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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蒋家门外的孩子 作者:蒋孝严-第12章

小说: 蒋家门外的孩子 作者:蒋孝严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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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特派员”施克敏的电话,他和江南夫妇(刘宜良与崔蓉芝),在华盛顿时是多年好友,“江南案”发生後,他仍与刘宜良的遗孀崔蓉芝时有联系。施克敏在电话中告诉我,崔蓉芝从报上晓得我人在旧金山,而她就住在附近的大理市,希望我能抽空和她见个面,有要事相商。当时若只顾虑到“江南案”的敏感,我一定会犹豫或推辞,但是一想到若能协助当局早日将全案平息下来,是件好事,尤其对孝武更为紧要,於是答应在隔天离美赴日前,在饭店晤面。 

  第二天上午十时整,崔蓉芝准时前来,开门後,看到她身旁站着一位个头魁梧的男士,他自我介绍叫陆锵。他俩进到小客厅坐定,略做寒暄,就直接表明来意。崔蓉芝说,虽然“江南案”在台北地方法院初审她已获得胜诉,但经多方面考量,仍愿与台湾当局进行“和解”,有两个条件:一、台湾当局要对江南案表示“歉意”或“遗憾之意”;二、赔偿叁百万美元,并以 密方式进行。这是“江南案”发生後,国民党方面相当阶层负责人,第一次直接和当事人碰面。 

  我态度很客气,却也十分谨慎,我未多言,仅应允将她的建议和条件,完整地带回台北并向当局反映。他们离开後,我即将谈话内容做了完整的记录。

当天下午,我离开旧金山直飞东京和孝武碰面。我视察的行程十分紧凑,只在东京停留不到两整天,但保留叁月十二日晚上和孝武单独长谈。我把前一天跟崔蓉芝在旧金山的谈话内容叙述一遍,他当即赞同尽速和解,并再一次向我强调且语带埋怨地说,他从未介入该案,为什麽有人总是要把他拖下水?我看得出他心情很差,可能由於当时岛内“主流”、“非主流”的争论闹得火热,他又以公开信方式,反对自己的叔叔纬国将军,引发若干“非主流”人士的指责甚至围剿,自然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忿忿然地跟我说,他“驻日代表”都 


不想做了,想辞掉一切职务,预定在当年五月二十日提出辞呈回台北。我只有好言相劝不要匆作决定,等台北政情略为平息後再议。我强调一动不如一静,他算听了进去。 

  从东京返抵台北,我立即把在旧金山发生有关“江南案”的最新状况,面报“外交部”朱抚松“部长”和“总统府 书长”蒋彦士,随後於叁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叁十分到“总统府”,向李登辉报告。李登辉告以“江南案”已由“外交部”签办,并批示了“一面上诉,一面和解”,赔偿金额以一百万美元为度,不能同意由当局道歉,可以考量其他方式为之,既然对方表达了和解的意愿,则可积极进行。於此,整个迟滞不前的“江南案”,注入了正面解决的动力。叁月十一日我和崔蓉芝的会面,是关键之一。 

  直到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江南案”才结案。最初,崔蓉芝透过美国律师孔杰荣(Jerome Cohen)与台湾方面接触,要求民事赔偿两千万美元,还在加州法院提出民事赔偿之诉叁亿零五百美元。台湾方面於一审胜诉後,并没有“趁胜和解”之意,後来崔蓉芝向美国上诉法院上诉,和解之议也暂缓。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美上诉法院判台湾方面败诉,和解之议再兴,但并不了解对方的意图,我和崔蓉芝於一九九○年叁月在旧金山的会面,在时间点上十分重要。最後当局是以支付一笔为数一百四十五万美元的“人道恩赐金”(Exgratia Payment)给崔蓉芝,而完成“和解”。所谓“人道恩赐金”是英美法上的专有名词,也就是一般通称的“抚慰金”。 

  “江南案”打乱了孝武的後半生。孝武在卷入“江南案”叁年後,於一九九一年七月病逝荣总。如果没有“江南案”,他的一生怎会如此快速落幕?到底是谁害了他?或是,只因为他生长在蒋家? 

