耶夫；马斯柳科夫取代了管理国防联合企业的斯米尔诺夫。接替费多尔丘克出任内务部长的，则是此前一直担任罗斯托夫州委第一书记的弗拉索夫。
四月全会之后，有些政治局委员就总书记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两个职务一身二任是否合理提出了意见，这种情况在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当政时一直存在①。我是不同意这种做法的。第一，全社会将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对于我绝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第二，在这样一个范围广袤、责任重大的转折时期，我不想增加额外的负担，那会分散我的注意力、时间和精力。最后，当时最紧要的事情是安排外交部长的交替工作，而除了将葛罗米柯推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位之外，别无他法。他是一位大政治家和外交家，阅历极为丰富，总之，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常常主动与我联系，一再表示愿意精诚合作。
不错，葛罗米柯一度曾希望保持他对外交领域的垄断。但很快他就明白了，这是我无法接受的。他的反应如何呢？不动声色。适应环境的本领他可不缺，他的才能和不倒翁的秘密正在于此。
为什么必须更换外交部长呢？因为需要彻底改革外交政策，而这显然会触及我们在国际事务中为数众多的伙伴：有同盟者，有中立派，也有需要与之共同寻求和解途径的对手。外交部门不进行新老交替，就不可能实现这个领域的迅疾转变。这样的任务，葛罗米柯是无力担当的。
不过，我推荐的职位也是相当体面的，所以葛罗米柯很乐意接受，并将其视作对他有功于国的恰当评价。我并未排斥他像过问国内问题一样参与对外政策问题的讨论，相反，我认为借助他的记忆和经验是宝贵的机会。
在我和葛罗米柯谈话之后（顺带说说，这次谈话至今谁也不曾知晓），这个问题就转入具体解决的范围了。深思熟虑的结果，我最后选中了谢瓦尔德纳泽。
早在共青团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我就同谢瓦尔德纳泽相识了。当时他的俄语还讲得不太流利，还不是通常所说的青年向导、“出主意的人”、出色的演说家。按照一般的看法，他是个“不典型的格鲁吉亚人”，非常拘谨，性格内向。但他身上有着某种使人乐于与之交往的东西。如前所述，我们相逢相识了，都在当书记：他是共和国党中央书记，我是边疆区党委书记，后来又是苏共中央书记。斯塔夫罗波尔人与格鲁吉亚人之间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同谢瓦尔德纳泽想方设法促进这种联系的进一步发展。当然，他和我都没有预想到这些接触数年之后会导致什么结果。
我们之间逐渐建立起了互相信任的关系，这样无论说什么都可以开诚布会。因此我深信，对于许多关键的政策问题，其中包括国际政策的问题，我们会有共同的立场。我担任总书记后，在考虑干部问题时产生了一个想法，正是要像他这样的人，善于思考和说服他人，具有东方人彬彬有礼的修养，可以在外交舞台上胜任愉快地解决各种问题。
我同葛罗米柯谈话的数日之后，我俩又重新见面，商量他的接替者问题。他打算从外交人员中选拔人担任这一职务，介绍了科尔尼延科的情况，提到当时的驻法大使沃龙佐夫随即又自己否定了。他也提到了多勃雷宁，尽管他并不赏识其人，显然他明白，此人在许多方面并不比他逊色，相反，也许还要胜过他。
当我问葛罗米柯“您觉得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怎么样”的时候，他最初的反应几乎是大吃一惊，似乎谁都可以，却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人。不过短短数秒钟之内他便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开始议论起来，反复斟酌“赞成还是反对”。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总书记（6）
“我看出来了，您不想要谢瓦尔德纳泽，”我说，“没关系，咱们想想看谁更合适。”
当即听见他说：“不不，我知道，这是您经过慎重考虑的意见。”
“那好吧，咱们都再考虑考虑，以后再谈。”
第二天参加谈话的有切布里科夫和利加乔夫。我首先提到我们目前还找不出一个与葛罗米柯阅历相当的人来接替他，最后说道：
“在反复考虑未来的外交部长的时候，我每次都得出结论：他必须是一个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因此我倾向于提名谢瓦尔德纳泽。”
交换意见的结果，大家一致认为：谢瓦尔德纳泽这个人无疑十分出色，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富有教养，学识渊博。在格鲁吉亚的艰难时期他身为该共和国党中央书记和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经历了巨大的政治锻炼。通晓我国的内外政策，采取革新的立场。最后的结论是完全同意。事后我给在第比利斯的谢瓦尔德纳泽去电话说，我们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