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 作者:沈国凡-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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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三面红旗”、是“背上有反骨”的人。
这还不算，陈伯达为了讨好和迎合毛泽东，为自己在彭德怀一事上逃脱罪责，接着便挥动他的那支秃笔，连夜赶写了一篇批判彭德怀的长文章：《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陈伯达在这篇文章里，将彭德怀称作是“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
在这篇文章里，陈伯达还将彭德怀“反党”的历史追回到1941年。他举例将彭德怀当时的讲话《民主政治与三三制政权的组织形式》，说成是一份“伪君子”的讲话，同时全文公布了1942年6月6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的信，以此说明毛泽东早就发现彭德怀有“野心”，并对彭进行过“严肃批评”等等。
陈伯达的这篇文章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并印发到全党“学习”。
陈伯达——一个活脱脱的政治投机商。
彭德怀这个兵，在陈伯达这位秀才面前变得有理也说不清了，最终打了“败仗”。
毛泽东此时已经改变了让彭德怀先出任三线建设第三副主任，然后逐渐让其出来工作的初衷。他先是在一次同担任了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的陈伯达的谈话中说道：“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后又在林彪、江青等一伙人的蛊惑下，在1966年10月24日召开的一次中央汇报会上，对彭德怀问题作了如下讲话：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了。……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
毛泽东当时在党内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权威性地位，使他的这些话无疑起了宣战书的作用，再一次将彭德怀从刚升起的曙光之中推向无边无际的黑暗里。从此，彭德怀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希望了。
现在，重新复出的彭德怀，在三线工作了很短的时间之后，被这篇莫名其妙的社论给激怒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写这篇社论的就是那个曾给他投石下井的秀才陈伯达。
彭德怀气愤地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看那些写这篇社论的人才是牛鬼蛇神，把我们好端端的江山都给搅乱了。”
彭德怀抓起那张报纸，生气地撕得粉碎……
第八章
彭德怀见警卫参谋向自己下了“命令”，有些生气，冲着景希珍说：“小景呀，你从朝鲜战场上就跟着我，有多少年了？你见过我从战场上向后退过吗？战斗中我们朝前冲，子弹从前胸打进去，牺牲了是光荣的！要是朝后退，战斗中当逃兵，子弹从后背穿进去，死了那是可耻的！我知道自己是姚文元文章里那个未点名的‘海瑞’，在这场斗争中难免会受重伤，我也做了牺牲的准备。想想湘江突围的那一场血战，牺牲的红军战士一个叠着一个，垒起来像小山岗一样，把一条江水都染红了，面对他们，我还怕什么呢？”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了一篇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上下开始了揪黑后台的高潮。
曾经作为“接班人”的刘少奇和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被作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黑后台，遭到“炮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掀起了第一个高潮——“炮打刘（少奇）邓（小平）黑司令部”，全国上下失去控制，开始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混乱。
在大揪刘、邓黑司令部的同时，这些人也没有忘记彭德怀，在全国各地的大字报中，一再地说彭德怀就是海瑞，海瑞被罢了官，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
这时，中共中央西南局保卫科的电话打到了彭德怀办公室，可是找的不是彭德怀，而是他的警卫参谋景希珍。
景希珍一边接电话，一边看着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的彭德怀。
彭德怀见警卫参谋神秘的样子，就停下来，问道：“什么事，还对我保密，我要不要出去一会儿？”