  父亲手绘图相赠 

  记得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经国先生过世半年後,孝武获在新加坡就地由“副代表”升任“代表”。第二年的农历春节,孝武就邀我们全家去新加坡过年。他的官舍还算宽敞,我们全家五口全住了进去,他和惠媚,两个孩子友兰、友松,另加上惠媚的哥哥蔡绿峰一家人,大大小小一共十九个人,都挤在一起,热闹非凡,玩得十分尽兴。 

  大年初叁用过早餐後,孝武从房里出来,手上拿着一样东西找我,说他有一幅多年前收藏的父亲亲手画的一幅梅花要送给我。他感性的说:“孝严兄,你身边至少要拥有一件属於父亲的东西作为纪念。这幅梅花画得很好,送给你保存。”我望望他,接过这幅画,说了句谢谢,当场让我想起了父亲,也追忆起一路走过的风雨,泪水夺眶而出,站在一旁的美伦和惠媚也被这一幕迟来的手足情深,感动得偷偷拭泪。这幅国画成了我来自父亲的唯一遗产。自从把它带回家後,就一直挂在客厅,我会把它一代一代传下去。 

  那天,孝武还补充说:“父亲的画,几乎全被孝勇收走了,孝章大姐和我也只有几幅;而且在父亲过世当刻很混乱,父亲在七海官邸及在办公室里的一些重要文物,都由孝勇一人收齐保管……,有些被装箱运往了瑞士。”孝武说到这些时,显然对孝勇有所误会,但他也难做干预。孝武可以从“驻新副代表”坐升“代表”,在“外交部”没有前例,当然是当局的提携;而孝勇却在父亲过世後,与当局渐行渐远,与孝武间的龃龉由是更为加深,且日趋表面化。 

  孤单的身影 

  父亲病故时,孝武到新加坡任职还不及两年,闻讯即於第二天兼程返台。抵台次日,一九八八年元月十五,他办公室林尚谦 书来电说,孝武本想到“外交部”来看我,但因“外交部”记者太多,希望我能抽空在下午一点到仁爱路叁段松树园大厦八楼和他碰面。我准时前往,他显得非常疲惫,两眼布满血丝,不停抽着烟,见面坐定後,他就直接而诚恳地问我:“孝严兄,父亲前天过世了,有没有什麽我可以为你做的事?从前我们谈到这件事,可能觉得有些不方便,以後应该坦然了。”我感受到他的诚恳,也看到他良善的本质。我更感到安慰,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在这重要时刻他接纳了我。我回答说:“在父亲生前,我和孝慈从不愿意让这件事,增加任何人的困扰或心理负担,以後也是如此。”

孝武接着说:“我们应该顾及到中国人的伦理和亲情,不知道你要不要到荣总去瞻仰父亲最後一面?” 

  我答 :“孝慈昨天就来找我,谈了很多,当然希望能够见到父亲最後一面,只是不晓得该怎麽进行,不能贸然前往,怕引起谈论;既然你主动提起,我很感谢,希望能尽快安排,在晚上都没关系。” 

  孝武立即允诺:“我会马上和孝勇联络,要他安排好後尽快告诉你。”孝武是在前往新加坡之後,和我的交往才慢慢密切起来。起先,每谈到经国先生时都还是用“总统”称呼,到他升任驻新代表後,交往更多了,感情也随着增进,不久很自然地会在我和美伦面前改口以“父亲”来称呼经国先生。 

  那天孝武显得异常失落,情绪更是低落到无以复加。他告诉我,元月十二日晚,他不知道为什麽几乎彻夜难眠,清晨四点就起床了,十叁日当天,他告假在家,中午去参加一个餐会,回程就接到台北传来的噩耗。他十分感慨也感伤地对我说:“以前因为身份特殊,被很多人所利用,以後这些事情可以少了。日後要怎麽走下去,我不知道,我需要思考一下;可能等丧事过後,搬到海外去住。我只挂念母亲的身体,她几乎走不动,而且有气喘。” 

