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乾盛世-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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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才大略的圣祖深知人才难得，得之为清朝所用，大有利于治国。更重要的是，笼络住这些有影响的人物，也就争取了汉人之心，博得他们对清政权的拥护。所以，他以延揽这些人为对象，特设“博学鸿儒”科。他把唐时所定“宏词”改为“鸿儒”，意义与内涵都不同。前者强调词章方面的才能，而后者则给予本人以“鸿儒”的美誉，表示他对“鸿儒”的渴求和尊崇。
圣祖在开设“博学鸿儒科”的诏书中要求吏部：“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政使）、按（察使），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务令虚公延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尔部即通行传谕。”
圣祖提出的被荐举对象，极其广泛，几无限制。这些人包括：现任的官员、未出仕的人、平民百姓、被罢退之士，只要“绩学能文”，均准荐举。诏令一下，大学士李霨等推荐原任副使道曹溶等人，共77人。《清圣祖实录》，卷71，11~12页。各省接到此令，都遵旨积极物色本地名儒，向朝廷推荐。
康熙十八年二月，“膺荐人员，已经到（吏）部”报到。据载，直隶荐举15人，江南67人，浙江49人，山东13人，山西12人，河南5人，湖广6人，陕西9人，江西3人，福建3人，贵州1人。像湖南、广东、四川、云南、广西等省，正在同吴三桂叛军作战，未能推荐，已得上述部分省份荐举183人。（清）福格：《听雨丛谈》，卷4，70页，中华书局，1959。又，《清圣祖实录》，卷80，1页，载：“荐举博学鸿儒一百四十三人”。各书记载不一，今从前书。
三月初一日，内外诸臣荐举的博学鸿儒183人齐集体仁阁。圣祖接见完毕，马上举行考试。试题共二道：一是《璇玑玉衡赋》，一是《御制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考试结束，将试卷进呈圣祖亲阅，再交由阅卷官大学士李霨等4人共阅，提出录取人选，最后由圣祖钦定，决定彭孙遹、汤斌、朱彝尊等20人为一等；以李来泰、毛奇龄、施闰章等30人为二等，共50人被录取。《清圣祖实录》，卷80，14页。《听雨丛谈》，卷4，70页所记取中五十人，与《实录》同。惟“彭孙遹”三字，《听雨丛谈》将其颠倒，写作“彭遹孙”。今从《实录》。取中之多，合唐宋两朝所不及！因为圣祖本意是广招人才，取其大才而不计其微陋之疵。
取中50人，尚有三分之二的人未被录取。圣祖也做了妥善处理：现任在职官员“仍归原任”，候补者（指职务等待候补。因无空缺，故称）“仍令候补”，未仕者“俱著回籍”，对其中年老者，如浙江钱塘人王嗣槐等七人，俱赐以内阁中书衔，“以示恩荣”。《清圣祖实录》，卷80，14页。参见《听雨丛谈》，卷4，75~83页。
与此同时，圣祖亲临太和殿，隆重举行“殿试”，唱名状元，赐一甲一等归允肃等151人分别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清圣祖实录》，卷83，11页。
一时之间，天下人才荟萃，可谓盛况空前。难怪人们感叹：“康熙年间，人文最盛。如朱彝尊、潘耒、冯勗、严绳孙、李笃、法若真、田雯、高层云、戴王纶诸人，皆为海内知名之士。”《听雨丛谈》，卷4，84页。这些名士，或征于博学鸿儒，或赴“殿试”，皆中榜首，成为一代名臣。乾隆时进士阮葵生遍阅内阁大库档案，当看到康熙己未（十八年）博学鸿儒科选考详情，不禁盛赞：“康熙己未，鸿博之征，一时人才搜罗殆尽。盖国家定鼎数十年，德意培养，文教昌明，如宝山初开，琳琅尽献，猗欤盛矣。”《茶余客话》，卷2，40页。
