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49-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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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公正或者从工作出发的考虑更有分量。
为贪污腐败提供了极其肥沃的土壤。贪污的办法可说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为了一己私利，真是各显神通。除了流于俗套的贿赂、进贡和送礼而外，还有更加“微妙”的手段：相互支持和各种小恩小惠、以打猎和钓鱼为幌子的聚饮吃喝。
我在这方面想出的主意也许显得有些离奇。我建议作为一项特殊措施，将所有的申请统统交给苏共中央总书记。苏共中央农业部将来自共和国中央和州委的申请汇总，并收集了有关这些地区粮食和饲料实际情况的材料。将这样的汇总报告呈送勃列日涅夫本人。起草了决定初稿。由总书记最后拍板：帮助仿佛是由他直接提供的，正中他的下怀。不过这样一来至少在分配粮食资源方面有了一定之规。
同柯西金的冲突
1979年收获的粮食比上一年少得多。我得出令人沮丧的结论：收购计划已不现实，差额得靠进口粮食来弥补。
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我起草了一份建议和预测，并在主要领导人结束休假后，将此件分送各政治局委员。然而在正式讨论之前，发生了一件事。
1979年9月7日要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向宇航员В。А。利亚霍夫和В。В。留明颁奖的仪式，以表彰他们创造了在太空停留175天的当时最长时间的纪录。所有在莫斯科的领导成员都来出席这一盛典。我们站在叶卡捷林娜大厅门外等候，相互交谈着。勃列日涅夫像往常一样询问起收割的情况。我回答说要立即给哈萨克斯坦和中部各州增加汽车，以便运送粮食和收割甜菜。这时柯西金插了进来，他相当尖锐地责备我说：别再求爷爷告奶奶的了，应当自力更生。
“我说，”勃列日涅夫相当友善地打断他的话说，“你又不了解收割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要解决。”
但柯西金并未就此打住，他的火气越来越大：
“这不给我们这些政治局委员散发了农业部的报告。是戈尔巴乔夫签署的。他和他那个部让地方主义情绪牵着鼻子走，我们可没有多余的外汇进口粮食。不能姑息迁就，要提出严格要求，完成收购任务。”
我明白部长会议机关工作人员会挑唆柯西金采取反对态度，却没有料到他会作出如此反应。因为指责相当严厉，我也控制不住了，便说要是部长会议认为我和农业部软弱无能，那就让他们自己派人去收粮食，把余粮收集工作进行到底好了。
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得设法退出这场争吵。这时一位主持人出来圆场：
“列昂尼德·伊里奇①，”他大声说道，“一切就绪，该进场了。”
我们跟在勃列日涅夫后面，鱼贯而入。
向宇航员颁奖的仪式结束后，我回到办公室。心情沮丧。不仅因为正好是与我很敬重的柯西金发生冲突。在这种时候我尽量表现出冷静，尽量清醒地去作出评价：我是否有不对之处？收购政策中贯穿着强硬路线，不过也有一道我认为无论如何不可逾越的界限。可以把粮食统统收光，一粒不剩，党在这方面的经验绰绰有余。然而这对农民来说是不光彩的行为，也是反国家的行为。不应当采取压制的方式，应当寻求明智的办法。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在老广场（5）
过了一刻钟，勃列日涅夫来了电话。
“还在难受吗？”他问道，显然是想鼓励和安慰我一下。
“是啊，”我回答道。“可是问题不在这儿。说我采取非国家的立场，我接受不了。”
“你做得对，别往心里去。确确实实应当让政府多管一管农业。”谈话到此结束。
两小时后，又来了个电话。是柯西金打的专线电话。他若无其事地说：
“我想把我们的谈话继续下去。”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这时我一点也不生气了，“要么您在这最后阶段真的把工作接过去吧。我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运动，今年的形势又这么严峻。”
柯西金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他回答说：
“您的报告我又看了一遍。您向政治局提出建议吧。”
他讲这话时也没有一点怒气，没有申斥，不过并没有道歉。算了吧……
顺便说说，柯西金曾经批驳的那次收购任务同样没有完成。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与柯西金的争吵给我带来了完全意想不到的后果。看来某些领导人对这件事的理解太简单化了，认为是我对柯西金本人很厉害。深秋的一天，苏斯洛夫找我谈话时，我想到了这一点。他说：
“刚才我们交换了一下意见。很快要开中央全会。打算加强您的地位。有人提出让您当政治局委员。但是我不赞成，我想让您知道有这么回事。我们推荐您当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好一些。同您共事的都是干了5年、10年、15年的中央书记。有什么必要把自己的周围搞得那么紧张呢？”
他说得对。
首都生活
到中央委员会工作以后，很少有时间顾及家庭和休息。可是要习惯首都的生活，建立新的关系。我们当然希望弄清我的新同事的家庭生活气氛，希望同他们认识。可是一切都与我的设想相去甚远。