  最後,他语重心长地要我和他联系:“往後,需要相互帮助的地方会很多,要能彼此多照应。只要我能做到的,你尽管说,我都会尽力。”语句中,透出阵阵袭人的孤单。



孝勇告称父欲火葬

一九八五年起我和孝勇就开始接近,虽然只是断断续续,彼此相处倒也相当自然。我任“北美司”司长时,他也曾就对美关系事项, 聊间问问我的看法,包括他想知道正在美国担任“代表”的钱复表现如何等等。 

  当时,外界都知道他是最接近经国先生且被信赖的人,尽管他没有一官半职,只不过是中兴电机工程公司董事长,但是他每天都陪侍父亲,而且经国先生最後几年糖尿病日益严重,体力日差,到外县市的巡访也停了下来,孝武又人在海外,孝勇成了“七海”官邸内最有权势的人。当时就有传说,不少重要公文,都由孝勇亲自携进在病榻前摘要报告请示,然後再口头转述有关裁示,就算定案。大家对他无不敬畏叁分。 

  一九八七年钱复从华盛顿返岛述职,向经国先生报告双方关系现况,在搭机返回华盛顿前,要我向孝勇索取他私人专线电话,以便遇到紧急状况可及时联系。但当我向孝勇转达钱复的要求时,他居然要我转告,请他打“长途台”(二叁七一七一七)即可,这个电话是当时许多高层官员都晓得的一支专线,透过它就可在紧急状况下代为查出各要员的家中电话,甚至辗转直接联系到本人接听。显然孝勇并不愿将他家中电话或他自己的专线给钱复。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孝勇那时的自视了。 

  叫我“孝严哥” 

  我在一九八六年出任“外交部”常务次长之後,和孝勇的交往日益增多,我本身的表现可能是促使他改变态度的原因。我在“外交部”的工作普遍受到民众肯定,一旦形成了社会形象,我就不再是几年前可以轻易压制或排挤的了。我和孝勇在事业上更没有任何利害冲突,我是谨守本分地在“外交”领域里努力,而他则是在商界发展,性质上河水不犯井水,也就容易相互接纳,进而共生共荣了。 

  一九八七年七月孝勇透过“鸿霖旅运公司”的合夥人邱创寿,也就是钱复先生的连襟,突然转告我他想“正式认我作哥哥”,问我意见,我当然说好,我内心有喜悦也有骄傲。七月十五日晚,由邱创寿出面邀我和孝勇,到他仁爱路叁段和安大厦的住处一道用晚餐,算是不具形式的仪式,当场孝勇叫我“孝严哥”。邱创寿当场叫好,说早该如此,并且举杯向我们敬酒。 

  事後我把整个经过告诉了美伦、孝慈和秦孝仪,他们也都很高兴。秦孝仪後来还告诉我,他曾把这件事转报了父亲,经国先生笑笑点点头,虽然没说什麽,显然很愉快。秦孝仪说,看来孝勇这个决定,事先并没有请示过经国先生,更可以看出孝勇的真诚了。 

  但是,过了十年,一九九七年左右,万万没料到,由於政局的急遽变化,孝勇却与我渐行渐远,实始料所未及。回想当晚的“认兄餐会”,好像就在几天前才发生一样,称兄道弟的情景犹历历在目,孝勇却早已作古。一段好不容易找回来的亲情,却被无情的政治扭曲而撕得粉碎,真叫人掷笔叁叹! 

  父亲豁达的生死观 

  孝武在父亲过世第叁天(元月十六日)和我会面後,就打电话给孝勇,要他安排我和孝慈去荣总瞻仰遗容的事。孝勇在当天约我见面。我在四点钟整赶到他在仁爱路八楼的办公室,还没坐定,他便急着说,父亲过世的事发生得太突然了,请我去是想知道,我和孝慈是不是要去见父亲最後一面?我说已和孝武谈过,愈快愈好,他立即说,没有问题,只是当天不行,可能要隔一两天。我说尊重他的安排,同时问了他有关十叁日发生事故的经过。他很有耐心地做了追述。谈话中,看得出他对医疗小组的处置方式也相当不谅解。少顷,他主动告诉我,父亲安葬地点已选定在慈湖旁边,叫作“头寮”的地方,而且定在月底叁十日奉厝。孝勇两眼红肿,显得很疲倦和沮丧,并且很感性地说:“父亲生前曾把你们的事告诉过我,而且对你感到骄傲。你和孝慈的事,老夫人也晓得。” 