景希珍示意彭德怀坐下。
接完电话，景希珍对彭德怀说：“彭总，我们外出一个月回来，成都的形势变得很复杂，现在你得听我的命令。”
彭德怀笑着说：“小景，这要看你下的是什么命令。”
原来，为了“解放大西南”，四川各地造反派正在云集成都，准备对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委员会进行冲击夺权，国务院西南三线建委自然也是造反派冲击的目标，彭德怀更是他们所要捕捉的首要对象。
在此之前，中共四川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已受到多次冲击，一群自称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学生，捉走了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并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进行了批斗，完后又用卡车载着游街示众。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阎秀峰，由于认识他的人不多，趁机跑脱，躲进了西南三线建委的办公大楼里。中共成都市委书记廖井丹，因为江青在一次接见四川红卫兵时说了一句：“廖井丹是个呀呀唔（不怎么样的人）。”也被一群造反派揪斗，成都市的社会治安出现混乱。
基于这样的原因，西南局和省市的保卫部门为了安全，就想法让一些目标较大的领导到外面去躲避一下。在此之前，有一些省市的领导早已离开成都，到了下面一些县市或工厂，或者是更加偏远的乡村躲避起来了，现在西南局保卫科正式通知了彭德怀的警卫参谋。
听完景希珍的话，彭德怀直摇头，说什么也不愿执行这个“命令”。
景希珍说：“彭总，这是西南局保卫部门的指示，为了你的安全，我们还是得执行。”
彭德怀说：“执行什么，逃避群众，害怕斗争，这是共产党人干的事情吗？”
景希珍劝道：“彭总，现在群众运动起来了，一时又分不清阵线，社会混乱，出了问题怎么办？”
彭德怀说：“小景，你别动员我，我彭德怀反正不怕群众，要斗让他们斗去，世界上总有个真理吧！”
景希珍说：“群众那么多，运动起来了，你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彭德怀说：“坏人总是极少数的。就是坏人来了，我也不怕，几十万日本鬼子我们都给他打垮了，难道还怕几个坏人！你想想，中央派我到这里来干什么的，难道是来当逃兵的？我们执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搞好三线建设，重任如山，怎么能够带头躲起来呢？三线建设几十万部队和职工都看着我们，下面未溜，我们到先溜了，这跟打仗时扔了自己的阵地当逃兵有什么两样？我们如何向党中央、毛主席和全国人民交待？”
在这前几天，西南局的有关负责人就曾来劝过彭德怀，让他跟随西南局和省里的部分领导一同转移到下面的市或者别的地方去，同样受到了彭德怀的“抵制”。当时，彭德怀看那位负责同志态度太“诚恳”，硬是要他离开成都三线建委，一下子来了脾气，将坐着的滕椅往后一蹬，立刻站起来，猛拍了一下桌子，与这位负责同志吵了起来：“你们还叫共产党员吗？还叫共产党的干部吗？我看你们是自己心中有鬼，才害怕群众，害怕大字报，害怕被批斗。我就不怕，让那些学生来好了，我就跟他们走，我那点问题是明摆着的，他们还能将白的说成黑的呀！如果他们真是颠倒黑白，这说明我们的社会风气已被弄得很坏了，我们这个执政党就得考虑一下自己有没有出问题！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我都敢跟他们斗争，几个学生娃娃有什么可怕的！要走你们走，我彭德怀就是不走，就是我一个人，我也要坚守阵地，死我也要死在自己坚守的阵地上！”
那位负责同志说：“现在可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过去战争年代与敌人是面对面，各自穿着不同的军装，一眼就能认出来。现在很复杂，好人坏人一时分不清。”
彭德怀说：“分不清也不怕，中央不是有个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吗？照那上面办的就是好人，不照办的就是坏人或别有用心的人，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那位负责同志说：“彭总，你没看吗？现在文件是文件，做事是做事，一些地方的党委和政府都瘫痪了，谁来贯彻执行？我看还是快点走为好，你要是出了事情，我们也无法向上级交待。”
彭德怀执意不走，说：“有些事情真把我也弄糊涂了，这样下去生产要下降，老百姓将来吃什么，国家的经济建设怎么办？一些事情真是让人越想越奇怪，想不通，怎么都想不通。我要给毛主席写信，谈自己的看法！反正我是不会离开的。那好吧，我给你写个字据，我不走，出了问题与你们没有任何的责任，由我自己负责。”
一个固执倔犟的彭大将军，还未从庐山会议上书的“万言书”中吸取教训，六年的罢官生涯并未使他屈从权力，失去良知，他那双拿惯了枪的手，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又要拿起笔来为国为民请命，这是一个何等正直刚烈的人啊！
那位负责同志一听彭德怀又要写信，连连摇头：“彭老总，你怎么又要写信，现在是写信的时候吗？”