聚会和做客都不受鼓励，这算什么……勃列日涅夫自己只邀请十分有限的几个人：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邀请安德罗波夫、基里连科的时候少一些。当然也有例外。1979年初夏，苏斯洛夫邀请我们全家人一起度周末。约好了到远郊一处空着的斯大林别墅去游玩。他带上了女儿、女婿、外孙。几乎在那里呆了一整天：游玩，交谈。午饭根本未做安排，不过茶点倒是有的。这是一次斯塔夫罗波尔人的聚会：仿佛是莫斯科的老住户对新从边疆区调来的年轻同事表示关心。
尽管同安德罗波夫关系不错，却从未在家庭的气氛中交往过。有一次我试图主动邀请，结果是碰了一鼻子灰，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难为情。1980年年底我成了政治局委员，我们两家的别墅正好挨在一起。第二年夏天我给他去电话：
“今天我们是斯塔夫罗波尔的吃法。我们还像从前那样，请您和塔季扬娜·菲利波夫娜过来吃饭。”
“是啊，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安德罗波夫十分平静地答道。“可是，米哈伊尔，现在我就得推辞了。”
“为什么？”我很吃惊。
“因为明天就该开始议论了：是谁？在哪儿？为什么？都讨论了些什么？”
“至于吗，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我诚恳地试图反驳。
“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和塔季扬娜·菲利波夫娜还没有出门，那边就该开始向列昂尼德·伊里奇①报告了。米哈伊尔，我说这话主要是为了你。”
从那时起，我们就再无邀请别人或者应邀去做客的想法。我们继续与老朋友聚会，结交新的朋友，相互到家里做客。但他们都不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事。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同样很难融入新的关系体系，始终未能在如今称之为“克里姆林宫夫人”的很特殊的生活中找到自我。跟谁也没有深交。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参加了几次夫人的聚会，因那种气氛而惊讶不已：这里充满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傲慢、猜疑、谄媚和不讲分寸。
夫人的世界像镜子一样反射出身居高位的丈夫的职位等级制度，此外再加上某些女人的特点。已经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1979年3月8日，按照惯例举行了政府招待会。所有领导人的妻子都在会场门口列队欢迎外宾和本国女同胞。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站在有空位的地方，绝未料到这里严格遵循着等级服从制度。
一位“主要的”太太——基里连科的妻子正好站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旁边，这时转过身来，毫不客气地用指头指给她看：
“你的位置在那儿……最后一个。”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老是说：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离开“上流社会”的圈子，一切都简单得多。伊琳娜和阿纳托利很快就进入新的大学生群体，交上了新朋友。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也恢复了自己的学术联系。她与莫斯科大学、哲学研究所的老熟人和同行建立了联系。马上进入她所熟悉的学术讨论、研讨会和一般友谊聚会的天地。还学起了英语。
一有空闲时间，我们就要一辆车，去参观莫斯科。最先去的是靠近市中心的老地方。莫霍瓦亚大街、红门、克拉斯诺谢利斯卡亚大街、矗立着熟悉的消防？望塔的索科利尼基、鲁萨科夫俱乐部、斯特罗门卡大街……我们伫立良久。前往亚乌泽河边。驱车过桥，来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卡亚广场。这里已面目全非，无法辨认：旧广场不见了！伤感至极。
我在克拉斯纳亚普列斯尼亚也有同样的感触。1951年我身为大学生和宣传鼓动队副队长，在这里搞过选举。当时我抛开学业，奔波在大格鲁吉亚街和小格鲁吉亚街摇摇欲坠的一片片小破屋中，讨好选民，张罗着修理楼梯和屋顶、龙头和开关、锁和门，因为选举前夕任何一个最少言寡语的老太太都会坚定地声称：
“老弟，你给办了吧，要不我就不去投票！”
可那是50年代的莫斯科。如今小破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多层楼房。列宁山上也是景色一新，过去莫斯科大学和莫斯科河畔的滑雪跳台，在四周的空地和矮屋的衬托下显得孤零零的。昔日的切廖姆什金村住着建筑工人，我们还到那里领过父母寄来的包裹，如今已是高楼林立，俨然一个设施完善的现代化小区。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在老广场（6）
目睹这一切，我的心情是矛盾的。那些年久失修的旧房当然无法居住。然而其内心的温馨感、与大自然近在咫尺、特有的生活方式，又是如此地难以割舍。由此我想到，对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说来，告别老阿尔巴特街是一场怎样的人间悲剧。在加里宁大街①上刚刚出现布局整齐匀称的建筑群时，莫斯科人将其称之为“莫斯科的假牙”。此时我听到约瑟夫·科布宗演唱关于老阿尔巴特街的歌曲，便思念起青春年少时的那个城市，思念起老莫斯科，歌词是： 你是我心爱的老阿尔巴特，