第四部分笼络知识阶层（6）
广大士子积极而踊跃参加科举考试，隐逸民间或山林之间的名儒纷纷应博学鸿儒之征，前往京师，朝见圣祖。我们从《己未宏词科征士题名》中看到，明末清初著名的抗节名士黄宗羲也在被征之列，只是因“患病不到”而没参与博学鸿儒科考试。是时，圣祖正筹划修撰《明史》，黄宗羲仍被征进京，终因年老有病而未赴任，但同意将其所著之书提供给史馆。他本人不能入馆，令其子黄百家赴京师参修《明史》。当然，也有以各种理由而“辞不就征者”，如顾炎武、王揆、徐夜、闻性道、万斯同、王曾武、李清、仲治胡、周鼎、冯京、崔华、费密等12人，没有参加博学鸿儒的征选。《听雨丛谈》，卷4，103页。该书引自秦瀛《己未博学鸿词录》，所记12人未参加征选，当属准确。这12人中，顾炎武、万斯同等最为著名。顾氏是一代名儒，而且抱有反清复明之志，特别是他对专制政体的激烈抨击，透露出深刻的民主思想，不愧为17世纪最先进的中国人！但从三藩之乱前后，他对清朝的态度已开始变化。吴三桂发动反清的战争时，曾号召明朝的仁人志士参加他的事业。他同黄宗羲一样，拒绝同吴氏合作，置身于这场大动乱之外。他没有应诏赴京参加博学鸿儒的遴选，而在思想上却已放弃反清复明的理想，专注于个人的学术研究。万斯同已是当时著名的历史学者，精通明史，海内闻名。他被推荐为博学鸿儒的人选，没有赴京应试，却应诏参加纂修《明史》。他提出的条件是，不入史馆，不署衔，不受俸，只以“布衣”百姓参与修史。他不愿受清朝官衔，不食清朝俸禄，不过是固守他的名节，但不拒绝同清朝的合作。朝廷予以宽容。参见《康熙大帝全传》，71页。还有他的侄儿万言也应聘至京修史。
清朝开科取士，大量起用儒生士子；开博学鸿儒科，吸收硕儒名士，极尽笼络、推崇之意，连顾炎武、黄宗羲这些曾激烈反清的抗节名士也放弃了对清朝的敌视与反抗，表明顺治以来特别是圣祖的一系列重知识、重人才的政策已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果。
总结历代的治国经验，凡是重人才、用人才无往而不胜，天下就会大治，统治就会巩固。如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明“永宣之治”，无不人才济济，人文昌盛。即使如战国纷争，各为自己的生存发展而图强，无不千方百计招揽人才，把他们置于崇高地位，拜求治国之道。故各类人才脱颖而出，出现竞争人才的空前盛况。三国鼎足，天下分裂，却出现俊才如林，各展风采的壮观景象。总之，无论创业、守业，无论是治乱、治国，都绝对离不开各种各样的人才。不容否认，人才是一代社会中的精华，以他们的政治理想和超逸的智慧，不能不居于社会的领先地位，成为社会前进的最富有活力的能动力量。历史又证明，摧残人才，不仅窒息了社会的活力，也摧毁了政权的自身。秦始皇焚书坑儒，把儒生视为敌对力量而加以打击、迫害，失去知识阶层的支持，也就自断了生命之源。隋炀帝荒淫，置国事于不顾，有志之士或被杀，或被贬斥，最终以众叛亲离而亡国。明末遭宦官之祸，党争相继，凡稍挟忠义，负有才华之人，皆遭迫害致死；而崇祯帝性猜忌而多疑，有过错轻则罢斥，重则诛杀，以至朝中无人才，小人、庸人垄断朝纲，在存亡于呼吸之间，无人肯出一谋，白白断送一代江山！一代政权的治与乱，兴与亡，固然原因多种，但人才之得失，是其重要因素之一。
清朝君临天下以来，不断地深刻总结明代及历代经验教训，趋利避害，刷新政治，重在争取人心之转变，由倾心于前明而转向清朝。对知识阶层的思想转化，是清朝得以立足，进而取得长治久安的重要原因。
振兴文化，大量编纂图书和刊行儒家经典，是吸引知识阶层，发挥他们作用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举措。
