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49-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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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坚持己见：以这种方式提价，无论从经济或政治方面考虑，都很不合适。政治局再次听取了各方面“赞成”和“反对”的理由之后，撤消了原先所通过的决定。
需要我们解决的下一个迫切问题便是从国外采购粮食。同往常一样，我们又遇到了政府的反对。政府的行为完全可以理解：经费不足，但谁都不能提供别的出路。总书记不得不表态了，于是安德罗波夫先听取了双方代表的意见，然后亲自提出了采购的建议。的确，这都是些棘手的问题。
安德罗波夫遇到类似的事情，有时不免做出十分强烈的反应：
“啊呀呀，这就是你的粮食纲要吗？”这时候他会说。
“是我们的，我们的，尤里·弗拉季米罗维奇①，是我们一块搞出来的。”我回答时激动不亚于他。“写进那里头的东西，还没有动手去做呢，太早啦！”
“不错，我还记得，”他表示同意。“可是当你们去搞工厂现代化，增产肥料，提高技术的时候，又是多少时间过去了……”
“你以为我不想快点儿见到成果吗？”我最后说道，“我搞这个工作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可情况仍然一点儿也没有改善……”
缺乏“速成”效果这一情况，促使安德罗波夫采取了一些在我看来颇有争议的步骤。我指的是那场加强纪律和秩序的斗争所使用的种种方式，当时曾在上班时间去地铁、商店、理发馆和澡堂到处抓人。尤为突出的是，在开展这场运动时安德罗波夫依靠的不是社会组织，首先依靠的是安全机关和内务机关。对他来说，找这些部门办事更加方便省事。
安德罗波夫根据费多尔丘克所提供的情报，真诚地相信这类措施会将普通民众吸引到他的一边。他朝我摆着手说：
“等着瞧吧，你活到我这把年纪，就会明白的。”
时光流逝，多少事已被忘却或很难追忆，而这场“为纪律而斗争”的情景至今依然留存在许多人的记忆之中。
关于列宁的报告
1983年3月，安德罗波夫给我来电话说，他想建议政治局将我定为纪念列宁诞辰一百一十三周年大会的报告人。
在以往的生活经历中我曾多次阅读列宁著作，因此便觉得准备这次报告并不会有多大的困难。然而第一次试着将报告的基本观点作个简要的归纳就未能成功。于是我开始重新翻阅列宁的文集，特别是与十月革命之后那个时期有关的部分。有的文章是重读，另一些仅作浏览。最后我竟深深地沉浸到了革命后那些年代所发生的各种事件演变的逻辑之中。不时感到自己就是这些事件的参与者，思索着要是我去解决列宁所面临的那些问题时该怎么办。总而言之，读伤脑筋了……
不过也有收获。列宁晚年的著作，尤其是这样一些文章和讲话吸引了我的注意：在这些著作里，列宁在评价苏维埃政权的整个历史阶段时公开宣称，布尔什维克“犯了错误”……他认为，公开承认错误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因为以往的错误应当用新的政策来加以纠正。不对旧有方针的错误性质进行分析，就不可能制定出新的政策。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安德罗波夫（6）
对当时阅读列宁著作所产生的许多感想，我曾在1985年和其后多次作过回顾。而1983年所作的那场报告则受到了当时政治和意识形态条条框框的限制：关于“旧有方针”的批判性再认识在报告中未能提出。尽管如此，要是根据国内外报刊和广播来判断，那场报告的某些要点也曾引起过热烈的反响。
熟悉那个年代政治语言的人，都注意到了关于在国内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生产结构的论述，它不仅能够保障重工业的发展，而且也能够保证建立起直接针对民众需求的众多高速发展部门的综合体。在一向忽视为人服务的部门的情况下，提出结构政策问题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过度发展的军事工业联合企业已使整个经济扭曲变形了。
报告中出现了一个与现代生产中人的作用相关的主题。当时我说，劳动的性质本身就对劳动者文化、职业水平、技能、纪律性即对我们称之为经济中人的因素的东西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学术报告中这种说法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但在政治讲话中这种思想便可作另一种理解：旧传统还过于强大，在旧传统中社会成就的衡量尺度并不是人，却不过是产品的吨数和公里数而已。
报告谈到了列宁曾经警告必须反对仓促地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谈到了经济核算制和劳动中的物质和精神激励，谈到了更加全面地考虑客观经济规律和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甚至阐述了民主集中制是保证实现最大限度首创精神、最大限度勇气和最大限度独立活动能力的原则。当时人们的期望值实在太高，以致对这番话究何所指作了种种猜测。