绝无仅有的老阿尔巴特，
无论我走到哪里，
你的风儿永远把我跟随。起初我们选择路线都是兴之所至。往车上一坐，随便开到一个地方停下来，下车走走。周围的一切都流进我们的心田，勾起对遥远往事的回忆。可是我们也想了解自己要在其中生活的今日莫斯科。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选择路线时要按照莫斯科形成的世纪来了解她。先是14 ～16世纪的莫斯科，然后是17～18世纪的莫斯科，以此类推。通常都有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最近结识的、对旧莫斯科了如指掌的历史学家陪同。
然后开始去莫斯科郊区。我们到了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莫斯科河沿岸的景色。科洛缅斯科耶过去也曾听说，然而亲眼所见，却使我们赞叹不已，并深深地吸引住我们。升天教堂高高耸立，直达云霄，直达上苍！
我们也利用新的机会来满足自己久已有之的对戏剧的癖好。过去到莫斯科都是来去匆匆，但也尽量多看一些剧目。按老习惯去了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和小剧院。我们喜欢上了瓦赫坦戈夫剧院、讽刺剧院、现代人剧院。塔甘卡剧院的《震撼世界的十天》、《相反的世界》令人难忘。有一次在大剧院观看了由瓦西里耶夫、马克西莫娃、利耶帕等人演出的《斯巴达克》。
在莫斯科定居下来之后，就尽量去观剧，仿佛是要检验一下早年留下的印象。排在首位的仍然是瓦赫坦戈夫剧院；与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现代人剧院、莫斯科市苏维埃剧院、马雅可夫斯基剧院的关系密切起来。我们开始经常去大剧院。当然还有特列嘉柯夫美术馆、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音乐学院大礼堂。
我把这几行文字重新读了一遍，不禁感到惊奇：记忆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对于时代、事件和人，它首先把其中美好的部分储存下来，哪怕这部分很小。
阿富汗战争和粮食纲要
我军进入阿富汗后，美国和其他国家对苏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美国甚至停止供应已签有协议的粮食。这一禁运使我们无法得到1700万吨左右的粮食。
1980年1月勃列日涅夫邀请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我去他那里。我是第一次进入范围很小、实际上作出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要决定的决策层。开始时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详细地、十分乐观地讲了他们对阿富汗局势的估计。我则报告了令人忧心忡忡的粮食状况。
大家听后全都坐不住了。责成我起草一份具体建议，说明可以满足正常生活需要的最低数量和这方面应向外交部和外贸部发出哪些具体指示。于是我提出了必须制订一项可使我们不再进口粮食的纲要。当时我还没有将其称之为“粮食纲要”，但实际内容就是如此。
此次谈话之后，我和勃列日涅夫的助手Г。Э。楚卡诺夫写出了总书记在政治局的讲话稿。建议得以通过，并决定吸收国家计委、各部、科研机构参加纲要的制定工作。
制定粮食纲要的想法的产生，当然不是凭着灵机一动，也不是因为受了时局的影响。一年多来，我在忙于业务工作的同时，一直试图找出粮食问题的病根。
结果如何呢？
呈现出可怕的景象。土地，我们称之为自己的乳母，现已遍体鳞伤，无人照料，甚至弃之不顾。我愈来愈确信这种野蛮态度是数十年所奉行的政策的恶果。技术统治论猖獗一时，压制任何道德原则。多年来在解决原料部门（煤炭、矿山、石油）的问题时，对于土地竟然不加考虑。数百万公顷的土地变成铁路、公路的无主“充公地带”。1400万公顷可以生产优质蔬菜、畜牧业饲料的肥沃的洼地为修建水电站中出现的人工海所淹没。数千万公顷土地用于部队试验场和国家边界。
当然，拨出土地满足所有这些需要是必不可免的。只是不该这样做：超出一切定额和需要，没有监督，理由是土地“一钱不值”。
农业生产中又是如何利用土地的呢？形象的说法是，把全国都犁了个遍——从黑土到沙漠。数百万公顷土地被毁，最宝贵的那层土壤让风刮走了。数百万公顷被深沟和沙漠蚕食掉了。而要恢复这一切，需要好几十年，甚至数百年。
这个问题我在斯塔夫罗波尔就曾碰到过，我知道每个气候区、土壤区都需要有自己的土地耕作方式。为了保持土壤的肥力，什么基础知识都得懂。
原来，数百万公顷土地报废，仅仅是因为水利设施在建设时没有搞排水系统，用的是省钱的设计方案。没有排水系统，盐分就冲到可耕层，这就是所谓的土壤二次污染。
开始到处使用除草剂。需要吗？当然需要，否则就杂草丛生。农民因此少打30％的粮食。但是因为将除草剂悬浮式施入土壤的机器尚未制造出来，结果是广袤疆土上的土地、江河湖泊都遭到污染，给植物和动物的群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我分析这些现象，试图弄清为什么我们在阿穆尔州布拉戈维申斯克区种植的大豆收成不好，大豆我们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