  此外,孝勇那天还透露了一件外界迄今毫无所悉但十分重要的事。他说,父亲生前曾跟他商量,希望在身後火化,并将骨灰撒散各地即可,孝勇认为兹事体大,所以回 父亲说这不是个人的事,恐有不宜,父亲闻後默然未语云云。 

  父亲确有身後火葬的想法,只是孝勇个人觉得不妥,而未照办。当蒋孝刚於二○○四年年初面告方良女士,和他母亲商量後,已於元月二十七日去函“国防部部长”汤曜明要求将祖父和父亲移灵五指山时,我把孝勇曾提到父亲生前有火葬之意的事告诉了孝刚,让他对两蒋後事的处理能有较周延的了解。此时若提火葬之议,所涉太广,也可能为时太晚,但我必须不避讳地将此据实道出,俾让国人了解父亲经国先生对自己後事的处理,在生前是有交代的,他有豁达的生死观。

 呼风唤雨不再 

  孝勇比孝武小四岁,比我小七岁,我很珍惜一九九○年前後和他日趋和睦相处的岁月。一九九○年,我以“海工会”主任身份前往加拿大访问,特地前往蒙特罗一趟,那边国民党的海外党部很小,党员也不多且均系老侨,真正目的是想去探望孝勇并安慰安慰他。那时他已举家移民蒙特罗。 




  我在参加一项晚宴活动後赶到他家,是在郊外山区一幢相当宽敞的独立洋房。见到面,他显得很高兴,还亲自开着购买不久、爬山专用的吉普车,很得意地载着我到一处山顶去鸟瞰蒙特罗全城的灯火夜景,的确相当壮观而有特色。四十分钟後回到他家,进到屋内他太太方智怡也出来作陪,大家聊得很开心,对我能这样老远专程去探望他们表示感谢。 

  尽管孝勇说他心境已逐渐平复,可是我一眼看出来,父亲虽已去世两年,对他的冲击仍丝毫未减,那是一种心理上极度的挫伤,凄凉地刻画在他泡肿的眼皮、带血丝的双眼和明显消瘦的身躯上。我关心地问他,是不是睡眠不好,怎麽比从前消瘦了很多?他苦笑说:“我怎麽会睡得好?” 

  父亲过世这件事,对孝勇来说,远比对孝武来得更不易调适。一九八六年初孝武即远赴海外,已两年多不在父亲身旁,而孝勇则是形影不离、天天服侍在侧,事无大小,无所不与。故经国先生遽然离开,让他顿失依恃和重心。他要面对的,不仅是一个截然不同内涵的生活,更是一个冰冷无情的政治和只讲现实的社会。往日几乎可以喊水成冰的魔力,一夕之间消失殆尽。我理解这种剧变,不是任何处在他同样位置上的人所能承受得了的。所以,後来遇到他对我的不满,我也都能以谅解的心淡然处之。 

  见到父亲最後一面 

  我始终很感谢孝勇很诚意地安排我和孝慈见到了父亲最後一面。 

  元月十六日下午一点,孝勇来电说,当晚十一点他会到我在罗斯福路叁段的“外交部次长”宿舍,来接我和孝慈前往设在怀恩堂的灵堂行礼。我随即通知孝慈。晚上十点半孝慈先到,十点四十八分孝勇也到了。十一点,我和孝慈搭乘孝勇的车,乘着夜幕深垂,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直驱荣总。 

  我和孝慈进到怀恩堂,先在灵前行叁鞠躬礼,在场尚有几位看似七海的侍卫在守灵;随後,孝勇带我们进到围幕背後,即荣总的停尸冰库间。孝勇先跪下,由一位助手将其中一个靠中间的冰床缓缓抽出,父亲就安然躺在其中。我走近注视之,见其容貌极为安详,双目紧闭,双唇密合,应当已经做过初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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