那些对目前正在发生的一切的涵义感到兴趣的人，当然会有类似的领悟。而大部分人都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我被委托作报告这个事实本身。他们还会想起，一年前安德罗波夫也曾作了一次类似的讲话，之后便成了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
加拿大之行
我计划于1983年5月中旬赴加拿大访问。1981年10月，该国农业部长Ю韦兰来访，转达了加政府对我的邀请。已商定访问的期限为10天。然而启程日期将近时，安德罗波夫却坚决反对开了：
“去加拿大？你疯啦。眼下可不是出国转悠的时候。你不去加拿大也能行嘛。”
“不行哪，”我提出异议。“第一，这是政府级的邀请。第二，我必须去看看加拿大的农业 ——在播种面积和气候条件方面，它比别的国家跟我们更加接近。最后，第三，我仅仅需要从百忙中抽身10天时间。以后会受益不浅的。”
“10天太长了，”安德罗波夫固执己见。“最多七天。”
5月16日我已抵达加拿大。我国大使雅科夫列夫对行程作了精心安排。尽管当时我们两国之间的接触有限，加拿大方面还是对这次访问特别重视。我发现，他们对我这个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也有点儿好奇。
其实，这次访问的内容十分丰富。我会见了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他照例穿一身深蓝色西装，上衣小口袋里插一支玫瑰，以此表明他属于自由党。一开始他略显疏远，但随即渐渐畅谈起来，结果协议安排的时间已经不够用了。
自此以后，我同特鲁多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一直保持至今。并且不单是同他一个人有联系。无怪乎事后加拿大报纸写道，正是他们“发现了戈尔巴乔夫”。
去加拿大逗留的短短7天，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外出参观游览。
在温哥华郊区，我们参观了国立畜牧研究中心、温室种植园、农场、农产品加工企业和温莎区大载重量飞机制造厂。随后又前往多伦多，去加拿大最大的畜牧和粮食产区艾伯特省，参观了卡尔加里近郊的几个大型畜牧场，那里长年在草场上露天饲养肉用牲畜。
见识了农场主与土地打交道的情况之后，我一直试图弄清，那根促使获得如此高效益的发条究竟隐藏在什么地方。
我们还访问了艾伯特一家规模相当大的农场。经营用地超过两千公顷。奶牛的出奶量每只约 4700公斤。拥有各式各样的技术设备。遮阳篷下备有检修装置。谷仓是铝质的。还有两幢楼房、多辆汽车。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位相当富裕的农场主。于是双方交谈了起来。
“您这里干活的人有多少？”我问道。
“固定工两三个，到了大忙季节我再雇一些。”
我们东走西走，所有的一切全看了个遍。该是离去的时候了。已经到了门口，我最后提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不久前一年刚刚结束，你已经知道了支出是多少，收入是多少。请问：总计结果如何？”
主人看看部长，仿佛在询问：要不要告诉他呀？韦兰却笑着说：
“你就实说吧。”
“如果说实话，”场主回答道，“那么，没有津贴和贷款，我就没法过日子。”
我提出他如何休假的问题，使他十分惊奇：什么休假不休假呀？农场主都有节日，举行各种比赛——有骑马比赛，骑牛比赛。我们抽出一两天时间，全家出动——这就是全部的休假了。农场没人可以托靠呀。真个是“自觉自愿的自我奴役。”当时我想，我国的集体农庄庄员、机械操作手之中，未必有多少人会对诸如此类的情况表示认同。
那你就试着去寻找解决的办法吧，争取能使人安心地回到土地上，同时又能保留大规模集体经济给他提供的那些优越性。
“怎么会这样呢？”我问韦兰。“既然庄稼收成这么好，产奶量这么高，怎么突然又提到津贴？”
“米哈伊尔①，”部长回答道，“现代化水平的农业部门无论在什么地方，离开了国家的支持都无法生存。我们发放给农民的贷款支出高达数百亿美元。而美国则要花几千个亿。对啦，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借助于出口粮食来尽量弥补这笔开支。”
这就是说，既要有业主的积极性，也要有国家的扶持。
回到莫斯科后，6月8日我应邀去社会科学学院，向各地区的代表作了题为《我国发展农工综合体所面临的迫切问题》的演讲。完整地写出讲稿已经没有时间，我走上讲台时手中只有一份提纲。但加拿大之行引发的思考问题的冲动是如此强烈，使得我作这次演讲时灵感迸发。我讲到对于增加生产和合理利用资源的经济刺激有所削弱。讲到缺乏有效的经济机制和管理的相互隔绝、本位主义性质。讲到农业和工业部门之间的不等价交换，国家必须扶持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个人副业。最后，还讲到“没有稳定的高度发达的农业部门，便不会有稳定的国家经济。”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安德罗波夫（7）
我在这次演讲中几乎只字未提加拿大，不想刺激听众。而且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两国在历史、经济条件、农业生产本身的特点等方面的差别实在太大。7月初我去库尔斯克，再一次确信了这点；我此行是为了授予该市一级卫国战争勋章，以纪念著名的库尔斯克弧形地带战役40周年。
