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开国大帝-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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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是内史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其中内史省是中央的决策机构，负责起草和颁布皇帝的诏令，长官称内史令；门下省是中央的审议机构，负责审察政令，驳正违失，长官称纳言；尚书省是中央执行机构，负责执行全国的政令，长官称尚书令。三省互相独立，又互相牵制，共同担负丞相的职责，以避免丞相权力过大而危及皇权。三省制度的确立使丞相的权力大大削弱，而皇帝的权力得到加强。尚书省下设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分别负责官吏任免考核、户口赋税、礼仪、军政、刑法、工程营建等方面的事务。六部长官皆称尚书。六部尚书分掌全国政务。
在地方组织方面，杨坚把东汉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变成州、县两级制。在南北朝时，州郡县的设置既滥又多。杨坚废除郡这一级，撤郡500多个，并且合并了不少州县，裁减了大批官员。这种对地方行政机构大刀阔斧地精简，节省了财政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管辖。
在州县属吏的任用方面，杨坚废除了地方官就地自聘臣属的制度。隋朝规定，凡九品以上的地方官吏，一律由中央的吏部任免，州县官员要三年一换，不得连任，所用之人，必须是外州县者，凡本地人一律不得任用。这样，中央就把地方官用人之权全部牢牢控制，州县属官回避本州县，又防止了地方政权被当地豪强所把持。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杨坚十分重视吏治，奖励良臣，严惩不法官吏。为了使州县官吏能够廉洁治民，杨坚采取给田养廉的办法，奖励良臣，以使他们不去搜刮民脂民膏，堕入贪官污吏之列。与此同时，杨坚采取严刑，重治不法官吏。他经常派人侦察京城内外百官的施政情况，发现罪状便加以严惩。有时他秘密使人给官吏送去贿赂，一旦有官吏受贿，立即处死。在开国之初，大批良臣不断涌现，全国各地社会秩序井然，这与杨坚的吏治手段密不可分。
杨坚不仅要求各级官吏要清正廉明，不得奢侈腐化，他自己也带头节俭。隋文帝教训太子杨勇说：从古帝王没有喜好奢侈而能长久的，你当太子，应该首先崇尚节俭。太子杨勇、三子杨俊都因生活奢侈，被罢免官职，杨勇的太子位也被废黜。宫廷内人们所用衣物，大多是破了再补，直到不能用为止。
公元594年，关中闹饥荒，杨坚派人去察看灾情，见百姓所食都是豆粉拌糠，他拿着食品给群臣观看，涕泪俱下地责备自己无德，命令取消常膳，不吃酒肉。他率领饥民到洛阳就食，令卫士不得驱赶民众，遇见扶老携幼的群众，自己引马避路，好言抚慰，道路难走处，令左右扶助挑担的人。
杨坚建国后着手统一钱币与度量衡。自从东汉末年以后，中华民族一直处于分裂状态，钱币和度量衡也都各不相同，非常混乱。秦始皇时期的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早已被各朝各国帝王打破，自行一套。杨坚统一中国以后，深感钱币不同，度量衡各异，严重地影响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因此，他统一全国后，开始了统一钱币和度量衡的改革。
钱币在南北朝时期，极为混乱。南朝，陈有五铢、六铢等钱，岭南诸州用盐、米、布进行实物交易，根本不用钱币。北朝时期，齐有常平五铢钱，制造精良，但市场上盛行私铸钱，种类繁杂。北周有永通万国、五行大布、五铢三种钱币，与齐旧钱杂用。河西诸郡也用西域金银钱。各地都有私铸钱币，朝廷法定的钱币也只是数种钱币中的一种。
杨坚统一全国之后，明令天下，钱币统一，新铸一种五铢钱，全国各地都发放样钱，凡是不合样钱的钱币，一律不允许流入市场。在此以后的各种钱币，全部废除，不许再用。
公元585年，新五铢钱通行全国。为了防止再有私铸钱币流入市场，破坏钱币统一，杨坚严令，如有敢私铸钱币者立即诛杀。
隋之前的度量衡也十分混乱。各朝官吏总想多搜刮民财，因此总是将度量衡由小变大。以王莽改制后的度量衡为标准，南朝尽增大不到一寸，北朝尽增大到二至三寸。南朝，齐国一斗等于王莽时的小斗五升，一斤等于一斤八两。北朝，魏国、齐国一斗等于原来的二斗，一斤等于原来的二斤。隋文帝即位后，下令停止使用原来的度量衡，规定一尺等于王莽时的一尺二寸八分，一斗等于莽制三斗，一斤等于莽制三斤。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三代以来，权量之制，自隋文帝一变。”由于唐沿隋制，宋、元、明、清又沿袭唐制，因此，历代再无更大变化。
