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自传-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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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以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呢。
我开了一张小印刷铺设备的清单。据我的估计约需一百英镑左右，我把清单交给州长。他很高兴，但是问我假如我自己在英国能够亲自在场选择铅字，并且检查各种机件的质量，是不是方便些。他说：“那么，当你在那里的时候，你可以认识一些人，并且可以在贩卖书籍和文具方面建立通信关系。”我同意这样做或许会是有益的。“那么，”他说，“做好准备坐安妮丝号去”，安妮丝号是当时一年一度经常来往伦敦与费城之间的唯一船只。但是离开安妮丝号启碇，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继续和凯谋在一块儿工作，一面为高令斯从我这里拿去的钱焦急着，每天唯恐佛南来提款，但是过了几年一直没有发生这件事。
我相信我忘了讲这件事：在我第一次从波士顿来费城的旅途中，因为风浪太大，船停靠在勃劳克岛，乘客开始捕捉鳕鱼，并且拖了许多上来。到这时为止，我坚守我不食荤食的决心，在这种场合，我同意我的老师屈理昂，认为每捉一条鱼等于是一种无缘无故的谋杀，因为鱼过去既没有伤害我们，将来也不会，我们没有正当的理由去杀害它们。这一切好像十分合情合理。但是在过去我是非常爱吃鱼的，所以当热气腾腾的鱼刚从炸锅里拿出来时，它芬芳扑鼻，美妙非常。我好一会踌躇于原则和爱好之间，直到后来我记起了在剖鱼时，我看见有人从鱼肚里拿出小鱼来，这时候我想：“假如你们自己互相吞食，我为什么不能吃你们呢”？这样我痛快地吃了一顿鳕鱼，以后还继续跟别人在一起吃鱼，只是偶然有时恢复蔬食罢了。做一个有理性的生物原是这样方便，因为理性能使人找到或是制造理由去干人心里想干的事。
我和凯谋相处得很好，意见也还相投，因为他一点也不知道我开业的事。他在很大程度上还保持着他旧日的虔诚狂信，酷爱争辩。因此我们争论了不少次。我常常用苏格拉底的对话法来使他跟我论辩，用一些看起来显然离开我们当前的题目很远，但是逐渐地把他引入窘境，把他诱进各种困难和矛盾之间，我用这种方法常常叫他上圈套，甚至最后他变成了可笑地谨慎，几乎连最普通的问题也不愿回答，总是先问：“你究竟想说什么呢？”但是，这件事却使他对我的辩才有很高的评价，他甚至认真地提议要我作为他的同事，帮他创立一个新的教派。他打算讲道，要我去驳斥一切反对者。当他向我说明他的教条时，我发现当中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是我所反对的，除非我也可以参加一点意见，介绍一点我自己对宗教的看法。
凯谋留着长胡子，因为在摩西法中有这样一条：“不许毁损你胡须的边缘”。同样他也以礼拜六为安息日，这两点对他是必不可少的。我可全不喜欢，但是我同意将它们放入教条中，假如他能接受不吃荤食这一条，他说：“我担心我身体会吃不消。”我向他保证身体不受影响，他的健康会因此而增进。他平常是一个老饕，因此我暗自忖量：将来看着他半饥半饿的样子倒很好玩。他同意试行蔬食，假如我愿意陪他的话。我陪了他，我们实行了三个月。我们的食物经常不变地是由一个邻妇烹调后送来的。他从我这里拿去一张开着四十种菜肴的单子，可以随时替我们烹调这些菜，在这些菜肴中既没有鱼肉，也没有鸡鸭。