不妨先从编纂《明史》说起。
早在顺治二年，朝廷就急于编纂《明史》。此举，意在表明明朝的历史已经结束，清朝已开始了新纪元。同时，欲以修史来吸引原明士大夫，参与其事，以示笼络。但当时清与南明诸政权的战争还在激烈进行，难以集中全国最优秀的人才，而资料多毁于战乱，一时也不易搜罗。再说，如何评价南明，是是非非，难有定评。此事因而不了了之。
康熙四年，又重提修《明史》。圣祖指示，“广搜前明天启以后事迹，以备纂修明史。”得到朝廷内外的一致支持，赞赏此事是清朝的一大“盛典”。《清圣祖实录》，卷17，2页。在筹备过程中，因三藩之乱而暂时搁置起来。
迟至康熙十七年正月，征选“博学鸿儒”时，再次开局修《明史》。十八年五月，任命内阁学士徐元文为《明史》监修总裁官、掌院学士叶方蔼、右庶子张玉书为总裁官。《清圣祖实录》，卷81，8页。十二月，徐元文上疏，推荐纂修《明史》官员，以翰林院侍读学士傅腊塔等18人，分别为提调官、纂修官，前举博学鸿儒中选的彭孙遹等翰林院编修50人，都参与分纂《明史》。圣祖一律照准。《清圣祖实录》，卷87，10~11页。二十一年（1682年）六月，再次调整纂修官，改用大学士勒德洪、明珠、李霨、王熙为监修总裁官，命内阁学士阿兰泰、王国安、翰林院掌院学士牛纽、侍读学士常书、侍讲学士孙在丰、侍读汤斌、侍讲加侍读学士王鸿绪为总裁官《清圣祖实录》，卷103，7页。。圣祖以内阁重臣和名儒主持《明史》编纂大计，显见圣祖已将《明史》的修纂列为他的一项大政，如他说：“纂修《明史》，事关紧要，更极繁难，若监修、总裁人少，恐或偏执私见，不符公验。”《清圣祖实录》，卷103，3~4页。他选用以上重要人员亲董其事，就反映了他的这一意图。
圣祖力主修《明史》，博得了原明士大夫的拥护，积极参与，历四十余年之功，到圣祖去世前，已完成全部书稿，经雍正朝再修定，于乾隆初年定稿、刊行。
第四部分笼络知识阶层（7）
满族及其创立的清朝，从总体而言，其文化水准低于汉族，但由于其肯于学习，善于学习，不断吸收汉文化。入关后，即使在战事还在激烈进行之时，仍然重视文化，整理典籍，编纂图书，不遗余力。顺治时，已修成《祖宗圣训》、《顺治大训》、《通鉴全书》、《孝经衍义》等书。圣祖时，战事基本结束，所谓“偃武修文”，动员和征选各方面人才，投入文化建设。
举其要旨，简列如下：
顺治十八年（1661年）六月，议修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
康熙十八年四月，命镇国公苏努为总裁官、大学士勒德洪等6人为副总裁官，纂修《玉谍》；
康熙二十一年，圣祖以他平日所作诗及群臣唱合的诗合为《御制诗》刊布，圣祖亲自为序，记其君臣“雅颂之音”，以“昭升平盛事”《清圣祖实录》，卷101，6页。。同年十月，以大学士勒德洪等为总裁、内阁学士阿兰泰为副总裁，纂修《平定三逆方略》，记撤藩、平定吴三桂叛乱之始末。后有《平定海寇纪略》、《平定罗刹方略》、《平定朔漠方略》等问世，分别记述降服台湾、反击沙俄入侵、平定噶尔丹叛乱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全过程，为我们保留了极有价值的史料。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五月，命大学士勒德洪、明珠、李霨、王熙、吴正治为总裁官；内阁学士麻尔图、阿哈达、金汝祥、王鸿绪、汤斌等为副总裁官，负责纂修《大清会典》。圣祖极为重视，强调：“朕闻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法治，著为道揆，布在方策，用以昭示臣民，垂宪万世至弘远也。”按照他的意图，将太祖、太宗、世祖三朝“诸凡命官定制”纂成“会典一书”，“克成一代之典”，后世子孙及臣庶遵守而无弊。《清圣祖实录》，卷115，12~13页。历六年之功，《大清会典》于康熙二十九年五月“告成”。圣祖亲自作序，再次阐明修纂此书的意图和意义。《清圣祖实录》，卷145，18~19页。