统一钱币和度量衡，是为了适应国家统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它反过来又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发展。以当时东都洛阳为例，有三大商业市场，即丰都市、大同市、通远市。其中丰都市周围六里，有一百二十行，三百余肆，四百余客栈，南北商贾往来，络绎不绝。粮、绵、纸、青瓷器、漆器、铁器、盐、香料等商品，应有尽有，市场商品经济之繁荣，可见一斑。
《图说…开国大帝》 隋文帝杨坚创立科举 刑律兵制
隋朝开国之前，选拔官吏采取九品中正制度，做官要凭门第，仕途完全为门阀世族把持。
公元587年，杨坚下令废除九品中正制度，规定每州每年要推荐有才学的贡士3人，推荐的标准是文章华美，并需经过特别考试。公元599年，杨坚又命令，凡是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总管刺史，要以有德、有才二科举人。把德和才结合起来，通过考试的办法来选拔人才担任官吏。到了隋炀帝时，开始设立十科举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即进士科。进士科的设置，标志着科举制度的成立。
科举是以分科考试的方法取士，其中最重要的是进士科，考试以诗赋为主。隋朝的进士一科，对后世影响很大。以科举制度代替九品中正制，这是选拔官吏制度的重大变革。科举制度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联系起来，这就使得无论是官宦子弟，还是贫寒子弟，都可以通过读书、考试，获得做官的机会。由此便打破了门阀世族垄断做官的局面，扩大了封建政权的社会基础。同时，也使得大批下层平民，为了将来能获取官职而安心读书，这对于维护社会安定很有益处。科举制度大大加强了中央政权的权力，巩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自从秦朝制定了残酷而又苛刻的刑律之后，汉承秦律，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是一脉相承。公元578年，北周武帝死后，周宣帝即位。周宣帝颁布了《刑经圣制》，用法更加残酷。杨坚在辅佐周静帝时，革除了周宣帝的一些暴政，删削《刑经圣制》，改作《刑书要制》，用法宽大了许多。
杨坚即位之后，命令杨素、裴政等十多人修定刑律。裴政为主，上采魏、晋旧制，下及齐、梁，以“以轻代重，化死为生”为指导原则，制定了《开皇律》。废除了前代枭首、车裂、鞭刑等酷法，除了犯谋反罪，一律不用灭族之刑。律文仅五百条，极为简要。刑名分死、流、徒、杖、笞五种。死刑只分绞、斩二等；流刑分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二千里等；徒刑分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半等；杖刑分杖六十至杖一百五十等；笞刑分笞十至笞五十五等。此外，又有“十恶”不赦之条：即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凡有犯者皆从重治罪，均不赦免。
公元586年，杨坚又下令废除孥戮、连坐之法。孥戮之法，原见于《汤誓》，连坐创自商鞅，这是两种十分野蛮残酷的刑法，至隋终于全被废除。公元592年，杨坚又下诏：死罪囚必须报经大理寺复审，各州县不得自决死罪，不得在当地处决。同时又规定，死罪须经过三次奏请，才能行刑。民众有冤屈可以逐级上诉，直至诉至朝廷。
杨坚是个非常清明的开国君王。他采取的是“官严民宽”的政策，对各级官吏往往小罪重罚，可以不依法律，在朝堂上任意诛杀。而对民众犯罪，用心却是平恕。杨坚认为，官吏本负有治国安民之责，拿着国家俸禄，知礼知法，如渎职犯罪，必须严处。平民一年四季，耕作劳苦，自食血汗，知礼知法者不多，犯罪可以从宽。杨坚晚年，对待官吏更严，诛杀尤甚。
杨坚在改革刑律的同时，对兵制也进行了相关的改革。魏晋以后实行府兵制，其特点是士兵以战争为职业，完全脱离生产。府兵制在和平时期为了维持军队的训练，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北周与北齐对峙时，由于人力物力不及北齐，宇文泰便创立了府兵制。府兵来源于农民中的强悍者，平时从事生产，本身免除租税，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战时由邻居六家供给军需。府兵制寓兵于农，但又自立军籍，不编入民籍，不属州县，可以随时调发，家属也随营居住，不入民户，随军流移。这比完全依靠军饷为生的坊兵制有节省军费的优点。因此，府兵制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公元590年，杨坚对府兵制进行了重要改革，规定军人和家属都隶属于州县，垦田和户籍，与一般农民一样，也可按均田令分得土地。这样，军人和家属就有了固定的居所，可以从事农业生产。军人本身仍旧保留军籍，属于军府统领。军府是府兵制的基本组织单位。隋制设立十二卫，即左右翊卫、左右骁骑卫、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御卫、左右候卫，各卫置大将军，为府兵的最高将领，总统于皇帝，各卫下辖军府。