这种想入非非的念头这时候更合乎我的要求，因为它省钱，每人每周所费不超过十八个便士。从那时起我曾经几次十分严格地守四旬斋，突然地从平常的食物换到吃斋时的食物或是从吃斋换到平常的伙食，我一点也没有什么不便，因此有人劝告说吃四旬斋时应当依照易行的级次逐渐改变，我认为这话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我很愉快地吃着素食，但是可怜的凯谋却苦不堪言。他对这个计划已经感到厌倦，一心向往着丰肴美食，因此叫了一份烤猪肉。他请了我和两个女友来跟他一同进餐，但是因为烤猪肉端到桌上来太早了，他无法抵抗那种诱惑，所以在我们到达之前他把它全部吃光了。
在这期间我跟李得小姐恋爱了。我非常尊敬她，也爱慕她，我也有理由相信她对我也是如此。但是，因为我即将到海外作长途旅行，同时我们都很年轻，刚过了十八岁，她母亲认为最稳妥的办法是目前暂时不要我们操之过急。因为如果决定要结婚的话，那么最合适的时候是在我从海外回来之后。到那时候，像我所预料的那样，我将自己开业。也许她也觉得我的期望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有根有据。
这时候我主要的朋友是查理·奥斯朋，约瑟·华生和詹姆士·雷夫，他们全是好学之士，头两个是镇上一个有名的公证人查理·勃罗克田的书记，另一个是一个商店店员，华生是一个虔诚明达的年轻人，十分正直诚实，其他两个对宗教信仰比较淡漠，特别是雷夫。
雷夫这个人，像高令斯一样，受了我的影响因而他的宗教信仰发生了动摇。为了这事他们两人都使我自食其果。奥斯朋通情达理、正直、坦率，对朋友诚恳而又热情。但是在文笔方面，他过分的喜欢批评。雷夫聪明多才，风度优雅，而又十分雄辩。我想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善于辞令的人。这两个人都十分爱好诗歌，因此试写了儿首小诗。在礼拜天我们四个人常常一起愉快地到斯古基河附近的森林中去散步。在森林里，我们轮流朗读作品给大家听，然后大家座谈我们所读的作品。
雷夫喜欢研究诗，深信他会因此而成名发财，他说即使是最出色的诗人，当他们初写诗时，他的诗也必定会像他的一样有许多瑕疵的。奥斯朋却劝阻他，想使他相信他没有诗人的天才，劝他专心致力于他的业务，不要妄想别的。他说在商业方面，虽然雷夫没有资金，靠着他的勤勉和规矩，他可能当一个代理商，以后经过适当的时候可以积累资金，独立经商。我赞成偶然写写诗作为消遣，改进自己的语言风格，但是此外，我别无志愿。
关于写诗，这时有人提议，为了相互观摩、批评和改进，我们每人在下次会面时拿出一篇自己写的诗来。
因为我们的目标只限于语言和表达方式，我们不考虑虚构幻想，我们大家同意我们的课题是改写诗篇第十八篇，这一篇描述上帝的降临。当会期将到时，雷夫首先来访我，告诉我他的诗已经写好了。我告诉他我一直没空，也没有兴趣，因此没有写。然后他给我看他的诗，并征求我的意见。我十分欣赏它，因为在我看来它好像是一首十分优秀的诗。他说，“但是奥斯朋决不肯承认我的任何作品会有一丝一毫的优点。由于忌妒，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加以攻击。他对你并不怎样妒忌，因此我希望你拿着这首诗，把它当作你自己的交出去，我将装假没有空交白卷。那么我可以看他有什么话可讲”。我同意了，我立刻把它誊了一篇，使它看起来好像是我写的。
我们开会了。华生的诗读了出来，里面有些佳句，但是缺点很多。奥斯朋的读了出来，比华生的好多了。