可是，彭德怀却拉开抽屉，从里面真的取出一封信来，递给了那位负责同志。
那位负责同志一看，真是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
彭德怀来三线之前，毛泽东就曾让刘少奇在相关会议上讲过，希望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同志们都支持彭德怀的工作：“他有什么意见，要给我写信，你们不准阻拦，必须转给我。”那位负责同志拿着信，只好答应立即帮他送上去。
已经动员到了这个份儿上，那位负责同志也没有办法了，临走一再地嘱咐彭德怀要小心。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警卫人员找三线建委留守的同志。
此时，景希珍见说服不了彭德怀，就说：“作为警卫参谋，我现在是执行西南局保卫部门的命令，为了你的安全，必须得在明天天黑以前，离开成都，我们一同到内江去，那里有西南局的一个招待所，我们先在那里‘休息’。”
彭德怀见警卫参谋向自己下了“命令”，有些生气，冲着景希珍说：“小景呀，你从朝鲜战场上就跟着我，有多少年了？你见过我从战场上向后退过吗？战斗中我们朝前冲，子弹从前胸打进去，牺牲了是光荣的！要是朝后退，战斗中当逃兵，子弹从后背穿进去，死了那是可耻的！我知道自己是姚文元文章里那个未点名的‘海瑞’，在这场斗争中难免会受重伤，我也做了牺牲的准备。想想湘江突围的那一场血战，牺牲的红军战士一个叠着一个，垒起来像小山岗一样，把一条江水都染红了，面对他们，我还怕什么呢？你是要子弹从我的前胸穿过去呢，还是让子弹在我的后背上打一个洞，留下千古的骂名？你说，我要怎样才好？”
彭德怀的一番话，说得景希珍无言对答。屋子里一下子沉入了一种凝重、悲壮的气氛中。
就这样，彭德怀没有跟着“大逃亡”，他留在了成都三线建委，坚守着自己的工作岗位。
到了晚上，他常戴上大口罩，带上警卫参谋景希珍，到大街上去看大字报……
第九章
警卫参谋冲上前去阻拦，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群人推着彭德怀，吵吵闹闹地将他架上了一辆早已停在永兴巷外面的卡车，在漫漫夜色中向着成都东郊开去。
就这样，彭德怀在毛泽东让他到大三线工作了一年零25天之后，历史再次无情地将这位正直刚强的共和国开国元帅，抛进了苦难的深渊，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成都永兴巷。
这是离闹市区不太远的一条小巷，里面有许多四合院，大都是明清时代的建筑。院墙较高，将外面的世界与里面隔断。每个院子里都有很多住房，既各自相对独立，总体上又相近相靠。院子里种着各种各样的树木，巨大的树冠覆盖着屋顶，冬天里院子便显得有些阴冷。
小巷的第7号院同样是一个大院，院子宽敞，洁净。与其他院子不同的是，在这个大院的东头又有一个小院套在里面，形成了院中院。彭德怀到成都上任后，就一直住在这个小院的一间平房里。小院的外面住的是随同他一起来到成都的警卫参谋景希珍、秘书綦魁英、司机赵凤池和他们的家属。
为了保证彭德怀的安全，不但在大院的门口派了站岗的战士，同时在小院门前也派了岗哨。
小巷的居民们只知道这里是一个中央的保密“机关”，很少有人知道这里住着的就是家喻户晓的彭德怀元帅。
1966年年底，全国的大专院校和部分大中城市的中小学都不再上课了，“停课闹革命”成了响当当的“革命口号”。随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对红卫兵不厌其烦的数次接见，红卫兵、红小兵运动在全国大中小学蓬勃兴起。被鼓动起来的青年学生冲出校园，奔向社会，以“革命先驱”的面目出现在各种群众集会的场合，“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在全国成为燎原之势。
彭德怀所在的永兴巷7号，高高的院墙也无法阻挡这“时代的洪流”，很快就成了红卫兵瞄准的目标。
远在北京的江青、康生、戚本禹没有放过彭德怀，他们在一些大小会议上一再地点名，说彭德怀就是那个敢于骂皇帝的“现代海瑞”，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在为彭德怀翻案，因为“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现在他躲到大三线去了，逃避群众斗争，必须要将他押回北京来批判。
江青当时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康生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戚本禹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在汪东兴陪同毛泽东到南方视察时，曾代理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他们都是当时显赫一时的人物。用江青后来在特别法庭审判时所说的话来讲，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由此可见他们当时的权力之大。
既然这伙人不放过彭德怀，北京航空学院以韩爱晶为首的红旗战斗队和北京地质学院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