杨坚改革后的府兵制，把兵制和均田制结合起来，改兵农分离为兵农合一，寓兵于农，平时生产，战时打仗。既增加了农业生产劳动力，又减少了军费开支。
《图说…开国大帝》 隋文帝杨坚均田租赋 筑仓积谷
杨坚即位后，在经济方面的措施首先是继续推行均田令。农民受田，仍按北齐的方法，每丁受露田（即规定种植粮食的耕地）80亩，桑田或麻田20亩，妇女受露田40亩。露田在人死后交还国家，桑田或麻田可传给子孙。丁牛一头受田60亩，一家限牛四头。但杨坚的均田制在执行时并不彻底，田“均”得相当有限。因为周武帝遵循齐制，杨坚也遵循齐制，实际上就是承认富贵人家已占田地的合法性。
杨坚派遣使官到各地推行均田法，地少人多的地方，富豪们想方设法抵制均田，甚至有人发动叛乱，杨坚乘机发兵镇压，然后没收其田地，分给无地的贫民。或者是鼓励农民向地广人稀的地方迁移，大量垦荒。从公元598年到605年，全国的耕地面积大为增加。
与均田相联系的是租赋的调整。杨坚数次下诏减免徭役和租税。租赋一般以床为单位，丁男一床，纳租粟三石，桑田调绢一匹，绵三两，麻田纳布一端，麻3斤。单丁及奴婢纳一半租税。在徭役方面，每丁男每年服役一个月。不久又下令减轻租赋徭役，成丁年龄由18岁提高到21岁。每年服役时间由一个月减为20天，调绢由一匹减为2丈。后来又允许50岁以上的人可以输庸代役，即交纳布帛代替力役，这些措施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杨坚在建立隋朝后，采用了两项措施，即“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
大索貌阅是根据年龄和面貌来检查户口，是不是隐瞒了，或者报了虚假年龄。
杨坚首先设立三长，作为控制户口的基层组织，即在畿内设保长、闾正和族正，在畿外设保长、里正和党长，令他们负起检查户口的责任。公元585年，多查出443 000丁，1 641 500口。
此外，对于那些依附于豪强的农民，杨坚颁布“输籍之法”。由政府规定各农户的等级，从轻征收其租税的数量，使那些浮客知道自己的劳动大多被强家所侵占，现在政府从农户手中征收的租税，要比他们被强家侵占的少。这是一种皇帝从豪强地主手中争夺农户的策略。
“输籍之法”公布以后，过去依附于豪强地主的农民，现在纷纷脱离豪强，向地方政府报出自己的户口，向政府缴纳租税。于是，隋朝的丁口大增，国家租税的收入也以惊人的速度增加。
轻征租赋，户口剧增，隋朝的财政收入也在急剧增长。经过几年时间，府库藏满，只好堆积在廊庑之下。丰收之年不忘灾荒。杨坚命人在洛阳、河南、河北等地大造粮仓，广积谷物，以防凶年。隋文帝筑的粮仓有两类：一类是官仓，一类是义仓。
官仓为国家掌握，内储租米，供朝廷之用。隋文帝建都长安，关中粮食不够京城消费，漕运又受到三门峡的阻碍，一遇荒年，关中军民便没有粮食。公元583年，隋朝在卫州筑黎阳仓，陕州筑常平仓，在华州筑广通仓，三仓逐次转运，供给关中。后来，隋朝迁都洛阳，又在洛口筑兴洛仓。
义仓也称社仓，是民间自筑的公共粮仓。公元585年，杨坚采纳大臣的建议，初置义仓。义仓设在乡间，不让州官管理，开仓方便，一遇灾荒，随时可以开仓，就地赈给。公元596年，又令诸州百姓及军人收获时，按照贫富分为三等，各出粮若干，在当地筑仓储蓄，委托乡官管理。
官仓可以防大灾，义仓可以防小灾，城乡共置粮仓，官民共同管理。这种积谷防灾的办法，确是杨坚的又一高明之处。
由于有了这些有效的措施，所以，整个隋朝都是很富足的。
《图说…开国大帝》 隋文帝杨坚猜忌功臣 佞信佛道
杨坚代周建隋，北抚突厥，南灭陈国，完成全国统一，在政治、经济等领域进行一系列成功的改革，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但是，杨坚又有猜疑、苛察、喜怒无常的一面，他迷信佛道，废除学校对于社会发展产生不好的影响。
杨坚做皇帝，使用了阴谋诡计，由独揽朝政发展为取周自代。由此，杨坚也把它作为教训，在避免使宗亲、亲信把持大权的同时，极力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对朝廷百官，特别是功勋卓著的大臣，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对他们的言行密切注意，惟恐他们也采取同样的手段，颠覆杨家的天下。
杨坚在开国初期成功地排除了曾为他做皇帝立下汗马功劳、但实际没有治国能力的刘防、郑译等人，使用了苏威、李德林等一批真正能帮他治国的人才。在隋文帝巩固统治的同时，他所重用的文臣武将都获得了高官勋爵，但他们又引起了杨坚的猜疑。至杨坚晚年，开国功臣、平定三方武装反抗的地方将领、南平北抚的文武大将、帮他在中央主持一系列改革的重臣，已所剩无几，或遭杀戮，或被废弃，大部分都没有明显的恶迹，只是充当了杨坚猜忌的牺牲品。
梁睿本是北周旧臣，在征讨王谦时立下大功，出任益州总管。只因他在益州颇得人心，杨坚便怀疑他有地方割据之意。梁睿也深知杨坚怀疑自己，便主动辞去益州总管的职务，到长安去做京官，接受杨坚的直接监督，终因招致非议，被免官。
王世积也是北周官僚，在平尉迟迥和灭陈时，数有大功，进位上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