雷夫主持公道：他指出了一些缺点，但是称赞了它的佳句。我很忸怩，好像想请求免交似的，说我没有时间加以修改等等的话，但是他们不允许任何借口，我必须把诗读出来，所以我的诗就读了出来而且重复了一遍。华生和奥斯朋自认输了，退出了竞赛，跟大伙儿一起热烈地赞扬着。雷夫仅仅提出了一些批评，建议作一些修改，但是我替我的原文辩护。奥斯朋反对雷夫，说他的批评比他的诗高明不了多少。所以雷夫就不再争辩了。
当他们两人一起回去时，奥斯朋对被他当作是我的作品更加赞不绝口，他说他早先抑止了他自己，因为他说他怕说出来我会认为是当面阿谀。“但是过去谁想得到”，他说，“富兰克林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如此绘声绘色，如此坚强有力，如此热情！他甚至改进了原来的诗篇。在他日常谈话中他好像词不达意，他讲话疙疙瘩瘩错误百出。但是天啊！他写得多好呀J”当我们下次会见时，雷夫揭穿了我们向他开的玩笑，大家都笑了奥斯朋一阵。
这一事件使雷夫立意要成为一个诗人。我尽我之所能劝阻他，但是他继续写诗，直到蒲柏治了他。但是，他后来成了一个相当好的散文家，以后我还要提到他。
但是因为也许我以后不再有机会提到其他两个，我在这里交代一下：过了几年，华生躺在我的怀抱里死去了，使我大为悲痛，他是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一个人。奥斯朋到西印度群岛去了，在那里他成了一个著名的律师，赚了钱，但是早年夭折了。我和他曾经认真地订了一个合同：谁先死，如果可能的话，就应当向另外的一个人作一个友好的探访，告诉他死后的情况如何。但是他从来没有履行他的诺言。
那位州长表面上好像很喜欢和我来往。常常叫我到他家去。在谈到他帮我开业这件事的时候，总是当作已经议定的题目提出来的。除了银行汇信，使我获得购买印刷机、铅字和纸张等所必需的款项外，他说他将给我一些给他朋友的介绍信。他好几次指定了写好这些信件的日期，叫我去领取，但是到了时候总是指定一个更远的日期。这样几次三番的延宕着，直到那只船，也经过了几次延期以后，快要启航了。那时，当我去辞行领取信件时，他的秘书拜耳博士出来见我，说州长正忙于写信，但是在开船之前他会到纽开色来，在那里他会把信件交给我。
雷夫，虽然已经结了婚，有了一个孩子，还是决定陪我出洋。据猜度他是想去建立通信联系，获得可以代销的货品，抽取佣金，但是后来我知道由于他对他妻子的亲戚不满，他打算把他妻子交给他们，自己永不再回来了。我辞别了我的朋友，跟李得小姐交换了海誓山盟以后，我就坐船离开了费城，船不久就停泊在纽开色。州长果然在那里，当我到他住所去的时候，他的秘书出来接见我，传达了他的口信，措辞的谦恭是世界第一，说他那时因有十分重要的公务羁身，不能见我，但是他会把信送到船上来的，他衷心地视我一路顺风，早日归来等等。当我回到船上时，我有点迷惑了，但是我还是没有怀疑。
费城的一个著名律师安得烈·汉密顿先生带了他的儿子乘坐同一只船，他跟一个教友会的商人田纳先生和马里兰一家铁工厂的两个老板安宁先生和赖叟先生包了正舱，这样我和雷夫就不得不坐三等舱了。船上我们一个熟人也没有，所以他们把我们当作普通人。
但是汉密顿先生和他的儿子（是詹姆士，以后当了州长）从纽开色回到费城去了，老汉密顿为了替一只被没收的船进行辩护被人用重金请回去了。在我们刚要启碇前，富兰契上校上船来了，对我颇器重。因此他们注意了我，那些绅士邀请我和我的朋友雷夫住到正舱里去，因为这时候有地方空出来了。因此，我们就搬入了舱中。
因为我猜测富兰契上校已经把州长的公文送到船上来了，所以我就向船主要那些委托由我保管的信件，他说所有的信都一起放在信袋里了，这时候他一时没法拿出来，但是在我们到达英国前，他会给我机会把他们拣出来。这样我就暂时安心了，我们继续向前航行。