我乘车或者步行，造访这片曾经发生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战事的旧战场，当时双方在这里以密集的部队对垒，共汇聚了数百万兵力，数以千计的坦克、飞机和大炮。
我也去了库尔斯克弧形地带最弯曲的地段，1943年我的父亲曾在那里的一块阵地上进行战斗。当时德国人以为俄罗斯士兵钻进了“口袋”，所以他们大撒传单号召对方投降当俘虏。但最终是我方获胜，并从此扭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
驱车遍访战地，我仿佛重新感知了那次伟大胜利的价值。这一带连个小村小镇都没有，随处兀立的都是简朴的方尖碑，上面记载着千百个战死者或失踪者的名单。眼前闪过整个整个家庭或各种年龄同姓者的名单，仿佛凶恶的命运之神决心将人类彻底灭绝。当此之时，尤其令人感到惊心动魄。这块支离破碎的土地，将多少儿女献上了祖国的祭坛啊！难道它不应当享有另一样的、更加幸福的命运吗？！
孙女儿的降生
我的工作不仅仅使我本人全神贯注，而且还兼及全家。对于我的探索以及随之而来的一波三折，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孩子们并未袖手旁观。他们眼见着事事都是那般艰辛，多少的阻力需要克服，于是便想方设法支持我，帮助我，保持“我们城堡里”的安宁、和谐和相互理解。
自然，并非一切都局限于我操心的事情。全家人也须为其他的种种日常琐事操心，感受着每桩每件事情所带来的欢乐与痛苦。
最令人高兴的，是1980年我们第一个孙女儿克谢尼娅的出生。她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伊琳娜①一样生于元月，日期是21号。新的生活开始了。有位诗人说得对：“随后便有孙辈降临，一切又将周而复始。”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继续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有人邀请她去她曾经收集过博士论文材料的斯塔夫罗波尔村村寨寨进行新一轮调查，这个想法很诱人，但我们在莫斯科需要操心的事情太多，想法无法实现。
我们很难从莫斯科脱身，于是便苦劝我的母亲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父母来我们家小住。起初他们倒还乐意常来，但年岁不饶人，他们出行日益困难了。又老是病病歪歪的。我们尽力协助治疗，支援药品、现金、衣服、食品等力所能及的一切。从孙女儿到父母亲，需要操心的事一大串。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兄弟叶夫根尼的健康日益全面恶化：他改不掉贪杯好饮的老毛病。他拒不接受我们挽救他的种种意见，事到如今则为时已晚。这是一个颇具才华的人，文学院刚毕业数年之内便写出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和青年少年读物。叶夫根尼是我们恒久的难以平息的隐痛。
伊琳娜和阿纳托利成绩优秀，即将从医学院毕业。女儿决心继续读研究生，并着手进行大城市（譬如莫斯科）中死亡原因的调查。结果发现这方面的资料全部保密。因此学位论文也不能公开。首都当局有的是保密的理由。但伊琳娜仍然与莫斯科统计和保健机构成功合作，因为他们对这一研究的结果同样很感兴趣。学位论文十分顺利地通过答辩，不久她便获得了医学副博士学位证书，开始在母校的教研室执教，随后她又决定完全改做研究工作。
阿纳托利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家由B。C。萨韦利耶夫院士领导的外科科研实习医院，这所医院系以首都第一市立医院为基础。工作初期非常困难，但他逐渐熟悉了业务，在教研室研究的范围内展开了科研工作。他继续在医院工作的同时，还通过了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如今他已经是一名富有经验的外科医生，副教授。
总之，我们一家人逐渐与首都的生活融为一体。朋友圈子不断扩大，我们越来越感到自己是莫斯科人了，尽管同时还保持着同乡亲们的联系。
1955级法律系毕业生终于聚到了一起。我又能见见所有的老朋友了。聚会中的一切对我都很重要：同学们现今的模样如何，在哪里定居，从事什么工作。毕竟都是好样的：10人当上了博士，将近40人是副博士。其余的人也并未意志消沉，全都找到了自己的事业。令人悲伤的是，许多同学已经不在人世，系因为疾病、事故……甚至自杀。
一般而言，总是有喜也有忧——生活就是如此。我常常想起一位东方哲人的格言：“人生在世，生老病死”。
我们总是在庄稼收获后外出度假，就像在斯塔夫罗波尔时一样。年年都去皮聪达。在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我们结交了许多朋友。我利用这种机会更好地了解了这些地区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我们在一起聊天，每次聊的话题都很广泛，时间都很长。通常是在晚上：同谢瓦尔德纳泽夫妇在皮聪达和第比利斯，在恰夫恰瓦泽昔日的庄园里；同阿布哈兹和卡赫季亚的居民聊，则是在他们的家里。
送别安德罗波夫
1983年夏，美好的期望面临威胁：安德罗波夫的健康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