在《大清会典》告成之时，礼部等衙门诸臣请求纂修“三朝国史”，即太祖、太宗、世祖三朝的历史。经议，圣祖命大学士王熙为监修总裁官、大学士伊桑阿、阿兰泰、梁清标、徐元文为总裁官、尚书张玉书、张英、左都御史陈廷敬、侍郎李振裕、库勒纳、内阁学士朱都纳、星安、博济、布彦图、郭世隆、彭孙遹、副都御史王士正、詹事尹泰等为副总裁官，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写作班子，命其“督率在馆诸臣”，博采掌故，“折衷至当，裁订成书。”此事“炳燿丰功，宣扬至治，甚盛典也。”《清圣祖实录》，卷145，2~3页；11~13页。
康熙三十年（1691年）三月，满文《通鉴纲目》告成。此书原为宋代朱熹从《资治通鉴》中辑出要目，去繁就简，编为《通鉴纲目》。圣祖爱读此书，朝夕披览，详加批注。他感到是书有裨于治道，即于内庭设立书局，将其翻译成满文，他“躬亲裁定，为之疏解”，历三年多，“全集告竣”。他为之作序。《清圣祖实录》，卷150，16~18页。圣祖为提高满族人的文化素养，尽快掌握汉族的典籍，通晓儒家思想要义，亲自挑选经书，组织翻译成满文。在翻译《通鉴纲目》之前，已于康熙十九年将《日讲书经解义》译成满文刊布，亲自送给诸王、贝勒、贝子、公、内大臣、都统以下，阿思哈尼哈番（官名，为二品世职，汉名男爵）以上及满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国子监祭酒等每人一部，供这些满族官员学习。不久，又将汉文本的《日讲书经解义》分发给汉大臣每人一部，同满大臣一样，责令其认真学习。《清圣祖实录》，卷93，10、12页。至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三月，据圣祖说：“比年以来，如《朱子全书》、《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广群芳谱》，并其余各书，悉加修纂，次第告成。”他又提出，要编“字学”的书，责成大学士做出规划。《清圣祖实录》，卷241，13页。圣祖组织翻译汉文典籍，加速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满族中的传播，促进和加快了满族汉化的程度，使得两个民族的关系进一步变得融洽起来。
在进入“盛世”前，从圣祖到诸臣，从中央到地方，从全国各地征选名儒学者，组织编辑、纂修、翻译的书相当丰富，不下数百种。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如此重视文化，大量起用知识分子，给他们以用武之地，并将此视为治国大计，不能不令人钦佩。毫无疑问，圣祖是为巩固大清王朝的统治而做，但不容否认的是，他的一系列作为，都有利于社会走向安定，由乱入治，给中国封建社会的新发展带来了生机。我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给予充分肯定的。
第四部分吏清政通人和（1）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上自朝廷重臣，下至封疆大吏，以至各基层吏员，他们分掌国家或地方的部分权力，实行专制统治。他们的思想素养、品行、作风及才能、趋向时尚，便构成了吏治问题。吏风端正，社会便安定，百姓生计有保障，而吏治一旦败坏，种种腐败由此而生，政权的危机就会到来。史治的邪正，又与最高统治者皇帝的为人为政息息相关。
逐步进入“盛世”的清朝，吏治日见清明，人心安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