舱中的乘客很爱交谈，同时我们的饮食特别丰盛，因为除了普通的伙食外，我们还额外有汉密顿先生的饮食必需品，汉密顿先生原来贮备了很丰富的伙食的。在这次旅途中田纳先生跟我结成了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继续到他死为止。但是在另一方面，这次旅程是不舒适的，因为有许多日子天气太恶劣了。
我们驶入英格兰海峡后，船主实践了对我的诺言，给我一个机会在信袋里寻找州长的信件。我找不到一封委托我保管的信，我挑出了六七封信，按照信上的笔迹，我猜想可能是那些约定的信件，特别是因为其中有一封是写给皇家印刷所巴斯吉的，另一封是给一个文具商的。我们在一七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达伦敦。我去拜访那个文具商，他离开我的地方较近，我递送了那封信，说是从基夫州长来的，“我不认识这样一个人”，他说，但是一面拆信，“哦，这是李德斯田的信。近来我发现他完全是个骗子，我将与他断绝来往，我不收受任何他的来信。”这样，把信放在我的手中，转过身去，离开我去接待一个顾客去了。我很惊奇，发现这些信并不是那位州长写的，经过回忆和比较先后的事实，我开始怀疑他的诚意了。我找了我的朋友田纳先生，把这件事的经过全部讲给他听了。他告诉我基夫的性格，他说他绝对不可能替我写了任何信，无论哪一个知道他的人都不会对他有任何信赖，他听说州长会给我银行汇信，笑了起来，因为他说他根本没有账款可汇。
当我担心我今后当怎么办时，他劝我设法在我的本行中找一工作。“在这里的印刷铺里工作，你可以提高你自己。以后你回到美洲去时，那你开业的条件就更好了”。
我们两人，像那个文具商人一样，碰巧知道这个律师李德斯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他唆使李得小姐的父亲拜他为师，订立师徒合同，几乎使得李得先生破了产。从这封信里看来，好像有人正在酝酿着一个不利于汉密顿的密谋（他们假定汉密顿是跟我们一起到英国来的），而这一阴谋又牵涉到基夫和李德斯田。田纳是汉密顿的一个朋友，认为我应当告诉汉密顿这封信的内容。这样，当他不久到达英国时，一则是为了发泄我对基夫和李德斯田的愤怒和憎恶，二则是为了对汉密顿表示好感，我去拜访了他，并把这封信给了他。
他诚挚地感谢我，因为这一消息对他是很重要的。从此以后，他成了我的朋友，他的友谊后来有许多次都是对我极有利的。
但是一个州长玩这种卑鄙的把戏，那样下流地欺骗一个可怜无知的孩子，我们又将如何理解呢！原来这是他的一个已经形成了的习惯，他想讨好大家，但又没有东西可以给人，所以他就给人希望。除此以外，他倒是一个聪明、懂事的人，文章写得不坏，对老百姓来说他是一个好州长，虽然对他的选民有产阶级来讲，他并不如此，因为他们的指令他有时候置之不理。我们有一些最好的立法是他规划的，并且是在他任期内通过的。
我和雷夫是不可分离的伴侣。我们一同寄宿在小不列颠，每周租金三先令六便士——这是我们当时所能支出的最高租金。雷夫找到了一些亲戚，但是他们很穷，无力协助他。这时他告诉我他想留在伦敦的意图，他说他一开头就没有回到费城去的意思。他没有带来钱财，他所能筹措的款项全部都用在船票上了。我身边有十五块西班牙币，所以，在他寻找工作的时候，有时他偶尔向我借一点去维持生活。他起初力图进入戏院，相信他自己适宜于充当演员。他向威尔克申请剧场工作，威尔克坦率地劝他别再在这种工作上转念头，因为他不可能在这方面有所成就。接着他向圣父街的一个出版商罗伯茨提议替他编一份像《旁观者报》一样的周报，他提出了一定的条件，但是罗伯茨不赞同这些条件。以后他就设法寻找作家助手的工作，替出版商或是法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